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平（1884—1930），名者塾，字乐平，山东诸城人，山东新文化运动先驱，国民党左派，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之一。
王乐平的父亲王纪龙是晚清举人，当过塾师，办过小学，任过相州三等学堂学监，民国以后历任诸城县学务委员会主任、县立中学首任校长等职。由于他的艰苦创业，给桑梓青年提供了深造机会，因而在诸城享有一定声誉。
王乐平自幼随父读书，1902年考中秀才，1906年夏考入省城山东高等学堂。1907年，由同学臧耀西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生涯。在护矿反清运动中，为保护山东人民的权益，王乐平联络同盟会员于洪起、陈干等人，领导群众反对清政府以山东矿产为抵押向德国借款，并且发动学生奋起抗争，组织保矿会，使国家矿权得以维护，而他本人却被校方以“革命嫌疑”开除。1908年底，王乐平回到家乡诸城，先后在相州、昌邑县等处任教。1909年夏，王乐平重返济南，考入山东法政专门学堂继续学习。当时，丁惟汾任山东法政专门学堂校长，他秘密组织王乐平等同盟会员，联络省内会员，组建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全国各省群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王乐平在济南与丁淮汾等革命党人，号召各校学生及商民数千人集会游行，并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当时王乐平为学生代表，“虑及政变伊始，宜防帝制余孽反扑，而党人缺乏军备，难应大变，乃倡议编练学生军，士绅王讷等赞成其议，学生群起应征，商人踊跃助饷，不旬日而成军”。11月24日，不出王乐平所料，孙宝琦突然宣布取消独立，解散学生军，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王乐平等避居青岛，以其为领导中心聚集同志，发动各县青年参加革命，秘密分赴各县工作。1912年1月，王乐平赴烟台参加山东军政府工作，任革命军司令，并在登州、黄县、青州、诸城等地组织武装起义。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王乐平受山东革命党人委托，由青岛转赴上海拜见孙中山，陈述山东革命党人及山东军政府意见，孙中山委派他赴烟台山东军政府任秘书长。1912年南北议和后，山东军政府迁济南。王乐平与丁惟汾等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当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出任山东革命党人的机关报《齐鲁日报》主编。其后，王乐平一直积极响应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齐鲁日报》被迫停刊，王乐平转入山东高等学堂任教。1914年，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袁斗争，事发后遭到山东都督靳云鹏通缉，遂避居于甘肃，任甘肃省教育厅课长，后来又赴陕西略阳县任厘金局局长。
1916年初，王乐平回到山东继续参加讨袁活动。6月，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愤怒声讨中死去。国会、省议会相继恢复，省议员复职，王乐平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到京就职。身为议员的他目睹各系军阀互相勾结谋取私利，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混乱局面，忧心如焚，认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青年学生之身。同年10月在诸城旅济学生会成立时，他曾祝词：“政府以还，道丧俗窳。昂昂政客，不轨以驱。决藩振策，惟利之图。峨峨青年，摩厉以须。异日宣劳，实为国柱。兹会学生，举籍吾诸。朝夕攻错，无间寒暑。敬慎旃哉，始终勿渝。祝此数语，为公等勖。”表达了他对官僚政客黑暗统治的憎恨与鄙视，更体现了他对青年学生的无限关怀和深情寄托。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国会解散后王乐平回到山东。1918年，他当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任秘书长。
1919年欧战结束，在英美等战胜国的把持下，“巴黎和会”对中国作出了极不公正的裁决，迫使中华民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以山东主权问题为导火线而爆发。王乐平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山东反帝爱国运动的杰出组织者之一。王乐平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先后在济南、上海、北京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五四运动”中，山东人民反响强烈，奋起抗争。时任国会议员、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的王乐平与省议会副议长王鸿一等人首先表态，积极鼓动、组织、支持民众爱国运动，当年1月份即致电北京政府与有关各界，表达了山东人民奋力抗争的决心。此后，山东民众反帝反军阀、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日益高涨。王乐平还以省议会代表的身份，往来于济南、上海、北京之间奔走呼号，争取国际同情与国内支持（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城文史资料》第12辑，1992年版，第112页）。
作为山东省议会驻沪代表，王乐平在上海组织山东旅沪商人谈话会，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收回青岛及胶济沿线路矿各项权利。5月11日，在上海的山东会馆召开了力争山东主权爱国大会，大会由王乐平报告开会宗旨，会议决定将不进日货等条款通函各省，请求同意并一致执行。不久，上海展开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
