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信之（1890—1925），又名寄韬，北京人，《青岛公民报》主编，著名爱国记者。
胡信之出生于官僚家庭，父亲为晚清举人，当过县知事，处事较开明；其母为一位理家有方的贤惠妇女。胡信之幼年时，父母经常给他讲忠烈孝悌、勤奋好学的故事，在父母的培育下逐渐养成了正直、刚强的性格和勤奋好学的精神。胡信之经历了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精神深为敬佩，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罪行十分愤慨。“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其爱国之情，他立志献身新闻事业，改变国家的悲惨命运。
胡信之服务于新闻界十余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便开始为报刊写文章。当他充任记者后，时值中日谈判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的主权。为采访新闻，他经常往返于北京、大连、济南、青岛之间。后来，他应聘担任了《中国青岛报》记者。面对青岛名义上被北洋政府收回来而实质上经济命脉仍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局面，胡信之感到忧心忡忡。
1923年春，中共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来到青岛，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邓恩铭在《胶澳日报》副刊上组织了宣传、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信之读后，从中得到了新的启示。
《中国青岛报》是地方富商巨绅的喉舌。为了装潢门面，有时也刊登一些顺应时代潮流、抨击时局利弊的文章。胡信之时常利用这个机会，以辛辣、犀利的笔触，撰写一些社论、漫谈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强烈谴责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罪行。胡信之尖锐指出，青岛收回后每况愈下，是由“官之邪”造成的，揭露熊炳奇在青岛任督办期间掠夺钱财，帮助曹锟贿选总统，“财政则一贫如洗，行政则一塌糊涂”的劣政，谴责1924年的直奉战争是“如今中国穷到如此地步，还能拿出几万万来打仗”，“这几万万钱又全是小民身上的肉，打胜了是民遭殃，打败了也是民遭殃……”（山东省总工会《山东工运人物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1页）这些言论，表现了胡信之反帝反军阀的精神。
这一时期，胡信之仍对北洋军阀政府存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虽然鼓吹民主，抨击邪恶，对工农劳苦大众也持同情之心，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认识不清，对阶级、阶级斗争不理解，甚至发表过“民之家即官之家，官之事即民之事”“处处以阶级相争，眩也”的言论。随着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开展，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帮助，胡信之逐渐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
胡信之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的态度，终为《中国青岛报》老板所不容。1924年，胡信之被迫辞职，离开了《中国青岛报》。同年9月，在好友的资助下，他与刘祖乾、段子涵等人共同创办《青岛公民报》，自任主编，并于1924年9月10日出版了该报的第一张报纸。
《青岛公民报》创办的宗旨，原为“实业之兴废，关于国家之盛衰，故提倡实业为刻不容缓之图”（《巨子方寸笃志为民——记〈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烈士》，《青岛史志》1986年第3期，第18页）。后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和青岛工人运动的双重影响下，该报不仅勇于揭露黑暗邪恶势力，而且敢于大胆抨击时弊，甚至敢于大力支持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青岛公民报》除了安排一般报纸所设栏目外，为“公开言论、发表意见、宣传文化、抵制外侮”，胡信之还开辟《公民俱乐园》《公民育论》等栏目，为民众提供发表意见、评论国事的园地（刘衍琴《民国时期山东报业概述》，《新闻大学》1996年第1期，第40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报还全文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等共产党人也经常利用《青岛公民报》这个舆论平台发表文章，为发动民众大造舆论。
1925年1月，王尽美以孙中山特派宣传员的身份来到青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邓恩铭、鲁佛民、胡信之等人前往车站迎接。胡信之在《青岛公民报》上发表评论，支持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还协助王尽美在各界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为青岛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做舆论、组织上的准备。1月17日，青岛36个社团，在胶澳教职员联合会事务所内，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次日，在中国大舞台电影馆召开市民大会。胡信之及时报道了这两次会议的情况，全文发表了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成立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的电报，推动了青岛国民会议促进运动的高涨。
