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斋（1882—1938），原名好德，以字行，山东平度马戈庄人，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
杨明斋7岁读私塾，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谋生。1908年后，他在西伯利亚地区一边辛苦做工，一边勤奋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采煤矿、修筑铁路等繁重体力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因此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夕，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担任职员，秘密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踊跃动员当地华工参军参战，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俄共（布）党组织报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1920年，他被委派到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继续秘密从事俄共（布）党组织的工作。
1920年3月，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后多次向李大钊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等人商谈，组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5月，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担任负责人。8月中旬，杨明斋与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杨明斋遂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随后，他参与了中共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和教学活动，从事工会工作。
杨明斋参与将《新青年》杂志改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工作，并创办《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此期间，他陪同维金斯基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中共党组织的建立。由他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一幢房子，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团中央机关也设在这里。1920年至1921年，他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二十余人赴苏俄学习。他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廖盖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920年秋天，杨明斋回到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取得联系，随后来到家乡平度向当地人民宣传俄国革命。1921年春，他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等问题，并起草了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同年6月，他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中共党支部，杨明斋为支部成员。中共“一大”以后，杨明斋从事中国共产党理论教育、新闻宣传工作。1922年7月，他出席中共“二大”，积极参与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后来，他在担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工作的同时，还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他先后在《工人周刊》《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成为建党时期党内屈指可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1924年6月出版了14万字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批判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复古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阐明了文化是社会生活、并由社会生活而产生的观点，批判了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指出它是人类生活在生产演进中的一种经济革命，是与私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学说诞生在工业发达的欧洲足以说明：它既不是，也不同于梁启超所宣扬的孔孟之道；批驳了章士钊的“农村立国主义”，说明儒学不能救中国，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非采用社会主义不可（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中华书局影印本1924年版，第1—5页、37页、62页、167页）。杨明斋的这些观点和见解，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的疑惑。正如李维汉1924年9月4日在《新民周报》上撰文所说：“以梁、梁、章三君在中国之偶像，出来从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提倡复古，其影响于青年非常危险。得杨君辞而辟之，其功不小。”（《新民周报》第21期，1924年9月24日）
1925年夏，杨明斋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为了国民革命顺利实施而培训国共两党干部，10月，他遵照上级指示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第二批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百余名学员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本人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奉命经上海秘密回国，到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积极进行理论思考，用两年时间写作出版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明确指出，中国要采纳社会主义。这本书分上下两卷，共20章、二十五万多字。在著作中，他批评那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骑墙、投降、滑头，甚至于做些卖身和害民的勾当”。他热情地鼓励革命的人们，要有“自己的信条，只要所持的人类生活之理是真的，社会运动的方法是对的，毅力是百折不屈的，一定会不但战胜了现在的中国，并且会战胜了将来的全世界”（《杨明斋资料专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20页）。为保存力量，中共党组织安排杨明斋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在他的教育下，那里的许多学生投身革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出境赴苏联治病后，一直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担任中文教员工作，秋天则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他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流放期满后，来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投递员和校对员工作。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逮捕，5月被害牺牲。
1989年1月，当时的苏共中央通过决定，为受害者平反（山东省档案局《汇聚在党旗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1989年8月，杨明斋由国家民政部公布为革命烈士。
杨明斋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曾赞誉他为中共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开天辟地》中，再现了杨明斋的业绩和形象。
（李丹）
杨明斋
杨明斋（1882—1938），原名好德，以字行，山东平度马戈庄人，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
杨明斋7岁读私塾，16岁辍学务农，1901年辗转到海参崴谋生。1908年后，他在西伯利亚地区一边辛苦做工，一边勤奋读书，与在那里从事开采煤矿、修筑铁路等繁重体力劳动的华工联系密切。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因此被推选为华工代表。十月革命前夕，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曾被派到帝俄的外交机关担任职员，秘密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踊跃动员当地华工参军参战，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俄共（布）党组织报送杨明斋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在那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1920年，他被委派到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参崴，以华侨负责人的公开身份继续秘密从事俄共（布）党组织的工作。
1920年3月，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译和协调工作。他们先后多次向李大钊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等人商谈，组织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5月，杨明斋参与建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担任负责人。8月中旬，杨明斋与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杨明斋遂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随后，他参与了中共党的一些理论宣传和教学活动，从事工会工作。
杨明斋参与将《新青年》杂志改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工作，并创办《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此期间，他陪同维金斯基往来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推动各地中共党组织的建立。由他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一幢房子，开办中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团中央机关也设在这里。1920年至1921年，他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二十余人赴苏俄学习。他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廖盖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920年秋天，杨明斋回到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取得联系，随后来到家乡平度向当地人民宣传俄国革命。1921年春，他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等问题，并起草了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建立共产党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同年6月，他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中共党支部，杨明斋为支部成员。中共“一大”以后，杨明斋从事中国共产党理论教育、新闻宣传工作。1922年7月，他出席中共“二大”，积极参与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后来，他在担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工作的同时，还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他先后在《工人周刊》《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成为建党时期党内屈指可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在1924年6月出版了14万字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批判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复古主义思潮，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此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阐明了文化是社会生活、并由社会生活而产生的观点，批判了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指出它是人类生活在生产演进中的一种经济革命，是与私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学说诞生在工业发达的欧洲足以说明：它既不是，也不同于梁启超所宣扬的孔孟之道；批驳了章士钊的“农村立国主义”，说明儒学不能救中国，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非采用社会主义不可（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中华书局影印本1924年版，第1—5页、37页、62页、167页）。杨明斋的这些观点和见解，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多的疑惑。正如李维汉1924年9月4日在《新民周报》上撰文所说：“以梁、梁、章三君在中国之偶像，出来从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各方面提倡复古，其影响于青年非常危险。得杨君辞而辟之，其功不小。”（《新民周报》第21期，1924年9月24日）
1925年夏，杨明斋在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为了国民革命顺利实施而培训国共两党干部，10月，他遵照上级指示在上海接收和选送学员，率领第二批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百余名学员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本人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工作。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奉命经上海秘密回国，到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积极进行理论思考，用两年时间写作出版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明确指出，中国要采纳社会主义。这本书分上下两卷，共20章、二十五万多字。在著作中，他批评那些混进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骑墙、投降、滑头，甚至于做些卖身和害民的勾当”。他热情地鼓励革命的人们，要有“自己的信条，只要所持的人类生活之理是真的，社会运动的方法是对的，毅力是百折不屈的，一定会不但战胜了现在的中国，并且会战胜了将来的全世界”（《杨明斋资料专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20页）。为保存力量，中共党组织安排杨明斋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教。在他的教育下，那里的许多学生投身革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
1930年1月，杨明斋秘密出境赴苏联治病后，一直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担任中文教员工作，秋天则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地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他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流放期满后，来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投递员和校对员工作。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逮捕，5月被害牺牲。
1989年1月，当时的苏共中央通过决定，为受害者平反（山东省档案局《汇聚在党旗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1989年8月，杨明斋由国家民政部公布为革命烈士。
杨明斋对党的早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周恩来曾赞誉他为中共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199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开天辟地》中，再现了杨明斋的业绩和形象。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