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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溥霖(1888—1915),字季瞻,山东沂水埠前庄村人,早期同盟会会员,后为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长。

刘溥霖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刘次哲思想开明,支持晚辈追求新知,后四个儿子均为同盟会会员。刘溥霖自幼酷爱读书,成绩突出,17岁中秀才。1906到省城济南求学时,他结识了山东革命党人刘冠三。当时刘冠三正致力网罗人才,积极筹办山左公学。刘溥霖十分高兴地投身这所学校,不久便由刘冠三介绍,参加了同盟会,由此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
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清政府加剧了对革命势力的镇压,刘冠三为保全学校而离校他往。对清廷官吏的凶恶卑鄙,刘溥霖痛恨至极。他置即将结束的学业于不顾,领导全校学生抵制清政府的破坏阴谋,愤将当局委任的新校长驱逐出校。
1908年春,刘溥霖由济南至青岛,加入了刘冠三、陈干等山东同盟会员创办的震旦公学。因这所学校处于德国租界内,清政府不便干预,学校办得十分红火,陶成章、商震等一批革命党人先后莅校任教。除文化课外,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课,经常组织师生到郊外进行实习训练,为推翻清政府统治而积极培养能文善武的青年志士。为接济办学经费,刘溥霖毁家纾难,罄其所有募捐资助。这年秋天,山东同盟会会员为收回德国侵占的权利,组织“保矿会”开展保矿活动,令德国人十分憎恨。于是,他们勾结清政府,将震旦公学关闭、解散。
震旦公学解散后,刘冠三经诸城到达沂水,与刘溥霖前往兰山县兰陵镇,介绍思想激进的孙建平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刘溥霖与孙建平成婚。婚后的第二年,刘溥霖夫妻二人同赴济南继续求学,刘溥霖入读农林学堂,孙建平就读于女子师范。这年秋天,孙建平分娩前突患急症,不幸病故。悲痛万分的刘溥霖含悲写了挽联一幅:“剩山残水,荆棘满目,死矣诚得死所,恨无净土三尺,掩尔躯壳;新愁旧恨,忆绪填胸,生也有何生趣,聊借闲云一片,唁我灵魂。”这幅挽联表达了他的愁思与伤感,使他献身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定(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从此,他有家不归,妻亡不续,专以奔走国事为务,全神贯注地投入反清斗争,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

武昌起义爆发后,山东革命党人发动社会各界民众响应,山东社会各界联合会主持举行了独立斗争,省城济南一片喜庆景象。但刘溥霖认识到,革命党人还没能左右省城局势,清朝巡抚孙宝琦自己宣布独立,且仍由他主持政事,这种独立是难以持久的。刘溥霖决计另外采取行动,力挽危局。
果然,不出刘溥霖所料,山东的独立如昙花一现,十几天便宣告取消。反动势力抬头,袁世凯党羽大肆迫害反清志士,甚至连剪头发者往往也被视为不轨。社会上人心惶惶,革命党人多转入地下,待机再举。
刘溥霖仍留在济南,同据守青岛的刘冠三取得联系,购置武器运往济南,准备进行武装反清斗争。此时,军阀张勋握有重兵,据守徐州,多次得到袁世凯接济的军火,对南北方革命造成很大威胁。刘溥霖等得知后,深刻意识到张勋是革命的绊脚石,决定截获其军械,伏击其军队。黄河大桥当时尚未建成,火车只能依靠轮渡过河,众人便埋伏于泺口附近,利用轮渡的间隙袭击张勋军车,能取则取,不能取则炸毁。不料,此计未得实施便遭到敌人破坏。
刘溥霖之兄刘湛霖在鹊华桥东路北开设了名曰“宜春轩”的修表铺,刘氏兄弟同革命党人经常在此聚会。后来蓝玉昌又在商埠万紫巷开设了名为“万顺恒”的百货店,作为联络分部。1911年12月9日,是万顺恒开张之日,刘溥霖一时饮酒过多,便留宿在蓝玉昌家中。袁世凯的走卒张广建在山东独立取消后,执掌了大权,对革命党人反攻倒算。这天夜里,防营统领聂宪藩派管带薛保筠统率巡防营一营兵力,分别包围了两个店铺,封锁了周围大街小巷。
革命党人闻讯仓促应敌,蓝玉昌没来得及寻枪抵抗,便被击毙在床上,其他人亦均被捕捉,并被搜出枪支弹药一批。敌兵见到刘溥霖身材高大魁梧,力气过人,为防止其逃跑,竟残忍地用刀刺他的大腿,然后再捆绑起来。这一次,两处的革命党人15人被逮捕,连与之无关的店铺伙计及过路人也被捉去,店中的财物被抢劫一空。
在防营审讯时,刘溥霖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就是革命党,是这些人的首领,立誓杀张勋这国贼为民除害,这个计划是我一人所为。现落入你们的手中了,刀锯鼎镬,由我一人承当,切勿无故累及别人。
见此情形,防营不敢再审讯下去,请示警察厅处置。警察厅担心这等政治犯会影响进行中的南北议和,归咎防营失策,便虚伪地给予所谓文明待遇。但刘溥霖矢志不渝,一如既往,慷慨陈词,纵任血透衣襟而仍放声高歌,并随时宣传反清的革命道理。防营的士兵们都为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当时省城王讷、庄陔兰、张汉章等有正义感的一些绅士,对防营的暴行十分气愤,向宣慰使说明这些人不是土匪而是反清的革命党人。北京大理院得知此案情况,鉴于这时已解除党禁,正处南北议和之际,认为“此案关系甚重,非速公平审理不足以应时变而餍人心”(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指令从宽处理。山东警察厅不愿结怨群众太甚,遂将这批革命党人送往审判厅。赵光等人先得获释,前往青岛、胶东等地进行新的斗争。
在法庭上,刘溥霖再次直言不讳,承认是革命党人,为首发起用武力截留武器,狙击张勋,打击清政府。他利用法庭大力宣传革命道理,慷慨陈词,列席旁听的各界人士大为感动。更由于他勇于承揽责任,而使战友们先获自由。
在南京的刘冠三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袁世凯致电陈诉,抗议山东当局逮捕刘溥霖的无理行径。同时,王讷、庄陔兰等人也代表社会各界联众力保,并要求惩治防营长官。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又为讨好革命党人,便于篡夺大权,袁世凯命令山东当局于15日将刘溥霖等几人释放出狱。轰动一时的济南商埠惨案终告结束。各界民众得知这一喜讯,竞相捐输,为伤病员医治创伤,以表同情敬慕之意,不少人甚至“争以一瞻颜色为快”。

