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山东抗战先驱。
理琪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1925年，他在开封教会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理琪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被迫离开太康县。
理琪利用自己曾经在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过的经历，到冯玉祥部队当电务员，以管理无线电通讯的职业作掩护，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这期间，他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士兵支持革命；同时，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用无线电密码提供给红军。后因被发觉，被迫离开国民党军队，来到中央苏区。在瑞金，理琪把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传授给红军人员，为苏区的通讯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派理琪到上海工作。那时，留在上海的党组织和工作机关经常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条件极为艰险，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坚持为革命事业工作。
1935年11月29日，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一一·四”武装暴动，但在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血腥镇压下，暴动失败。中共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被捕牺牲，革命形势陷于极端困难的局面。
1936年，理琪由中共河南省委介绍到山东胶东地区担任领导工作。他住在文登县沟于家村，首先着手整顿各级中共党组织，重建中共胶东临时特委（后改为临时工委），并被选为特委书记。他与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的其他负责人认真分析了胶东当时的斗争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措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整顿中共各级党组织，清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情绪，理琪亲自起草了《胶东特委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胶东地区几年来中共党组织的工作总结和自我检讨，提出了今后的领导方针和任务。全信分为中国当时的形势、对于胶东党组织的自我检讨及目前切实执行的任务3部分。信中全面阐述了当时日本侵略及国民党卖国投降、民族工业衰落、农村经济破产以及革命发展的形势；分析了胶东地区党的工作由于对发展党员工作欠审慎，忽略了工作的秘密性以及对游击战争应有的认识，致使“一一·四”武装暴动犯了“左”倾盲动性错误而宣告失败。在第三部分中阐明了当时党在胶东地区的任务：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水准，继续组织群众斗争，开展正规的游击战争，在理论上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等。
理琪为胶东特委起草的这封信，准确分析了当时胶东党组织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对于及时有效地纠正胶东各级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错误倾向起到极大的作用。胶东各级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又迅速聚集起来，扭转了“一一·四”武装暴动后的危难局面。
理琪还搜集了毛泽东的一些军事著作，以特委名义油印成册，发给党员学习，以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能力。
为了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特委在“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前后，开展了一次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事前，理琪执笔写了《九一八告同胞书》，在各县广为散发，使中共的抗日救亡的主张很快传遍文登、荣成、牟平等县，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为加强对城市党的工作的领导，理琪于1936年秋转移到烟台，以学生身份隐蔽在第八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面指导胶东各地城乡工作。11月间，由于叛徒告密，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也不幸被捕。在监狱里，他受尽惨无人道的刑讯，但无论国民党如何威逼利诱，他都坚持立场，痛斥国民党的行径。不久，烟台地方当局把理琪押赴济南。理琪把国民党用于审判他的法庭变成了自己演讲的场所。因未得到任何确实的证据，国民党当局无奈之下只好判理琪五年的监禁。在狱中，理琪与赵健民、姚仲明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成立了狱中中共党支部，由赵健民任支部书记，姚仲明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由理琪担任。支部成立后，一面组织党员学习时事和马列主义理论，一面领导狱中的斗争。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经过共产党的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1937年11月，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后，理琪和其他一些关押在山东监狱中的政治犯释放出狱。出狱后，理琪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又回到胶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1937年12月24日，理琪和胶东特委其他负责人领导胶东人民举行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从此，胶东人民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以武装宣传队的名义，深入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斗争。次年1月，在驻威海国民党亲日分子即将投靠日本时，理琪与特委其他负责人利用威海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成功地发动了以原国民党二区政训处部分力量为基础的武装起义，打击了投降派。全副武装的起义队伍高喊着“团结抗战！”“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在威海市区举行了示威游行。
