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铨（1904—1931），字子衡，山东济南人，山东早期中共党员、青岛工人运动领袖。
李敬铨祖籍济南历城鸭旺口村，生于济南市奎文街。其父在济南经营一家小煤炭店，买卖兴隆，家庭生活富裕。在李敬铨出生前几个月，因父亲病故，家业逐渐凋零破落。母亲节衣缩食，用积攒的钱供孩子读书。李敬铨先读私塾，后入小学，读完小学后又考入济南师范讲习所。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李敬铨受到新思想影响，参加了济南学生界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
1923年，青岛大康纱厂派人来济南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培训工师，李敬铨应招进了青岛大康纱厂，任粗纱工师。大康纱厂是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工厂，厂里的工人遭受日本厂方的欺压和剥削。李敬铨等学生出身的工人亲眼目睹和亲身遭受日资工厂奴役，本身就具有在“五四运动”中注入的进步思想，就在工人中间活动，积极酝酿着反抗斗争。
1924年，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到大康纱厂开辟工作，李敬铨便最早起来参加了活动。1925年3月，秘密组织建立了大康纱厂职工会，李敬铨同司铭章、苏美一等被推为工会的负责干部，很快发展会员八百余人。工会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厂方的注意，谋图将刚刚诞生的工会组织扼杀在摇篮中。4月18日，日本警察趁工人上班之际，持枪在“华工宿舍”强行砸门撬锁，进行搜查。他们掠去了工会的文件，还逮捕了3名工会干部。李敬铨等工会领导人得知消息后，立刻发动工人团团围住了工厂的人事系。
在激愤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日本厂主被迫于当晚10点将逮去的3名工会干部放了回来。这天晚上，李敬铨、司铭章等人立即将厂里的情况向青岛党组织和中共山东省委派青指导工运干部作了汇报。青岛中共党组织立即召集大康纱厂李敬铨等30余名工会干部开会，决定举行全厂大罢工，并即时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李敬铨同司铭章、苏美一等人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同时作为谈判代表，负责与厂主谈判。4月19日晨，工会将罢工宣言送交日本厂主和市警察局。宣言中有工会代表工人提出的21项条件，如得不到答复，大康纱厂工会即令工人于4月20日晨6时举行罢工。日本厂主收到罢工宣言后，立即打电话给青岛警察厅，要求调派保安队于20日黎明来厂镇压。工会得知这一情况，决定提前6小时举行罢工。工人接受工会发布的罢工命令，立刻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当保安队到达四方时，在李敬铨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工人手持各种武器，把守于车间外和宿舍前后。厂门口的门楼上挂起了罢工的大旗，全厂四千余工人全部投入了罢工斗争。罢工执行委员会召开了露天大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发表了《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告军警书》。《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列举了日本工厂主压榨工人的罪行和工人举行罢工的目的与要求。在大康纱厂的影响下，青岛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等数家日商纱厂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罢工队伍骤增到一万三千余人，钟渊、富士、铃木等厂随即举行了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联合罢工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共中央、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工会代表赴青慰问，中共山东省委派刘子久等到青岛指导斗争。
罢工期间，李敬铨等工会代表与厂方进行了谈判，同厂方软硬兼施的伎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22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厂方于5月9日同意改善工人待遇等5项条件，并签订复工条约。在李敬铨、司铭章等人的指挥下，罢工委员会于5月10日下午3时，召开了由数家日商纱厂及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和学生、商界代表参加的庆祝罢工胜利大会。
大康纱厂厂主在工人复工后迟迟不履行条约，并秘密策划开除工人领袖，武力解散工会，以武装镇压罢工工人。5月中旬，大康纱厂厂主公然开除了李敬铨等50名工人代表，让伪警察厅出面驱逐离青。李敬铨等50名工人代表仍住在四方一带领导工会工作。5月28日晨，李敬铨等工会干部三十多人在大康纱厂宿舍被秘密绑架逮捕。
