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九（1905—1933），原名郑鸿锡，字天九，曾化名丁九，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中共日照党组织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郑天九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郑天九在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到省城读书。在这里，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逐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夏，郑天九通过在济南税务局任小职员的同乡亲戚牟春霆（即陈雷），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丁君羊在当时国共合作时期是跨党党员，在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团的工作。郑天九和同乡同学经常在济南按察司街丁惟汾家中集会。在这里，郑天九等人又认识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邓恩铭。邓恩铭、丁君羊经常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和青年的前途等问题，使郑天九等人开阔了眼界，并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不久，在邓恩铭和丁君羊的倡导和组织下，郑天九和安哲等人成立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学会每星期天在齐鲁大学集会一次，学习马列主义，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以及鲁迅的小说等，并开展热烈的讨论。1926年春，丁君羊介绍郑天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0月份，北伐军占领了武昌，为了支援北伐战争，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决定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这时，郑天九和安哲、牟春霆、李平章等一起被派往武汉。郑天九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宣传队，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军阀又在湖北、湖南发动叛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这时，郑天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同军阀夏斗寅作战。同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进行疏散转移。遵照中共山东省执委的指示，郑天九于9月份回到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春天，新改组的中共山东省执委派安哲回到日照。安哲与郑天九、牟春霆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中共日照县第一届县委，直属省执委领导，安哲任县委书记，牟春霆负责组织工作，郑天九负责宣传工作。县委建立后，郑天九分工城西邵疃、山字河一带的工作。为了方便进行革命活动，他曾以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的名义，走街串巷，秘密发动群众。
在山字河村，郑天九首先和穷苦青年交朋友，并在村中举办了“平民夜校”。他经常利用夜校的讲台，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为发展山字河的中共党组织奠定了基础。他在山字河周围村庄共培养了一百多名革命积极分子，其中五十多名加入了共产党，为日照的革命暴动准备了骨干力量。
山字河一带有一个老风俗，即每逢旧历六月十三，在范家村高兴庙唱大戏。地主、富农为了笼络觅汉（长工的俗称），每人发给400—600铜元作为“戏钱”，放工看戏1天。1931年夏，在高兴庙快要唱戏的时候，郑天九就布置共产党员同志在觅汉中酝酿成立“觅汉会”，并讨论决定：让地主把所有觅汉的年工资增加到800斤高粱；今年高兴庙唱戏，一律放工3天，戏钱增加到两吊。在郑天九的领导下，觅汉们齐了心，有组织和地主富农斗争。最后，地主富农不得不按照“觅汉会”的条件办。在增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郑天九即着手组织“佃户会”。很快，山字河、小曲河的佃农纷纷组织起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郑天九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工作。1931年冬，他发展了当时在全县很有声望的爱国青年、曙光小学校长郑平和县中学的郑野云等人加入共产党组织。1932年春，在郑天九指导下，县中学建立了党支部，郑野云担任支部书记。同年4月，郑天九指示县中学党支部以学生会的名义联合日照城关一小、二小和十里铺小学，筹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5月4日这天，他们召开了有七百多师生参加的盛大集会，郑野云在会上宣读了郑天九撰写的《告全县父老兄弟书》，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了革命道理。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28年12月，王复元、王用章兄弟2人先后叛变，中共日照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为此，中共日照县委决定，分头到各地寻找上级中共党组织。1930年冬，郑天九到莱阳、海阳一带寻找中共党组织。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打入海阳县司马庄区（现乳山县乳山寨乡）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卫团，任政治教员。在海阳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虽然未能与中共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却努力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1931年8月，中共日照县委了解到回乡度假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丁原颐系共产党员，和中共青岛市委有联系。