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著名抗日将领。
赵登禹生在菏泽城西赵楼村一个贫苦农家。赵家祖辈都是纯朴的农民，生活清苦。他兄弟姐妹5个，两个哥哥，自己排行老三，另有一姐一妹。赵家人口虽多，却只有薄田3亩，靠父兄扛活养家。赵登禹的兄弟姐妹都没上过学，由于他自幼聪明伶俐，父母省吃俭用，才让他读了两年私塾。后来，由于负担不起学费，再加上父亲因劳成疾，不幸去世，赵登禹只好辍学。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人肩上，家境也更加困难。
赵登禹少时体格魁梧，膂力过人，并且胆大机智，耿直倔强，乐于助人。他常听先辈们讲述菏泽捻军大败清军僧格林沁和大刀会痛杀德国洋鬼子的故事，逐渐增强了民族意识并养成了豪放正直的性格。
13岁那年，赵登禹和二哥拜家乡一带颇有名气的武师朱凤军为师习武。由于聪明好学，并且肯于吃苦，3年间，他刀、枪、剑、棍等各种器械和太极拳、八卦掌多种功夫都练得纯熟，并且能融会贯通。特别是，他练就了一身好拳法和好刀法，能与十余人对打。
1914年，赵登禹刚满16岁，抱着为多数人打抱不平和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和同村几个伙伴一起踏上了千里投军的道路。当时，中国推翻了清王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赵登禹参加了自己认为军纪严明，又爱护百姓的冯玉祥的军队。当时，冯玉祥的部队驻在潼关，距离菏泽有一千八百多里。赵登禹不怕山高路远，和同村几个伙伴一路跋山涉水，讨饭乞水，不分昼夜地奔行了二十多天才赶到了目的地，找到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但是，当时不招新兵，他只好再三向军中管事官讲述自己当兵的决心和投军经过。终于，军中管事官被赵登禹千里投军的精神所感动，才勉强收留他当了个副兵。按规定，副兵只管饭，不发军饷，但赵登禹全不在意。
1918年，冯玉祥部驻防湖南常德，当十六混成旅在这里扎下营盘后，就听当地老百姓说，这一带常有老虎出没。有一天，赵登禹和战友在山下练习野战，在训练中发现了一只猛虎，士兵与山上居民边追边打。赵登禹冲在前面，连发数枪，皆击中老虎要害；接着，他闪身跃上虎背，两腿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挥拳运气打了七八下重拳，打得老虎抽搐着软瘫下去。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赵登禹打虎照片上书写“打虎将军”。从此，赵登禹成为冯玉祥部队中闻名的威猛勇士。
性情忠诚可靠的赵登禹平时十分注重学习，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并且作战勇敢，能够机智果断地处理问题，因此深得连长孙良诚的赏识。1918年，担任湖南常德镇守使的冯玉祥在一次挑选警卫员时，已经升任营长的孙良诚把赵登禹推荐给他。在担任警卫员期间，冯玉祥经常对赵登禹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并且鼓励他继续学习文化。赵登禹因年幼时读过两年私塾，在冯玉祥身边又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故而进步很大，成为冯玉祥身边一位能文能武的猛将。
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赵登禹在孙良诚团任尖兵排长，奉命攻打奉军炮兵阵地。赵登禹骁勇善战，和大部队一起，攻下奉军阵地，缴获大炮百余门，全胜而归，从而升任第一连连长。同年11月，冯玉祥就任陆军检阅使，将部队驻扎在北京南苑，开始了著名的“南苑练兵”。赵登禹作为优秀的下级军官，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通过系统学习，赵登禹在文化知识、军事才干等方面均获益匪浅（苗润青《报国敢云天尽职——赵登禹将军事略》，《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第34页）。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将北洋陆军改称为国民军，并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赵登禹升任营长。
1926年夏，赵登禹因战功显赫，被升为团长。1927年初，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几年间，赵登禹率部转战于甘肃、陕西等地，在清除李长清、樊钟秀、党毓昆、郭坚等地方势力中，以“骁勇非常，果断机智”而闻名，故成为西北军的一员骁将。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东三省沦亡，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去的国土。日本的侵华活动，同样激起了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赵登禹。他经常对部下进行“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的教育，还邀请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来部队讲演离乡之苦和亡国之恨，并组织部队剧团演出抗日话剧。