1919年6月，王乐平从上海返回济南；10日，会同省议会部分成员召集教育会、商会、农会、报界及学生代表共同商讨分析当前形势；11日下午，召开山东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王乐平报告了上海民众“三罢”情况，决定与上海采取一致行动，发动“三罢”斗争。王乐平的罢市主张，在当时的山东各界联合会中颇有影响。在罢市期间，山东各界联合会始终是实际的领导机构。通过各界联合会的活动，王乐平对济南罢市行动的实现与坚持到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城文史资料》第12辑，1992年版，第115页）。在敦促上层人物的同时，王乐平继续深入发动组织旅沪山东民众，特别是下层商人和学生，劝说他们为反对帝国主义对山东的瓜分和维护山东的主权采取一致行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为阻止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18日，王乐平等人率领由山东省议会、律师公会、报业公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商会等团体联合选派的八十多名代表组成的山东各界请愿团赴京请愿，王乐平为总负责人。这就是闻名全国的第一次北京请愿斗争。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迫使北洋政府代总理龚心湛和总统徐世昌分别于21日和23日面见了请愿团代表。王乐平代表请愿团提出了3项要求：拒签和约、废除《高徐顺济路协约》及惩办卖国贼。王乐平再三痛陈山东人民誓不签字之决心，强烈要求徐世昌容纳民意、维护国家主权，但徐世昌却无动于衷。后来，在山东第二批请愿团及北京学界、报界等支持下，再次迫使徐世昌面见请愿代表，并应诺拒绝签约。这次请愿活动，引起广大京津青年学生和民众的广泛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终于取得了中国代表拒签和约的胜利（田永德、葛凤春《王乐平与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创建》，转引自戴维政《文博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1918年6月至1919年底，北洋军阀张树元在任山东督军期间，政治上专横跋扈，经济上贪污自肥。“五四”以来更是镇压民众爱国运动，对此山东人民恨之入骨。当时，王乐平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理事、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他决心利用议会的力量，带头弹劾张树元。12月15日，在省议会通过财政预算会上，王乐平以新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提出指控张树元侵吞军费300万元的临时动议。由于事实确凿、数额巨大，人心大愤，大家一致同意起草电文拍发北京。电文指出：“年来山东省财政困难，臻于绝境，内债外债已近千万，而预算每年尚短三百万元之多。罗掘之术俱穷，破产之期将至。”山东全年收入一千一百余万，军费即占用八百二十多余万。“山东省频年灾盗，火热水深，剜肉补疮，以供军用。”若按中央裁军费二成等规定计算，山东军费“反盈三百九十万元”，均为张所侵吞。电文所列事实使张树元罪责难逃，叙及鲁省遭张荼毒之惨更是动人肺腑。在济南社会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弹劾张树元案取得胜利，对省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轰动了全社会。史料记载：“山东省议会在日益奋起的山东各界民众中是积极救国的，因而起了带头组织作用，尤其是秘书长王乐平和副议长王鸿一等国民党人，发动组织民众爱国最为热心，最有影响。”（诸城市政协文宣文史委员会《诸城文史集萃》，2001年版，第409—410页）
王乐平在“五四运动”中以省议会的名义发出了大量通电，积极参与了诸多集会活动，并组织了济南的罢工、罢课和赴京请愿斗争，为促进山东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
王乐平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地处京、津、宁、沪之间的山东济南地区，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以前，已经有《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在流传。1919年夏，王乐平一方面发起创办《民治日报》，一方面在济南天地坛街自己家里，发起创办齐鲁通讯社，大力推销新版书刊与进步书刊，并在齐鲁通讯社内设立售书部。1920年秋，售书部扩充为齐鲁书社，改迁至济南大布政司街，王乐平任社长。“该社的精神就是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晨报》1920年10月7日），并以传播文化为宗旨，广为推销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新刊物。这些出版物的主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很快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齐鲁书社出售的书刊影响很大，推动了济南地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05页）。山东督军张树元在1919年6月11日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报告：在山东济南等地，“无政府《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北京《晨报》在1919年12月23日报道说：“王乐平办的齐鲁通讯社，在济南销新思想的出版物，很有些力量。”在当时的山东，齐鲁通讯社（书社）的规模和在群众中的影响都是最大的，它对推动济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来齐鲁书社借阅进步书刊，交流体会，探讨真理。王乐平尽可能给每一位求知者以指导和帮助。他对事业热情执着，待人处事光明磊落，使群众深受感染，更受到广大青年人的尊敬和爱戴。因而王乐平和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的关系甚为密切。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工专学生王志坚、一中学生赵震寰、女师学生隋焕东等，都是齐鲁书社的忠诚读者。
1920年夏，在王乐平的支持和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等人以齐鲁书社为基地，秘密建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周尚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11月，王尽美等人发起建立励新学会，会址也设在齐鲁书社。11月21日下午，励新学会在济南商埠公园大厅召开成立大会，王乐平到会祝贺并为励新学会捐赠基金。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广泛联络和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新思潮，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剖析社会现实，抨击封建主义，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以齐鲁书社为基地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宣传新思想、新思潮，启蒙青年觉悟，推动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济南地区广泛深入的传播。