郑天九便和他一起到青岛，经中共青岛市委俞启威介绍，终于和中共山东省委取得了关系。此后，中共日照县委便在青岛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由在青岛裕东轮船公司的一些同志担任秘密交通员，借轮船往返青岛、日照之便，传递文件、情报，与中共山东省委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2年3月，中共中央调胡萍舟离开山东去上海，并派武平来山东继任省委书记。5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到益都、潍县、博兴三县巡视，部署举行农民暴动的工作。这时，郑天九去益都，参加了张鸿礼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安排山东各地武装暴动的顺序：博兴、益都、日照、沂水、坊子、海莱地区、泰莱地区。会议强调：这是一次较大的革命行动，成功了，就原地坚持；不成功，就到日照建立苏区。此外，他还严厉批驳了对暴动怀有顾虑的所谓“右倾”思想。会后，郑天九向中共日照县委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6月，中共中央北方各省委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创建北方苏区，配合红军胜利进攻，以最快速度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在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共山东省委于6月底又派巡视员到日照，再次指示：要积极做好准备，在日照举行武装暴动。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从7月至9月，连续三次召开中共党的代表会议，研究暴动计划，武装暴动的政治行动纲领、部队编制及军事行动等，都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具体是：一、收缴地主武器，建立革命武装；二、交出地主文契，当众焚毁，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三、打开地主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四、逮捕最反动的恶霸地主，替民除害；五、部队编制，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队伍分南北两路：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安哲、于贡方负责；南路以邵疃、山字河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郑天九、牟春霆负责。各路的行动计划是：北路集中兵力打王家滩，回师两城镇，接着解放日照城北各村；南路集中力量攻打涛雒，接着解放日照城南各村。然后，两路大军合攻日照城、石臼所，最后进驻五莲山区，整编革命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之后，各地中共党组织都进行紧张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在这期间，由于基层人员行动不慎，当局有所察觉。中共日照县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举行暴动。1932年10月13日晚，南、北两路起义队伍按照中共日照县委的统一部署都开始行动起来。
南路起义军在郑天九、牟春霆率领下，分别在山字河、牟家小庄集结，向南进军。黎明前，两股队伍将涛雒镇合围。涛雒是日照重镇，内有警察所分所，还有商团、民团、盐巡四百多人的武装，备有两门小炮。起义军原计划通过内线里应外合，一举攻下该镇。但由于打入内部的人员不慎，暴露了行动计划，地方当局加强了警戒，起义军攻不下围子，只好放弃原计划，回师西进。3天时间内，义军攻下平家村、苗家村、落子、山口等村庄，所到之处，收缴地主武器，焚烧地契，开仓分粮，群众纷纷参加起义队伍。10月16日，队伍开回邵疃，在曙光小学进行整编。队伍共有六百余人，编成两个大队、六个中队。为与北路义军会师，17日早晨，郑天九、牟春霆率部由邵疃、山字河出发，傍晚到达河山村，获悉北路义军已被重兵包围，难以会师，遂决定回师南下，开展游击战，以策应北路义军突围。于是，南路义军又发起攻打宅科等数次战斗，后在灵山堡陷入敌人重围。此时，得知北路义军已突围疏散，郑天九、牟春霆经研究后也于25日动员分散南路义军，转入隐蔽斗争。
日照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对广大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近百名参加暴动的义军战士被枪杀。当局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郑天九和安哲、牟春霆等人，日照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躲避抓捕，郑天九从青岛乘船去上海，后又从上海去北平。在北平，他找到同乡郑培宣。这时，郑培宣已经加入共产党，并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不久，通过郑培宣的介绍，郑天九和中共北平市委取得组织关系。郑天九向中共北平市委汇报了日照暴动的有关情况，同时也向中共山东省委写了报告。中共北平市委根据郑天九的汇报，马上派郑培宣回日照，去整顿和恢复日照暴动失败后的共产党组织。郑培宣到日照后，与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军委书记祝刚取得联系，重新建立起中共日照县委。
此后，郑天九化名丁九，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在北平至奉天这段铁路线上做宣传发行工作，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各地，秘密地运输和散发各种宣传品。
1933年7月份，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被捕，局势非常严重。郑天九意识到地下活动很可能已被察觉，立刻紧急安排同志转移隐藏，但他及妻子还未来得及转移就被逮捕。
郑天九被捕后，先是押在北平市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第三团，但因案情重大，两个月后被解往南京。9月，郑天九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1933年10月19日，郑天九在南京雨花台就义，时年28岁。
（李丹）
郑天久