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他派副旅长何基沣到上海实地参观考察，回到部队后，对全体官兵讲述日本人的暴行和十九路军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大大地激发了官兵的爱国热情（马先阵《西北军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赵登禹怀着报效祖国、坚决抗日的信念，决心奔赴东北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未能实现。“九一八事变”后，一○九旅调到北平附近，进行战备训练，以备应战日军。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将战火烧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准备应战。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援助与日军作战的万福麟部，二十九军奉命赴长城御敌。赵登禹任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冒风雪急行七百余里，率部队从三河、蓟县赶到喜峰口，但此时日军已占领了喜峰口东北的最高峰，并企图在赵登禹部队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攻下喜峰口。为此，日军用飞机、大炮、机枪向喜峰口镇北隘路口和口东长城坍陷缺口处猛攻。
当时的二十九军是由西北军改编而成，因不是国民党嫡系部队而备受歧视，故武器装备落后。军长宋哲元结合西北军官兵向来具有武术基础的特点，自造大刀，全军习武，训练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大刀队。而赵登禹的第一○九旅只有十几挺机关枪，步枪也非常少，手榴弹人均不到十枚，全旅的主要武器就是大刀，因此他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专门组织了一支由500人组成的大刀队。日军调集了五千余人，用大批重炮、飞机连续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随后日军蜂拥而上，赵登禹遂率部挥舞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一口气砍倒了多名日本兵，在左腿负伤的情况下，仍挥刀杀敌，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日军寸土未得，长城垛口二十余次失而复得。
第二天拂晓，日军首先使用3架飞机轰炸，随后又集中炮火摧毁众多防御工事。赵登禹率领官兵再次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战况甚为惨烈。赵登禹部队中很多连、营级干部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到下午3时左右，日军的攻势略为减弱，赵登禹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级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想取胜，只有用近战、夜袭战的战术，并且激昂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抗战档案》编委会《抗战档案》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3月11日夜，赵登禹的夜袭战方案得到上级批准后，遂奉命兵分两路，奇袭日军。深夜，赵登禹扶着手杖，由当地樵夫与猎手当向导，亲率敢死队绕到日军后方的炮兵宿营地。此时还是凌晨3时左右，日军正在酣睡中，一时弄不清情况，就被砍掉了脑袋。勇士们挥舞大刀，连劈带剁，日军的头颅满地乱滚。随后，赵登禹又率领部队占领了日军炮兵阵地，将其炮兵部队全歼。这次夜袭，共砍死日军官兵五六百人，同时缴获了详细作战地图及“满洲国”地图数份，摄影机1架，机关枪二十余挺，其他辎重粮秣只有忍痛焚烧。日军尝到了大刀队的厉害，不得不转换攻击目标。
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大增长了中国官兵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与日军血战10天，共歼灭日军五千余人，声名大振。赵登禹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国民政府为表彰赵登禹的卓著功绩，为其颁发了最高勋章，并将一○九旅扩编为一三二师，赵登禹任师长，授中将军衔。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苦战数日，蒋介石未供一枪一弹，而日军武器精良，人员补给充分。尽管双方力量差别十分悬殊，但在二十九军的奋力抵抗下，日军最终未能达到目的。数月后，蒋介石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喜峰口，喜峰口抗战遂告结束。