刘溥霖获释后,便前往青岛养伤,待伤体初愈,即奔赴徐州,担任陈干、吕子人等人为首的革命军第三十九混成旅炮兵营营长。他治理军队注意宽严适度,纪律严明,得到驻守徐州各军的交口称赞。
1912年冬,三十九旅解散,刘溥霖解甲归田。因为参加革命投身军旅,功绩显赫为人尊崇,大家准备选他为众议员。他婉言辞谢道:请选德高望重之人任此重职,我辈青年人应争取学业进步,切不可谋图早早涉身仕途。后来,他入安置青年军人的留日预备学校,集中精力苦读了两年学业。但即使这时,他也没忘记革命大业。他时常感慨道:现在革命并没终结,军阀未灭,民气未伸,应当再接再厉,以促革命成功。
“二次革命”爆发后,刘溥霖弃学赶往曹州,与吕秀文串通巡防营营长,并且秘密联络反袁军人,准备武装起义。但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各省反袁武装即因遭镇压而先后失败,他只得回校再待时机。袁世凯爪牙靳云鹏、周自齐在山东不遗余力地镇压革命党人,策划逮捕刘溥霖等人的计划。革命党人也深感形势不利,校长、同盟会会员谢鸿焘考虑到刘溥霖目标较大,便让他赶快躲避。
正当刘溥霖准备赴北京投考北洋大学时,山东当局悬金索拿他。他便逃往山西太原,创办了《公益报》,但仅三个月报馆便被查封。无奈,刘溥霖只好返回北京,潜心创作小说《孤剑寻仇》,以抒发心志。袁世凯侦知这个消息,在京内密布爪牙严加搜寻。见国内已难有落脚之地,刘溥霖遂漂洋至日本避难。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继续积极进行扫除专制的斗争。刘溥霖到东京后,得到孙中山先生的称许。他向孙中山汇报了山东形势,并就进行军事斗争方面的设想详细作了说明。1914年12月30日,孙中山先生任命他为中华革命党山东支部长,派他回国开展讨袁斗争。
1915年5月,刘溥霖由日本回到青岛,秘密联络反袁力量,进行讨袁准备,他们以青岛为根据地,在山东沿海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军事活动。袁世凯的爪牙诬陷刘溥霖网罗不良分子图谋不轨,串通青岛日本当局将刘溥霖逮捕,关押于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从日本人手中获得刘溥霖,袁世凯政府多方同日本人交涉,不惜献媚行贿。11月26日,刘溥霖被引渡押送至济南,交送军法处监禁。
身陷囹圄,刘溥霖没有丝毫的动摇和屈服。他在被审讯时,挥笔自述革命历史,洋洋数千言,与辛亥年被捕时所供之精神内容相同,皆是自言革命大志,为他人解脱之辞。供辞中他大骂袁世凯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袁氏走狗靳云鹏见状大怒,于12月4日清晨将刘溥霖枪决于东门外柳园。至此,刘溥霖终于以生命践行了“取义成仁分内事,永留碧血化长虹”的悲壮誓言。
(刘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