徐镜心（1873—1914），字子鉴，山东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后徐家村人，中国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
一
徐镜心5岁即入本村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过目不忘，稍长常去黄山庵、镇河寺访僧拜友，研究佛经，并学习民族乐器笛箫的演奏法，并且不久即掌握了吹奏技能，在同窗好友中以善吹笛箫而著称。1893年春，徐镜心与兄弟徐镜清同去登州府应试，结果双双考取，徐镜心考取第三名。兄弟俩同时考取了廪生，在黄县城西一时传为佳话（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有的老人说，在考场上公布了考题后，别人都在聚精会神地思考，而徐镜心却拿起箫来围绕考场吹箫漫步，绕行一周回来提笔成章，交了第一卷，所以大家都称赞他才分过人。
徐镜心在家乡读书期间，亲眼目睹当地农民生活的贫困和清朝政府地方官吏的腐败。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屈膝媚外，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距黄县很近的刘公岛海战，徐镜心和一些爱国青年们最为关注。但实力并不亚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徐镜心非常敬佩丁汝昌、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同时对清政府黑暗腐败产生不满，进而萌发了反对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思想（郭天佑《辛亥革命先驱徐镜心》，载《春秋》1997年第5期，第22页）。
1901年，徐镜心进入烟台毓材学堂读书，在这里结识了日本友人仓谷箕藏。次年，为了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又转入济南山东高等学堂就读。1903年春，徐镜心从山东高等学堂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法律专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视野的开阔，徐镜心开始觉悟到，中国的前途，在于必须用革命手段把清王朝推翻，否则不可能挽救民族危亡。
1905年，孙中山抵达东京，与黄兴在风乐园会面时，建议把反清组织联合建成“同盟会”，共同致力于革命。孙中山与黄兴邀集了宋教仁、张继、陈天华、徐镜心和中国留日学生代表、旅日华侨、革命志士七十余人召开了筹备会。孙中山宣讲了国内外形势，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章程，并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等救国方略。同盟会成立后，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徐镜心被委任为山东主盟人，有权随时随地接收同志入会。很快，山东籍留学生有五十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3页）。
1906年春，徐镜心归国。他最初在济南山左公学任教，不久便返回家乡烟台。在仓谷箕藏的帮助下，他与谢鸿焘、胡瑛等筹资在西郊通绅冈创办了东牟公学、端本女校，以吸纳革命人才，借学堂作为同盟会的机关部，进行革命活动。此外，他还以东牟公学为基地向四周扩展，两三年间仅在黄县一县就办起革命学堂十多处（马庚存著《同盟会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其中，他利用自家油坊创办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校。
徐镜心留日前即剪掉了辫子，回国后首先动员学堂的学生剪。他还把子侄们召集到一起，把他们的辫子剪下来。他的这一做法，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亲友们群起而攻，骂他犯上作乱。1906年5月，有人到济南告密：烟台东牟公学是同盟会机关。山东巡抚派人暗中侦察，徐镜心闻讯迎风而上，径奔济南，进行公开演讲。随后，他直奔山东抚院提学使公寓，向新上任的提学使连甲大讲新政于国于民的裨益，并陈述了拟订的教育革新方案，直讲得这位大员连连点头。最后，徐镜心竟直截了当地劝导连甲加入同盟会（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3页）。