1932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所率领的一三二师也奉命调驻察哈尔省张北县。驻防张北期间，赵登禹同日本特务分子的侵略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日军把察哈尔省视为囊中之物，经常派特务窜扰此一带，制造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和“第二次热河事件”等，无理挑衅。二十九军官兵为此更加义愤填膺，杀敌报国之心更加坚决。
1935年8月，二十九军调到北平地区驻防，赵登禹率领的一三二师驻扎在河北任丘、河间一带。期间，赵登禹命令部队以日军为假想敌加紧训练，刻苦练习杀敌本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宛平城的二十九军奋起反击日军进犯，全国人民也以各种形式对二十九军进行援助。7月22日，已升任陆军中将的赵登禹奉命将一三二师调驻南苑，赵登禹被任命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指挥南苑的部队抗击日军。赵登禹受命到南苑指挥的是二十九军的直属部队，这支两万余人的军队，平时未经严格的统一指挥和训练，亦无防御措施，军事部署混乱。因此，他连续急电调他所辖的一三二师第一旅和第二旅到南苑参加保卫北平的战斗，但一旅和二旅北上增援途中受阻，未能及时到达南苑。日军于28日黎明，由二十师团向南苑发动了进攻，日军动用二十多架飞机，加上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完成了对南苑的包围。由于装备不足，队伍不够统一，中国军队伤亡较大。下午，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混战。在这危急时刻，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数次冲杀，企图突围。正酣战间，赵登禹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集结，但此时日军已先行一步，占领了大红门，并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在向大红门撤退途中，赵登禹乘坐的汽车路过大红门的御河桥时被炸坏，他身上虽多处受伤，但仍带伤指挥部队向日军反击。突然，一颗炸弹飞来，他的双腿又被炸断，遂昏迷倒地，醒来后，他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李影、闫立杰、晓燕《抗战实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赵登禹与其他阵亡将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
（刘大可）
赵登禹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师长，著名抗日将领。
赵登禹生在菏泽城西赵楼村一个贫苦农家。赵家祖辈都是纯朴的农民，生活清苦。他兄弟姐妹5个，两个哥哥，自己排行老三，另有一姐一妹。赵家人口虽多，却只有薄田3亩，靠父兄扛活养家。赵登禹的兄弟姐妹都没上过学，由于他自幼聪明伶俐，父母省吃俭用，才让他读了两年私塾。后来，由于负担不起学费，再加上父亲因劳成疾，不幸去世，赵登禹只好辍学。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人肩上，家境也更加困难。
赵登禹少时体格魁梧，膂力过人，并且胆大机智，耿直倔强，乐于助人。他常听先辈们讲述菏泽捻军大败清军僧格林沁和大刀会痛杀德国洋鬼子的故事，逐渐增强了民族意识并养成了豪放正直的性格。
13岁那年，赵登禹和二哥拜家乡一带颇有名气的武师朱凤军为师习武。由于聪明好学，并且肯于吃苦，3年间，他刀、枪、剑、棍等各种器械和太极拳、八卦掌多种功夫都练得纯熟，并且能融会贯通。特别是，他练就了一身好拳法和好刀法，能与十余人对打。
1914年，赵登禹刚满16岁，抱着为多数人打抱不平和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和同村几个伙伴一起踏上了千里投军的道路。当时，中国推翻了清王朝，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赵登禹参加了自己认为军纪严明，又爱护百姓的冯玉祥的军队。当时，冯玉祥的部队驻在潼关，距离菏泽有一千八百多里。赵登禹不怕山高路远，和同村几个伙伴一路跋山涉水，讨饭乞水，不分昼夜地奔行了二十多天才赶到了目的地，找到了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但是，当时不招新兵，他只好再三向军中管事官讲述自己当兵的决心和投军经过。终于，军中管事官被赵登禹千里投军的精神所感动，才勉强收留他当了个副兵。按规定，副兵只管饭，不发军饷，但赵登禹全不在意。
1918年，冯玉祥部驻防湖南常德，当十六混成旅在这里扎下营盘后，就听当地老百姓说，这一带常有老虎出没。有一天，赵登禹和战友在山下练习野战，在训练中发现了一只猛虎，士兵与山上居民边追边打。赵登禹冲在前面，连发数枪，皆击中老虎要害；接着，他闪身跃上虎背，两腿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挥拳运气打了七八下重拳，打得老虎抽搐着软瘫下去。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赵登禹打虎照片上书写“打虎将军”。从此，赵登禹成为冯玉祥部队中闻名的威猛勇士。
