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1836—1895），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汝昌是其讳名，安徽庐江人，原籍凤阳，清北洋舰队高级将领。
丁汝昌父丁灿勋，母向氏，以务农为生。道光十七年（1837），其母去世，不满周岁的丁汝昌由祖母鲍氏抚养。道光二十三年（1843），入私塾，开始学习文化知识。道光二十六年（1846），庐江一带发生严重水灾，江潮倒灌，饿殍遍野，丁汝昌被迫辍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于家境贫苦，丁汝昌刚满10岁便外出帮人放羊、放鸭、摆渡船只等以糊口谋生。十四五岁时，父亲把他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坊做学徒。
咸丰元年（1851），庐江一带发生灾荒，父亲病故。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庐江县城，丁汝昌便参加了太平军，成为程学启的部下，随军驻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清军攻打安庆，丁汝昌随程学启投湘军。其后，曾国荃以程学启为营官，领开字营，丁汝昌为哨官。同治元年（1862）春，曾国藩令其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军，并将程学启“开”字二营拨给淮军，丁汝昌被编入淮军，随即开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是年秋，与太平军四江口战役之后，“铭”字营营官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勇悍，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任哨官，统亲兵100人。后又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丁汝昌由庐江县迁居巢县高林乡汪郎中村。是年以军功擢升副将，统领先锋马队三营，随刘铭传参加镇压东、西捻军的战争。同治七年（1868）五月，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同年十月，授直隶天津镇总兵，赏换西林巴图鲁满字勇号。同治十三年（1874）淮军裁编，丁汝昌马队三营也被裁撤，遂返乡赋闲。
光绪三年（1877），丁汝昌接到朝廷兵部公文，给资赴部，军前听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京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奉旨赴甘肃差遣。在离京回程途中，去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此时，李鸿章奉旨布置海防，筹建海军，正在物色海军将才，见丁汝昌到来，遂即将他留下。光绪五年（1879）十月，李鸿章向朝廷奏准丁汝昌督操北洋水师炮船。从此，丁汝昌正式投身海军。
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李鸿章奏派丁汝昌与北洋水师首任总教习英籍洋员葛雷森，率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大副蓝建枢、李和，二副杨用霖等，去英国接收和督带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光绪七年（1881）正月，丁汝昌一行抵达英国伦敦。三月，丁汝昌、葛雷森等又到德国伏尔坚船厂观看了正在建造的铁甲舰后，返回伦敦。七月初九日，驻英公使曾纪泽会同丁汝昌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举行超勇、扬威两船升旗仪式。二十三日，丁汝昌率两船启程回国，历时近60天，于九月二十六日，安抵天津大沽。十月十一日，清政府以丁汝昌巡海出力，赏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予正一品封典，并奏准委以统领北洋水师重任。
光绪八年（1882）八月，丁汝昌奉命率3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穿黄马褂的赏赐。光绪十一年（1885），北洋水师在德国订造的两艘铁甲舰来华，丁汝昌与兼署天津兵备道周馥登舰验收，换挂中国龙旗，命名为“定远”“镇远”。这是当时远东最为坚猛的军舰，也是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此时，北洋舰队初具规模。