1925年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不堪厂主的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首次大罢工。罢工伊始，青岛报界尚在沉寂，胡信之首先报道了罢工消息，全文刊登了《青岛大康纱厂工人泣告书》，反映工人的苦状和罢工真相。同时，胡信之接受中共青岛党组织发动各界支援罢工的意见，与中共代表傅书堂等人商议支援罢工的具体办法。他在《青岛公民报》上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厂主虐待工人的罪行，号召各界人士“本良心之主持，援助可怜之工人”，“使其坚持到底，达罢工之初志，得最后之胜利”。同时，他还特辟《工潮专载》栏目，以大量篇幅报道罢工动态和各界支援罢工的情况，鼓舞工人坚持斗争，推动各界支持援助（黄同华、李草晖《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2页）。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首次联合大罢工，在各界支持下，坚持了22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胡信之和他主编的《青岛公民报》做出了很大贡献，深受工人的爱戴和称赞（山东省总工会《山东工运人物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一文中谈到：“全国的报纸除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
对罢工工人的胜利，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一方面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急派在济南之山东督办之军队”，开赴青岛保护日本纱厂；另一方面电请日本政府速派军舰急驶青岛。随后，张宗昌即派旅长张培勋赴青，命令胶澳督办温树德“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之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1925年5月29日拂晓，温树德在日本授意下，调集军警3000余人，包围了日商三家纱厂和工人住处，封锁交通要道，对工人实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二九”青岛惨案。
在血腥镇压工人运动时，胡信之不畏强暴，与该报编辑段子涵立即共同邀请青岛当地各报记者举行联席会议，竭力要求报界同人齐心协力声援罢工工人。同时，还特地邀请共产党人李慰农、工人代表傅书堂等人出席联席会议介绍当局屠杀工人的经过。与会同人谴责当局与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一致表示团结奋战，支援工人罢工。
6月上旬，胡信之为了支持国民党左派人士熊冲等人的爱国行动，免费刊登他们倡议召开市民雪耻大会的启事。6月16日，青岛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市民雪耻大会，各界代表上台演讲，强烈要求胶澳督办公署对英、日两国交涉，释放因罢工被捕的全部纱厂工人代表，号召英、日工厂商店的工人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英、日两国的货物。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把全市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党史人物传》第一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然而，各界联合会代表在讨论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部分商会代表提出“只对英不对日”主张，遭到工人、学生代表的强烈反对。胡信之在《青岛公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驳商会少数媚日买办资本家的行径。他首先指出：“实行英日经济绝交，为排斥英日之利器”，势在必行；进而揭露媚日买办资本家“只知图利发财，不顾国家危亡”的本质。胡信之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