当时，提学使连甲与徐镜心接触仅仅只是为了标榜自己作风开明，一旦到徐镜心劝导其加入革命，顿时大惊失色，起身环顾左右，吁了口气：“我真服了你!也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我系朝廷命臣，清廷虽多有失政，我却不可忘恩负义。我们还是各保其主吧！你宣传革命能宣传到我名下，够大胆的了!只是今后万不可再提此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好自为之吧!”说罢，端茶送客。徐镜心离开泉城不久，巡警道即奉谕悬赏通缉他，连甲闻讯吓得魂飞魄散。
1906年7月，为动员广大民众入盟，扩大革命队伍，徐镜心来到莱州沙河镇珍珠村拜访同盟会员邱丕振。邱丕振家境比较殷实，在东京振武士官学校攻读时与徐镜心相识。徐镜心先拜见了邱丕振的父亲，邱老先生被这位年轻人的爱国热忱所打动，慨然应允：“我有十个儿子。两个务农，四个经商，其余四个就交付你调遣吧!”并填写了一张两万元银票，捐赠同盟会做经费。邱丕振也当即把刚从日本购来的十几台织网机关闭停产，倾其所有，交付同盟会。从此，邱丕振与三个弟弟跟随徐镜心走上革命生涯，人称“邱氏四杰”（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二
1906年底，徐镜心将山东省内工作委交给刘冠三等主持，亲自去东北开展工作。他首先在奉天实业学堂任教，后来又担任了日本人创办的《盛京时报》主笔。当时的《吉长日报》《长春报》《奉天日报》《微言报》的主笔大多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充分积极地利用这些当地的舆论阵地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并大力倡导民主共和。
1907年春，宋教仁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来吉林，与徐镜心、新军中的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和在奉天提督府任参赞的张榕等组成同盟会辽东分会。这期间，徐镜心与张继、商震、陈干偕同日本友人末永节、古川清等结伴在东三省宣传革命，招揽人才。徐镜心有时扮成商人收购山货，有时扮成书贩子兜售书报，有时扮成民间艺人走乡串户。他秘密结识了杨国栋等一批富有正义感的绿林头目，为推翻关外总督府，建立东北根据地，支援北方各省反清运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1908年，正当徐镜心等人计划进一步开展活动时，其行踪被官府侦悉，被捕去多名同志，徐镜心等幸赖吉林警察署长连承基庇护得免于难。连承基曾于1903年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倾向革命，对宋、徐十分钦佩，并从此弃官不做，与徐镜心结为生死之交。徐镜心脱险后，复潜赴延吉，坚持革命活动。两三年后，东北已发展同盟会员3000余名，武装力量也相当可观，战斗力很强。徐镜心还与陈干等在长春组织山东同乡会，团结山东籍军人。新军六镇中山东籍官兵特别多，这部分人在后来的滦州起义中成为骨干（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1911年春，徐镜心因母病回乡。在原籍逗留期间，他与邹耀庭、张殿邦等创立了黄县农会，在农民中进行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革命宣传教育。4月27日，黄兴等在广州举义。武昌起义爆发后，徐镜心赶回奉天，与革命党人在西关外南满铁路旁的辽东分会机关组成关外四路民军，计划发动奉天独立，夺取关外控制权。徐镜心、商震、祁耿寰等先后在辽阳、凤城、辽中等地举义。赵尔巽急令张作霖坐镇奉天，组织军队和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东北举义终因组织欠周、伤亡惨重而失败。不久，吴禄贞、张榕为袁世凯、张作霖杀害，急进会员被迫疏散，潜赴各地待机再举。徐镜心与刘艺舟等二十余人由海路转抵烟台，为在胶东起事做准备（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三