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命丁汝昌同水师总教习英籍洋员琅威理率定远、镇远、济远等6舰出洋操巡，至海参崴，留超勇、扬威2舰等吴大澂勘定中俄边界事毕驶回，其余4舰赴日本长崎进坞修理。期间，水兵登岸观光，日本警察蓄意寻衅，持刀杀伤中国水兵多人。事件发生后，琅威理力请即日宣战。丁汝昌则反对轻率开战，主张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由于丁汝昌的审慎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光绪十四年（1888）春，在英、德两国订购的致远、靖远等4艘快船回国。八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十一月，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提名，奏请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并统率大小舰艇四十余艘，约5万吨。至此，北洋舰队的势力一跃成为亚洲之最。丁汝昌也步入了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为培养急需的海军人才，根据丁汝昌建议，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刘公岛水师学堂，由其本人兼领总办，美籍洋员马吉芬充任教习。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入朝平定。北洋舰队派超勇、扬威、平远3舰分驻牙山、仁川以为接应。此时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趁机调兵朝鲜，并撇开中国单独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制造挑起战端的借口，并于五月十九日，向中国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表示：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二十六日，丁汝昌电请李鸿章，认为零星调兵赴朝，有损无益，请求将停泊朝鲜之三艘军舰调回，等陆军大队出发时，海军亦派大队，并力拼战，与日军决一雌雄。六月十二日，日本又向中国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拒绝从朝鲜撤兵。此时，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行开战，命丁汝昌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为运兵船护航。丁汝昌主张派海军大队前往，并令北洋海军主力舰都升火待命。二十日，李鸿章来电同意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前往巡护。当丁汝昌率九舰正候令启碇时，忽传来俄国和英国要出兵问罪日本的消息，李鸿章认为没有必要再派海军大队前往了，急忙电令丁汝昌停止海军大队出海，仍由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对北洋舰队护航舰只发动突然袭击，并击沉中国运兵船，由此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清政府为保障平壤战场的后路，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巡逻大同江口。初十日凌晨，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0艘舰船出洋，并于当天傍晚到达大同江口。次日，派两艘鱼雷艇进探大同江，溯流而上至铁岛，未发现日舰。十二日，又寻至海洋岛附近，仍未发现敌踪。实际上日本舰队是根据间谍的报告，对北洋舰队进行牵制。所以，北洋舰队一出海巡逻，日舰就趁机袭扰威海卫港，使北洋舰队不敢出海远航，以便使日舰可以随意出没各海域。但是，清政府并不知道日本舰队的用意，对丁汝昌十分不满，并屡屡弹劾。二十三日，清廷谕令丁汝昌，海军各舰要以威海、大连、旅顺、烟台等处为重点，应在此数处往来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八月十八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0舰护送援军赴朝后，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与日本联合舰队12舰相遇，双方舰队主力遂展开激战。由于北洋舰队舰型、火器陈旧，缺少速射炮，重炮大多装置在舰首，并且以舰首重炮见长。因而，丁汝昌为了扬长避短，以发挥舰首重炮的威力，毅然下令改原来的夹缝鱼贯小队阵为夹缝雁行小队阵。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虽然许多方面皆逊于日本，但丁汝昌与将士们毫无畏惧，沉着应战。尽管丁汝昌在海战开始不久即身负重伤，不能站立，然裹伤后仍坐在甲板上督战，以激励士气。激战5个小时，重创日本联合舰队，迫使其仓皇遁逃。但北洋舰队也损失四舰。
北洋舰队驶回威海后，丁汝昌竭尽全力布置威海水陆防务。此时，清廷中各方面的责难集中于丁汝昌一身，遂革其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被革职，后几乎逮京问罪。
丁汝昌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仍力求振作，召集诸将，积极筹商水陆战守。根据北洋舰队实际情况，丁汝昌与诸将合议后，认为就现有的敌我力量对比，唯一可行之法就是舰台依辅。于是，遂制定了一个“水陆相依”的御敌具体方案，但同时也提出要加强威海后路防御：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这个方案得到了李鸿章认可和清廷的批准。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下旨将已奉旨北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5营截留山东。二十八日，钦差大臣刘坤一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决定派从徐州起程的徐州镇总兵陈凤楼马队5营，及皖南镇总兵李占春等步队15营，皆迅赴烟台，以救援威海。当时，山东巡抚李秉衡估计，威海如能坚持20天，即是到翌年正月十七日，这批援军必可赶到，可解威海之围。
