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星壑（1878—1929），本名钟尧，字星壑，亦作惺壑，山东栖霞人，中国同盟会山东早期成员之一，烟台独立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栾星壑出生在一个普通吏员家庭。其父栾远绍曾由内阁供事的议叙九品官员升任通化巡检，去世时幼子栾星壑年方7岁，同母亲肖氏相依为命。肖氏卖掉大半田产，含辛茹苦供儿子读书。栾星壑年龄稍长，进入邻村李氏家塾读书，并师从本邑名儒牟绩卿多年，后来又考取廪生。
1904年，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栾星壑考取官费生，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在日本，栾星壑不仅眼界豁然开朗，还结交了一批来自国内各地的有抱负的朋友，其中最亲密者有黄县的徐镜心、日照的丁惟汾以及吉林省的魏连希等人。次年12月，栾星壑经徐镜心介绍加入刚刚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且结识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此，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6年学成归国后，栾星壑未曾到清政府谋取一官半职，而是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他先在青岛主持《晨钟》杂志（出版于东京，主编丁惟汾）在国内的发行事务，旋应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秋瑾女士之邀，南下参加武装举义的秘密活动，往来于浙、苏、皖三省之间。次年，由于秋瑾、徐锡麟蒙难，栾星壑北上奉天（今沈阳），成为时任《盛京日报》主笔的徐镜心的助手，以他擅长的文笔，写出了一批有强烈反响的文章。
1909年，同盟会山东主盟人之一丁惟汾亦由日本回国，意在联合同志，谋划山东反清起义，遂召志同道合的栾星壑从奉天回鲁议事。栾星壑回鲁后，提出了“山东起事，必先取烟台”的建议，指出：“彼时，既可断省城之左臂，使鲁东各县依次而定；又可北联辽东，西进济南，钳击津沽，直迫京师。”于是，谋取烟台首义一事遂成定议，组织之责也主要由栾星壑承担。
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自1906年后，便是徐镜心、谢鸿焘等同盟会员集中活动的地方，也是清廷地方当局极为敏感、防范最严的地区之一。由于徐镜心、谢鸿焘等人所创办的东牟公学被勒令解散，革命党人纷纷出走，栾星壑在烟台的活动无异于重新开始，并要冒数倍于前的风险。
在潜入之初，栾星壑选择了较为偏僻的吉星客栈作为住址和指挥中心，并且为安全起见，还须时常变化联络地点。就这样，栾星壑以同盟会会员肖廷枚和时任烟台《渤海日报》主笔的李凤梧等为骨干，着手扩大革命力量和开展革命活动。通过对驻烟清军的分化、争取工作，当时的海防营、海军练勇营和两个警卫营内部都有了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者，特别是由于吸收了几个与清军管带有姻亲关系的人入盟，为后来的烟台举义打下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栾星壑及其在烟台从事活动的同盟会会员，他们加快了烟台举义的步伐。10月底，以《渤海日报》刊出“黎元洪致山东人民的公开信”为开端，烟台街头巷尾随即出现了“告我同胞，速举义旗，协助民军，驱逐满虏”的标语。登莱青道道台徐世光对此惶惶不可终日，一面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为由，电请山东巡抚孙宝琦增兵来烟；一面收拾细软，疏散眷属，准备随时逃走。革命党人见状，当即作出举义决定。栾星壑推举武功有素的杨德盛担任指挥，自己任副指挥。
11月12日夜10时整，栾星壑、王耀东等12名革命党人分头行动。他们首先取得了海防营响应，然后由栾星壑亲自带领数人直取道署。栾星壑等人用布片包裹着苹果、扫帚头等冒充炸弹、手枪等武器，靠着英勇无敌的精神与道署内革命党人里应外合，很快解除了道署警卫人员的武装。随后，栾星壑又率人前往西山劝降警卫营。一开始，统带郑汝成拒不应命，反而喝令部下拘捕来者。形势非常危急。在关键时刻，郑汝成手下管带虞克昌宣布取郑而代之，并集合队伍加入革命军。就这样，起义在一夜之间，不费一枪一弹，一举取得成功，以栾星壑为首参加起义的十八豪杰被称为“十八罗汉”。