6月30日，胶济铁路总工会根据中共青岛党组织的指示，联络青岛社会各界人士举行了“追悼青沪汉粤死难烈士大会”。胡信之是此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他为大会起草“祭文”，并亲自在会上宣读。会后举行了万余人的游行，提出“援助死难同胞”“抵制英货日货”“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为了争取被捕工人早日获释，青岛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李慰农等人决定，由胶济铁路总工会出面，发动被捕工人家属前往督办公署和警察厅请愿，要求释放工人。同时，请青岛公民报馆协助交涉，胡信之等人遂为之奔走呼号与交涉。在青岛各界的压力下，青岛地方当局不得已释放了被捕工人69名（山东省总工会《山东工运人物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不但不向列强提出抗议交涉，反而破坏镇压民众反帝爱国运动。为此，胡信之发表了直指政府的《还要认定步骤向前去干》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样的政府留它一天，不但不能为国家福，反而为国累……这样的政府还要它吗？还能不向它革命吗？”社论号召人民起来“要从根本上推翻现政府，造成有组织的国家，然后人民才能有真正的保障”（张艳芳《齐鲁火种：山东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胡信之反帝反军阀的言行，深为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痛恨。他们互相勾结，想扼杀“工人的喉舌”《青岛公民报》及其主编胡信之。他们污蔑胡信之“唯恐天下不乱”，诬陷《青岛公民报》“煽动风潮”“蛊惑人心”，警告胡信之要“识点相”“改辕易辙”。他们借用商会名义，下令所属店铺商号禁止订阅《青岛公民报》，唆使爪牙暗中向报馆投石子，砸碎门窗玻璃，围攻报馆人员，并屡屡投递匿名信件进行恐吓，妄图使胡信之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胡信之一如既往，以笔为枪，继续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本家，支持民众反帝爱国斗争。为防患于未然，胡信之与编辑段子涵商定，召集报馆全体同人开会。在会上，胡信之向大家简要说明了他目前所处的严峻境况，并表示了誓与周旋到底的坚定决心。他坚定鲜明的立场和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顽强精神，得到报馆全体同人的由衷钦佩和大力支持。
高压和威胁不起作用，商会会长和巨商财东又勾结串通13个团体，联名上书控告《青岛公民报》鼓动工潮，宣传邪端，请求公署严加制裁。胡信之闻悉后，于7月8日在报上发表了《胡信之紧要声明》，宣布：“启者鄙人服务新闻界垂二十载，向持正义之宗旨，光明之态度，与社会恶魔相周旋，不为势屈，不为利诱。……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主义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战，在鄙人固死得其所。”（胡信之《胡信之紧要声明》，《青岛公民报》1925年7月8日）胡信之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同时向法院起诉，回击商会会长等人的诬告。
7月25日，军阀张宗昌来到青岛。日商资本家和一些亲日商会分子贿赂张宗昌，并诋毁胡信之和他主编的《青岛公民报》。7月26日，张宗昌下令逮捕胡信之并查封《青岛公民报》，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李慰农以及一批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同时，参加青岛纱厂罢工的工人也遭到了血腥镇压。
被捕后关押在军事执法处的胡信之，倍受酷刑而始终坚贞不屈。7月29日，胡信之在青岛团岛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庄维民）
胡信之
胡信之（1890—1925），又名寄韬，北京人，《青岛公民报》主编，著名爱国记者。
胡信之出生于官僚家庭，父亲为晚清举人，当过县知事，处事较开明；其母为一位理家有方的贤惠妇女。胡信之幼年时，父母经常给他讲忠烈孝悌、勤奋好学的故事，在父母的培育下逐渐养成了正直、刚强的性格和勤奋好学的精神。胡信之经历了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和精神深为敬佩，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罪行十分愤慨。“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其爱国之情，他立志献身新闻事业，改变国家的悲惨命运。
胡信之服务于新闻界十余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便开始为报刊写文章。当他充任记者后，时值中日谈判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的主权。为采访新闻，他经常往返于北京、大连、济南、青岛之间。后来，他应聘担任了《中国青岛报》记者。面对青岛名义上被北洋政府收回来而实质上经济命脉仍被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局面，胡信之感到忧心忡忡。
1923年春，中共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来到青岛，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邓恩铭在《胶澳日报》副刊上组织了宣传、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信之读后，从中得到了新的启示。
《中国青岛报》是地方富商巨绅的喉舌。为了装潢门面，有时也刊登一些顺应时代潮流、抨击时局利弊的文章。胡信之时常利用这个机会，以辛辣、犀利的笔触，撰写一些社论、漫谈等，猛烈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强烈谴责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罪行。胡信之尖锐指出，青岛收回后每况愈下，是由“官之邪”造成的，揭露熊炳奇在青岛任督办期间掠夺钱财，帮助曹锟贿选总统，“财政则一贫如洗，行政则一塌糊涂”的劣政，谴责1924年的直奉战争是“如今中国穷到如此地步，还能拿出几万万来打仗”，“这几万万钱又全是小民身上的肉，打胜了是民遭殃，打败了也是民遭殃……”（山东省总工会《山东工运人物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1页）这些言论，表现了胡信之反帝反军阀的精神。
