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士珍（1916—1938），化名余振芳、于文彬、于启明，河南息县人，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创始人之一。
余士珍出生于地主兼商人家庭，先后就读于临河高等小学、开封省立第一中学。1927年，共产党在临河店领导群众进行抗税斗争，余士珍受到了爱国救民思想的熏陶。“九一八事变”后，开封学生罢课，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余士珍受到极大的教育，抗日救国思想从此萌发。
1932年初中毕业后，余士珍考入福中煤矿私立焦作中学高中部。由于他待人诚恳，成绩优异，被选为焦作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中共焦作中心县委书记李常青任余士珍的国文课老师。李常青经常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一些进步读物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受到他的感染，余士珍在国文课的作文中曾吐露出爱国情怀。李常青发现后，便决定将他作为共青团的发展对象，并派焦作工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张滨贲等人与余士珍联系。在中共党团组织的帮助下，余士珍等人很快发起成立了读书会，组织阅读进步作品，如《铁流》《毁灭》《母亲》等，以及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积极利用该会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通过这些活动，余士珍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34年秋，余士珍经焦作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陈荻罗介绍，加入共青团。中共党团组织为了提高余士珍等人的思想，带领他们到煤矿去实地考察，了解矿工的生活和工作。当时，适逢一家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许多工人。他们目睹了工人阶级深受压迫削削、毫无生活保障的事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决心为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奋斗。余士珍利用自己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职务，领导和组织同学们创办墙报、排演话剧、散发传单揭露国民政府的卖国行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许多爱国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道路。
同年10月，焦作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陈荻罗被捕，李常青前往北平避险。11月，余士珍也离开焦作到达北平，与李常青共同开展新形势下的抗日活动。当时的北平正处在白色恐怖中，余士珍通过同乡关系，在华北学院办理一张学生证，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活动。他以在北平上学为名为求得家庭接济，其父亲按时寄给他生活费。余士珍得到生活费后，总是将其用于革命活动，或帮助生活困难的共产党员。他父亲了解到他在北平的情况后，停止了经济上的支持。此后，余士珍生活极为艰苦，经常靠朋友接济度日，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余士珍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东北大学的游行示威活动，与大家共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北平地方军警的阻拦，军警使用高压水龙头向游行的学生猛烈冲击。余士珍与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冒着冰冷刺骨的高压水柱，奋力向前与军警展开搏斗。12月16日，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各校爱国学生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余士珍毅然积极参加，一再质问前来镇压的军警“抗日有什么罪”！
经过这两次示威游行的考验和锻炼，余士珍更加成熟。1936年4月，余士珍同关山复等人组成新一届中国共青团北平市委员会，余士珍任书记。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决定撤销白区团组织的决定，余士珍转为中共党员，并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干事、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雪峰到达余士珍的住处。在布置工作时他发现余士珍的房东形迹可疑，便通知余士珍马上搬家转移。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住房，他未能及时转移。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在其出租房内将他逮捕。在狱中，余士珍虽备受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并且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做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鼓励其他被捕的同志，要坚持斗争经得起考验。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危在旦夕，余士珍在狱中积极做监守人员的工作。7月27日，由于余士珍的耐心工作，说服一位看守，将余士珍装扮成狱卒放出监狱。余士珍出狱后，立即找到李常青，向他汇报狱中的具体情况。鉴于余士珍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继续留在北平工作已有困难并且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中共党组织便将余士珍介绍到中共山东省委工作。