不料，烟台独立的迅速实现，反而使多系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党人不知所措。栾星壑等人虽有革命的胆略，但却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讨论成立军政府的时候，他们竟因不愿借革命谋取个人政治利益而无一人挺身出来担当责任，反而从刚刚反正过来的清军指挥官中推举为首之人。结果，原本是奉命到烟台防范革命党人与民众暴动的舞风舰舰长王传炯，骗取了革命党人的信任，攫取了总司令之职，并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后来获悉省城济南于同日宣告独立，亦成立了山东军政府，烟台军政府遂改称山东军政分府）。待到革命党人意识到大权旁落，特别是发现王传炯居心叵测时，已后悔莫及。愤慨之余，栾星壑决定率二三同志赴上海请援。他们到上海后，与当时在沪的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蒋衍升等共商对策，一致认为烟台之局势，非更换都督不可扭转，于是便决定分头往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沪督陈其美。在孙中山、陈其美的支持下，他们很快组成以代都督杜潜为首的新的烟台山东军政府。随后，栾星壑陪同杜潜一行，率3000沪军北上，将王传炯驱逐，暂时稳定了烟台的局势。在当时山东独立已被取消的情况下，烟台继续高举独立旗帜，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注目。
在这一期间，撤退到栖霞臧家庄一带的清兵扬言：栾星壑是皇帝的叛臣，若不自缚，将择日血洗栾家村。栾星壑闻讯，义愤填膺，亲率民军百人赶往讨伐。在栾家村村东三官庙一带，栾星壑所率民军与清军遭遇，民军将士无不勇猛冲杀，很快便将清军击溃。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正式任命胡瑛为山东都督。胡瑛抵烟台后改组了军政府，栾星壑被任命为执法司司长。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方面的妥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的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胡瑛也接受袁世凯的委任而离去，烟台山东军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栾星壑被委任为邹平县知事。
任职期间，栾星壑首先确定了普及教育为根本的施政计划。为此，他常常一个人徒步下乡抽查各乡社办学情况，对于办学成绩突出和有上进心的有志青年学子多方给予奖掖。在他的苦心劝导和推动下，邹平全县初级学校由原来的十余处扩充到一百五十余处。其中创设女校一事，尤被称为盛举。作为一县之长，栾星壑曾带领民众冒暑捕蝗，人见其往来指挥于田间，在骄阳之下虽然汗流浃背，但始终不惮其劳。又有天主教神甫，企图购买邑西的连珠山麓，靠售石料渔利，经栾星壑出面抗议而止。
次年春，栾星壑邀约有关乡绅等讨论续修《邹平县志》。栾星壑在任期虽未见县志修讫，但通过他的《邹平县志》序，可见其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际此时代过渡，国基甫定；教育制造，日事改良；孝义节廉，微且扫地，及此事而不扬厉之，表彰之，则物质之文明，国粹之光华，其何以掖达而激劝之，以培养我国脉耶!”
在栾星壑任邹平县知事的一年间，全国政局一直处于大动荡之中，栾星壑也面临劫难。1914年夏，栾星壑接到调省城应考的命令，但当他卸任邹平县知事抵达济南后，却当即被囚禁于杆石桥监狱。面对如此卑鄙行为，栾星壑怒火中烧，一夜之间左目失明。在被幽禁期间，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约同志六人，秘密创办了反袁报纸，支持护法护国，对前同盟会友人参加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的胡瑛等人，进行了深刻揭露和鞭挞。
1916年秋，袁世凯死后，栾星壑奉调前往北京解决遗案。当时，他相信即将获得再次为国效力的机会。然而，等待数月后，等来的结局却是被遣戍吉林省宁安县宁古塔，降职担任宁安县司法官兼二十一旅军法处长。作为司法官，他每到一地，都发出“砸冤狱”的呼声，为各式各样的“罪犯”鸣不平。1922年，栾星壑以丁母忧为名辞去官职，结束了流放地生活，回济南隐居。
当时，南北对峙形势已经形成，孙中山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和筹备北伐后，栾星壑精神为之一振，当即南下，但在抵达湖北后因缺乏盘缠而不得不返回。1925年春，栾星壑第二次南下，在火车上听说孙中山已到北京的消息时，遂改道直趋北京。此时，孙中山已病重入院，不得拜见，他不得不从津沽乘船回胶东。不久，孙中山逝世，栾星壑悲痛欲绝，陷入茫然的境地。至1927年夏，因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肆捕杀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党员，栾星壑再次由济南仓促逃回家乡栖霞避难。1929年初，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栾星壑带病远去东北谋事，不料刚到东北他就病倒不起，并于12月19日猝然去世。