1911年11月初，为策动山东独立，同盟会也加紧了活动。徐镜心由烟台奔赴济南，与丁惟汾、刘冠三等同盟会领袖密谋山东独立，最后达成共识：分头联络同盟会员，深入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并将山东独立意图渗透给倾向革命的谘议局议员丁佛言及江苏候补知府、开明士绅夏莲居。同时，大力争取新军五镇协统贾宾卿参加山东独立活动。
山东巡抚孙宝琦是忠实的保皇派。当丁佛言等登门努力争取他支持山东独立时，他虽然表面上惶恐不安，内心却不愿顺应民意。面对孙宝琦的顽固态度和当时的大局，徐镜心等决定在谘议局议会厅召开全省各界代表大会，希望借助社会力量迫使孙宝琦就范。
1911年11月5日，济南同盟会员、社会各界代表和五镇部分官兵出席了全省各界联合大会，明确提出推翻君主立宪、建立共和政体、宣布山东独立的《独立大纲》。此次大会加快了山东独立进程。嗣后，徐镜心被顽固派视为眼中钉，立宪派也惧忌他的峻厉，从而使他无法继续待在济南。根据形势的变化，他同杨岘庄先后秘密赴上海，向革命党本部、上海军政府汇报山东斗争情况，请示行动计划。他与陈其美、胡瑛等人研究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革命工作，确定了“先取烟台，再取登州，以图济南”的计划。在上海期间，徐镜心联络各省革命志士，于11月24日成立了以“启发民智，组合政团”为宗旨的中华民国共和急进会，借以推动各地的革命。12月2日，徐镜心离开上海返回山东，于4日到达青岛，从刘冠三处得知济南形势日益恶化，便疾奔车站，连夜乘车奔赴烟台。此时的烟台到处传播着守旧势力敌视革命的歌谣：“死了徐子鉴，祸害去一半；除掉徐镜心，革命断了根。”（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1911年12月6日，徐镜心一行七人抵达烟台，第二天即会见同盟会山东分部同志，策划肃清反动势力，扎牢西征根基。同盟会员栾星壑、谢鸿焘等在徐镜心离开烟台这段时间，以东牟公学为以依托，做了大量瓦解清军、争取独立的工作。11月13日——也就是山东独立的当天夜里，时称“十八豪杰”的革命党人兵分三路，发起武装行动。烟台道台衙门及都督府官兵猝不及防，兵备道徐世光乘乱逃往青岛。革命党人宫树德、杨德盛接管了海防营，另一路人马占领了巡警局、电话局及银行等要害部门，贴出安民告示。第二天，烟台街头锣鼓喧天，庆贺烟台独立（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5页）。
徐镜心回到烟台后，组织成立“北方共和急进会”。王传炯担心失去民心，主动要求加入“北方共和急进会”，但以兵力单薄为托词，拒绝发兵西征。徐镜心风闻登州知府孙熙泽来烟台活动，王传炯在他的蛊惑下已准备兵变，决定先发制人。12月17日下午，共和急进会在毓材学堂集会，请王传炯到场，徐镜心威逼其交出总司令印信。董保泰等在东山海军练营见王传炯深夜不归，情知有变，急率所部二百余人包围急进会，声言解救王司令。急进会被围，会员们奋起进行还击。徐镜心连抛出四枚炸弹后，自料敌众我寡，决定只身前去日本人的“芝罘报”社请记者仓谷及经理桑名贞治郎前来调停。但几次出门均被阻回。军警呼叫要枪毙他，徐镜心高喊：“枪毙了我，要由王传炯偿命!”王传炯急忙隔墙喝令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徐镜心请来仓谷箕藏和同情中国革命的《芝罘日报》社总经理桑名贞治郎。桑名贞治郎以保护报社财产为由面见王传炯，王传炯借梯下楼，率兵离开。回营后，马上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王传炯同时又数次与日本领事交涉，诬蔑徐镜心为土匪，寄希望于日本领事交出徐镜心或到报社捉拿徐镜心本人，但是遭到仓谷箕藏和桑名贞治郎的极力抵制。这时，徐镜心得悉有数百名参加关东举义的散兵在大连集结，遂于1912年1月5日由海路北上，去大连搬兵。徐镜心到了大连后，建立了急进会总部。仓谷箕藏因在《芝罘报》发表文章支持徐镜心，清廷与日方交涉勒令其回国。仓谷箕藏遂决定去大连参加中国革命，并介绍旅居大连的日本友人栗田、乔木、石井投奔总部，连承基也带着一部分散兵到总部报到。这时，招募的散兵已近五百名。日本友人购来武器，邱丕振捐资添置了弹药。徐镜心向登州知府孙熙泽发出警告信，虚造声势迫使他逃亡济南，使其所辖牟平、福山等10县清兵不敢轻举妄动，减轻了攻取登州的压力（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6页）。