1937年8月底，余士珍经天津由海路先到青岛，前后辗转一个多月，于10月初来到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分配他负责平津同学会国际部工作。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又派余士珍与赵明新前往冀鲁边区工作。余士珍、赵明新按照省委指示即刻赶往冀鲁边区，与中共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会合，组建冀鲁边区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鲁北特别委员会，余士珍任书记，马振华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余士珍开始了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冀鲁边区包括河北东南部的盐山、东光、沧县、南皮4县和鲁北庆云、宁津、乐陵、无棣、商河、惠民、阳信7县。这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比较雄厚。在余士珍到来之前的7月上旬，负责中共津南特委工作的马振华、邸玉栋就已指示原属中共津南特委领导的盐山、宁津、沧县、乐陵、庆云等县委，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并于7月15日联合各县，在盐山县旧县镇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余士珍和赵明新到达边区时，抗日救国会已在各县建立13个分会，抗日救国军也已发展到近千人。余士珍来到后，公开身份是抗日救国军政治部副主任。
余士珍精力充沛，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工作深入细致，作风平易近人。他亲自给抗日救国军的干部战士讲政治课，深入浅出地阐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路线，抗日救国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被他的精辟讲解所折服。因此，余士珍来到边区不久，很快就赢得了军队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7年10月下旬，救国军副司令邢仁甫伙同土匪出身的一团团长崔吉璋，结成宗派势力，企图攫取抗日救国军的最高领导权。为保证共产党对抗日救国军的领导，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发展和巩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余士珍及时在盐山县刘集主持召开了由中共鲁北特委委员、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具体分析了冀鲁边区当前的形势，深刻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系统地讲解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意义，号召抗日救国军不能搞宗派，不能搞分裂，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日。经过这次会议，冀鲁边各地共产党的干部和抗日救国军的指战员，都从中受到深刻教育，一些原本觉悟不高、曾支持过邢仁甫和崔吉璋的人士，也认识到错误，积极向以余士珍为首的中共鲁北特委靠拢，从而增强了抗日救国军的团结。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成立的同时，冀鲁边区各县境内，部分土匪和封建地方武装投靠日军，成立伪军。由于这一情况，抗日救国军只占据了以盐山县旧县镇为中心的一个狭小地区，部队的供应遇到了严重困难。
1937年11月，余士珍在盐山县卢少刚村主持召开鲁北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研究摆脱这种困境的可行办法。经过会议的认真分析，决定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方针，灵活机动地开展平原游击战，讨伐地方反动武装和伪军，扩大抗日救国军的活动区域，拓宽筹集粮款的范围和来源。根据会议的这一决策，余士珍等人指挥抗日救国军连续进行攻盐山、打庆云、围乐陵、袭无棣等战斗，随后又转战宁津、东光、南皮等县，消灭了一批土匪和伪、顽军队，壮大了抗日救国军的规模，改变了被动局面。一时间，抗日救国军的声威大振。
抗日救国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使当地日军非常惊慌。日军指挥官任命沧县伪军头目刘佩臣为“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还从伪满洲国调来一支部队，归刘佩臣指挥，以加强刘佩臣伪军同抗日救国军对抗的力量。刘佩臣立即率部千余人开进盐山县城东南地区，占据了望树一带十几个村庄，企图围歼抗日救国军。余士珍和抗日救国军其他领导人决定，由六团和特务团划分成若干小股部队，乘夜袭击伪军。经过几天激烈战斗，重创伪军，迫使刘佩臣急率残部仓皇逃回了沧县。
这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救国军接受国民党的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为了贯彻这一决定，1937年12月，余士珍在盐山县小营村主持召开了鲁北特委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救国军的改编事宜。经此会议，抗日救国军顺利地统一思想认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支队下辖一路、二路、三路和特务团，各路、团的领导人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
1938年1月下旬，以余士珍为书记的鲁北特委决定，解放边区重镇盐山县城。经过三天的围攻，驻守城内的日伪军被击溃，逃往沧县，盐山县城解放。进入盐山县城后，余士珍等指挥部队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惩治汉奸恶霸，建立抗日民主政府。2月7日，驻守沧县的伪“满洲国自治联军”挺进师独立旅旅长刘芳廷，率部一千余人围攻盐山县城，企图重新夺回盐山。2月9日，余士珍在指挥守城的战斗中头部受重伤，在紧急转至边区后方的崔口村医院后，终因伤势过重去世。