这一时期，胡信之仍对北洋军阀政府存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虽然鼓吹民主，抨击邪恶，对工农劳苦大众也持同情之心，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认识不清，对阶级、阶级斗争不理解，甚至发表过“民之家即官之家，官之事即民之事”“处处以阶级相争，眩也”的言论。随着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开展，经过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帮助，胡信之逐渐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
胡信之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的态度，终为《中国青岛报》老板所不容。1924年，胡信之被迫辞职，离开了《中国青岛报》。同年9月，在好友的资助下，他与刘祖乾、段子涵等人共同创办《青岛公民报》，自任主编，并于1924年9月10日出版了该报的第一张报纸。
《青岛公民报》创办的宗旨，原为“实业之兴废，关于国家之盛衰，故提倡实业为刻不容缓之图”（《巨子方寸笃志为民——记〈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烈士》，《青岛史志》1986年第3期，第18页）。后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和青岛工人运动的双重影响下，该报不仅勇于揭露黑暗邪恶势力，而且敢于大胆抨击时弊，甚至敢于大力支持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青岛公民报》除了安排一般报纸所设栏目外，为“公开言论、发表意见、宣传文化、抵制外侮”，胡信之还开辟《公民俱乐园》《公民育论》等栏目，为民众提供发表意见、评论国事的园地（刘衍琴《民国时期山东报业概述》，《新闻大学》1996年第1期，第40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报还全文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邓恩铭、王象午、延伯真等共产党人也经常利用《青岛公民报》这个舆论平台发表文章，为发动民众大造舆论。
1925年1月，王尽美以孙中山特派宣传员的身份来到青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重要意义。邓恩铭、鲁佛民、胡信之等人前往车站迎接。胡信之在《青岛公民报》上发表评论，支持召开国民会议，揭露召开“善后会议”的阴谋，还协助王尽美在各界进行宣传和联络工作，为青岛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做舆论、组织上的准备。1月17日，青岛36个社团，在胶澳教职员联合会事务所内，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次日，在中国大舞台电影馆召开市民大会。胡信之及时报道了这两次会议的情况，全文发表了青岛国民会议促进会的成立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的电报，推动了青岛国民会议促进运动的高涨。
1925年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不堪厂主的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首次大罢工。罢工伊始，青岛报界尚在沉寂，胡信之首先报道了罢工消息，全文刊登了《青岛大康纱厂工人泣告书》，反映工人的苦状和罢工真相。同时，胡信之接受中共青岛党组织发动各界支援罢工的意见，与中共代表傅书堂等人商议支援罢工的具体办法。他在《青岛公民报》上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厂主虐待工人的罪行，号召各界人士“本良心之主持，援助可怜之工人”，“使其坚持到底，达罢工之初志，得最后之胜利”。同时，他还特辟《工潮专载》栏目，以大量篇幅报道罢工动态和各界支援罢工的情况，鼓舞工人坚持斗争，推动各界支持援助（黄同华、李草晖《1925年青岛工人大罢工》，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132页）。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首次联合大罢工，在各界支持下，坚持了22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胡信之和他主编的《青岛公民报》做出了很大贡献，深受工人的爱戴和称赞（山东省总工会《山东工运人物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日本纱厂工潮中之观察》一文中谈到：“全国的报纸除公民报外，不曾替被杀的工人说半句话。”
对罢工工人的胜利，日本驻中国公使芳泽一方面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急派在济南之山东督办之军队”，开赴青岛保护日本纱厂；另一方面电请日本政府速派军舰急驶青岛。随后，张宗昌即派旅长张培勋赴青，命令胶澳督办温树德“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之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1925年5月29日拂晓，温树德在日本授意下，调集军警3000余人，包围了日商三家纱厂和工人住处，封锁交通要道，对工人实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二九”青岛惨案。