性情忠诚可靠的赵登禹平时十分注重学习，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并且作战勇敢，能够机智果断地处理问题，因此深得连长孙良诚的赏识。1918年，担任湖南常德镇守使的冯玉祥在一次挑选警卫员时，已经升任营长的孙良诚把赵登禹推荐给他。在担任警卫员期间，冯玉祥经常对赵登禹进行爱国爱民教育，并且鼓励他继续学习文化。赵登禹因年幼时读过两年私塾，在冯玉祥身边又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故而进步很大，成为冯玉祥身边一位能文能武的猛将。
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赵登禹在孙良诚团任尖兵排长，奉命攻打奉军炮兵阵地。赵登禹骁勇善战，和大部队一起，攻下奉军阵地，缴获大炮百余门，全胜而归，从而升任第一连连长。同年11月，冯玉祥就任陆军检阅使，将部队驻扎在北京南苑，开始了著名的“南苑练兵”。赵登禹作为优秀的下级军官，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通过系统学习，赵登禹在文化知识、军事才干等方面均获益匪浅（苗润青《报国敢云天尽职——赵登禹将军事略》，《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第34页）。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冯玉祥将北洋陆军改称为国民军，并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赵登禹升任营长。
1926年夏，赵登禹因战功显赫，被升为团长。1927年初，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一○九旅旅长。几年间，赵登禹率部转战于甘肃、陕西等地，在清除李长清、樊钟秀、党毓昆、郭坚等地方势力中，以“骁勇非常，果断机智”而闻名，故成为西北军的一员骁将。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东三省沦亡，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抗击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去的国土。日本的侵华活动，同样激起了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赵登禹。他经常对部下进行“不扰民，真爱国，誓死救国”的教育，还邀请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来部队讲演离乡之苦和亡国之恨，并组织部队剧团演出抗日话剧。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他派副旅长何基沣到上海实地参观考察，回到部队后，对全体官兵讲述日本人的暴行和十九路军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大大地激发了官兵的爱国热情（马先阵《西北军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赵登禹怀着报效祖国、坚决抗日的信念，决心奔赴东北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未能实现。“九一八事变”后，一○九旅调到北平附近，进行战备训练，以备应战日军。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将战火烧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准备应战。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援助与日军作战的万福麟部，二十九军奉命赴长城御敌。赵登禹任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冒风雪急行七百余里，率部队从三河、蓟县赶到喜峰口，但此时日军已占领了喜峰口东北的最高峰，并企图在赵登禹部队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攻下喜峰口。为此，日军用飞机、大炮、机枪向喜峰口镇北隘路口和口东长城坍陷缺口处猛攻。
当时的二十九军是由西北军改编而成，因不是国民党嫡系部队而备受歧视，故武器装备落后。军长宋哲元结合西北军官兵向来具有武术基础的特点，自造大刀，全军习武，训练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大刀队。而赵登禹的第一○九旅只有十几挺机关枪，步枪也非常少，手榴弹人均不到十枚，全旅的主要武器就是大刀，因此他根据这种实际情况专门组织了一支由500人组成的大刀队。日军调集了五千余人，用大批重炮、飞机连续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随后日军蜂拥而上，赵登禹遂率部挥舞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一口气砍倒了多名日本兵，在左腿负伤的情况下，仍挥刀杀敌，激烈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日军寸土未得，长城垛口二十余次失而复得。