此时，日军早已确定了进犯山东半岛的登陆作战方案，并进行了多方面周密的部署，二十五日，日本防军第二军2500人，在25艘军舰和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先后在荣成龙须岛登陆。二十八日，当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时，李鸿章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又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丁汝昌认为，如果舰队出口决战，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唯有水陆将士同心协力，才有可能固守海防。因此，被丁汝昌拒绝。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知道，威海港防御严密，武力攻取必付出重大代价，于是一面做登陆准备，一面策划诱降。当丁汝昌接到诱降书后，表示：“余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并将此书上交李鸿章，以示自己誓死抗敌之决心。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五，日本一面以陆军进攻威海南岸炮台，一面以海军对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攻击。在日军水陆两路夹击的危急情况下，北洋舰队将战舰分为两队：因旗舰定远吨位大，吃水深，在港内无法驶近海岸作战，故以靖远为临时旗舰。丁汝昌亲登靖远舰，率镇南、镇西、镇北、镇边诸炮舰支援南岸守军；与此同时，令其他各舰与刘公岛、日岛炮台配合，守御威海南北两口，以防日本海军突袭。在北洋舰队的有力支援下，南岸炮台守军重创敌军。日军进攻南岸摩天岭炮台时，丁汝昌下令发射排炮，击毙敌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一艘日舰也在威海港南口被击中沉没。但是，由于兵力众寡悬殊，威海陆地炮台相继失陷。于是，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舰队孤军困守威海卫港内。
此后，日军多次水陆夹击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均被击退。伊东祐亨见单纯进攻难以奏效，便决定以鱼雷艇偷袭。正月十一日晨3时半，日本鱼雷艇在夜幕的掩护下进港偷袭。定远中雷，丁汝昌遂移驻镇远舰。
丁汝昌坚持“舰台依辅”的作战方案，积极有效地抵御日军多次猛烈进攻。连日来日军水陆夹击，北洋舰队每次都以舰船与岸上炮台配合，击伤日舰多艘，使日舰难以接近威海南、北两口，气焰为之大挫。日军几次组织陆战队，企图占领刘公岛和日岛，也都遭到了失败。在当时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指望几艘损坏严重的军舰取得胜利，挽回不利局面。但是，北洋海军的顽强抗御却赢得宝贵的时间，为清政府提供了一个扭转败局并且迅速实施战略转移的良好机会。
此时，北洋舰队虽已陷入重围，但丁汝昌抗敌之心毫不动摇。他焦急地等待援军到来，以便海陆两军配合作战，解刘公岛之围。于是，丁汝昌派一名水性好的水手怀密信凫水至威海北岸，潜去烟台向登莱青道刘含芳求援。此时，某些洋员却与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密谋投降。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十五日，日本海军大小舰艇四十余艘全部驶至威海南口外排列，以战舰在前开炮，势将冲入南口（徐斌、颜邦逸《帝制的尾声》，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同时，日本陆军又从威海南北两岸发炮配合。丁汝昌亲登靖远驶近南口，与敌拚战，击伤日舰2艘。战至中午时，靖远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救上小船，得以身免。然洋员与牛昶昞早有密谋，煽动一群护军士兵拥至丁汝昌处，声言向提督“乞生路”，洋员趁机规劝他投降。牛昶昞也趁机劝说：“众心叛离，不可复用！”丁汝昌怒斥道：“汝等欲夺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他安抚士兵们，并讲明和许诺一定要坚守到正月十七日，等待援军赶到。
十六日，洋员与牛昶昞继续煽动士兵闹事，趁机劝降，仍被丁汝昌拒绝。十七日，丁汝昌获悉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军莱州，陆援绝望。于是，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会议，提出“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但无人响应，会议不决而散，此时某些兵痞竟露刃威逼提督。丁汝昌无奈，只好命牛昶昞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止有人盗印投敌。十八日早晨，丁汝昌自杀殉国，终年59岁。