（宋暖）
余士珍
余士珍（1916—1938），化名余振芳、于文彬、于启明，河南息县人，原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和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创始人之一。
余士珍出生于地主兼商人家庭，先后就读于临河高等小学、开封省立第一中学。1927年，共产党在临河店领导群众进行抗税斗争，余士珍受到了爱国救民思想的熏陶。“九一八事变”后，开封学生罢课，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余士珍受到极大的教育，抗日救国思想从此萌发。
1932年初中毕业后，余士珍考入福中煤矿私立焦作中学高中部。由于他待人诚恳，成绩优异，被选为焦作中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当时，中共焦作中心县委书记李常青任余士珍的国文课老师。李常青经常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一些进步读物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受到他的感染，余士珍在国文课的作文中曾吐露出爱国情怀。李常青发现后，便决定将他作为共青团的发展对象，并派焦作工学院学生、共青团员张滨贲等人与余士珍联系。在中共党团组织的帮助下，余士珍等人很快发起成立了读书会，组织阅读进步作品，如《铁流》《毁灭》《母亲》等，以及鲁迅、茅盾等人的作品，积极利用该会传播抗日救国的思想。通过这些活动，余士珍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34年秋，余士珍经焦作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陈荻罗介绍，加入共青团。中共党团组织为了提高余士珍等人的思想，带领他们到煤矿去实地考察，了解矿工的生活和工作。当时，适逢一家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伤许多工人。他们目睹了工人阶级深受压迫削削、毫无生活保障的事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决心为被压迫者的解放而奋斗。余士珍利用自己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职务，领导和组织同学们创办墙报、排演话剧、散发传单揭露国民政府的卖国行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许多爱国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道路。
同年10月，焦作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陈荻罗被捕，李常青前往北平避险。11月，余士珍也离开焦作到达北平，与李常青共同开展新形势下的抗日活动。当时的北平正处在白色恐怖中，余士珍通过同乡关系，在华北学院办理一张学生证，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活动。他以在北平上学为名为求得家庭接济，其父亲按时寄给他生活费。余士珍得到生活费后，总是将其用于革命活动，或帮助生活困难的共产党员。他父亲了解到他在北平的情况后，停止了经济上的支持。此后，余士珍生活极为艰苦，经常靠朋友接济度日，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余士珍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东北大学的游行示威活动，与大家共同喊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大街时，遭到北平地方军警的阻拦，军警使用高压水龙头向游行的学生猛烈冲击。余士珍与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冒着冰冷刺骨的高压水柱，奋力向前与军警展开搏斗。12月16日，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各校爱国学生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余士珍毅然积极参加，一再质问前来镇压的军警“抗日有什么罪”！
经过这两次示威游行的考验和锻炼，余士珍更加成熟。1936年4月，余士珍同关山复等人组成新一届中国共青团北平市委员会，余士珍任书记。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决定撤销白区团组织的决定，余士珍转为中共党员，并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干事、中共北平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雪峰到达余士珍的住处。在布置工作时他发现余士珍的房东形迹可疑，便通知余士珍马上搬家转移。但是，由于没有找到新的住房，他未能及时转移。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国民党特务在其出租房内将他逮捕。在狱中，余士珍虽备受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并且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做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鼓励其他被捕的同志，要坚持斗争经得起考验。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危在旦夕，余士珍在狱中积极做监守人员的工作。7月27日，由于余士珍的耐心工作，说服一位看守，将余士珍装扮成狱卒放出监狱。余士珍出狱后，立即找到李常青，向他汇报狱中的具体情况。鉴于余士珍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暴露，继续留在北平工作已有困难并且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中共党组织便将余士珍介绍到中共山东省委工作。
