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哲（1906—1934），原名安丰铎，字建亭，曾化名王德海。山东日照人，中共日照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日照暴动总指挥。
安哲生于一户中农家庭里，兄弟4人，他排行第二。父亲安仲玉是清末廪生，曾教过几年私塾，晚年开中药铺，是有名的中医。安哲自幼聪慧、好学，8岁起跟父亲念书识字，一日能背诵《左传》五十余行，被人们誉为“安氏的千里驹”。1921年春，安仲玉让安哲学医，安哲却坚持要继续求学深造。于是，在其舅父资助下，安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经过两年多勤奋学习，他学习成绩名列榜首，博得师生们的一致称赞。
1925年8月，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和团负责人丁君羊的倡导下，安哲与十余名日照籍青年成立了进步团体——“少年日照学会”。他们定期集会，学习马列主义，研讨时事政治，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每逢假期，他们还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1926年春，安哲由丁君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在共产党团组织发动下，安哲、郑天九、牟春霆等大批山东青年南下从军，支援北伐。安哲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乘革命军大部开赴河南前线之机，在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安哲与军校学生军一起密切配合卫戍武汉的叶挺部队，迅速粉碎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蒋介石、汪精卫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工农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安哲、郑天九、牟春霆等部分山东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返回山东工作。1927年秋，安哲回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区委巡视员，并被派往青岛做工运工作。1928年春，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安哲回到家乡日照，与先期被派回做农运工作的郑天九、牟春霆等人组建了中共日照县委，安哲任书记。从此，他不仅具体负责日照县北部共产党的工作，还肩负着领导全县工作的重任。安哲以安家村小学教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除了利用讲台向学生讲解新“三民主义”，宣传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秘密地向贫苦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建立基层中共党组织。他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并以与郑天九、牟春霆的亲戚关系相互来往，麻痹了地方官府，使日照县委在白色恐怖中展开工作。
1929年2月，安哲在本村发展长工李芹年、佃户明世厚、织袜工安茂祥等人为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同时，他还在于家村、两城、秦家官庄、殷家庙、吴家台等十几个村庄发展了共产党员，建立了党小组或支部。为了加强组织联系，安哲经多方筹划，在安家村南的驻跸岭上设立了养鸡千余只的饲养场，中共党内同志常以买鸡蛋为名前来联系工作。驻跸岭在安哲的经营管理下，实际上已成了全县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和准备武装暴动的重要阵地。
1928年冬至翌年春，由于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的出卖，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多人被捕，主要负责人调离。中共日照县委与山东省委中断了联系。安哲与县委其他领导干部，一面独立坚持领导下属组织和共产党员继续不懈地从事党的建设工作，一面分赴外地寻找中共党组织关系。安哲曾专程到济南，但未能取得联系。此后，他就深入到诸城县境内开辟工作。至1931年春，安哲在潮河、五莲山一带先后发展了二十余名共产党员，建立了诸城特支。在安哲指导下，中共日照县委还发动全县各地建立“觅汉会”“佃户会”“车伙子会”“盐民会”等群众团体，同地主进行了有组织的斗争。
1931年8月，中共日照县委与山东省委终于恢复了组织关系。次年春，山东省委派员到日照考察后，将中共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诸城、莒县、沂水等地共产党的工作，安哲仍任书记。随后，中共山东省委又多次派巡视员，指示日照中心县委大力发展共产党员，积极准备农村武装暴动，创造北方苏维埃，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自1928年中共日照县委建立，到日照暴动前，日照共产党组织的建设进展很快。全县已发展共产党员七百余名，共青团员三百余名，建立了涛雒等6个区委和诸城特支，拥有45个中共党支部、25个团支部。整个日照，北至桃林、理务关、诸城县城，东北至大场、小场和泊里一带，都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点线联系，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来一场变革现实的革命，各地都点燃了斗争的星星之火。
