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友于（1885—1927），名汝悌，山东诸城路家道口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民主革命先驱。
路友于1911年入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同学组织歃血团，积极响应革命。1914—1918年，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以擅长撰文著称，与王统照、杨金城3人被誉为“诸城三杰”。这个时期，他结识了许多同盟会员，经常面对着地图，为中国的贫困落后感慨万端，同时又为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瓜分的局面而切齿不已。当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时，他不由拍案叫绝，连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有血有肉!”
1918年，路友于中学毕业后，即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留学。1920年深秋，路友于因肺病辍学回国，赴烟台养病年余，后又去济南柳埠休养。不久，即去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市政学。1923年，路友于在北京《益世报》担任编辑，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遂奋身投入政治生活，志在改革国事”。他热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推动国共合作。1924年3月，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路友于为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负责日常实际工作。
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进一步揭露其惯用的反动伎俩，李大钊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代表一百余人，路友于是代表之一。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连续举行空前的大规模示威游行。6月10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国民大会，通过了由路友于起草、李大钊最后审阅的《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宣言》沉痛地写道：“噩耗传来，心胆俱裂，伤心惨目，曷有其极……全国各地，实满布此辈强盗之凶迹，如不共同奋斗，一致抗争，则举国民众，死亡无日！”“本大会痛国家之危亡，悼同胞之惨死。”“尤希全国同胞……一致奋斗，誓不摧挫英日，打倒帝国主义不止！”《宣言》最后郑重宣告：“自惨案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失其效力。中国国民，绝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北京国民大会宣言》（1925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声明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五卅运动”后，全国性的反帝怒涛更加汹涌澎湃。路友于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的“关税自主运动”，并参与组织“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通过这些斗争，他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反动面目。为了镇压革命人民的反帝爱国活动，1926年3月18日，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段祺瑞政府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致使47人死亡、一百五十余人受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在反动派的大屠杀中，为保存革命实力，李大钊和路友于等镇静掩护群众撤退，事后又去安葬死者，慰问伤者。
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北京南花园一号成立伪党部。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壮大左派力量，路友于等倡议成立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大同盟”及左派学术团体“奋进学社”，反击“西山会议”派。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路友于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北方执行部在北京组成，路友于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任执行秘书。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路友于为维护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从理论上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容共言论进行了驳斥，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6年5月，路友于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对蒋介石在会上提出的旨在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表示不满。回到北京后，他深刻地指出：“国民党反共还是联共，这是考验国民党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日趋激烈和尖锐。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路友于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在李大钊领导下继续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开展北方革命运动。
在路友于和李大钊的努力下，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选举中，左派大获全胜，右派受到打击和孤立。1927年3月，白色恐怖笼罩了北京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成员，除李大钊和路友于外纷纷撤离北京南下。许多朋友再三劝说路友于外出休养，躲过风头再回来，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北方执行部委员几乎全部离开北京，现在仍有很多工作要进行，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必须跟李（大钊）先生留下来工作。”（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在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路友于偕同李大钊多次向来汇报工作的同志详细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动态，并作了具体的部署和指导，表现了为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高贵品质。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竟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和国际公约，派遣大批宪兵军警包围并袭击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地，先后野蛮地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35人。在敌人的监狱中和法庭上，路友于据理驳斥反动派捏造的种种罪名。
李大钊和路友于等人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北京各界积极予以营救。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公然发布屠杀令，指控李大钊、路友于等20人“组织党部，宣传赤化”，“意图扰害治安，颠覆政府”。李大钊与路友于最先登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大钊和路友于等人死难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5期特地发表文章，愤怒谴责北洋军阀及蒋介石狼狈为奸残害革命志士的暴行。文章尖锐指出：“我们勇敢同志之血，从今在革命群众队伍里，永远刻着蒋介石、张作霖二个刽子手的名字。”“大钊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为千百万北方群众所牢记不忘。我们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激起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刘清扬同志在《追怀二十年前的二十位烈士》一文中对路友于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实在是国民党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是当时北京市党部的中坚力量。人极冷静沉着，寡言深思，但他挺秀而生动的文笔，实能反映出被压迫大众深心的痛苦与愤怒。所有在当时凡是内反军阀、外抗帝国主义的行动，党部或是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自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之深，动人之切，几乎每个人都会由于他的鼓励而奋起。”
（庄维民）
路友于
路友于（1885—1927），名汝悌，山东诸城路家道口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秘书，民主革命先驱。
路友于1911年入诸城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同学组织歃血团，积极响应革命。1914—1918年，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以擅长撰文著称，与王统照、杨金城3人被誉为“诸城三杰”。这个时期，他结识了许多同盟会员，经常面对着地图，为中国的贫困落后感慨万端，同时又为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蹂躏、瓜分的局面而切齿不已。当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一文时，他不由拍案叫绝，连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有血有肉!”