王乐平对王尽美等人的思想转变起了早期启蒙作用，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做了思想上与干部上的准备（戴维政《文博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在“五四运动”中，王乐平是省议会议员，曾代表山东省议会赴上海联络各界人士，声援山东人民的斗争。他在担任山东学生联合会理事的同时，还作为山东各界代表在上海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他还代表山东各界赴京请愿，一时在省内外很有名望。他创办的齐鲁通讯社和齐鲁书社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关系密切。齐鲁书社是《新青年》在济南的经销处，《新青年》也为齐鲁书社作了广告宣传（余世诚、刘明义《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齐鲁书社代为发行的进步报刊中，还有山东旅京大学生主办的《曙光》等杂志。通过这些活动，王乐平与北京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中共北方区委历史编写组《中共北方区委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建共产党。当时，王乐平是山东省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他向陈独秀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等热衷于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王尽美、邓恩铭在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后，开始了积极联络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王乐平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并加以掩护，“一切秘密集会、通讯及通融经费等事，都以齐鲁书社为掩护进行”。（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粹》政治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王乐平虽然当时没有直接参加山东共产党组织的组建，但他的进步活动及其影响，对山东早期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一定基础。
1922年初，王乐平放弃北洋政府要他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派遣，接受俄国共产党的邀请，作为山东革命团体的代表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9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页），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一起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实地考察了苏俄的社会制度。1922年5月，王乐平回国后向孙中山建议采用“俄国之组织方法”，孙中山“深以为然”（《王乐平先生墓碑》碑文），遂按既定计划着手改组国民党。王乐平在上海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改组国民党会议的讨论后，被孙中山派回山东主持国民党党务，进行国共合作，与山东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初建的山东共产党组织经济时有困难，王乐平经常给予接济。
1922年秋，王乐平发动山东女子师范学监秦凤仪，联络教职员工在济南从事妇女运动，并于翌年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是为山东女权运动之发轫”。稍后，他又于1924年举秦凤仪为校长，在济南南关三合街创办育才小学。该校为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之秘密机关，同时成为山东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场所。1923年，王乐平为培养基层人才，陆续创办了胶澳、先志等公学；为复兴国民党山东党务工作，组建了地址设在齐鲁书社的“平民学会”，作为山东党务活动中心。此外，还在青州、烟台、曹州、青岛等中等学校设立分会，吸收革命青年，奠定革命基础；创办《十日》旬刊，宣传“三民主义”，报道党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
1923年7月，王乐平在上海与丁惟汾合办《北方周刊》；同年底，又与丁惟汾去青岛创办胶澳中学，并把它作为国民党在青岛的活动中心与立足地。
1924年1月，王乐平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回山东负责建立有共产党人王尽美等人参加的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此后，根据“一大”宣言精神，王乐平与王尽美等人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下，亲密合作，共同开展各项社会运动，动员革命青年参加广州黄埔军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8月，他与共产党人共同召集山东31个团体开会，成立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又在《十日》旬刊上发表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文章，为国共两党顺利结成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4年11月，为支持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王乐平赴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的会议，听取了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报告。