第二天拂晓，日军首先使用3架飞机轰炸，随后又集中炮火摧毁众多防御工事。赵登禹率领官兵再次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战况甚为惨烈。赵登禹部队中很多连、营级干部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到下午3时左右，日军的攻势略为减弱，赵登禹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级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想取胜，只有用近战、夜袭战的战术，并且激昂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抗战档案》编委会《抗战档案》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3月11日夜，赵登禹的夜袭战方案得到上级批准后，遂奉命兵分两路，奇袭日军。深夜，赵登禹扶着手杖，由当地樵夫与猎手当向导，亲率敢死队绕到日军后方的炮兵宿营地。此时还是凌晨3时左右，日军正在酣睡中，一时弄不清情况，就被砍掉了脑袋。勇士们挥舞大刀，连劈带剁，日军的头颅满地乱滚。随后，赵登禹又率领部队占领了日军炮兵阵地，将其炮兵部队全歼。这次夜袭，共砍死日军官兵五六百人，同时缴获了详细作战地图及“满洲国”地图数份，摄影机1架，机关枪二十余挺，其他辎重粮秣只有忍痛焚烧。日军尝到了大刀队的厉害，不得不转换攻击目标。
喜峰口夜袭战的胜利，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大大增长了中国官兵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赵登禹和他的大刀队与日军血战10天，共歼灭日军五千余人，声名大振。赵登禹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国民政府为表彰赵登禹的卓著功绩，为其颁发了最高勋章，并将一○九旅扩编为一三二师，赵登禹任师长，授中将军衔。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苦战数日，蒋介石未供一枪一弹，而日军武器精良，人员补给充分。尽管双方力量差别十分悬殊，但在二十九军的奋力抵抗下，日军最终未能达到目的。数月后，蒋介石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喜峰口，喜峰口抗战遂告结束。
1932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被调回察哈尔省驻防，赵登禹所率领的一三二师也奉命调驻察哈尔省张北县。驻防张北期间，赵登禹同日本特务分子的侵略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日军把察哈尔省视为囊中之物，经常派特务窜扰此一带，制造所谓“第一次张北事件”“第二次张北事件”和“第二次热河事件”等，无理挑衅。二十九军官兵为此更加义愤填膺，杀敌报国之心更加坚决。
1935年8月，二十九军调到北平地区驻防，赵登禹率领的一三二师驻扎在河北任丘、河间一带。期间，赵登禹命令部队以日军为假想敌加紧训练，刻苦练习杀敌本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宛平城的二十九军奋起反击日军进犯，全国人民也以各种形式对二十九军进行援助。7月22日，已升任陆军中将的赵登禹奉命将一三二师调驻南苑，赵登禹被任命为南苑指挥官，与副军长佟麟阁共同负责指挥南苑的部队抗击日军。赵登禹受命到南苑指挥的是二十九军的直属部队，这支两万余人的军队，平时未经严格的统一指挥和训练，亦无防御措施，军事部署混乱。因此，他连续急电调他所辖的一三二师第一旅和第二旅到南苑参加保卫北平的战斗，但一旅和二旅北上增援途中受阻，未能及时到达南苑。日军于28日黎明，由二十师团向南苑发动了进攻，日军动用二十多架飞机，加上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完成了对南苑的包围。由于装备不足，队伍不够统一，中国军队伤亡较大。下午，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混战。在这危急时刻，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数次冲杀，企图突围。正酣战间，赵登禹突然接到命令，要求他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集结，但此时日军已先行一步，占领了大红门，并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在向大红门撤退途中，赵登禹乘坐的汽车路过大红门的御河桥时被炸坏，他身上虽多处受伤，但仍带伤指挥部队向日军反击。突然，一颗炸弹飞来，他的双腿又被炸断，遂昏迷倒地，醒来后，他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吧！”（李影、闫立杰、晓燕《抗战实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赵登禹牺牲后，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赵登禹与其他阵亡将士的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
（刘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