军政活动之外，栾星壑还擅长诗、书、画，曾遗留《诗集》四函，而所创作的指画曾获日本指画研究会一等银牌奖。
（杜庆余）
栾星壑
栾星壑（1878—1929），本名钟尧，字星壑，亦作惺壑，山东栖霞人，中国同盟会山东早期成员之一，烟台独立活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栾星壑出生在一个普通吏员家庭。其父栾远绍曾由内阁供事的议叙九品官员升任通化巡检，去世时幼子栾星壑年方7岁，同母亲肖氏相依为命。肖氏卖掉大半田产，含辛茹苦供儿子读书。栾星壑年龄稍长，进入邻村李氏家塾读书，并师从本邑名儒牟绩卿多年，后来又考取廪生。
1904年，清政府选派留日学生，栾星壑考取官费生，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在日本，栾星壑不仅眼界豁然开朗，还结交了一批来自国内各地的有抱负的朋友，其中最亲密者有黄县的徐镜心、日照的丁惟汾以及吉林省的魏连希等人。次年12月，栾星壑经徐镜心介绍加入刚刚组建的中国同盟会，并且结识了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从此，他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6年学成归国后，栾星壑未曾到清政府谋取一官半职，而是成了一名职业革命者。他先在青岛主持《晨钟》杂志（出版于东京，主编丁惟汾）在国内的发行事务，旋应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秋瑾女士之邀，南下参加武装举义的秘密活动，往来于浙、苏、皖三省之间。次年，由于秋瑾、徐锡麟蒙难，栾星壑北上奉天（今沈阳），成为时任《盛京日报》主笔的徐镜心的助手，以他擅长的文笔，写出了一批有强烈反响的文章。
1909年，同盟会山东主盟人之一丁惟汾亦由日本回国，意在联合同志，谋划山东反清起义，遂召志同道合的栾星壑从奉天回鲁议事。栾星壑回鲁后，提出了“山东起事，必先取烟台”的建议，指出：“彼时，既可断省城之左臂，使鲁东各县依次而定；又可北联辽东，西进济南，钳击津沽，直迫京师。”于是，谋取烟台首义一事遂成定议，组织之责也主要由栾星壑承担。
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自1906年后，便是徐镜心、谢鸿焘等同盟会员集中活动的地方，也是清廷地方当局极为敏感、防范最严的地区之一。由于徐镜心、谢鸿焘等人所创办的东牟公学被勒令解散，革命党人纷纷出走，栾星壑在烟台的活动无异于重新开始，并要冒数倍于前的风险。
在潜入之初，栾星壑选择了较为偏僻的吉星客栈作为住址和指挥中心，并且为安全起见，还须时常变化联络地点。就这样，栾星壑以同盟会会员肖廷枚和时任烟台《渤海日报》主笔的李凤梧等为骨干，着手扩大革命力量和开展革命活动。通过对驻烟清军的分化、争取工作，当时的海防营、海军练勇营和两个警卫营内部都有了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者，特别是由于吸收了几个与清军管带有姻亲关系的人入盟，为后来的烟台举义打下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栾星壑及其在烟台从事活动的同盟会会员，他们加快了烟台举义的步伐。10月底，以《渤海日报》刊出“黎元洪致山东人民的公开信”为开端，烟台街头巷尾随即出现了“告我同胞，速举义旗，协助民军，驱逐满虏”的标语。登莱青道道台徐世光对此惶惶不可终日，一面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为由，电请山东巡抚孙宝琦增兵来烟；一面收拾细软，疏散眷属，准备随时逃走。革命党人见状，当即作出举义决定。栾星壑推举武功有素的杨德盛担任指挥，自己任副指挥。
11月12日夜10时整，栾星壑、王耀东等12名革命党人分头行动。他们首先取得了海防营响应，然后由栾星壑亲自带领数人直取道署。栾星壑等人用布片包裹着苹果、扫帚头等冒充炸弹、手枪等武器，靠着英勇无敌的精神与道署内革命党人里应外合，很快解除了道署警卫人员的武装。随后，栾星壑又率人前往西山劝降警卫营。一开始，统带郑汝成拒不应命，反而喝令部下拘捕来者。形势非常危急。在关键时刻，郑汝成手下管带虞克昌宣布取郑而代之，并集合队伍加入革命军。就这样，起义在一夜之间，不费一枪一弹，一举取得成功，以栾星壑为首参加起义的十八豪杰被称为“十八罗汉”。