会后，又与王尽美等四人去天津谒见孙中山，被委任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返回山东后，王乐平先后在山东各市、县组建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1月，王乐平作为山东代表之一，与王尽美、路友于等出席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总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同年2月20日，他负责起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总会章程。3月1日，王乐平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进行期间，孙中山于3月12日病逝。王乐平任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委员，在三天的追悼活动中，革命党人发动了30万人参加，配合国民会议运动，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在移柩安放社稷坛时，10万群众恭送，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的群众示威，他做指挥工作。同年4月，王乐平返回山东后，在济南公园主持召开了山东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不久，王乐平赴北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会议，并与刘清扬、顾孟余、苏兆征等七人被推举为常务委员。7月，他主持召开国民党山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他本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1926年1月，王乐平代表山东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三一八”反帝爱国斗争中，王乐平是天安门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也是与段祺瑞交涉的五代表之一。结果，斗争遭到埋伏卫队的突然袭击而致伤亡二百余人，五代表之一谭季箴当即身亡，王乐平肢骨受重伤。但是，北洋政府的凶残丝毫没有动摇王乐平的爱国宏愿，他一如既往，奋勇向前。北伐战争开始后，王乐平被派为军事特派员，潜入汉口秘密掌握邮电通讯。同年8月，军阀吴佩孚在汀泗桥、贺胜桥失败后，残部退守武昌，王乐平策反武昌守敌团长贺对廷起义，成功地瓦解了敌军，避免了收复武昌的战斗伤亡。11月，孙传芳败退南昌后，王乐平派人至南昌城外接收降兵，悉编为革命军。不久，湖北政务委员会在武汉成立，王乐平为政务委员兼电政监察委员。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王乐平同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员坚持国共合作，反对独裁，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削弱了其职权。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王乐平参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署名讨蒋通电。同年6月，王乐平经宣传部介绍去开封，任冯玉祥举办的党务训练班主任。他亲授《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的讲义，提出恢复民国13年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1928年2月与8月，王乐平与何香凝等粤方委员出席了在蒋介石一手策划下召开的二届四中、五中全会。王乐平在四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五中全会上，他与其他粤方委员联名提出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地方实力派拥兵割据的提案《重新确定党的基础案》。后因遭到右派反对而中途退席返沪，致会议草草收场。同年6月，王乐平与顾孟余、范予遂创办《前进》《检阅》等刊物，整理出版自己所著的《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与其他反蒋刊物，形成了声势颇大的反蒋舆论战线。他还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建立联系，策动军事反蒋。1928年7月，王乐平还与潘云超、何香凝等发起创办大陆大学。
蒋介石为加强军事独裁，定于1929年举行“三全”大会，与会代表不用选举制而由南京政府指派、圈定，并使用威胁、操纵、收买等手段，欲使大会彻底成为蒋的御用会议。因王乐平谴责、反对这个会议，蒋便派陈果夫等人以三届中委为诱饵再三游说，但王乐平不为所动，旗帜鲜明地投入反独裁、反圈定的活动。他把蒋氏筹备的“三全”大会与当年袁世凯的筹安会、曹锟的贿选国会、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提并论，指责“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对此，蒋介石对他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手段，并下令查封《前进》杂志。王乐平等毫不畏惧，把反蒋活动升格，组成了“改组派”，声明“准备改组国民党”，旨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1929年2月，王乐平等人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陈公博总负责，王乐平分管组织工作。1929年1月，陈公博去法国，王乐平成为实际上的总负责人，主持总部工作，指挥各地改组派的活动。王乐平借“济南惨案”和选举国民党“三大”代表等机会，在政治上广造倒蒋舆论。他还利用一些军事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的情绪，组织“护党救国军”，策动李宗仁、张发奎、石友三等部军事倒蒋。改组派发展很快，在鲁、浙、苏等十余省市以及日本、越南、法国、新加坡等地都相继建立了支部，会员遍布国内各大学校以及各省国民党组织，声势颇大。蒋介石对国内外的改组派变本加厉进行镇压，严令各地检举呈报，依法惩处。
1929年5月，王乐平在上海主持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及《缘起》两个文件，更为鲜明地提出：“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打倒新军阀领袖蒋介石；蒋介石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破坏本党的罪魁；要救党只有先打倒蒋介石!”（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历数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北伐胜利果实、穷兵黩武、实行个人专制等罪状。
