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恩铭（1901—1931），水族，字仲尧，曾用名邓恩明、黄伯云、丁友民、佑民、一民、建勋等。祖籍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山东省组织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邓恩铭6岁发蒙于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后随在淄川任县长的二叔黄泽沛长住淄川。1917年秋，邓恩铭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邓恩铭主编校刊并被选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在这期间，他与当时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结识。邓恩铭还作为学生界代表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学习。回到济南后，他与王尽美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革命活动。在斗争中，邓恩铭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东省民政厅《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邓恩铭进一步认识到：要救中国和推翻民族压迫，必须联合起来，冲破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他与王尽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先后联络了省立一师、省立一中、育英中学、工专和商业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于1920年11月21日成立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励新学会创办了以介绍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邓恩铭经常在该刊上撰写文章，抨击时弊，批判旧礼教、旧教育。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党小组。邓恩铭和王尽美在励新学会的基础上，团结了一批信仰坚定，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青年，于1920年底发起组织了地址在济南教育会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会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经常一起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并在每星期六集会进行讨论。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诞生，邓恩铭和王尽美是小组的负责人（姚维斗、黄真《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邓恩铭和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会议。当时邓恩铭只有20岁，是13名代表中年纪最轻、学历最浅的中学生，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商兵军《信仰的丰碑》，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后，邓恩铭与王尽美返回山东，在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陈为人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的山东区支部。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一直在济南、青岛、淄博、张店等地区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宣传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山东的革命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2年6月，邓恩铭从苏联回到山东，一面在学校内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并发展中共山东党组织；一面与王尽美继续共同致力于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动工作。8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邓恩铭遵照会议精神，立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工人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邓恩铭负责领导淄博张店区的工人运动。淄博张店区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煤矿工业区，其中淄川煤矿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邓恩铭深入矿井、工棚、农村、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调查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启发工人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中日资本家进行斗争（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淄博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12月，山东军阀政府不顾因连年天灾人祸而导致人民生活困苦的社会状况，下令强行增加捐税。淄川县政府借机向昆仑各炭栈强征“教育捐”。
1923年，受到过邓恩铭等启发教育的淄川县小学教员，配合淄川昆仑炭栈工会，向淄川县政府当局发起“抗教育捐”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他们用这次抗捐争得的款项创办昆山高级小学、昆山初级小学。10月，邓恩铭获悉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裁减人员的消息，即刻撰文刊登在《工人报》上揭露中日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1924年3月，邓恩铭再次来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奔走于淄川、博山矿区之间，深入到矿工居住的农村了解情况，分析斗争形势，鼓舞工人斗志。邓恩铭的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学艺研究社”的周围，与警察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范跃进《齐地历史名人》下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6页）。