威海起义不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军的影响，而且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胶东特委将第三军整编为3个大队，健全了司令部，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理琪被推任为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8年2月初，日军占领了烟台等地。为了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理琪率领第三军在文登、牟平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伺机作战。几天后，部队获悉日军在占领牟平城并建立伪政权后撤回烟台。军政委员会在理琪主持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首先攻打牟平城。
2月12日黄昏，理琪率领第一大队及特务队由崔家口向牟平城长途奔袭，于13日拂晓到达牟平城郊5华里的小山岗。理琪观察地形后，做出战斗部署：林一山和第一大队干部率第一、二中队和特务队从南门主攻；各部抽出部分兵力从东门侧攻；第三中队在西门外担任烟台方向的警戒任务。部队迅速抵达牟平城下，发起进攻。理琪亲率部队攻进伪县政府，活捉了伪县长宋健吾。这次战斗共俘伪县长、伪公安局长等以下百余人，缴枪百余支。根据群众要求，除把宋健吾等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押到第三军驻地惩处外，其余俘虏大部教育释放。上午10点多钟，战斗全部结束，部队随即撤至城外（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山东党史人物传》第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页）。
部队撤出牟平城后，大部队进入城南山区，理琪和政治部主任林一山带领二十多人来到城东南雷神庙休整和部署工作。中午12点以后，会议决定部队立即转移。然而，此时雷神庙已经被从烟台增援的日军包围了。牟平离烟台只有60华里，侵占烟台的日军得悉第三军一大队攻下牟平城后，立即出动步兵和海军陆战队百余人乘汽车迅速向牟平扑来，并以空军配合。由于担任警戒的部队没能及时发出警报和有效地阻止日军的突袭，日军迅速包围了雷神庙。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理琪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在他的指挥和鼓舞下，驻雷神庙的第三军部队与日军激战七八个小时，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战斗中，理琪身中数弹，血流不止。
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被围人员乘夜胜利突围。当他们背着理琪冲到离雷神庙二里多地的杨岚村时，他却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年仅30岁。
理琪指挥的雷神庙战斗，给侵犯胶东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日军一架飞机被击落。雷神庙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胶东各地，鼓舞和坚定了胶东军民抗战的信心。
（刘大可）
理琪
理琪（1908—1938），原名游建铎，河南省太康县人，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山东抗战先驱。
理琪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1925年，他在开封教会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理琪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被迫离开太康县。
理琪利用自己曾经在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过的经历，到冯玉祥部队当电务员，以管理无线电通讯的职业作掩护，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这期间，他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士兵支持革命；同时，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用无线电密码提供给红军。后因被发觉，被迫离开国民党军队，来到中央苏区。在瑞金，理琪把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传授给红军人员，为苏区的通讯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派理琪到上海工作。那时，留在上海的党组织和工作机关经常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条件极为艰险，但他仍坚定不移地坚持为革命事业工作。
1935年11月29日，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一一·四”武装暴动，但在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血腥镇压下，暴动失败。中共地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被捕牺牲，革命形势陷于极端困难的局面。
1936年，理琪由中共河南省委介绍到山东胶东地区担任领导工作。他住在文登县沟于家村，首先着手整顿各级中共党组织，重建中共胶东临时特委（后改为临时工委），并被选为特委书记。他与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的其他负责人认真分析了胶东当时的斗争形势，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措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整顿中共各级党组织，清除党内存在的急躁和悲观情绪，理琪亲自起草了《胶东特委给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胶东地区几年来中共党组织的工作总结和自我检讨，提出了今后的领导方针和任务。全信分为中国当时的形势、对于胶东党组织的自我检讨及目前切实执行的任务3部分。信中全面阐述了当时日本侵略及国民党卖国投降、民族工业衰落、农村经济破产以及革命发展的形势；分析了胶东地区党的工作由于对发展党员工作欠审慎，忽略了工作的秘密性以及对游击战争应有的认识，致使“一一·四”武装暴动犯了“左”倾盲动性错误而宣告失败。在第三部分中阐明了当时党在胶东地区的任务：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水准，继续组织群众斗争，开展正规的游击战争，在理论上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等。