1929年9月，王乐平在上海与汪精卫等发表讨蒋宣言，配合冯玉祥的武力反蒋行动。改组派声势越来越大，引起蒋介石的恐慌，伺机采取镇压措施。10月，国民党中常会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罪，议决通缉王乐平和陈公博、顾孟余等10人，并将王乐平等9人永远开除党籍（陈公博此前已被开除）。11月9日，蒋介石秘密命令上海国民党军政机关查封改组派总部。1930年2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314号改组派总部，王乐平遭7名特务杀手袭击，身中7弹而亡。舆论公认刺王的主谋是蒋介石。王乐平死后，“改组派”遂告解体。
1933年春，陈公博、于右任、蔡元培、何香凝等130人发起捐款公葬，于济南千佛山东麓修建墓地和纪念堂。同年10月，遗体由上海经南京运至千佛山墓地安葬。
（李丹）
王乐平
王乐平（1884—1930），名者塾，字乐平，山东诸城人，山东新文化运动先驱，国民党左派，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之一。
王乐平的父亲王纪龙是晚清举人，当过塾师，办过小学，任过相州三等学堂学监，民国以后历任诸城县学务委员会主任、县立中学首任校长等职。由于他的艰苦创业，给桑梓青年提供了深造机会，因而在诸城享有一定声誉。
王乐平自幼随父读书，1902年考中秀才，1906年夏考入省城山东高等学堂。1907年，由同学臧耀西介绍，他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生涯。在护矿反清运动中，为保护山东人民的权益，王乐平联络同盟会员于洪起、陈干等人，领导群众反对清政府以山东矿产为抵押向德国借款，并且发动学生奋起抗争，组织保矿会，使国家矿权得以维护，而他本人却被校方以“革命嫌疑”开除。1908年底，王乐平回到家乡诸城，先后在相州、昌邑县等处任教。1909年夏，王乐平重返济南，考入山东法政专门学堂继续学习。当时，丁惟汾任山东法政专门学堂校长，他秘密组织王乐平等同盟会员，联络省内会员，组建基层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全国各省群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王乐平在济南与丁淮汾等革命党人，号召各校学生及商民数千人集会游行，并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于11月13日宣布独立。当时王乐平为学生代表，“虑及政变伊始，宜防帝制余孽反扑，而党人缺乏军备，难应大变，乃倡议编练学生军，士绅王讷等赞成其议，学生群起应征，商人踊跃助饷，不旬日而成军”。11月24日，不出王乐平所料，孙宝琦突然宣布取消独立，解散学生军，大肆捕杀革命党人。王乐平等避居青岛，以其为领导中心聚集同志，发动各县青年参加革命，秘密分赴各县工作。1912年1月，王乐平赴烟台参加山东军政府工作，任革命军司令，并在登州、黄县、青州、诸城等地组织武装起义。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王乐平受山东革命党人委托，由青岛转赴上海拜见孙中山，陈述山东革命党人及山东军政府意见，孙中山委派他赴烟台山东军政府任秘书长。1912年南北议和后，山东军政府迁济南。王乐平与丁惟汾等组织山东各界联合会，当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出任山东革命党人的机关报《齐鲁日报》主编。其后，王乐平一直积极响应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齐鲁日报》被迫停刊，王乐平转入山东高等学堂任教。1914年，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袁斗争，事发后遭到山东都督靳云鹏通缉，遂避居于甘肃，任甘肃省教育厅课长，后来又赴陕西略阳县任厘金局局长。
1916年初，王乐平回到山东继续参加讨袁活动。6月，袁世凯在全国军民的愤怒声讨中死去。国会、省议会相继恢复，省议员复职，王乐平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到京就职。身为议员的他目睹各系军阀互相勾结谋取私利，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的混乱局面，忧心如焚，认定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青年学生之身。同年10月在诸城旅济学生会成立时，他曾祝词：“政府以还，道丧俗窳。昂昂政客，不轨以驱。决藩振策，惟利之图。峨峨青年，摩厉以须。异日宣劳，实为国柱。兹会学生，举籍吾诸。朝夕攻错，无间寒暑。敬慎旃哉，始终勿渝。祝此数语，为公等勖。”表达了他对官僚政客黑暗统治的憎恨与鄙视，更体现了他对青年学生的无限关怀和深情寄托。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国会解散后王乐平回到山东。1918年，他当选为山东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任秘书长。
1919年欧战结束，在英美等战胜国的把持下，“巴黎和会”对中国作出了极不公正的裁决，迫使中华民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以山东主权问题为导火线而爆发。王乐平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山东反帝爱国运动的杰出组织者之一。王乐平作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先后在济南、上海、北京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五四运动”中，山东人民反响强烈，奋起抗争。时任国会议员、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的王乐平与省议会副议长王鸿一等人首先表态，积极鼓动、组织、支持民众爱国运动，当年1月份即致电北京政府与有关各界，表达了山东人民奋力抗争的决心。此后，山东民众反帝反军阀、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日益高涨。王乐平还以省议会代表的身份，往来于济南、上海、北京之间奔走呼号，争取国际同情与国内支持（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城文史资料》第12辑，1992年版，第112页）。
作为山东省议会驻沪代表，王乐平在上海组织山东旅沪商人谈话会，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收回青岛及胶济沿线路矿各项权利。5月11日，在上海的山东会馆召开了力争山东主权爱国大会，大会由王乐平报告开会宗旨，会议决定将不进日货等条款通函各省，请求同意并一致执行。不久，上海展开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