青岛是山东重要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为此，邓恩铭又被调到青岛，以东镇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时，邓恩铭还以《胶澳日报》记者的身份，负责编写副刊，并在工人夜校中大力推销《向导》周刊和《新青年》杂志，利用进步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他的领导下，青岛市建立了中共第一个支部，邓恩铭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担任市委书记。
1924年初冬，邓恩铭以新闻记者身份出现在四方机厂。以四方机厂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共四方村党支部，由这个支部统一领导四方各厂党的工作，该支部成为后来胶济铁路、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指挥部。由于共产党组织的工人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基础，又经过邓恩铭等同志的组织发动，从1924年底到1925年初，四方机厂秘密加入工会的工人就达八百余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60%以上。邓恩铭总结四方机厂经验，逐步推广。最后建立了胶济铁路全线的工会。
1925年2月，胶济铁路局发生了南北两派争夺局长职务的内讧，北派以赵德三为首，代表山东地方势力，背后有山东军阀和买办阶级的支持；南派以阚铎、朱庭琪为首，背后有交通部支撑。这种内部争斗逐渐白热化。邓恩铭得到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矛盾，通过罢工实现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也可在政治上使工人受到一次阶级斗争锻炼（沈德海《缅怀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贵阳文史》2001年第4期，第7页）。因此，邓恩铭决定派工人代表和北方派商讨罢工问题。工人代表和北方派机务处长的秘书会见后，按照邓恩铭的指示，提出工人可以参加这次罢工，但罢工实现后，铁路局必须答应增加工人的工资。机务处长的秘书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谈判就此破裂。此后，以邓恩铭为首的共产党人准备单独发动工人罢工。
1925年2月7日，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的前夜，邓恩铭来到四方机厂工会召开会议，宣布胶济铁路全线第二天举行罢工的决议。邓恩铭还作出具体部署，并亲自起草了复工条件的文件。会后，邓恩铭又和胶济铁路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在斗争中取得一致行动。翌日清晨，罢工正式开始。铁路局沿线各段工人均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经过斗争，大都取得胜利，后陆续复工。四方机厂的工人仍在坚持罢工，厂方对工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引诱与逼迫工人复工。罢工进行到第9天，厂方最终答应增加工资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随着四方机厂大罢工的胜利，日商内外棉纱厂、兴隆纱厂、钟渊纱厂、富士纱厂、铃木纱厂和水道局、电话局等工厂、企业相继成立工会。中共青岛支部根据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局势，决定以胶济铁路总工会为主，成立四方工人联合会，并派出中共党员参与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25年4月19日，大康纱厂五千余名工人举行罢工。随后，兴隆、钟渊、富士、宝来等纱厂工人相继罢工，罢工工人达到1.8万人，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
1925年8月，邓恩铭调到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山东全省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同年11月，济南东关共产党的地下机关筹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活动，被当地政府侦知，地区委员会机关遭破坏，邓恩铭被捕入狱。邓恩铭长年在外奔波，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使他患了肺结核病。被捕后，又遭到敌人的折磨，病情恶化，经地下党组织多方面设法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6年6、7月间，邓恩铭借赴外地医治疾病为由，又秘密回到青岛，主持市委工作。这时，他仍受敌人的通缉，活动受到限制，但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迅速得到了恢复。1927年上半年，邓恩铭到达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到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工运、农运情况。下半年，邓恩铭回到山东后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12月，邓恩铭从淄博张店区来省委研究工作。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王复元告密，设在济南市魏家庄的省委书记办公处、秘书处和组织部以及驻纬十路庆余里的宣传部接连遭到破坏，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
在狱中，邓恩铭从未停止过党的工作。在将近三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狱中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监狱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为改善待遇和不带脚镣以及允许阅读书报，邓恩铭领导难友们进行数次绝食斗争。邓恩铭还经常教育、鼓励狱中的同志和难友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同甘共苦。他还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提高难友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文化水平，坚定同志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1929年4月19日晚上，囚禁在济南警察厅拘留所内的中共党员，在邓恩铭的领导下，利用日军即将撤离济南、国民党尚未接管济南之机，组织了越狱。由于事先准备不足，举事仓促，只有杨一辰一人逃出，其他逃出监狱的十余人重新被捕。邓恩铭与其他同志总结了这次越狱失败的教训，继续酝酿第二次越狱。以邓恩铭为首成立了5人领导小组，领导这次越狱。这次越狱划分3个小分队，身体强弱互相搭配，各有分工，并与狱外地下党取得联系。对越狱行动的信号以及越狱后的疏散方向等问题，也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
1929年7月21日晚饭后，邓恩铭利用看守人员疏于防范的交班间隙开始行动。他们击倒看守，敲钟为号，在地下党的接应下，有18人冲出了监狱，武景胡、孙秀峰等6人脱险。邓恩铭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困难，再次遭到逮捕并被打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凌晨，年方30岁的邓恩铭与另外22位中共党员一起，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宋暖）