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当选为山东支部理事长。周自齐为笼络徐镜心，报请袁世凯发表他为济南道，徐坚辞不就；改委日本留学监督，仍谢绝。受孙中山影响，徐镜心与邱丕振在济南发起组织大同会，致力解决民生问题，兴办实业（马庚存编著《徐镜心》，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1912年底，徐镜心、丁佛言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徐镜心抵京谒见袁世凯时，直言谏诤道：“总统，应是公仆，国民才是主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袁世凯听后逼视着徐镜心，沉默良久，阴鸷地顾我而言他：“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而后，又授意亲信以甘肃都督一职相诱，徐镜心不为所动。3月20日宋教仁被害，徐镜心在《泰东日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力逼查办凶手以谢国人。面对血腥镇压，徐镜心毫不畏怯，在《顺天时报》撰文发表，指责袁世凯复辟独裁。亲友们看到袁世凯的《乱党自首条例》《惩办国贼条例》，深知袁世凯意在翦除异己，都为徐镜心的处境担心，劝他出京暂避。他不以为意，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倒袁计划，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会。3月4日，袁世凯又指示军法处处长陆建章秘密造伪证据，下令逮捕徐镜心，并将其严刑拷打十余次。4月13日凌晨，徐镜心英勇就义，时年41岁。不久，邱丕振等人也先后遇难。至此，参加登黄战事的十余位革命志士相继被害。
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央14次常会作出的《关于旌褒山东辛亥革命烈士的决议》，追授徐镜心为陆军上将，并进行国葬。1936年5月6日，徐镜心、邱丕振、邹耀庭等十余名革命烈士遗骸迁葬于山东济南千佛山“辛亥革命山东烈士墓”，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在千佛山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
（刘晓焕）
徐镜心
徐镜心（1873—1914），字子鉴，山东黄县（今龙口市）黄山馆镇后徐家村人，中国同盟会山东主盟人，国民党山东支部理事长。
一
徐镜心5岁即入本村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慧，过目不忘，稍长常去黄山庵、镇河寺访僧拜友，研究佛经，并学习民族乐器笛箫的演奏法，并且不久即掌握了吹奏技能，在同窗好友中以善吹笛箫而著称。1893年春，徐镜心与兄弟徐镜清同去登州府应试，结果双双考取，徐镜心考取第三名。兄弟俩同时考取了廪生，在黄县城西一时传为佳话（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有的老人说，在考场上公布了考题后，别人都在聚精会神地思考，而徐镜心却拿起箫来围绕考场吹箫漫步，绕行一周回来提笔成章，交了第一卷，所以大家都称赞他才分过人。
徐镜心在家乡读书期间，亲眼目睹当地农民生活的贫困和清朝政府地方官吏的腐败。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屈膝媚外，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距黄县很近的刘公岛海战，徐镜心和一些爱国青年们最为关注。但实力并不亚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结果却以失败而告终。徐镜心非常敬佩丁汝昌、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同时对清政府黑暗腐败产生不满，进而萌发了反对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思想（郭天佑《辛亥革命先驱徐镜心》，载《春秋》1997年第5期，第22页）。
