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耘生（1905—1932），原名李殿龙，字云生，山东广饶人，中共山东早期党员，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委书记。
李耘生出生在一户中农家庭，自幼聪慧，在学校品学兼优。1919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由本县振华高小考进益都省立第十中学。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全国，李耘生满怀爱国激情，参加了益都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与同学们一道参加了盘查日货的活动。
1922年9月，中共党员王翔千由济南育英中学来到省立十中任教，他发现李耘生、刘子久等学生的进步倾向，便因势利导，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和其他革命书刊，鼓励李耘生与王尽美通信，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帮助下，李耘生的思想进步很快。1923年10月，经王翔千介绍，李耘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初冬，以省立十中的党员和团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耘生任委员长。年底，应王尽美邀请，李耘生赴济南，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2月，经王尽美介绍，李耘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组织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选举李耘生为济南团地委秘书。1925年1月，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组织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团中央工作。1925年青岛惨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共团中央指派，赴青岛接任团中央青岛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职务。
1925年6月6日，李耘生到达青岛。在青岛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他领导团组织发动了一场有七千余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血腥暴行。6月16日，青岛市社会各界三百多人继学生游行之后，举行了悲壮慷慨的雪耻大会，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李耘生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日本领事和军阀当局的注意，处境非常危险。为了保护李耘生的安全，1925年深秋，中共党组织决定将李耘生调离青岛，到济南负责济南团组织的工作。1926年2月，中共山东地委成立，李耘生由济南团地委调任中共山东地委，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任职不久，山东督办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青年。李耘生采取果断措施，将受通缉和暴露身份的中共益都党负责人王元盛、团员冀蔚怀等22名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并分别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中共山东党组织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1927年1月中旬，李耘生由山东调到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是杜韫章，宣传部长是王自强。同年3月，王自强调任汉川县委书记后，宣传工作由李耘生和杜韫章两人兼管。
硚口是汉口一个工业区，有一二十家中外工厂，二三万工人。其中泰安纱厂、英美烟厂等较大的几家工厂，分别属于日、英资本，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0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多达16个小时，而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为了争得工人的基本权利，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们曾进行过多次斗争。
李耘生来到硚口后，为尽快熟悉和掌握情况，白天深入工厂顶班劳动，进行调查访问，晚上则利用特区区委开办的工人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领导下，泰安纱厂等原来就有党组织的工厂，党员的数量比以前增多了。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也都活跃起来。
1927年春节前夕，李耘生领导发动了一场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斗争先从泰安纱厂发起。该厂的工人在党员侯步生、张金保的带领下，提出“年关发双薪”的要求，包围了工厂洋人的办公大楼，高呼“不答应条件，誓不复工”等口号。日本厂主见工人们组织严密，来势勇猛，便于当天下午就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发了双薪。2月10日，既济水电公司也发起了“按本公司职员收入的比例，增加工人薪水”的斗争。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公司资本家不得不将工人的薪水给予不同程度的增加，达到了罢工的目的。
李耘生和杜韫章在斗争中密切配合，彼此尊重，增进了了解。经组织同意，于1927年初夏时节结为终身伴侣。5月，李耘生奉命调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10月，李耘生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在工厂中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武汉暴动创造条件。他深感这时党的力量已很薄弱，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罢工势必益少害多，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要罢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保留意见，执行上级指示。他慎重地选择了中共力量比较强、工人基础比较好的武昌第一纱厂着手发动。20日，市委一声令下，全厂九千多工人立即停机，宣布罢工。接着，震寰纱厂以反对开除4名剪毛女工为引子，也发起了声援第一纱厂的罢工斗争。但罢工最终被地方当局武装镇压，不少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被捕牺牲，造成了惨痛的武汉“震寰事件”。事后，第一纱厂停产，几千工人失业，没有生活来源。面对这种情况，中共武昌市委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第一纱厂工人进行抢米斗争，帮助失业工人渡过了难关。
1928年春，李耘生被调往中共南京市委工作。化名李立章。这里白色恐怖严重，他的组织关系一时没能接上，只好一面在《时事新报》社担任记者，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4月30日，因叛徒告密，李耘生不幸被捕，被国民党江苏特种刑事庭判处十个月徒刑，监禁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阅读妻子冒着生命危险送进来的政治理论和历史书籍，利用放风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在这里，他遇到了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过的战友王井东（即王荷波之弟王凯），通过王井东接上了组织关系。