1919年6月，王乐平从上海返回济南；10日，会同省议会部分成员召集教育会、商会、农会、报界及学生代表共同商讨分析当前形势；11日下午，召开山东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王乐平报告了上海民众“三罢”情况，决定与上海采取一致行动，发动“三罢”斗争。王乐平的罢市主张，在当时的山东各界联合会中颇有影响。在罢市期间，山东各界联合会始终是实际的领导机构。通过各界联合会的活动，王乐平对济南罢市行动的实现与坚持到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城文史资料》第12辑，1992年版，第115页）。在敦促上层人物的同时，王乐平继续深入发动组织旅沪山东民众，特别是下层商人和学生，劝说他们为反对帝国主义对山东的瓜分和维护山东的主权采取一致行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
为阻止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18日，王乐平等人率领由山东省议会、律师公会、报业公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商会等团体联合选派的八十多名代表组成的山东各界请愿团赴京请愿，王乐平为总负责人。这就是闻名全国的第一次北京请愿斗争。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迫使北洋政府代总理龚心湛和总统徐世昌分别于21日和23日面见了请愿团代表。王乐平代表请愿团提出了3项要求：拒签和约、废除《高徐顺济路协约》及惩办卖国贼。王乐平再三痛陈山东人民誓不签字之决心，强烈要求徐世昌容纳民意、维护国家主权，但徐世昌却无动于衷。后来，在山东第二批请愿团及北京学界、报界等支持下，再次迫使徐世昌面见请愿代表，并应诺拒绝签约。这次请愿活动，引起广大京津青年学生和民众的广泛支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声援，终于取得了中国代表拒签和约的胜利（田永德、葛凤春《王乐平与中共山东党组织的创建》，转引自戴维政《文博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67页）。
1918年6月至1919年底，北洋军阀张树元在任山东督军期间，政治上专横跋扈，经济上贪污自肥。“五四”以来更是镇压民众爱国运动，对此山东人民恨之入骨。当时，王乐平为山东学生联合会理事、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他决心利用议会的力量，带头弹劾张树元。12月15日，在省议会通过财政预算会上，王乐平以新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提出指控张树元侵吞军费300万元的临时动议。由于事实确凿、数额巨大，人心大愤，大家一致同意起草电文拍发北京。电文指出：“年来山东省财政困难，臻于绝境，内债外债已近千万，而预算每年尚短三百万元之多。罗掘之术俱穷，破产之期将至。”山东全年收入一千一百余万，军费即占用八百二十多余万。“山东省频年灾盗，火热水深，剜肉补疮，以供军用。”若按中央裁军费二成等规定计算，山东军费“反盈三百九十万元”，均为张所侵吞。电文所列事实使张树元罪责难逃，叙及鲁省遭张荼毒之惨更是动人肺腑。在济南社会各界群众的支持下，弹劾张树元案取得胜利，对省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轰动了全社会。史料记载：“山东省议会在日益奋起的山东各界民众中是积极救国的，因而起了带头组织作用，尤其是秘书长王乐平和副议长王鸿一等国民党人，发动组织民众爱国最为热心，最有影响。”（诸城市政协文宣文史委员会《诸城文史集萃》，2001年版，第409—410页）
王乐平在“五四运动”中以省议会的名义发出了大量通电，积极参与了诸多集会活动，并组织了济南的罢工、罢课和赴京请愿斗争，为促进山东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
王乐平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地处京、津、宁、沪之间的山东济南地区，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以前，已经有《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在流传。1919年夏，王乐平一方面发起创办《民治日报》，一方面在济南天地坛街自己家里，发起创办齐鲁通讯社，大力推销新版书刊与进步书刊，并在齐鲁通讯社内设立售书部。1920年秋，售书部扩充为齐鲁书社，改迁至济南大布政司街，王乐平任社长。“该社的精神就是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晨报》1920年10月7日），并以传播文化为宗旨，广为推销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新刊物。这些出版物的主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很快受到进步青年的欢迎。齐鲁书社出售的书刊影响很大，推动了济南地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05页）。山东督军张树元在1919年6月11日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报告：在山东济南等地，“无政府《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北京《晨报》在1919年12月23日报道说：“王乐平办的齐鲁通讯社，在济南销新思想的出版物，很有些力量。”在当时的山东，齐鲁通讯社（书社）的规模和在群众中的影响都是最大的，它对推动济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来齐鲁书社借阅进步书刊，交流体会，探讨真理。王乐平尽可能给每一位求知者以指导和帮助。他对事业热情执着，待人处事光明磊落，使群众深受感染，更受到广大青年人的尊敬和爱戴。因而王乐平和青年学生及知识分子的关系甚为密切。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工专学生王志坚、一中学生赵震寰、女师学生隋焕东等，都是齐鲁书社的忠诚读者。
1920年夏，在王乐平的支持和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等人以齐鲁书社为基地，秘密建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周尚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11月，王尽美等人发起建立励新学会，会址也设在齐鲁书社。11月21日下午，励新学会在济南商埠公园大厅召开成立大会，王乐平到会祝贺并为励新学会捐赠基金。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广泛联络和团结进步青年，学习、研究和宣传新思潮，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剖析社会现实，抨击封建主义，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以齐鲁书社为基地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宣传新思想、新思潮，启蒙青年觉悟，推动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济南地区广泛深入的传播。王乐平对王尽美等人的思想转变起了早期启蒙作用，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做了思想上与干部上的准备（戴维政《文博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70页）。