1901年，徐镜心进入烟台毓材学堂读书，在这里结识了日本友人仓谷箕藏。次年，为了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又转入济南山东高等学堂就读。1903年春，徐镜心从山东高等学堂东渡日本留学，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法律专业。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视野的开阔，徐镜心开始觉悟到，中国的前途，在于必须用革命手段把清王朝推翻，否则不可能挽救民族危亡。
1905年，孙中山抵达东京，与黄兴在风乐园会面时，建议把反清组织联合建成“同盟会”，共同致力于革命。孙中山与黄兴邀集了宋教仁、张继、陈天华、徐镜心和中国留日学生代表、旅日华侨、革命志士七十余人召开了筹备会。孙中山宣讲了国内外形势，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章程，并正式提出了“三民主义”等救国方略。同盟会成立后，公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徐镜心被委任为山东主盟人，有权随时随地接收同志入会。很快，山东籍留学生有五十多人加入了同盟会（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3页）。
1906年春，徐镜心归国。他最初在济南山左公学任教，不久便返回家乡烟台。在仓谷箕藏的帮助下，他与谢鸿焘、胡瑛等筹资在西郊通绅冈创办了东牟公学、端本女校，以吸纳革命人才，借学堂作为同盟会的机关部，进行革命活动。此外，他还以东牟公学为基地向四周扩展，两三年间仅在黄县一县就办起革命学堂十多处（马庚存著《同盟会在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其中，他利用自家油坊创办了明新学堂和坤元女校。
徐镜心留日前即剪掉了辫子，回国后首先动员学堂的学生剪。他还把子侄们召集到一起，把他们的辫子剪下来。他的这一做法，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亲友们群起而攻，骂他犯上作乱。1906年5月，有人到济南告密：烟台东牟公学是同盟会机关。山东巡抚派人暗中侦察，徐镜心闻讯迎风而上，径奔济南，进行公开演讲。随后，他直奔山东抚院提学使公寓，向新上任的提学使连甲大讲新政于国于民的裨益，并陈述了拟订的教育革新方案，直讲得这位大员连连点头。最后，徐镜心竟直截了当地劝导连甲加入同盟会（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3页）。
当时，提学使连甲与徐镜心接触仅仅只是为了标榜自己作风开明，一旦到徐镜心劝导其加入革命，顿时大惊失色，起身环顾左右，吁了口气：“我真服了你!也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但我系朝廷命臣，清廷虽多有失政，我却不可忘恩负义。我们还是各保其主吧！你宣传革命能宣传到我名下，够大胆的了!只是今后万不可再提此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好自为之吧!”说罢，端茶送客。徐镜心离开泉城不久，巡警道即奉谕悬赏通缉他，连甲闻讯吓得魂飞魄散。
1906年7月，为动员广大民众入盟，扩大革命队伍，徐镜心来到莱州沙河镇珍珠村拜访同盟会员邱丕振。邱丕振家境比较殷实，在东京振武士官学校攻读时与徐镜心相识。徐镜心先拜见了邱丕振的父亲，邱老先生被这位年轻人的爱国热忱所打动，慨然应允：“我有十个儿子。两个务农，四个经商，其余四个就交付你调遣吧!”并填写了一张两万元银票，捐赠同盟会做经费。邱丕振也当即把刚从日本购来的十几台织网机关闭停产，倾其所有，交付同盟会。从此，邱丕振与三个弟弟跟随徐镜心走上革命生涯，人称“邱氏四杰”（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二
1906年底，徐镜心将山东省内工作委交给刘冠三等主持，亲自去东北开展工作。他首先在奉天实业学堂任教，后来又担任了日本人创办的《盛京时报》主笔。当时的《吉长日报》《长春报》《奉天日报》《微言报》的主笔大多是同盟会会员，他们充分积极地利用这些当地的舆论阵地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并大力倡导民主共和。