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水族，字仲尧，曾用名邓恩明、黄伯云、丁友民、佑民、一民、建勋等。祖籍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山东省组织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邓恩铭6岁发蒙于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后随在淄川任县长的二叔黄泽沛长住淄川。1917年秋，邓恩铭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邓恩铭主编校刊并被选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在这期间，他与当时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结识。邓恩铭还作为学生界代表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学习。回到济南后，他与王尽美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革命活动。在斗争中，邓恩铭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东省民政厅《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一）》，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邓恩铭进一步认识到：要救中国和推翻民族压迫，必须联合起来，冲破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他与王尽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先后联络了省立一师、省立一中、育英中学、工专和商业学校的一批进步青年，于1920年11月21日成立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励新学会创办了以介绍和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邓恩铭经常在该刊上撰写文章，抨击时弊，批判旧礼教、旧教育。
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党小组。邓恩铭和王尽美在励新学会的基础上，团结了一批信仰坚定，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青年，于1920年底发起组织了地址在济南教育会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会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经常一起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苏联情况的书刊，并在每星期六集会进行讨论。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秘密诞生，邓恩铭和王尽美是小组的负责人（姚维斗、黄真《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邓恩铭和王尽美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会议。当时邓恩铭只有20岁，是13名代表中年纪最轻、学历最浅的中学生，并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商兵军《信仰的丰碑》，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按照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后，邓恩铭与王尽美返回山东，在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陈为人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成立了直属中共中央的山东区支部。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一直在济南、青岛、淄博、张店等地区从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宣传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山东的革命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1922年6月，邓恩铭从苏联回到山东，一面在学校内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并发展中共山东党组织；一面与王尽美继续共同致力于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动工作。8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邓恩铭遵照会议精神，立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工人运动。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邓恩铭负责领导淄博张店区的工人运动。淄博张店区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煤矿工业区，其中淄川煤矿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邓恩铭深入矿井、工棚、农村、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调查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启发工人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中日资本家进行斗争（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淄博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12月，山东军阀政府不顾因连年天灾人祸而导致人民生活困苦的社会状况，下令强行增加捐税。淄川县政府借机向昆仑各炭栈强征“教育捐”。
1923年，受到过邓恩铭等启发教育的淄川县小学教员，配合淄川昆仑炭栈工会，向淄川县政府当局发起“抗教育捐”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他们用这次抗捐争得的款项创办昆山高级小学、昆山初级小学。10月，邓恩铭获悉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裁减人员的消息，即刻撰文刊登在《工人报》上揭露中日资本家压迫剥削工人的罪行。1924年3月，邓恩铭再次来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奔走于淄川、博山矿区之间，深入到矿工居住的农村了解情况，分析斗争形势，鼓舞工人斗志。邓恩铭的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学艺研究社”的周围，与警察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范跃进《齐地历史名人》下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6页）。