5月29日下午，李敬铨等工会干部被押解到警察厅东镇分局一个大禁室内。被捕工会领袖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由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等承认是罢工的领导人，并承担起全部责任，其他工会干部尽量避免暴露自己。因此，李敬铨等6人被作为首犯解送到济南执法处关押。慑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军阀张宗昌不得不于7月1日将李敬铨等工人代表全部释放。李敬铨于释放当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李敬铨被组织派回到原籍鸭旺口开展农民运动。李敬铨同苏美一来到鸭旺口后，深入贫苦青年农民家中宣传革命道理，足迹踏遍了鸭旺口四周的村庄。由于工作需要，李敬铨在秋后又被调回青岛做工人运动。
1927年下半年，为了加强淄川矿区的工作，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到淄川矿区领导工人运动，并协助中共淄川县党组织工作，李敬铨主要负责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依靠党团骨干，经常深入矿区、农村煤矿工人家里走访宣传，组织工会。1928年1月25日，李敬铨等人在煤矿北部的龙王庙召开了煤矿工人大会，到会者有两百多人。大会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1928年3月，北伐军已抵山东，军阀张宗昌即将逃遁，山东政局处于动荡之中。李敬铨等人深入矿井，组织工会。4月下旬，矿区工会在淄川煤矿洪山余盛街正式成立，李敬铨带领工会会员在门口挂起“淄川炭矿工会”的牌子。不久，工会会员发展到五百多人，党员发展到八十余人。
1928年6月下旬，淄川炭矿传出裁人的消息，工会会员们纷纷要求进行罢工。李敬铨、张泺书与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张德水、车锡贵、蒲文泉等工会干部研究决定，在裁人之前由工会出面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6月25日罢工前夜，李敬铨、张泺书等人在蒲松龄坟墓东边的树林里，召开了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组织起草了“淄川炭矿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同时又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给鲁大公司写信，提出了罢工要求和条件，并限于六小时内予以答复。对于工会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拒不答复。6月25日拂晓，在工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等分矿的四千多名工人全部实行罢工。十几天的罢工终于迫使警察当局和公司答应了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
1928年秋季后，李敬铨被省委调回济南，担任中央交通员，经常赴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传递党的机密文件。省委办公地点就设在普利门外李敬铨的家里。1928年底，王复元、王用章等叛变革命。12月，中共山东省委被叛徒王氏兄弟所破坏。王用章原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甚密。省委被破坏后，王用章找李敬铨到大明湖畔谈话，拉李敬铨叛变。
李敬铨在了解了王复元、王用章等已叛党投敌并带领警察逮捕自己同志时，气愤至极，但又很快镇定下来，控制情绪搪塞王用章。王用章见李敬铨并无追随他叛变革命之意，就对其进行威胁恐吓。李敬铨在摆脱王用章的纠缠之后，立即向中共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马上采取应急措施，使一些同志脱离险境。此时，济南中共党的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山东省委迁至青岛，李敬铨的家里也日夜有特务监视。李敬铨在青岛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关系后被留在省委工作，并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1930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派遣李敬铨回济南，由他组织成立中共济南特委（亦称特支）并任特委书记。他到济后，济南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特务便衣、捕共队遍布全城。为了尽快把被敌人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他日夜奔忙，先是将乡师的组织恢复起来，又奔走于鲁丰纱厂、电灯公司、津浦路机务段和津浦铁路济南大厂，进行恢复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李敬铨利用已恢复的党组织，于1930年下半年在济南布置领导了鲁丰纱厂约七百名失业工人要求复工和在业工人要求发清欠资与反对生产“合理化”的斗争；在电灯公司布置领导了电灯工人要求发清花红与反对资方开除工人、调动工人职业的斗争；在津浦线工人中布置领导了发清三个月饭钱的斗争。李敬铨除领导济南的工运、学运之外，还负责泰安党的工作。
1931年元旦，李敬铨趁放年假之际，去津浦铁路济南工厂成立中共党支部。在前往工厂途中，于三大马路纬五路萃卖场门口被叛徒王用章、郭金祥带领的军警逮捕。李敬铨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定，叛徒的阿谀奉承和当局以每月80块大洋的俸禄收买，李敬铨均嗤之以鼻，表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