在“五四运动”中，王乐平是省议会议员，曾代表山东省议会赴上海联络各界人士，声援山东人民的斗争。他在担任山东学生联合会理事的同时，还作为山东各界代表在上海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他还代表山东各界赴京请愿，一时在省内外很有名望。他创办的齐鲁通讯社和齐鲁书社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关系密切。齐鲁书社是《新青年》在济南的经销处，《新青年》也为齐鲁书社作了广告宣传（余世诚、刘明义《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齐鲁书社代为发行的进步报刊中，还有山东旅京大学生主办的《曙光》等杂志。通过这些活动，王乐平与北京先进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中共北方区委历史编写组《中共北方区委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建共产党。当时，王乐平是山东省第二届省议会议员，他向陈独秀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等热衷于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王尽美、邓恩铭在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后，开始了积极联络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王乐平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并加以掩护，“一切秘密集会、通讯及通融经费等事，都以齐鲁书社为掩护进行”。（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集粹》政治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王乐平虽然当时没有直接参加山东共产党组织的组建，但他的进步活动及其影响，对山东早期中共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一定基础。
1922年初，王乐平放弃北洋政府要他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派遣，接受俄国共产党的邀请，作为山东革命团体的代表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9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页），与王尽美、邓恩铭等共产党人一起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并实地考察了苏俄的社会制度。1922年5月，王乐平回国后向孙中山建议采用“俄国之组织方法”，孙中山“深以为然”（《王乐平先生墓碑》碑文），遂按既定计划着手改组国民党。王乐平在上海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改组国民党会议的讨论后，被孙中山派回山东主持国民党党务，进行国共合作，与山东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初建的山东共产党组织经济时有困难，王乐平经常给予接济。
1922年秋，王乐平发动山东女子师范学监秦凤仪，联络教职员工在济南从事妇女运动，并于翌年成立女权运动同盟会，“是为山东女权运动之发轫”。稍后，他又于1924年举秦凤仪为校长，在济南南关三合街创办育才小学。该校为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山东临时省党部之秘密机关，同时成为山东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场所。1923年，王乐平为培养基层人才，陆续创办了胶澳、先志等公学；为复兴国民党山东党务工作，组建了地址设在齐鲁书社的“平民学会”，作为山东党务活动中心。此外，还在青州、烟台、曹州、青岛等中等学校设立分会，吸收革命青年，奠定革命基础；创办《十日》旬刊，宣传“三民主义”，报道党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
1923年7月，王乐平在上海与丁惟汾合办《北方周刊》；同年底，又与丁惟汾去青岛创办胶澳中学，并把它作为国民党在青岛的活动中心与立足地。
1924年1月，王乐平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回山东负责建立有共产党人王尽美等人参加的国民党山东临时党部。此后，根据“一大”宣言精神，王乐平与王尽美等人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下，亲密合作，共同开展各项社会运动，动员革命青年参加广州黄埔军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8月，他与共产党人共同召集山东31个团体开会，成立了“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又在《十日》旬刊上发表抨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文章，为国共两党顺利结成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4年11月，为支持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王乐平赴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的会议，听取了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报告。会后，又与王尽美等四人去天津谒见孙中山，被委任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返回山东后，王乐平先后在山东各市、县组建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1925年1月，王乐平作为山东代表之一，与王尽美、路友于等出席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总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同年2月20日，他负责起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及全国总会章程。