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为准备武装暴动，安哲领导中心县委数次召开全县共产党的代表会议，进行商讨筹划。1932年10月4日，在驻跸岭召开的第三次中共党代会上决定：日照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发起，建立以五莲山区为中心的日（照）、诸（城）、莒（县）三县边区革命根据地，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安哲任总指挥兼北路总指挥。会后，安哲发觉乡长于淑卿欲将暴动迹象呈报国民党县政府，遂与其巧妙周旋。当天夜里，他火速赶到距安家村近百里的山字河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共山东省委军事指挥人员尚未到达的情况下提前举行暴动。
10月13日晚，安哲率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收缴了安家村全部地主的四十余支长短枪。紧接着，安哲又以找同族人议事为由，把十几个地主召集到安氏祠堂里，勒令他们缴出地契和仓库钥匙。随后，安哲当众将地契焚烧，分了地主的粮食。同时，于家村在北路副总指挥于共方的率领下，暴动队伍处理了地主的武装和粮食。另外，河山店也于当夜行动起来。14日早饭后，安哲率暴动队伍在内线方明九、周维九等人的配合下，攻占了王家滩，收缴了商团、民团、盐警的武装。这时安家岭等20余个村庄也都各自行动起来，收缴地主的枪支，建立暴动武装。当晚，北路各起义武装会师两城南大庙（天后宫），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起义队伍约七百余人，编成两个大队、六个中队；还组织了侦察队、奋勇队、辎重队、看护队等。17日夜间，安哲率北路暴动队伍占领潮河镇；19日，西进五莲山到达了山上的老君堂。在进军五莲山途中，暴动队伍屡遭韩复榘部运其昌旅（八十一师二四三旅）及日照、诸城、莒县地方武装的围追堵截。22日，他们互相勾连，对暴动队伍紧缩包围圈。安哲率众占领五莲山庙，控制制高点，与敌对峙。23日晚，暴动队伍突围至大王口，与运其昌部遭遇，互有伤亡，乃退至九仙山主峰。24日，安哲率队伍沿九仙山北麓西突，击退诸诚之敌；至三关口以南洼子山一带，又与古家沟等地的地方武装相遇。运其昌部也从西面扑来，诸城县地方武装从东北方逼近，暴动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黄昏，安哲率队击退了数次进攻，突出包围圈至寨山。25日，鉴于南、北两路暴动队伍未能会合而又敌强我弱的严重局势，安哲在寨山后涧召开干部会议，决定队伍疏散，干部转移。
与北路同时发起暴动的南路队伍，准备与北路会合，但途中遭到拦阻，不得不退到山字河一带打游击，队伍不断遭到袭击，游击运动难以继续。因此，当得知北路已突围疏散后，遂也分散隐蔽。
安哲等领导的日照暴动，共坚持13天，经过大小战斗三十多次，革命烈火燃遍了日照和五莲山区的几百个村庄，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为尔后的农村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日照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制造白色恐怖，并悬赏1000大洋缉拿安哲。安哲化装成吊孝人机智地闯过了层层封锁线，辗转到了大连，并很快与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系武汉军校同学）取得组织关系。安哲由张洛书安排到旅顺龙王堂民众学堂当教员。从此，他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共产党的工作，经常与一起转移出来的同志研究暴动失败后的善后工作，还派人返回日照，秘密恢复共产党的组织。
1933年4月，安哲化名王德海，任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他以拉黄包车为掩护，日夜奔走开展工人运动工作。他主办特委机关刊物《工人之路》，根据特委的“红五月”计划，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反日同盟会”等组织，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日伪政权的反动统治。
同年6月22日，安哲在中共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家，被叛徒张柏生（原共青团奉天特委书记）认出，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于日本警察署看守所。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安哲被转交给伪奉天法院监狱，关进二号牢房。
1933年冬，叛徒于共方由大连到奉天，又出卖了安哲，致使安哲又遭毒打，被判刑六年。1934年冬，安哲因病牺牲于狱中，时年28岁。狱中难友凑钱为他买了一口馆材，刻上“王德海”的名字，把他安葬在奉天大西门外的杨树林。
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安哲为革命烈士。
（杜庆余）
安哲