1931年4月5日，李敬铨等22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7岁。
（刘大可）
李敬铨
李敬铨（1904—1931），字子衡，山东济南人，山东早期中共党员、青岛工人运动领袖。
李敬铨祖籍济南历城鸭旺口村，生于济南市奎文街。其父在济南经营一家小煤炭店，买卖兴隆，家庭生活富裕。在李敬铨出生前几个月，因父亲病故，家业逐渐凋零破落。母亲节衣缩食，用积攒的钱供孩子读书。李敬铨先读私塾，后入小学，读完小学后又考入济南师范讲习所。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李敬铨受到新思想影响，参加了济南学生界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
1923年，青岛大康纱厂派人来济南招收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培训工师，李敬铨应招进了青岛大康纱厂，任粗纱工师。大康纱厂是日本人在青岛开办的工厂，厂里的工人遭受日本厂方的欺压和剥削。李敬铨等学生出身的工人亲眼目睹和亲身遭受日资工厂奴役，本身就具有在“五四运动”中注入的进步思想，就在工人中间活动，积极酝酿着反抗斗争。
1924年，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到大康纱厂开辟工作，李敬铨便最早起来参加了活动。1925年3月，秘密组织建立了大康纱厂职工会，李敬铨同司铭章、苏美一等被推为工会的负责干部，很快发展会员八百余人。工会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厂方的注意，谋图将刚刚诞生的工会组织扼杀在摇篮中。4月18日，日本警察趁工人上班之际，持枪在“华工宿舍”强行砸门撬锁，进行搜查。他们掠去了工会的文件，还逮捕了3名工会干部。李敬铨等工会领导人得知消息后，立刻发动工人团团围住了工厂的人事系。
在激愤的工人群众的压力下，日本厂主被迫于当晚10点将逮去的3名工会干部放了回来。这天晚上，李敬铨、司铭章等人立即将厂里的情况向青岛党组织和中共山东省委派青指导工运干部作了汇报。青岛中共党组织立即召集大康纱厂李敬铨等30余名工会干部开会，决定举行全厂大罢工，并即时成立了罢工执行委员会，李敬铨同司铭章、苏美一等人被推举为罢工总指挥，同时作为谈判代表，负责与厂主谈判。4月19日晨，工会将罢工宣言送交日本厂主和市警察局。宣言中有工会代表工人提出的21项条件，如得不到答复，大康纱厂工会即令工人于4月20日晨6时举行罢工。日本厂主收到罢工宣言后，立即打电话给青岛警察厅，要求调派保安队于20日黎明来厂镇压。工会得知这一情况，决定提前6小时举行罢工。工人接受工会发布的罢工命令，立刻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当保安队到达四方时，在李敬铨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工人手持各种武器，把守于车间外和宿舍前后。厂门口的门楼上挂起了罢工的大旗，全厂四千余工人全部投入了罢工斗争。罢工执行委员会召开了露天大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发表了《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告军警书》。《大康纱厂全体工人泣告书》列举了日本工厂主压榨工人的罪行和工人举行罢工的目的与要求。在大康纱厂的影响下，青岛内外棉纱厂、隆兴纱厂等数家日商纱厂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罢工队伍骤增到一万三千余人，钟渊、富士、铃木等厂随即举行了罢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联合罢工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中共中央、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工会代表赴青慰问，中共山东省委派刘子久等到青岛指导斗争。
罢工期间，李敬铨等工会代表与厂方进行了谈判，同厂方软硬兼施的伎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22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厂方于5月9日同意改善工人待遇等5项条件，并签订复工条约。在李敬铨、司铭章等人的指挥下，罢工委员会于5月10日下午3时，召开了由数家日商纱厂及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和学生、商界代表参加的庆祝罢工胜利大会。
大康纱厂厂主在工人复工后迟迟不履行条约，并秘密策划开除工人领袖，武力解散工会，以武装镇压罢工工人。5月中旬，大康纱厂厂主公然开除了李敬铨等50名工人代表，让伪警察厅出面驱逐离青。李敬铨等50名工人代表仍住在四方一带领导工会工作。5月28日晨，李敬铨等工会干部三十多人在大康纱厂宿舍被秘密绑架逮捕。
5月29日下午，李敬铨等工会干部被押解到警察厅东镇分局一个大禁室内。被捕工会领袖召开会议，统一思想，由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等承认是罢工的领导人，并承担起全部责任，其他工会干部尽量避免暴露自己。因此，李敬铨等6人被作为首犯解送到济南执法处关押。慑于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军阀张宗昌不得不于7月1日将李敬铨等工人代表全部释放。李敬铨于释放当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李敬铨被组织派回到原籍鸭旺口开展农民运动。李敬铨同苏美一来到鸭旺口后，深入贫苦青年农民家中宣传革命道理，足迹踏遍了鸭旺口四周的村庄。由于工作需要，李敬铨在秋后又被调回青岛做工人运动。