1918年，路友于中学毕业后，即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留学。1920年深秋，路友于因肺病辍学回国，赴烟台养病年余，后又去济南柳埠休养。不久，即去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市政学。1923年，路友于在北京《益世报》担任编辑，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遂奋身投入政治生活，志在改革国事”。他热诚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积极推动国共合作。1924年3月，中国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路友于为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负责日常实际工作。
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进一步揭露其惯用的反动伎俩，李大钊领导了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代表一百余人，路友于是代表之一。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义愤填膺，怒不可遏，连续举行空前的大规模示威游行。6月10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国民大会，通过了由路友于起草、李大钊最后审阅的《北京国民大会宣言》。《宣言》沉痛地写道：“噩耗传来，心胆俱裂，伤心惨目，曷有其极……全国各地，实满布此辈强盗之凶迹，如不共同奋斗，一致抗争，则举国民众，死亡无日！”“本大会痛国家之危亡，悼同胞之惨死。”“尤希全国同胞……一致奋斗，誓不摧挫英日，打倒帝国主义不止！”《宣言》最后郑重宣告：“自惨案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失其效力。中国国民，绝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北京国民大会宣言》（1925年6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154页）声明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五卅运动”后，全国性的反帝怒涛更加汹涌澎湃。路友于参加了由李大钊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的“关税自主运动”，并参与组织“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通过这些斗争，他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反动面目。为了镇压革命人民的反帝爱国活动，1926年3月18日，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段祺瑞政府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致使47人死亡、一百五十余人受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在反动派的大屠杀中，为保存革命实力，李大钊和路友于等镇静掩护群众撤退，事后又去安葬死者，慰问伤者。
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西山会议”，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北京南花园一号成立伪党部。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壮大左派力量，路友于等倡议成立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中山主义大同盟”及左派学术团体“奋进学社”，反击“西山会议”派。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路友于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北方执行部在北京组成，路友于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任执行秘书。在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路友于为维护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从理论上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容共言论进行了驳斥，维护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6年5月，路友于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对蒋介石在会上提出的旨在打击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表示不满。回到北京后，他深刻地指出：“国民党反共还是联共，这是考验国民党革命不革命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日趋激烈和尖锐。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路友于当选为候补中央执委，在李大钊领导下继续维护和发展国共合作，开展北方革命运动。
在路友于和李大钊的努力下，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选举中，左派大获全胜，右派受到打击和孤立。1927年3月，白色恐怖笼罩了北京城，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成员，除李大钊和路友于外纷纷撤离北京南下。许多朋友再三劝说路友于外出休养，躲过风头再回来，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北方执行部委员几乎全部离开北京，现在仍有很多工作要进行，这个时候我不能走，我必须跟李（大钊）先生留下来工作。”（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在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路友于偕同李大钊多次向来汇报工作的同志详细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动态，并作了具体的部署和指导，表现了为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高贵品质。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竟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和国际公约，派遣大批宪兵军警包围并袭击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地，先后野蛮地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35人。在敌人的监狱中和法庭上，路友于据理驳斥反动派捏造的种种罪名。
李大钊和路友于等人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北京各界积极予以营救。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公然发布屠杀令，指控李大钊、路友于等20人“组织党部，宣传赤化”，“意图扰害治安，颠覆政府”。李大钊与路友于最先登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李大钊和路友于等人死难的噩耗传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95期特地发表文章，愤怒谴责北洋军阀及蒋介石狼狈为奸残害革命志士的暴行。文章尖锐指出：“我们勇敢同志之血，从今在革命群众队伍里，永远刻着蒋介石、张作霖二个刽子手的名字。”“大钊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为千百万北方群众所牢记不忘。我们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激起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刘清扬同志在《追怀二十年前的二十位烈士》一文中对路友于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实在是国民党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是当时北京市党部的中坚力量。人极冷静沉着，寡言深思，但他挺秀而生动的文笔，实能反映出被压迫大众深心的痛苦与愤怒。所有在当时凡是内反军阀、外抗帝国主义的行动，党部或是人民团体的宣言，多是出自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感人之深，动人之切，几乎每个人都会由于他的鼓励而奋起。”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