（刘晓焕）
丁汝昌
丁汝昌（1836—1895），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汝昌是其讳名，安徽庐江人，原籍凤阳，清北洋舰队高级将领。
丁汝昌父丁灿勋，母向氏，以务农为生。道光十七年（1837），其母去世，不满周岁的丁汝昌由祖母鲍氏抚养。道光二十三年（1843），入私塾，开始学习文化知识。道光二十六年（1846），庐江一带发生严重水灾，江潮倒灌，饿殍遍野，丁汝昌被迫辍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由于家境贫苦，丁汝昌刚满10岁便外出帮人放羊、放鸭、摆渡船只等以糊口谋生。十四五岁时，父亲把他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坊做学徒。
咸丰元年（1851），庐江一带发生灾荒，父亲病故。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攻克庐江县城，丁汝昌便参加了太平军，成为程学启的部下，随军驻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清军攻打安庆，丁汝昌随程学启投湘军。其后，曾国荃以程学启为营官，领开字营，丁汝昌为哨官。同治元年（1862）春，曾国藩令其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军，并将程学启“开”字二营拨给淮军，丁汝昌被编入淮军，随即开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是年秋，与太平军四江口战役之后，“铭”字营营官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勇悍，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任哨官，统亲兵100人。后又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丁汝昌由庐江县迁居巢县高林乡汪郎中村。是年以军功擢升副将，统领先锋马队三营，随刘铭传参加镇压东、西捻军的战争。同治七年（1868）五月，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同年十月，授直隶天津镇总兵，赏换西林巴图鲁满字勇号。同治十三年（1874）淮军裁编，丁汝昌马队三营也被裁撤，遂返乡赋闲。
光绪三年（1877），丁汝昌接到朝廷兵部公文，给资赴部，军前听命。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京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奉旨赴甘肃差遣。在离京回程途中，去天津拜见直隶总督李鸿章。此时，李鸿章奉旨布置海防，筹建海军，正在物色海军将才，见丁汝昌到来，遂即将他留下。光绪五年（1879）十月，李鸿章向朝廷奏准丁汝昌督操北洋水师炮船。从此，丁汝昌正式投身海军。
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李鸿章奏派丁汝昌与北洋水师首任总教习英籍洋员葛雷森，率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大副蓝建枢、李和，二副杨用霖等，去英国接收和督带在英国阿摩士庄厂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光绪七年（1881）正月，丁汝昌一行抵达英国伦敦。三月，丁汝昌、葛雷森等又到德国伏尔坚船厂观看了正在建造的铁甲舰后，返回伦敦。七月初九日，驻英公使曾纪泽会同丁汝昌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举行超勇、扬威两船升旗仪式。二十三日，丁汝昌率两船启程回国，历时近60天，于九月二十六日，安抵天津大沽。十月十一日，清政府以丁汝昌巡海出力，赏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予正一品封典，并奏准委以统领北洋水师重任。
光绪八年（1882）八月，丁汝昌奉命率3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穿黄马褂的赏赐。光绪十一年（1885），北洋水师在德国订造的两艘铁甲舰来华，丁汝昌与兼署天津兵备道周馥登舰验收，换挂中国龙旗，命名为“定远”“镇远”。这是当时远东最为坚猛的军舰，也是北洋水师的中坚力量。此时，北洋舰队初具规模。
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命丁汝昌同水师总教习英籍洋员琅威理率定远、镇远、济远等6舰出洋操巡，至海参崴，留超勇、扬威2舰等吴大澂勘定中俄边界事毕驶回，其余4舰赴日本长崎进坞修理。期间，水兵登岸观光，日本警察蓄意寻衅，持刀杀伤中国水兵多人。事件发生后，琅威理力请即日宣战。丁汝昌则反对轻率开战，主张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由于丁汝昌的审慎处理，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