安哲（1906—1934），原名安丰铎，字建亭，曾化名王德海。山东日照人，中共日照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日照暴动总指挥。
安哲生于一户中农家庭里，兄弟4人，他排行第二。父亲安仲玉是清末廪生，曾教过几年私塾，晚年开中药铺，是有名的中医。安哲自幼聪慧、好学，8岁起跟父亲念书识字，一日能背诵《左传》五十余行，被人们誉为“安氏的千里驹”。1921年春，安仲玉让安哲学医，安哲却坚持要继续求学深造。于是，在其舅父资助下，安哲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经过两年多勤奋学习，他学习成绩名列榜首，博得师生们的一致称赞。
1925年8月，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和团负责人丁君羊的倡导下，安哲与十余名日照籍青年成立了进步团体——“少年日照学会”。他们定期集会，学习马列主义，研讨时事政治，积极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每逢假期，他们还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1926年春，安哲由丁君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十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在共产党团组织发动下，安哲、郑天九、牟春霆等大批山东青年南下从军，支援北伐。安哲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乘革命军大部开赴河南前线之机，在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安哲与军校学生军一起密切配合卫戍武汉的叶挺部队，迅速粉碎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继蒋介石之后公开背叛革命。蒋介石、汪精卫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致使大批共产党人、进步青年和工农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经中共中央同意，安哲、郑天九、牟春霆等部分山东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返回山东工作。1927年秋，安哲回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区委巡视员，并被派往青岛做工运工作。1928年春，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安哲回到家乡日照，与先期被派回做农运工作的郑天九、牟春霆等人组建了中共日照县委，安哲任书记。从此，他不仅具体负责日照县北部共产党的工作，还肩负着领导全县工作的重任。安哲以安家村小学教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除了利用讲台向学生讲解新“三民主义”，宣传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秘密地向贫苦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建立基层中共党组织。他还经常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并以与郑天九、牟春霆的亲戚关系相互来往，麻痹了地方官府，使日照县委在白色恐怖中展开工作。
1929年2月，安哲在本村发展长工李芹年、佃户明世厚、织袜工安茂祥等人为共产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同时，他还在于家村、两城、秦家官庄、殷家庙、吴家台等十几个村庄发展了共产党员，建立了党小组或支部。为了加强组织联系，安哲经多方筹划，在安家村南的驻跸岭上设立了养鸡千余只的饲养场，中共党内同志常以买鸡蛋为名前来联系工作。驻跸岭在安哲的经营管理下，实际上已成了全县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和准备武装暴动的重要阵地。
1928年冬至翌年春，由于王复元、王用章兄弟二人的出卖，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多人被捕，主要负责人调离。中共日照县委与山东省委中断了联系。安哲与县委其他领导干部，一面独立坚持领导下属组织和共产党员继续不懈地从事党的建设工作，一面分赴外地寻找中共党组织关系。安哲曾专程到济南，但未能取得联系。此后，他就深入到诸城县境内开辟工作。至1931年春，安哲在潮河、五莲山一带先后发展了二十余名共产党员，建立了诸城特支。在安哲指导下，中共日照县委还发动全县各地建立“觅汉会”“佃户会”“车伙子会”“盐民会”等群众团体，同地主进行了有组织的斗争。
1931年8月，中共日照县委与山东省委终于恢复了组织关系。次年春，山东省委派员到日照考察后，将中共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负责日照、诸城、莒县、沂水等地共产党的工作，安哲仍任书记。随后，中共山东省委又多次派巡视员，指示日照中心县委大力发展共产党员，积极准备农村武装暴动，创造北方苏维埃，以实际行动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自1928年中共日照县委建立，到日照暴动前，日照共产党组织的建设进展很快。全县已发展共产党员七百余名，共青团员三百余名，建立了涛雒等6个区委和诸城特支，拥有45个中共党支部、25个团支部。整个日照，北至桃林、理务关、诸城县城，东北至大场、小场和泊里一带，都建立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点线联系，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来一场变革现实的革命，各地都点燃了斗争的星星之火。