郑天九（1905—1933），原名郑鸿锡，字天九，曾化名丁九，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任宣传部长，中共日照党组织的创立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郑天九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郑天九在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考入济南正谊中学，到省城读书。在这里，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逐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夏，郑天九通过在济南税务局任小职员的同乡亲戚牟春霆（即陈雷），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丁君羊在当时国共合作时期是跨党党员，在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团的工作。郑天九和同乡同学经常在济南按察司街丁惟汾家中集会。在这里，郑天九等人又认识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邓恩铭。邓恩铭、丁君羊经常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和青年的前途等问题，使郑天九等人开阔了眼界，并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
不久，在邓恩铭和丁君羊的倡导和组织下，郑天九和安哲等人成立了中共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学会每星期天在齐鲁大学集会一次，学习马列主义，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以及鲁迅的小说等，并开展热烈的讨论。1926年春，丁君羊介绍郑天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10月份，北伐军占领了武昌，为了支援北伐战争，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决定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这时，郑天九和安哲、牟春霆、李平章等一起被派往武汉。郑天九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宣传队，他满腔热忱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夏斗寅、许克祥等军阀又在湖北、湖南发动叛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这时，郑天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组织的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同军阀夏斗寅作战。同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进行疏散转移。遵照中共山东省执委的指示，郑天九于9月份回到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春天，新改组的中共山东省执委派安哲回到日照。安哲与郑天九、牟春霆取得联系后，建立了中共日照县第一届县委，直属省执委领导，安哲任县委书记，牟春霆负责组织工作，郑天九负责宣传工作。县委建立后，郑天九分工城西邵疃、山字河一带的工作。为了方便进行革命活动，他曾以国货贸易公司推销员的名义，走街串巷，秘密发动群众。
在山字河村，郑天九首先和穷苦青年交朋友，并在村中举办了“平民夜校”。他经常利用夜校的讲台，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为发展山字河的中共党组织奠定了基础。他在山字河周围村庄共培养了一百多名革命积极分子，其中五十多名加入了共产党，为日照的革命暴动准备了骨干力量。
山字河一带有一个老风俗，即每逢旧历六月十三，在范家村高兴庙唱大戏。地主、富农为了笼络觅汉（长工的俗称），每人发给400—600铜元作为“戏钱”，放工看戏1天。1931年夏，在高兴庙快要唱戏的时候，郑天九就布置共产党员同志在觅汉中酝酿成立“觅汉会”，并讨论决定：让地主把所有觅汉的年工资增加到800斤高粱；今年高兴庙唱戏，一律放工3天，戏钱增加到两吊。在郑天九的领导下，觅汉们齐了心，有组织和地主富农斗争。最后，地主富农不得不按照“觅汉会”的条件办。在增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郑天九即着手组织“佃户会”。很快，山字河、小曲河的佃农纷纷组织起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郑天九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同时，还特别注重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工作。1931年冬，他发展了当时在全县很有声望的爱国青年、曙光小学校长郑平和县中学的郑野云等人加入共产党组织。1932年春，在郑天九指导下，县中学建立了党支部，郑野云担任支部书记。同年4月，郑天九指示县中学党支部以学生会的名义联合日照城关一小、二小和十里铺小学，筹备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5月4日这天，他们召开了有七百多师生参加的盛大集会，郑野云在会上宣读了郑天九撰写的《告全县父老兄弟书》，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了革命道理。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1928年12月，王复元、王用章兄弟2人先后叛变，中共日照县委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为此，中共日照县委决定，分头到各地寻找上级中共党组织。1930年冬，郑天九到莱阳、海阳一带寻找中共党组织。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打入海阳县司马庄区（现乳山县乳山寨乡）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卫团，任政治教员。在海阳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虽然未能与中共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却努力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1931年8月，中共日照县委了解到回乡度假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丁原颐系共产党员，和中共青岛市委有联系。郑天九便和他一起到青岛，经中共青岛市委俞启威介绍，终于和中共山东省委取得了关系。此后，中共日照县委便在青岛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由在青岛裕东轮船公司的一些同志担任秘密交通员，借轮船往返青岛、日照之便，传递文件、情报，与中共山东省委保持密切的联系。