1907年春，宋教仁奉孙中山之命由日本来吉林，与徐镜心、新军中的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和在奉天提督府任参赞的张榕等组成同盟会辽东分会。这期间，徐镜心与张继、商震、陈干偕同日本友人末永节、古川清等结伴在东三省宣传革命，招揽人才。徐镜心有时扮成商人收购山货，有时扮成书贩子兜售书报，有时扮成民间艺人走乡串户。他秘密结识了杨国栋等一批富有正义感的绿林头目，为推翻关外总督府，建立东北根据地，支援北方各省反清运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1908年，正当徐镜心等人计划进一步开展活动时，其行踪被官府侦悉，被捕去多名同志，徐镜心等幸赖吉林警察署长连承基庇护得免于难。连承基曾于1903年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倾向革命，对宋、徐十分钦佩，并从此弃官不做，与徐镜心结为生死之交。徐镜心脱险后，复潜赴延吉，坚持革命活动。两三年后，东北已发展同盟会员3000余名，武装力量也相当可观，战斗力很强。徐镜心还与陈干等在长春组织山东同乡会，团结山东籍军人。新军六镇中山东籍官兵特别多，这部分人在后来的滦州起义中成为骨干（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1911年春，徐镜心因母病回乡。在原籍逗留期间，他与邹耀庭、张殿邦等创立了黄县农会，在农民中进行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革命宣传教育。4月27日，黄兴等在广州举义。武昌起义爆发后，徐镜心赶回奉天，与革命党人在西关外南满铁路旁的辽东分会机关组成关外四路民军，计划发动奉天独立，夺取关外控制权。徐镜心、商震、祁耿寰等先后在辽阳、凤城、辽中等地举义。赵尔巽急令张作霖坐镇奉天，组织军队和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东北举义终因组织欠周、伤亡惨重而失败。不久，吴禄贞、张榕为袁世凯、张作霖杀害，急进会员被迫疏散，潜赴各地待机再举。徐镜心与刘艺舟等二十余人由海路转抵烟台，为在胶东起事做准备（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4页）。
三
1911年11月初，为策动山东独立，同盟会也加紧了活动。徐镜心由烟台奔赴济南，与丁惟汾、刘冠三等同盟会领袖密谋山东独立，最后达成共识：分头联络同盟会员，深入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并将山东独立意图渗透给倾向革命的谘议局议员丁佛言及江苏候补知府、开明士绅夏莲居。同时，大力争取新军五镇协统贾宾卿参加山东独立活动。
山东巡抚孙宝琦是忠实的保皇派。当丁佛言等登门努力争取他支持山东独立时，他虽然表面上惶恐不安，内心却不愿顺应民意。面对孙宝琦的顽固态度和当时的大局，徐镜心等决定在谘议局议会厅召开全省各界代表大会，希望借助社会力量迫使孙宝琦就范。
1911年11月5日，济南同盟会员、社会各界代表和五镇部分官兵出席了全省各界联合大会，明确提出推翻君主立宪、建立共和政体、宣布山东独立的《独立大纲》。此次大会加快了山东独立进程。嗣后，徐镜心被顽固派视为眼中钉，立宪派也惧忌他的峻厉，从而使他无法继续待在济南。根据形势的变化，他同杨岘庄先后秘密赴上海，向革命党本部、上海军政府汇报山东斗争情况，请示行动计划。他与陈其美、胡瑛等人研究了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革命工作，确定了“先取烟台，再取登州，以图济南”的计划。在上海期间，徐镜心联络各省革命志士，于11月24日成立了以“启发民智，组合政团”为宗旨的中华民国共和急进会，借以推动各地的革命。12月2日，徐镜心离开上海返回山东，于4日到达青岛，从刘冠三处得知济南形势日益恶化，便疾奔车站，连夜乘车奔赴烟台。此时的烟台到处传播着守旧势力敌视革命的歌谣：“死了徐子鉴，祸害去一半；除掉徐镜心，革命断了根。”（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1911年12月6日，徐镜心一行七人抵达烟台，第二天即会见同盟会山东分部同志，策划肃清反动势力，扎牢西征根基。同盟会员栾星壑、谢鸿焘等在徐镜心离开烟台这段时间，以东牟公学为以依托，做了大量瓦解清军、争取独立的工作。11月13日——也就是山东独立的当天夜里，时称“十八豪杰”的革命党人兵分三路，发起武装行动。烟台道台衙门及都督府官兵猝不及防，兵备道徐世光乘乱逃往青岛。革命党人宫树德、杨德盛接管了海防营，另一路人马占领了巡警局、电话局及银行等要害部门，贴出安民告示。第二天，烟台街头锣鼓喧天，庆贺烟台独立（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5页）。