李耘生出狱后，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B623号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亭子间里，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仍不懈地坚持革命斗争。
1930年下半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重建中共南京市委，1931年2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指派重返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南京贫儿教养院的历史教员。他利用讲坛穿插讲说革命道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同时主动接近一些有爱国思想的教师、学生。虽然院内教职员工中有国民党人士的亲信，但李耘生仍通过不断的培养教育，发展了5名学生、两名教师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为开辟党的工作，李耘生又机智巧妙地利用中共党员肖静庵在南京下浮桥国民党政府中央试验所内工作的关系，建立起秘密交通站。当时，上级党的文件多在公开刊物《光明之路》上密写，由上海寄到南京的中央试验所，再由肖静庵转交李耘生。交通站的建立，保证了南京市委与上级的经常联系。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南京地下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在和记工厂、京华印书馆、中央大学、街道、鸡鸣寺难民区、无线电台站、宪兵部队、陆军军官学校等处，恢复和建立起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二百名党员，还成立了共青团南京特别支部。
1931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专门管辖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宜兴等县党的工作，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
为了配合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李耘生在句容、溧阳等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京杭国道（即宁杭公路）上。一次，游击队在金坛到丹阳之间抓住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老婆，以其为人质，换回一笔钱，补充了游击队的给养。
1932年2月，李耘生在离溧阳城三里外的焦山上的一座破庙里，召开溧阳党的特支紧急会议，传达了党要求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在他领导下，特委对驻扎在宜兴的江苏省政府保安四团作了策反工作，先后把保安四团营副谢绍辉、一连连长杲立民、排长黄炳章策反过来。1932年春，特委又领导国民党南京骑兵教导队警卫营内部分中共党员发动兵变。兵变虽未成功，但给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以很大震动。
1932年初，中共南京京华印书馆支部书记李向荣被捕叛变，市委遭到破坏。李耘生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留在南京处理党组织遭受破坏的善后工作。4月初，李耘生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多次审讯拷打中，李耘生始终坚不吐实，以“李涤尘”的化名同敌人周旋。国民党宪兵除带着叛徒当场指认外，又将李耘生年幼的儿子抱来隔窗相认。只有两岁多的孩子见到日夜想念的爸爸，便大声哭喊：“爸爸！爸爸！”在父子相认和叛徒的指证下李耘生的身份才被暴露。
1932年6月8日凌晨，李耘生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时年27岁。
（李丹）
李耘生
李耘生（1905—1932），原名李殿龙，字云生，山东广饶人，中共山东早期党员，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委书记。
李耘生出生在一户中农家庭，自幼聪慧，在学校品学兼优。1919年春，他以优异的成绩由本县振华高小考进益都省立第十中学。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全国，李耘生满怀爱国激情，参加了益都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示威游行。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与同学们一道参加了盘查日货的活动。
1922年9月，中共党员王翔千由济南育英中学来到省立十中任教，他发现李耘生、刘子久等学生的进步倾向，便因势利导，组织他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和其他革命书刊，鼓励李耘生与王尽美通信，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引导、帮助下，李耘生的思想进步很快。1923年10月，经王翔千介绍，李耘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初冬，以省立十中的党员和团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李耘生任委员长。年底，应王尽美邀请，李耘生赴济南，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4年2月，经王尽美介绍，李耘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组织召开全体团员大会，选举李耘生为济南团地委秘书。1925年1月，李耘生作为山东团组织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团中央工作。1925年青岛惨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共团中央指派，赴青岛接任团中央青岛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职务。
1925年6月6日，李耘生到达青岛。在青岛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他领导团组织发动了一场有七千余学生参加的示威游行，控诉英、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血腥暴行。6月16日，青岛市社会各界三百多人继学生游行之后，举行了悲壮慷慨的雪耻大会，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李耘生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日本领事和军阀当局的注意，处境非常危险。为了保护李耘生的安全，1925年深秋，中共党组织决定将李耘生调离青岛，到济南负责济南团组织的工作。1926年2月，中共山东地委成立，李耘生由济南团地委调任中共山东地委，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任职不久，山东督办张宗昌在山东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青年。李耘生采取果断措施，将受通缉和暴露身份的中共益都党负责人王元盛、团员冀蔚怀等22名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并分别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中共山东党组织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1927年1月中旬，李耘生由山东调到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是杜韫章，宣传部长是王自强。同年3月，王自强调任汉川县委书记后，宣传工作由李耘生和杜韫章两人兼管。