1932年3月，中共中央调胡萍舟离开山东去上海，并派武平来山东继任省委书记。5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派军委书记张鸿礼到益都、潍县、博兴三县巡视，部署举行农民暴动的工作。这时，郑天九去益都，参加了张鸿礼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安排山东各地武装暴动的顺序：博兴、益都、日照、沂水、坊子、海莱地区、泰莱地区。会议强调：这是一次较大的革命行动，成功了，就原地坚持；不成功，就到日照建立苏区。此外，他还严厉批驳了对暴动怀有顾虑的所谓“右倾”思想。会后，郑天九向中共日照县委传达了上级的指示。
6月，中共中央北方各省委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山东省委书记武平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创建北方苏区，配合红军胜利进攻，以最快速度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在这一“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共山东省委于6月底又派巡视员到日照，再次指示：要积极做好准备，在日照举行武装暴动。遵照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日照中心县委从7月至9月，连续三次召开中共党的代表会议，研究暴动计划，武装暴动的政治行动纲领、部队编制及军事行动等，都作出了明确的决定。具体是：一、收缴地主武器，建立革命武装；二、交出地主文契，当众焚毁，宣布土地为农民所有；三、打开地主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四、逮捕最反动的恶霸地主，替民除害；五、部队编制，以党员为骨干，建立一支革命武装，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队伍分南北两路：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安哲、于贡方负责；南路以邵疃、山字河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郑天九、牟春霆负责。各路的行动计划是：北路集中兵力打王家滩，回师两城镇，接着解放日照城北各村；南路集中力量攻打涛雒，接着解放日照城南各村。然后，两路大军合攻日照城、石臼所，最后进驻五莲山区，整编革命队伍，建立革命根据地。
会议之后，各地中共党组织都进行紧张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在这期间，由于基层人员行动不慎，当局有所察觉。中共日照县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举行暴动。1932年10月13日晚，南、北两路起义队伍按照中共日照县委的统一部署都开始行动起来。
南路起义军在郑天九、牟春霆率领下，分别在山字河、牟家小庄集结，向南进军。黎明前，两股队伍将涛雒镇合围。涛雒是日照重镇，内有警察所分所，还有商团、民团、盐巡四百多人的武装，备有两门小炮。起义军原计划通过内线里应外合，一举攻下该镇。但由于打入内部的人员不慎，暴露了行动计划，地方当局加强了警戒，起义军攻不下围子，只好放弃原计划，回师西进。3天时间内，义军攻下平家村、苗家村、落子、山口等村庄，所到之处，收缴地主武器，焚烧地契，开仓分粮，群众纷纷参加起义队伍。10月16日，队伍开回邵疃，在曙光小学进行整编。队伍共有六百余人，编成两个大队、六个中队。为与北路义军会师，17日早晨，郑天九、牟春霆率部由邵疃、山字河出发，傍晚到达河山村，获悉北路义军已被重兵包围，难以会师，遂决定回师南下，开展游击战，以策应北路义军突围。于是，南路义军又发起攻打宅科等数次战斗，后在灵山堡陷入敌人重围。此时，得知北路义军已突围疏散，郑天九、牟春霆经研究后也于25日动员分散南路义军，转入隐蔽斗争。
日照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对广大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近百名参加暴动的义军战士被枪杀。当局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郑天九和安哲、牟春霆等人，日照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躲避抓捕，郑天九从青岛乘船去上海，后又从上海去北平。在北平，他找到同乡郑培宣。这时，郑培宣已经加入共产党，并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不久，通过郑培宣的介绍，郑天九和中共北平市委取得组织关系。郑天九向中共北平市委汇报了日照暴动的有关情况，同时也向中共山东省委写了报告。中共北平市委根据郑天九的汇报，马上派郑培宣回日照，去整顿和恢复日照暴动失败后的共产党组织。郑培宣到日照后，与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军委书记祝刚取得联系，重新建立起中共日照县委。
此后，郑天九化名丁九，在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开展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在北平至奉天这段铁路线上做宣传发行工作，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各地，秘密地运输和散发各种宣传品。
1933年7月份，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被捕，局势非常严重。郑天九意识到地下活动很可能已被察觉，立刻紧急安排同志转移隐藏，但他及妻子还未来得及转移就被逮捕。
郑天九被捕后，先是押在北平市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第三团，但因案情重大，两个月后被解往南京。9月，郑天九被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1933年10月19日，郑天九在南京雨花台就义，时年28岁。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