光绪十四年（1888）春，在英、德两国订购的致远、靖远等4艘快船回国。八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十一月，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提名，奏请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并统率大小舰艇四十余艘，约5万吨。至此，北洋舰队的势力一跃成为亚洲之最。丁汝昌也步入了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为培养急需的海军人才，根据丁汝昌建议，于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刘公岛水师学堂，由其本人兼领总办，美籍洋员马吉芬充任教习。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入朝平定。北洋舰队派超勇、扬威、平远3舰分驻牙山、仁川以为接应。此时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趁机调兵朝鲜，并撇开中国单独胁迫朝鲜政府“改革内政”，制造挑起战端的借口，并于五月十九日，向中国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强硬表示：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二十六日，丁汝昌电请李鸿章，认为零星调兵赴朝，有损无益，请求将停泊朝鲜之三艘军舰调回，等陆军大队出发时，海军亦派大队，并力拼战，与日军决一雌雄。六月十二日，日本又向中国发出“第二次绝交书”，拒绝从朝鲜撤兵。此时，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行开战，命丁汝昌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为运兵船护航。丁汝昌主张派海军大队前往，并令北洋海军主力舰都升火待命。二十日，李鸿章来电同意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前往巡护。当丁汝昌率九舰正候令启碇时，忽传来俄国和英国要出兵问罪日本的消息，李鸿章认为没有必要再派海军大队前往了，急忙电令丁汝昌停止海军大队出海，仍由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六月二十三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对北洋舰队护航舰只发动突然袭击，并击沉中国运兵船，由此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清政府为保障平壤战场的后路，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巡逻大同江口。初十日凌晨，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0艘舰船出洋，并于当天傍晚到达大同江口。次日，派两艘鱼雷艇进探大同江，溯流而上至铁岛，未发现日舰。十二日，又寻至海洋岛附近，仍未发现敌踪。实际上日本舰队是根据间谍的报告，对北洋舰队进行牵制。所以，北洋舰队一出海巡逻，日舰就趁机袭扰威海卫港，使北洋舰队不敢出海远航，以便使日舰可以随意出没各海域。但是，清政府并不知道日本舰队的用意，对丁汝昌十分不满，并屡屡弹劾。二十三日，清廷谕令丁汝昌，海军各舰要以威海、大连、旅顺、烟台等处为重点，应在此数处往来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闯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八月十八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0舰护送援军赴朝后，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与日本联合舰队12舰相遇，双方舰队主力遂展开激战。由于北洋舰队舰型、火器陈旧，缺少速射炮，重炮大多装置在舰首，并且以舰首重炮见长。因而，丁汝昌为了扬长避短，以发挥舰首重炮的威力，毅然下令改原来的夹缝鱼贯小队阵为夹缝雁行小队阵。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虽然许多方面皆逊于日本，但丁汝昌与将士们毫无畏惧，沉着应战。尽管丁汝昌在海战开始不久即身负重伤，不能站立，然裹伤后仍坐在甲板上督战，以激励士气。激战5个小时，重创日本联合舰队，迫使其仓皇遁逃。但北洋舰队也损失四舰。
北洋舰队驶回威海后，丁汝昌竭尽全力布置威海水陆防务。此时，清廷中各方面的责难集中于丁汝昌一身，遂革其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被革职，后几乎逮京问罪。
丁汝昌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仍力求振作，召集诸将，积极筹商水陆战守。根据北洋舰队实际情况，丁汝昌与诸将合议后，认为就现有的敌我力量对比，唯一可行之法就是舰台依辅。于是，遂制定了一个“水陆相依”的御敌具体方案，但同时也提出要加强威海后路防御：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这个方案得到了李鸿章认可和清廷的批准。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下旨将已奉旨北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5营截留山东。二十八日，钦差大臣刘坤一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决定派从徐州起程的徐州镇总兵陈凤楼马队5营，及皖南镇总兵李占春等步队15营，皆迅赴烟台，以救援威海。当时，山东巡抚李秉衡估计，威海如能坚持20天，即是到翌年正月十七日，这批援军必可赶到，可解威海之围。