徐镜心回到烟台后，组织成立“北方共和急进会”。王传炯担心失去民心，主动要求加入“北方共和急进会”，但以兵力单薄为托词，拒绝发兵西征。徐镜心风闻登州知府孙熙泽来烟台活动，王传炯在他的蛊惑下已准备兵变，决定先发制人。12月17日下午，共和急进会在毓材学堂集会，请王传炯到场，徐镜心威逼其交出总司令印信。董保泰等在东山海军练营见王传炯深夜不归，情知有变，急率所部二百余人包围急进会，声言解救王司令。急进会被围，会员们奋起进行还击。徐镜心连抛出四枚炸弹后，自料敌众我寡，决定只身前去日本人的“芝罘报”社请记者仓谷及经理桑名贞治郎前来调停。但几次出门均被阻回。军警呼叫要枪毙他，徐镜心高喊：“枪毙了我，要由王传炯偿命!”王传炯急忙隔墙喝令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徐镜心请来仓谷箕藏和同情中国革命的《芝罘日报》社总经理桑名贞治郎。桑名贞治郎以保护报社财产为由面见王传炯，王传炯借梯下楼，率兵离开。回营后，马上宣布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王传炯同时又数次与日本领事交涉，诬蔑徐镜心为土匪，寄希望于日本领事交出徐镜心或到报社捉拿徐镜心本人，但是遭到仓谷箕藏和桑名贞治郎的极力抵制。这时，徐镜心得悉有数百名参加关东举义的散兵在大连集结，遂于1912年1月5日由海路北上，去大连搬兵。徐镜心到了大连后，建立了急进会总部。仓谷箕藏因在《芝罘报》发表文章支持徐镜心，清廷与日方交涉勒令其回国。仓谷箕藏遂决定去大连参加中国革命，并介绍旅居大连的日本友人栗田、乔木、石井投奔总部，连承基也带着一部分散兵到总部报到。这时，招募的散兵已近五百名。日本友人购来武器，邱丕振捐资添置了弹药。徐镜心向登州知府孙熙泽发出警告信，虚造声势迫使他逃亡济南，使其所辖牟平、福山等10县清兵不敢轻举妄动，减轻了攻取登州的压力（张久深《徐镜心传略》，《春秋》2011年第2期，第16页）。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徐镜心当选为山东支部理事长。周自齐为笼络徐镜心，报请袁世凯发表他为济南道，徐坚辞不就；改委日本留学监督，仍谢绝。受孙中山影响，徐镜心与邱丕振在济南发起组织大同会，致力解决民生问题，兴办实业（马庚存编著《徐镜心》，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1912年底，徐镜心、丁佛言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徐镜心抵京谒见袁世凯时，直言谏诤道：“总统，应是公仆，国民才是主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袁世凯听后逼视着徐镜心，沉默良久，阴鸷地顾我而言他：“昔闻子鉴，今见子鉴矣!”而后，又授意亲信以甘肃都督一职相诱，徐镜心不为所动。3月20日宋教仁被害，徐镜心在《泰东日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力逼查办凶手以谢国人。面对血腥镇压，徐镜心毫不畏怯，在《顺天时报》撰文发表，指责袁世凯复辟独裁。亲友们看到袁世凯的《乱党自首条例》《惩办国贼条例》，深知袁世凯意在翦除异己，都为徐镜心的处境担心，劝他出京暂避。他不以为意，表示要在北京继续进行倒袁计划，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解散国会。3月4日，袁世凯又指示军法处处长陆建章秘密造伪证据，下令逮捕徐镜心，并将其严刑拷打十余次。4月13日凌晨，徐镜心英勇就义，时年41岁。不久，邱丕振等人也先后遇难。至此，参加登黄战事的十余位革命志士相继被害。
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央14次常会作出的《关于旌褒山东辛亥革命烈士的决议》，追授徐镜心为陆军上将，并进行国葬。1936年5月6日，徐镜心、邱丕振、邹耀庭等十余名革命烈士遗骸迁葬于山东济南千佛山“辛亥革命山东烈士墓”，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省政府在千佛山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
（刘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