硚口是汉口一个工业区，有一二十家中外工厂，二三万工人。其中泰安纱厂、英美烟厂等较大的几家工厂，分别属于日、英资本，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0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多达16个小时，而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为了争得工人的基本权利，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人们曾进行过多次斗争。
李耘生来到硚口后，为尽快熟悉和掌握情况，白天深入工厂顶班劳动，进行调查访问，晚上则利用特区区委开办的工人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领导下，泰安纱厂等原来就有党组织的工厂，党员的数量比以前增多了。区委领导下的各级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青团、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也都活跃起来。
1927年春节前夕，李耘生领导发动了一场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罢工斗争。斗争先从泰安纱厂发起。该厂的工人在党员侯步生、张金保的带领下，提出“年关发双薪”的要求，包围了工厂洋人的办公大楼，高呼“不答应条件，誓不复工”等口号。日本厂主见工人们组织严密，来势勇猛，便于当天下午就答应了工人的条件，发了双薪。2月10日，既济水电公司也发起了“按本公司职员收入的比例，增加工人薪水”的斗争。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公司资本家不得不将工人的薪水给予不同程度的增加，达到了罢工的目的。
李耘生和杜韫章在斗争中密切配合，彼此尊重，增进了了解。经组织同意，于1927年初夏时节结为终身伴侣。5月，李耘生奉命调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10月，李耘生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在工厂中掀起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为武汉暴动创造条件。他深感这时党的力量已很薄弱，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罢工势必益少害多，便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要罢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保留意见，执行上级指示。他慎重地选择了中共力量比较强、工人基础比较好的武昌第一纱厂着手发动。20日，市委一声令下，全厂九千多工人立即停机，宣布罢工。接着，震寰纱厂以反对开除4名剪毛女工为引子，也发起了声援第一纱厂的罢工斗争。但罢工最终被地方当局武装镇压，不少共产党员、工人积极分子被捕牺牲，造成了惨痛的武汉“震寰事件”。事后，第一纱厂停产，几千工人失业，没有生活来源。面对这种情况，中共武昌市委采取应急措施，组织第一纱厂工人进行抢米斗争，帮助失业工人渡过了难关。
1928年春，李耘生被调往中共南京市委工作。化名李立章。这里白色恐怖严重，他的组织关系一时没能接上，只好一面在《时事新报》社担任记者，一面继续寻找党组织。4月30日，因叛徒告密，李耘生不幸被捕，被国民党江苏特种刑事庭判处十个月徒刑，监禁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阅读妻子冒着生命危险送进来的政治理论和历史书籍，利用放风机会，与难友们交谈时事。在这里，他遇到了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过的战友王井东（即王荷波之弟王凯），通过王井东接上了组织关系。
李耘生出狱后，住在上海新闸路胡康里B623号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亭子间里，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仍不懈地坚持革命斗争。
1930年下半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重建中共南京市委，1931年2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指派重返南京，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耘生的公开身份是南京贫儿教养院的历史教员。他利用讲坛穿插讲说革命道理，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同时主动接近一些有爱国思想的教师、学生。虽然院内教职员工中有国民党人士的亲信，但李耘生仍通过不断的培养教育，发展了5名学生、两名教师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了地下党支部。
为开辟党的工作，李耘生又机智巧妙地利用中共党员肖静庵在南京下浮桥国民党政府中央试验所内工作的关系，建立起秘密交通站。当时，上级党的文件多在公开刊物《光明之路》上密写，由上海寄到南京的中央试验所，再由肖静庵转交李耘生。交通站的建立，保证了南京市委与上级的经常联系。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南京地下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先后在和记工厂、京华印书馆、中央大学、街道、鸡鸣寺难民区、无线电台站、宪兵部队、陆军军官学校等处，恢复和建立起十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二百名党员，还成立了共青团南京特别支部。
1931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专门管辖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宜兴等县党的工作，任命李耘生为特委书记。
为了配合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李耘生在句容、溧阳等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京杭国道（即宁杭公路）上。一次，游击队在金坛到丹阳之间抓住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老婆，以其为人质，换回一笔钱，补充了游击队的给养。
1932年2月，李耘生在离溧阳城三里外的焦山上的一座破庙里，召开溧阳党的特支紧急会议，传达了党要求积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在他领导下，特委对驻扎在宜兴的江苏省政府保安四团作了策反工作，先后把保安四团营副谢绍辉、一连连长杲立民、排长黄炳章策反过来。1932年春，特委又领导国民党南京骑兵教导队警卫营内部分中共党员发动兵变。兵变虽未成功，但给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以很大震动。
1932年初，中共南京京华印书馆支部书记李向荣被捕叛变，市委遭到破坏。李耘生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留在南京处理党组织遭受破坏的善后工作。4月初，李耘生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在多次审讯拷打中，李耘生始终坚不吐实，以“李涤尘”的化名同敌人周旋。国民党宪兵除带着叛徒当场指认外，又将李耘生年幼的儿子抱来隔窗相认。只有两岁多的孩子见到日夜想念的爸爸，便大声哭喊：“爸爸！爸爸！”在父子相认和叛徒的指证下李耘生的身份才被暴露。
1932年6月8日凌晨，李耘生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时年27岁。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