3月1日，王乐平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进行期间，孙中山于3月12日病逝。王乐平任孙中山治丧委员会委员，在三天的追悼活动中，革命党人发动了30万人参加，配合国民会议运动，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在移柩安放社稷坛时，10万群众恭送，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的群众示威，他做指挥工作。同年4月，王乐平返回山东后，在济南公园主持召开了山东各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不久，王乐平赴北京参加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会议，并与刘清扬、顾孟余、苏兆征等七人被推举为常务委员。7月，他主持召开国民党山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他本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1926年1月，王乐平代表山东参加了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三一八”反帝爱国斗争中，王乐平是天安门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也是与段祺瑞交涉的五代表之一。结果，斗争遭到埋伏卫队的突然袭击而致伤亡二百余人，五代表之一谭季箴当即身亡，王乐平肢骨受重伤。但是，北洋政府的凶残丝毫没有动摇王乐平的爱国宏愿，他一如既往，奋勇向前。北伐战争开始后，王乐平被派为军事特派员，潜入汉口秘密掌握邮电通讯。同年8月，军阀吴佩孚在汀泗桥、贺胜桥失败后，残部退守武昌，王乐平策反武昌守敌团长贺对廷起义，成功地瓦解了敌军，避免了收复武昌的战斗伤亡。11月，孙传芳败退南昌后，王乐平派人至南昌城外接收降兵，悉编为革命军。不久，湖北政务委员会在武汉成立，王乐平为政务委员兼电政监察委员。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王乐平同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员坚持国共合作，反对独裁，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削弱了其职权。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王乐平参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署名讨蒋通电。同年6月，王乐平经宣传部介绍去开封，任冯玉祥举办的党务训练班主任。他亲授《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的讲义，提出恢复民国13年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政治主张。
1928年2月与8月，王乐平与何香凝等粤方委员出席了在蒋介石一手策划下召开的二届四中、五中全会。王乐平在四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五中全会上，他与其他粤方委员联名提出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地方实力派拥兵割据的提案《重新确定党的基础案》。后因遭到右派反对而中途退席返沪，致会议草草收场。同年6月，王乐平与顾孟余、范予遂创办《前进》《检阅》等刊物，整理出版自己所著的《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与其他反蒋刊物，形成了声势颇大的反蒋舆论战线。他还与冯玉祥、阎锡山等建立联系，策动军事反蒋。1928年7月，王乐平还与潘云超、何香凝等发起创办大陆大学。
蒋介石为加强军事独裁，定于1929年举行“三全”大会，与会代表不用选举制而由南京政府指派、圈定，并使用威胁、操纵、收买等手段，欲使大会彻底成为蒋的御用会议。因王乐平谴责、反对这个会议，蒋便派陈果夫等人以三届中委为诱饵再三游说，但王乐平不为所动，旗帜鲜明地投入反独裁、反圈定的活动。他把蒋氏筹备的“三全”大会与当年袁世凯的筹安会、曹锟的贿选国会、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提并论，指责“今日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对此，蒋介石对他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手段，并下令查封《前进》杂志。王乐平等毫不畏惧，把反蒋活动升格，组成了“改组派”，声明“准备改组国民党”，旨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1929年2月，王乐平等人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陈公博总负责，王乐平分管组织工作。1929年1月，陈公博去法国，王乐平成为实际上的总负责人，主持总部工作，指挥各地改组派的活动。王乐平借“济南惨案”和选举国民党“三大”代表等机会，在政治上广造倒蒋舆论。他还利用一些军事实力派反对蒋介石的情绪，组织“护党救国军”，策动李宗仁、张发奎、石友三等部军事倒蒋。改组派发展很快，在鲁、浙、苏等十余省市以及日本、越南、法国、新加坡等地都相继建立了支部，会员遍布国内各大学校以及各省国民党组织，声势颇大。蒋介石对国内外的改组派变本加厉进行镇压，严令各地检举呈报，依法惩处。
1929年5月，王乐平在上海主持成立“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及《缘起》两个文件，更为鲜明地提出：“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打倒新军阀领袖蒋介石；蒋介石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破坏本党的罪魁；要救党只有先打倒蒋介石!”（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历数蒋介石背叛革命篡夺北伐胜利果实、穷兵黩武、实行个人专制等罪状。
1929年9月，王乐平在上海与汪精卫等发表讨蒋宣言，配合冯玉祥的武力反蒋行动。改组派声势越来越大，引起蒋介石的恐慌，伺机采取镇压措施。10月，国民党中常会以“勾结军阀余孽、颠覆党国”罪，议决通缉王乐平和陈公博、顾孟余等10人，并将王乐平等9人永远开除党籍（陈公博此前已被开除）。11月9日，蒋介石秘密命令上海国民党军政机关查封改组派总部。1930年2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314号改组派总部，王乐平遭7名特务杀手袭击，身中7弹而亡。舆论公认刺王的主谋是蒋介石。王乐平死后，“改组派”遂告解体。
1933年春，陈公博、于右任、蔡元培、何香凝等130人发起捐款公葬，于济南千佛山东麓修建墓地和纪念堂。同年10月，遗体由上海经南京运至千佛山墓地安葬。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