1937年8月底，余士珍经天津由海路先到青岛，前后辗转一个多月，于10月初来到济南。中共山东省委分配他负责平津同学会国际部工作。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又派余士珍与赵明新前往冀鲁边区工作。余士珍、赵明新按照省委指示即刻赶往冀鲁边区，与中共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邸玉栋会合，组建冀鲁边区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鲁北特别委员会，余士珍任书记，马振华任组织部长，赵明新任宣传部长。余士珍开始了开辟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冀鲁边区包括河北东南部的盐山、东光、沧县、南皮4县和鲁北庆云、宁津、乐陵、无棣、商河、惠民、阳信7县。这一带群众基础比较好，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比较活跃，中共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比较雄厚。在余士珍到来之前的7月上旬，负责中共津南特委工作的马振华、邸玉栋就已指示原属中共津南特委领导的盐山、宁津、沧县、乐陵、庆云等县委，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并于7月15日联合各县，在盐山县旧县镇建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余士珍和赵明新到达边区时，抗日救国会已在各县建立13个分会，抗日救国军也已发展到近千人。余士珍来到后，公开身份是抗日救国军政治部副主任。
余士珍精力充沛，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工作深入细致，作风平易近人。他亲自给抗日救国军的干部战士讲政治课，深入浅出地阐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路线，抗日救国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被他的精辟讲解所折服。因此，余士珍来到边区不久，很快就赢得了军队指战员和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7年10月下旬，救国军副司令邢仁甫伙同土匪出身的一团团长崔吉璋，结成宗派势力，企图攫取抗日救国军的最高领导权。为保证共产党对抗日救国军的领导，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发展和巩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余士珍及时在盐山县刘集主持召开了由中共鲁北特委委员、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在会上，他具体分析了冀鲁边区当前的形势，深刻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系统地讲解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意义，号召抗日救国军不能搞宗派，不能搞分裂，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日。经过这次会议，冀鲁边各地共产党的干部和抗日救国军的指战员，都从中受到深刻教育，一些原本觉悟不高、曾支持过邢仁甫和崔吉璋的人士，也认识到错误，积极向以余士珍为首的中共鲁北特委靠拢，从而增强了抗日救国军的团结。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成立的同时，冀鲁边区各县境内，部分土匪和封建地方武装投靠日军，成立伪军。由于这一情况，抗日救国军只占据了以盐山县旧县镇为中心的一个狭小地区，部队的供应遇到了严重困难。
1937年11月，余士珍在盐山县卢少刚村主持召开鲁北特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研究摆脱这种困境的可行办法。经过会议的认真分析，决定采取“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方针，灵活机动地开展平原游击战，讨伐地方反动武装和伪军，扩大抗日救国军的活动区域，拓宽筹集粮款的范围和来源。根据会议的这一决策，余士珍等人指挥抗日救国军连续进行攻盐山、打庆云、围乐陵、袭无棣等战斗，随后又转战宁津、东光、南皮等县，消灭了一批土匪和伪、顽军队，壮大了抗日救国军的规模，改变了被动局面。一时间，抗日救国军的声威大振。
抗日救国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使当地日军非常惊慌。日军指挥官任命沧县伪军头目刘佩臣为“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还从伪满洲国调来一支部队，归刘佩臣指挥，以加强刘佩臣伪军同抗日救国军对抗的力量。刘佩臣立即率部千余人开进盐山县城东南地区，占据了望树一带十几个村庄，企图围歼抗日救国军。余士珍和抗日救国军其他领导人决定，由六团和特务团划分成若干小股部队，乘夜袭击伪军。经过几天激烈战斗，重创伪军，迫使刘佩臣急率残部仓皇逃回了沧县。
这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救国军接受国民党的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为了贯彻这一决定，1937年12月，余士珍在盐山县小营村主持召开了鲁北特委扩大会议，研究抗日救国军的改编事宜。经此会议，抗日救国军顺利地统一思想认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支队下辖一路、二路、三路和特务团，各路、团的领导人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
1938年1月下旬，以余士珍为书记的鲁北特委决定，解放边区重镇盐山县城。经过三天的围攻，驻守城内的日伪军被击溃，逃往沧县，盐山县城解放。进入盐山县城后，余士珍等指挥部队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惩治汉奸恶霸，建立抗日民主政府。2月7日，驻守沧县的伪“满洲国自治联军”挺进师独立旅旅长刘芳廷，率部一千余人围攻盐山县城，企图重新夺回盐山。2月9日，余士珍在指挥守城的战斗中头部受重伤，在紧急转至边区后方的崔口村医院后，终因伤势过重去世。
（宋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