不料，烟台独立的迅速实现，反而使多系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党人不知所措。栾星壑等人虽有革命的胆略，但却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讨论成立军政府的时候，他们竟因不愿借革命谋取个人政治利益而无一人挺身出来担当责任，反而从刚刚反正过来的清军指挥官中推举为首之人。结果，原本是奉命到烟台防范革命党人与民众暴动的舞风舰舰长王传炯，骗取了革命党人的信任，攫取了总司令之职，并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山东军政府（后来获悉省城济南于同日宣告独立，亦成立了山东军政府，烟台军政府遂改称山东军政分府）。待到革命党人意识到大权旁落，特别是发现王传炯居心叵测时，已后悔莫及。愤慨之余，栾星壑决定率二三同志赴上海请援。他们到上海后，与当时在沪的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谢鸿焘、蒋衍升等共商对策，一致认为烟台之局势，非更换都督不可扭转，于是便决定分头往见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沪督陈其美。在孙中山、陈其美的支持下，他们很快组成以代都督杜潜为首的新的烟台山东军政府。随后，栾星壑陪同杜潜一行，率3000沪军北上，将王传炯驱逐，暂时稳定了烟台的局势。在当时山东独立已被取消的情况下，烟台继续高举独立旗帜，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注目。
在这一期间，撤退到栖霞臧家庄一带的清兵扬言：栾星壑是皇帝的叛臣，若不自缚，将择日血洗栾家村。栾星壑闻讯，义愤填膺，亲率民军百人赶往讨伐。在栾家村村东三官庙一带，栾星壑所率民军与清军遭遇，民军将士无不勇猛冲杀，很快便将清军击溃。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正式任命胡瑛为山东都督。胡瑛抵烟台后改组了军政府，栾星壑被任命为执法司司长。然而，仅仅两个月后，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方面的妥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的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胡瑛也接受袁世凯的委任而离去，烟台山东军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栾星壑被委任为邹平县知事。
任职期间，栾星壑首先确定了普及教育为根本的施政计划。为此，他常常一个人徒步下乡抽查各乡社办学情况，对于办学成绩突出和有上进心的有志青年学子多方给予奖掖。在他的苦心劝导和推动下，邹平全县初级学校由原来的十余处扩充到一百五十余处。其中创设女校一事，尤被称为盛举。作为一县之长，栾星壑曾带领民众冒暑捕蝗，人见其往来指挥于田间，在骄阳之下虽然汗流浃背，但始终不惮其劳。又有天主教神甫，企图购买邑西的连珠山麓，靠售石料渔利，经栾星壑出面抗议而止。
次年春，栾星壑邀约有关乡绅等讨论续修《邹平县志》。栾星壑在任期虽未见县志修讫，但通过他的《邹平县志》序，可见其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际此时代过渡，国基甫定；教育制造，日事改良；孝义节廉，微且扫地，及此事而不扬厉之，表彰之，则物质之文明，国粹之光华，其何以掖达而激劝之，以培养我国脉耶!”
在栾星壑任邹平县知事的一年间，全国政局一直处于大动荡之中，栾星壑也面临劫难。1914年夏，栾星壑接到调省城应考的命令，但当他卸任邹平县知事抵达济南后，却当即被囚禁于杆石桥监狱。面对如此卑鄙行为，栾星壑怒火中烧，一夜之间左目失明。在被幽禁期间，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约同志六人，秘密创办了反袁报纸，支持护法护国，对前同盟会友人参加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的胡瑛等人，进行了深刻揭露和鞭挞。
1916年秋，袁世凯死后，栾星壑奉调前往北京解决遗案。当时，他相信即将获得再次为国效力的机会。然而，等待数月后，等来的结局却是被遣戍吉林省宁安县宁古塔，降职担任宁安县司法官兼二十一旅军法处长。作为司法官，他每到一地，都发出“砸冤狱”的呼声，为各式各样的“罪犯”鸣不平。1922年，栾星壑以丁母忧为名辞去官职，结束了流放地生活，回济南隐居。
当时，南北对峙形势已经形成，孙中山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和筹备北伐后，栾星壑精神为之一振，当即南下，但在抵达湖北后因缺乏盘缠而不得不返回。1925年春，栾星壑第二次南下，在火车上听说孙中山已到北京的消息时，遂改道直趋北京。此时，孙中山已病重入院，不得拜见，他不得不从津沽乘船回胶东。不久，孙中山逝世，栾星壑悲痛欲绝，陷入茫然的境地。至1927年夏，因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肆捕杀国民党左派及中共党员，栾星壑再次由济南仓促逃回家乡栖霞避难。1929年初，经济上的拮据，迫使栾星壑带病远去东北谋事，不料刚到东北他就病倒不起，并于12月19日猝然去世。
军政活动之外，栾星壑还擅长诗、书、画，曾遗留《诗集》四函，而所创作的指画曾获日本指画研究会一等银牌奖。
（杜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