在血腥镇压工人运动时，胡信之不畏强暴，与该报编辑段子涵立即共同邀请青岛当地各报记者举行联席会议，竭力要求报界同人齐心协力声援罢工工人。同时，还特地邀请共产党人李慰农、工人代表傅书堂等人出席联席会议介绍当局屠杀工人的经过。与会同人谴责当局与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一致表示团结奋战，支援工人罢工。
6月上旬，胡信之为了支持国民党左派人士熊冲等人的爱国行动，免费刊登他们倡议召开市民雪耻大会的启事。6月16日，青岛召开了三万余人参加的市民雪耻大会，各界代表上台演讲，强烈要求胶澳督办公署对英、日两国交涉，释放因罢工被捕的全部纱厂工人代表，号召英、日工厂商店的工人罢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英、日两国的货物。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把全市的反帝爱国运动推向了高潮（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党史人物传》第一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然而，各界联合会代表在讨论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部分商会代表提出“只对英不对日”主张，遭到工人、学生代表的强烈反对。胡信之在《青岛公民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驳商会少数媚日买办资本家的行径。他首先指出：“实行英日经济绝交，为排斥英日之利器”，势在必行；进而揭露媚日买办资本家“只知图利发财，不顾国家危亡”的本质。胡信之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
6月30日，胶济铁路总工会根据中共青岛党组织的指示，联络青岛社会各界人士举行了“追悼青沪汉粤死难烈士大会”。胡信之是此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他为大会起草“祭文”，并亲自在会上宣读。会后举行了万余人的游行，提出“援助死难同胞”“抵制英货日货”“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为了争取被捕工人早日获释，青岛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李慰农等人决定，由胶济铁路总工会出面，发动被捕工人家属前往督办公署和警察厅请愿，要求释放工人。同时，请青岛公民报馆协助交涉，胡信之等人遂为之奔走呼号与交涉。在青岛各界的压力下，青岛地方当局不得已释放了被捕工人69名（山东省总工会《山东工运人物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惨案发生后，北洋军阀政府不但不向列强提出抗议交涉，反而破坏镇压民众反帝爱国运动。为此，胡信之发表了直指政府的《还要认定步骤向前去干》的社论。社论指出：“这样的政府留它一天，不但不能为国家福，反而为国累……这样的政府还要它吗？还能不向它革命吗？”社论号召人民起来“要从根本上推翻现政府，造成有组织的国家，然后人民才能有真正的保障”（张艳芳《齐鲁火种：山东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胡信之反帝反军阀的言行，深为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痛恨。他们互相勾结，想扼杀“工人的喉舌”《青岛公民报》及其主编胡信之。他们污蔑胡信之“唯恐天下不乱”，诬陷《青岛公民报》“煽动风潮”“蛊惑人心”，警告胡信之要“识点相”“改辕易辙”。他们借用商会名义，下令所属店铺商号禁止订阅《青岛公民报》，唆使爪牙暗中向报馆投石子，砸碎门窗玻璃，围攻报馆人员，并屡屡投递匿名信件进行恐吓，妄图使胡信之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胡信之一如既往，以笔为枪，继续抨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本家，支持民众反帝爱国斗争。为防患于未然，胡信之与编辑段子涵商定，召集报馆全体同人开会。在会上，胡信之向大家简要说明了他目前所处的严峻境况，并表示了誓与周旋到底的坚定决心。他坚定鲜明的立场和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顽强精神，得到报馆全体同人的由衷钦佩和大力支持。
高压和威胁不起作用，商会会长和巨商财东又勾结串通13个团体，联名上书控告《青岛公民报》鼓动工潮，宣传邪端，请求公署严加制裁。胡信之闻悉后，于7月8日在报上发表了《胡信之紧要声明》，宣布：“启者鄙人服务新闻界垂二十载，向持正义之宗旨，光明之态度，与社会恶魔相周旋，不为势屈，不为利诱。……以一介书生，与帝国主义下之资本主义战，为争社会之正义战，在鄙人固死得其所。”（胡信之《胡信之紧要声明》，《青岛公民报》1925年7月8日）胡信之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同时向法院起诉，回击商会会长等人的诬告。
7月25日，军阀张宗昌来到青岛。日商资本家和一些亲日商会分子贿赂张宗昌，并诋毁胡信之和他主编的《青岛公民报》。7月26日，张宗昌下令逮捕胡信之并查封《青岛公民报》，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李慰农以及一批工人、学生和爱国人士。同时，参加青岛纱厂罢工的工人也遭到了血腥镇压。
被捕后关押在军事执法处的胡信之，倍受酷刑而始终坚贞不屈。7月29日，胡信之在青岛团岛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