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为准备武装暴动，安哲领导中心县委数次召开全县共产党的代表会议，进行商讨筹划。1932年10月4日，在驻跸岭召开的第三次中共党代会上决定：日照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发起，建立以五莲山区为中心的日（照）、诸（城）、莒（县）三县边区革命根据地，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安哲任总指挥兼北路总指挥。会后，安哲发觉乡长于淑卿欲将暴动迹象呈报国民党县政府，遂与其巧妙周旋。当天夜里，他火速赶到距安家村近百里的山字河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中共山东省委军事指挥人员尚未到达的情况下提前举行暴动。
10月13日晚，安哲率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收缴了安家村全部地主的四十余支长短枪。紧接着，安哲又以找同族人议事为由，把十几个地主召集到安氏祠堂里，勒令他们缴出地契和仓库钥匙。随后，安哲当众将地契焚烧，分了地主的粮食。同时，于家村在北路副总指挥于共方的率领下，暴动队伍处理了地主的武装和粮食。另外，河山店也于当夜行动起来。14日早饭后，安哲率暴动队伍在内线方明九、周维九等人的配合下，攻占了王家滩，收缴了商团、民团、盐警的武装。这时安家岭等20余个村庄也都各自行动起来，收缴地主的枪支，建立暴动武装。当晚，北路各起义武装会师两城南大庙（天后宫），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起义队伍约七百余人，编成两个大队、六个中队；还组织了侦察队、奋勇队、辎重队、看护队等。17日夜间，安哲率北路暴动队伍占领潮河镇；19日，西进五莲山到达了山上的老君堂。在进军五莲山途中，暴动队伍屡遭韩复榘部运其昌旅（八十一师二四三旅）及日照、诸城、莒县地方武装的围追堵截。22日，他们互相勾连，对暴动队伍紧缩包围圈。安哲率众占领五莲山庙，控制制高点，与敌对峙。23日晚，暴动队伍突围至大王口，与运其昌部遭遇，互有伤亡，乃退至九仙山主峰。24日，安哲率队伍沿九仙山北麓西突，击退诸诚之敌；至三关口以南洼子山一带，又与古家沟等地的地方武装相遇。运其昌部也从西面扑来，诸城县地方武装从东北方逼近，暴动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黄昏，安哲率队击退了数次进攻，突出包围圈至寨山。25日，鉴于南、北两路暴动队伍未能会合而又敌强我弱的严重局势，安哲在寨山后涧召开干部会议，决定队伍疏散，干部转移。
与北路同时发起暴动的南路队伍，准备与北路会合，但途中遭到拦阻，不得不退到山字河一带打游击，队伍不断遭到袭击，游击运动难以继续。因此，当得知北路已突围疏散后，遂也分散隐蔽。
安哲等领导的日照暴动，共坚持13天，经过大小战斗三十多次，革命烈火燃遍了日照和五莲山区的几百个村庄，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为尔后的农村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日照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制造白色恐怖，并悬赏1000大洋缉拿安哲。安哲化装成吊孝人机智地闯过了层层封锁线，辗转到了大连，并很快与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张洛书（系武汉军校同学）取得组织关系。安哲由张洛书安排到旅顺龙王堂民众学堂当教员。从此，他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共产党的工作，经常与一起转移出来的同志研究暴动失败后的善后工作，还派人返回日照，秘密恢复共产党的组织。
1933年4月，安哲化名王德海，任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他以拉黄包车为掩护，日夜奔走开展工人运动工作。他主办特委机关刊物《工人之路》，根据特委的“红五月”计划，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反日同盟会”等组织，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日伪政权的反动统治。
同年6月22日，安哲在中共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家，被叛徒张柏生（原共青团奉天特委书记）认出，遭日本宪兵队逮捕，关押于日本警察署看守所。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安哲被转交给伪奉天法院监狱，关进二号牢房。
1933年冬，叛徒于共方由大连到奉天，又出卖了安哲，致使安哲又遭毒打，被判刑六年。1934年冬，安哲因病牺牲于狱中，时年28岁。狱中难友凑钱为他买了一口馆材，刻上“王德海”的名字，把他安葬在奉天大西门外的杨树林。
1960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安哲为革命烈士。
（杜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