1927年下半年，为了加强淄川矿区的工作，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到淄川矿区领导工人运动，并协助中共淄川县党组织工作，李敬铨主要负责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依靠党团骨干，经常深入矿区、农村煤矿工人家里走访宣传，组织工会。1928年1月25日，李敬铨等人在煤矿北部的龙王庙召开了煤矿工人大会，到会者有两百多人。大会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1928年3月，北伐军已抵山东，军阀张宗昌即将逃遁，山东政局处于动荡之中。李敬铨等人深入矿井，组织工会。4月下旬，矿区工会在淄川煤矿洪山余盛街正式成立，李敬铨带领工会会员在门口挂起“淄川炭矿工会”的牌子。不久，工会会员发展到五百多人，党员发展到八十余人。
1928年6月下旬，淄川炭矿传出裁人的消息，工会会员们纷纷要求进行罢工。李敬铨、张泺书与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张德水、车锡贵、蒲文泉等工会干部研究决定，在裁人之前由工会出面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6月25日罢工前夜，李敬铨、张泺书等人在蒲松龄坟墓东边的树林里，召开了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组织起草了“淄川炭矿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同时又以淄川炭矿工会的名义给鲁大公司写信，提出了罢工要求和条件，并限于六小时内予以答复。对于工会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鲁大公司的中日资本家拒不答复。6月25日拂晓，在工会的组织和宣传鼓动下，淄川炭矿及所属的十里庄、南旺、大昆仑等分矿的四千多名工人全部实行罢工。十几天的罢工终于迫使警察当局和公司答应了工会提出的部分要求。
1928年秋季后，李敬铨被省委调回济南，担任中央交通员，经常赴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传递党的机密文件。省委办公地点就设在普利门外李敬铨的家里。1928年底，王复元、王用章等叛变革命。12月，中共山东省委被叛徒王氏兄弟所破坏。王用章原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甚密。省委被破坏后，王用章找李敬铨到大明湖畔谈话，拉李敬铨叛变。
李敬铨在了解了王复元、王用章等已叛党投敌并带领警察逮捕自己同志时，气愤至极，但又很快镇定下来，控制情绪搪塞王用章。王用章见李敬铨并无追随他叛变革命之意，就对其进行威胁恐吓。李敬铨在摆脱王用章的纠缠之后，立即向中共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马上采取应急措施，使一些同志脱离险境。此时，济南中共党的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山东省委迁至青岛，李敬铨的家里也日夜有特务监视。李敬铨在青岛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关系后被留在省委工作，并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
1930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派遣李敬铨回济南，由他组织成立中共济南特委（亦称特支）并任特委书记。他到济后，济南正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特务便衣、捕共队遍布全城。为了尽快把被敌人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他日夜奔忙，先是将乡师的组织恢复起来，又奔走于鲁丰纱厂、电灯公司、津浦路机务段和津浦铁路济南大厂，进行恢复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李敬铨利用已恢复的党组织，于1930年下半年在济南布置领导了鲁丰纱厂约七百名失业工人要求复工和在业工人要求发清欠资与反对生产“合理化”的斗争；在电灯公司布置领导了电灯工人要求发清花红与反对资方开除工人、调动工人职业的斗争；在津浦线工人中布置领导了发清三个月饭钱的斗争。李敬铨除领导济南的工运、学运之外，还负责泰安党的工作。
1931年元旦，李敬铨趁放年假之际，去津浦铁路济南工厂成立中共党支部。在前往工厂途中，于三大马路纬五路萃卖场门口被叛徒王用章、郭金祥带领的军警逮捕。李敬铨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定，叛徒的阿谀奉承和当局以每月80块大洋的俸禄收买，李敬铨均嗤之以鼻，表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贵品质。
1931年4月5日，李敬铨等22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被国民党杀害，时年27岁。
（刘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