青岛是山东重要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为此，邓恩铭又被调到青岛，以东镇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此时，邓恩铭还以《胶澳日报》记者的身份，负责编写副刊，并在工人夜校中大力推销《向导》周刊和《新青年》杂志，利用进步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他的领导下，青岛市建立了中共第一个支部，邓恩铭担任了第一任支部书记。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担任市委书记。
1924年初冬，邓恩铭以新闻记者身份出现在四方机厂。以四方机厂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中共四方村党支部，由这个支部统一领导四方各厂党的工作，该支部成为后来胶济铁路、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指挥部。由于共产党组织的工人运动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基础，又经过邓恩铭等同志的组织发动，从1924年底到1925年初，四方机厂秘密加入工会的工人就达八百余人，占全厂工人总数的60%以上。邓恩铭总结四方机厂经验，逐步推广。最后建立了胶济铁路全线的工会。
1925年2月，胶济铁路局发生了南北两派争夺局长职务的内讧，北派以赵德三为首，代表山东地方势力，背后有山东军阀和买办阶级的支持；南派以阚铎、朱庭琪为首，背后有交通部支撑。这种内部争斗逐渐白热化。邓恩铭得到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矛盾，通过罢工实现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也可在政治上使工人受到一次阶级斗争锻炼（沈德海《缅怀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贵阳文史》2001年第4期，第7页）。因此，邓恩铭决定派工人代表和北方派商讨罢工问题。工人代表和北方派机务处长的秘书会见后，按照邓恩铭的指示，提出工人可以参加这次罢工，但罢工实现后，铁路局必须答应增加工人的工资。机务处长的秘书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谈判就此破裂。此后，以邓恩铭为首的共产党人准备单独发动工人罢工。
1925年2月7日，胶济铁路全线大罢工的前夜，邓恩铭来到四方机厂工会召开会议，宣布胶济铁路全线第二天举行罢工的决议。邓恩铭还作出具体部署，并亲自起草了复工条件的文件。会后，邓恩铭又和胶济铁路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在斗争中取得一致行动。翌日清晨，罢工正式开始。铁路局沿线各段工人均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经过斗争，大都取得胜利，后陆续复工。四方机厂的工人仍在坚持罢工，厂方对工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引诱与逼迫工人复工。罢工进行到第9天，厂方最终答应增加工资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随着四方机厂大罢工的胜利，日商内外棉纱厂、兴隆纱厂、钟渊纱厂、富士纱厂、铃木纱厂和水道局、电话局等工厂、企业相继成立工会。中共青岛支部根据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局势，决定以胶济铁路总工会为主，成立四方工人联合会，并派出中共党员参与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25年4月19日，大康纱厂五千余名工人举行罢工。随后，兴隆、钟渊、富士、宝来等纱厂工人相继罢工，罢工工人达到1.8万人，形成了青岛历史上震惊中外的第一次罢工高潮。
1925年8月，邓恩铭调到中共山东地区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山东全省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同年11月，济南东关共产党的地下机关筹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活动，被当地政府侦知，地区委员会机关遭破坏，邓恩铭被捕入狱。邓恩铭长年在外奔波，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使他患了肺结核病。被捕后，又遭到敌人的折磨，病情恶化，经地下党组织多方面设法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6年6、7月间，邓恩铭借赴外地医治疾病为由，又秘密回到青岛，主持市委工作。这时，他仍受敌人的通缉，活动受到限制，但党的组织和党的活动迅速得到了恢复。1927年上半年，邓恩铭到达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到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工运、农运情况。下半年，邓恩铭回到山东后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8年12月，邓恩铭从淄博张店区来省委研究工作。1929年1月19日，由于叛徒王复元告密，设在济南市魏家庄的省委书记办公处、秘书处和组织部以及驻纬十路庆余里的宣传部接连遭到破坏，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
在狱中，邓恩铭从未停止过党的工作。在将近三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是狱中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监狱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为改善待遇和不带脚镣以及允许阅读书报，邓恩铭领导难友们进行数次绝食斗争。邓恩铭还经常教育、鼓励狱中的同志和难友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同甘共苦。他还积极组织同志们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提高难友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文化水平，坚定同志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1929年4月19日晚上，囚禁在济南警察厅拘留所内的中共党员，在邓恩铭的领导下，利用日军即将撤离济南、国民党尚未接管济南之机，组织了越狱。由于事先准备不足，举事仓促，只有杨一辰一人逃出，其他逃出监狱的十余人重新被捕。邓恩铭与其他同志总结了这次越狱失败的教训，继续酝酿第二次越狱。以邓恩铭为首成立了5人领导小组，领导这次越狱。这次越狱划分3个小分队，身体强弱互相搭配，各有分工，并与狱外地下党取得联系。对越狱行动的信号以及越狱后的疏散方向等问题，也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和部署。
1929年7月21日晚饭后，邓恩铭利用看守人员疏于防范的交班间隙开始行动。他们击倒看守，敲钟为号，在地下党的接应下，有18人冲出了监狱，武景胡、孙秀峰等6人脱险。邓恩铭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困难，再次遭到逮捕并被打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凌晨，年方30岁的邓恩铭与另外22位中共党员一起，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宋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