理琪为胶东特委起草的这封信，准确分析了当时胶东党组织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对于及时有效地纠正胶东各级党组织内部存在的错误倾向起到极大的作用。胶东各级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又迅速聚集起来，扭转了“一一·四”武装暴动后的危难局面。
理琪还搜集了毛泽东的一些军事著作，以特委名义油印成册，发给党员学习，以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的能力。
为了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特委在“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前后，开展了一次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事前，理琪执笔写了《九一八告同胞书》，在各县广为散发，使中共的抗日救亡的主张很快传遍文登、荣成、牟平等县，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为加强对城市党的工作的领导，理琪于1936年秋转移到烟台，以学生身份隐蔽在第八中学。在这里，他一面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面指导胶东各地城乡工作。11月间，由于叛徒告密，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也不幸被捕。在监狱里，他受尽惨无人道的刑讯，但无论国民党如何威逼利诱，他都坚持立场，痛斥国民党的行径。不久，烟台地方当局把理琪押赴济南。理琪把国民党用于审判他的法庭变成了自己演讲的场所。因未得到任何确实的证据，国民党当局无奈之下只好判理琪五年的监禁。在狱中，理琪与赵健民、姚仲明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成立了狱中中共党支部，由赵健民任支部书记，姚仲明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由理琪担任。支部成立后，一面组织党员学习时事和马列主义理论，一面领导狱中的斗争。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经过共产党的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1937年11月，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多次交涉后，理琪和其他一些关押在山东监狱中的政治犯释放出狱。出狱后，理琪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又回到胶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1937年12月24日，理琪和胶东特委其他负责人领导胶东人民举行了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从此，胶东人民有了自己的抗日武装。起义部队以武装宣传队的名义，深入各地组织群众，开展斗争。次年1月，在驻威海国民党亲日分子即将投靠日本时，理琪与特委其他负责人利用威海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成功地发动了以原国民党二区政训处部分力量为基础的武装起义，打击了投降派。全副武装的起义队伍高喊着“团结抗战！”“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在威海市区举行了示威游行。
威海起义不但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军的影响，而且壮大了武装力量。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胶东特委将第三军整编为3个大队，健全了司令部，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理琪被推任为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1938年2月初，日军占领了烟台等地。为了打击日军的侵略气焰，理琪率领第三军在文登、牟平交界的崔家口一带活动，伺机作战。几天后，部队获悉日军在占领牟平城并建立伪政权后撤回烟台。军政委员会在理琪主持下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首先攻打牟平城。
2月12日黄昏，理琪率领第一大队及特务队由崔家口向牟平城长途奔袭，于13日拂晓到达牟平城郊5华里的小山岗。理琪观察地形后，做出战斗部署：林一山和第一大队干部率第一、二中队和特务队从南门主攻；各部抽出部分兵力从东门侧攻；第三中队在西门外担任烟台方向的警戒任务。部队迅速抵达牟平城下，发起进攻。理琪亲率部队攻进伪县政府，活捉了伪县长宋健吾。这次战斗共俘伪县长、伪公安局长等以下百余人，缴枪百余支。根据群众要求，除把宋健吾等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头子押到第三军驻地惩处外，其余俘虏大部教育释放。上午10点多钟，战斗全部结束，部队随即撤至城外（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山东党史人物传》第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8页）。
部队撤出牟平城后，大部队进入城南山区，理琪和政治部主任林一山带领二十多人来到城东南雷神庙休整和部署工作。中午12点以后，会议决定部队立即转移。然而，此时雷神庙已经被从烟台增援的日军包围了。牟平离烟台只有60华里，侵占烟台的日军得悉第三军一大队攻下牟平城后，立即出动步兵和海军陆战队百余人乘汽车迅速向牟平扑来，并以空军配合。由于担任警戒的部队没能及时发出警报和有效地阻止日军的突袭，日军迅速包围了雷神庙。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理琪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在他的指挥和鼓舞下，驻雷神庙的第三军部队与日军激战七八个小时，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战斗中，理琪身中数弹，血流不止。
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被围人员乘夜胜利突围。当他们背着理琪冲到离雷神庙二里多地的杨岚村时，他却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年仅30岁。
理琪指挥的雷神庙战斗，给侵犯胶东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其中日军一架飞机被击落。雷神庙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了胶东各地，鼓舞和坚定了胶东军民抗战的信心。
（刘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