此时，日军早已确定了进犯山东半岛的登陆作战方案，并进行了多方面周密的部署，二十五日，日本防军第二军2500人，在25艘军舰和16艘鱼雷艇的掩护下，先后在荣成龙须岛登陆。二十八日，当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时，李鸿章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又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丁汝昌认为，如果舰队出口决战，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唯有水陆将士同心协力，才有可能固守海防。因此，被丁汝昌拒绝。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知道，威海港防御严密，武力攻取必付出重大代价，于是一面做登陆准备，一面策划诱降。当丁汝昌接到诱降书后，表示：“余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并将此书上交李鸿章，以示自己誓死抗敌之决心。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初五，日本一面以陆军进攻威海南岸炮台，一面以海军对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发起攻击。在日军水陆两路夹击的危急情况下，北洋舰队将战舰分为两队：因旗舰定远吨位大，吃水深，在港内无法驶近海岸作战，故以靖远为临时旗舰。丁汝昌亲登靖远舰，率镇南、镇西、镇北、镇边诸炮舰支援南岸守军；与此同时，令其他各舰与刘公岛、日岛炮台配合，守御威海南北两口，以防日本海军突袭。在北洋舰队的有力支援下，南岸炮台守军重创敌军。日军进攻南岸摩天岭炮台时，丁汝昌下令发射排炮，击毙敌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寺安纯。一艘日舰也在威海港南口被击中沉没。但是，由于兵力众寡悬殊，威海陆地炮台相继失陷。于是，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舰队孤军困守威海卫港内。
此后，日军多次水陆夹击刘公岛及港内的北洋舰队，均被击退。伊东祐亨见单纯进攻难以奏效，便决定以鱼雷艇偷袭。正月十一日晨3时半，日本鱼雷艇在夜幕的掩护下进港偷袭。定远中雷，丁汝昌遂移驻镇远舰。
丁汝昌坚持“舰台依辅”的作战方案，积极有效地抵御日军多次猛烈进攻。连日来日军水陆夹击，北洋舰队每次都以舰船与岸上炮台配合，击伤日舰多艘，使日舰难以接近威海南、北两口，气焰为之大挫。日军几次组织陆战队，企图占领刘公岛和日岛，也都遭到了失败。在当时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指望几艘损坏严重的军舰取得胜利，挽回不利局面。但是，北洋海军的顽强抗御却赢得宝贵的时间，为清政府提供了一个扭转败局并且迅速实施战略转移的良好机会。
此时，北洋舰队虽已陷入重围，但丁汝昌抗敌之心毫不动摇。他焦急地等待援军到来，以便海陆两军配合作战，解刘公岛之围。于是，丁汝昌派一名水性好的水手怀密信凫水至威海北岸，潜去烟台向登莱青道刘含芳求援。此时，某些洋员却与威海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密谋投降。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十五日，日本海军大小舰艇四十余艘全部驶至威海南口外排列，以战舰在前开炮，势将冲入南口（徐斌、颜邦逸《帝制的尾声》，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同时，日本陆军又从威海南北两岸发炮配合。丁汝昌亲登靖远驶近南口，与敌拚战，击伤日舰2艘。战至中午时，靖远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救上小船，得以身免。然洋员与牛昶昞早有密谋，煽动一群护军士兵拥至丁汝昌处，声言向提督“乞生路”，洋员趁机规劝他投降。牛昶昞也趁机劝说：“众心叛离，不可复用！”丁汝昌怒斥道：“汝等欲夺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他安抚士兵们，并讲明和许诺一定要坚守到正月十七日，等待援军赶到。
十六日，洋员与牛昶昞继续煽动士兵闹事，趁机劝降，仍被丁汝昌拒绝。十七日，丁汝昌获悉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军莱州，陆援绝望。于是，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会议，提出“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但无人响应，会议不决而散，此时某些兵痞竟露刃威逼提督。丁汝昌无奈，只好命牛昶昞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止有人盗印投敌。十八日早晨，丁汝昌自杀殉国，终年59岁。
（刘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