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山（1873—1946），本名秀桐（一说树桐），字东山，以字行，威海城里西南村人，山东现代钟表工业的创始人。
李东山自幼家贫，仅读过两年私塾，后在威海干过肩挑小贩和北洋舰队鱼雷营工兵。15岁时，李东山只身到烟台，经在烟台恒兴德商行当店员的堂兄引荐，到该行当了一名学徒。他非常机警，善于交结，进店不久，就拜商行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作为自己攀升的阶梯。但是，恒兴德商行的行规严格，对店员特别是刚入柜的学徒管束极严，李东山耐受不了这种严格的管束，便“跳槽”从事小贩生意。他向其干爹孙文山借钱，在烟台北大街东首开办了一个水炉小铺，以烧卖开水为业，并经常到烟台东海关去“叫行”（竞拍走私货物）。当时东海关有一奥地利籍的拍卖师，李东山与其交往颇深，因而当他去竞拍物品时，这位拍卖师起价极低，李东山举牌即停，因而获利颇丰。在参与竞拍东海关缉私货物时，李东山靠这种特殊关系发了一笔财，但他对这件事从来闭口不谈，讳莫如深。旁观者看到李东山“暴富”，非常惊讶，但却不知其中原委 。
1892年，李东山以墨西哥鹰洋300元将原来的水炉小铺改为“德顺兴五金行”，主要经营小五金与百货商品。由于他善于经营，“专事缺门，独得其利”，至1904年，资本已积累至鹰洋3万元。李东山为人处世极其机智，烟台人送其绰号“李小鬼”。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强制成年男子剪掉发辫，李东山认准这是一商机，便囤积了一批帽子，后高价出售，获利颇丰，其精明善谋于此可见一斑。1911年后，李东山相继在烟台开办了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公司，在威海创办了威新花炮厂、同庆顺镶锡店等，这些企业在胶东地区均为首创，而企业盈利的积累则为其后来创办钟厂打下基础。他有句创业的恒言：凡人有之我不为，人无有之我要为 。
1912年，他开始经销德国、日本产的机械摆钟。他认为钟表市场前景广阔，制钟在中国是一项空缺，自己办厂制钟可独擅其利。有了这一判断后，他便开始着手准备。1913年他通过长年打交道的驻烟德国盎司洋行的关系，去印度签证然后辗转到了德国。在德国UHGHANS钟厂，他做了两年勤杂工，在此期间留心记下制钟所需设备和原材料的型号，但未能掌握制造技术。两年后，李东山购买了一批材料和设备回国 。
1915年，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本生产的“马球牌”座钟和零件，非常畅销。李东山见经营钟表利润可观，加之当时烟台没有造钟工厂，于是再次进行谋划，筹资办厂。当时德顺兴五金行有个叫唐志成的顾客，拥有修理钟表的技术，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店，经常到五金行购买钟表零件。李东山便与唐志成谈妥合作兴办造钟厂，商定由李东山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是年7月，李东山投资25000元在烟台朝阳街南端路东创办宝时造钟厂。这是烟台第一家造钟企业，李东山也由此成为山东钟表业的开创者。
宝时造钟厂开办之初，创业维艰。因为技术不过关，李东山又东渡日本，在大阪马球钟厂打工，暗中学习制钟技术，并通过宴请、送礼等手段从钟厂技术人员那里套出关键技术。半年后李东山回国，将学到的技术转述给技师唐志成，由其将日本生产的“马球”牌座钟机件拆卸进行试制，按日本摆钟外壳和机心做出样机。经过两年日夜刻苦钻研，1918年制造出第一批座钟。这些座钟除木壳外，主要机芯零件全为日货，而这些零件还是从烟台德商盎司洋行购置的。这时该厂仅有工人20人，大小压力机15台、2马力电机1台、车床1部。由于当时入不敷出，工厂就兼制汽炉、汽灯出售。1920年后，工厂已能实现钟表机芯自制，工厂生产也随之兴旺起来，并开始与日本“马球牌”座钟争夺市场。
钟表批量投产后，李东山立即想以自己的产品替代进口货，占领市场，独享其利。于是，他首先在治厂上下功夫。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厂内按工序设班组，直属厂长，以加强基础生产中的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实行徒工学徒十年制（后逐步改为八年、六年、五年），以提高工人的技术素质；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徒工的津贴，以稳定职工；根据职工的职务及技术高低、日常表现、劳动效率等情况，分别奖赏，有的还给“份子”（即员工持股），以此来激励职工 。
为了使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李东山采取多种营销方法来扩大市场，甚至将每架座钟的卖价由5元降至1元，还外赠毛巾一条。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全国各地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李东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努力改进技术，提高钟表工艺水平，所制座钟的质量不仅赶上日本，而且价格低廉，保修到底。“请用国货”的广告宣传，“永远保修”的承诺，低于洋钟的销价，使宝时钟很快在山东立住脚，进而在华北、东北打开销路，并将盘踞多年的日本“马球”牌钟挤出东北市场。这时，企业及所产钟表的声誉渐高，1928—1931年达到鼎盛期，工人由100多人发展到500余人，年产座钟、挂钟5.5万余只，李东山也从中获利十余万元 。
1930年宝时造钟厂改称德顺兴造钟厂。工厂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货庄，产品畅销上海、南京、广州、重庆以至香港及东南亚等地。1934—1936年，李东山利用积累的资本，投资兴建了新厂房，并先后在朝阳街南首兴建了新办公楼和电影院，此外还参股投资于东亚毛纺厂、威海火柴厂、烟台啤酒厂、烟台发电厂、巨兴银号、德顺兴渔行、锦章照相馆等十几家工商企业，成为烟台名声显赫的实业家。
在德顺兴造钟厂的带动影响下，造钟工业在中国快速拓展，烟台乃至全国造钟企业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27年从德顺兴分离出永康无限公司，后设新德造钟厂，1929年又从德顺兴分离出盛利造钟厂，1931年又分离出永业造钟厂、歧鸣造钟厂、慈业造钟厂。当时，仅烟台一地就有7家造钟工厂，拥有职工1200余人，烟台造钟业在国内外名声大噪。以后又从德顺兴分离出天津北洋造钟厂、华威造钟厂，在沈阳开办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大陆造钟厂，在青岛开办福祥造钟厂，在上海开办忠众造钟厂、时民造钟厂等。烟台钟表业技术骨干先后在沈阳、丹东、天津、上海、北京、青岛等地传授造钟技术，促进了国内钟表工业的发展，因此烟台被誉为“钟表城”“东方瑞士”，这时是李东山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1936年，李东山的德顺兴造钟厂率先制造出单铃、双铃闹钟，开创了中国闹钟生产的先河。1937年，又分离出仁昌造钟厂，钟表业在烟台更趋兴盛。同年，永业造钟厂试制成功柔丝挂钟，开创了中国生产柔丝钟的先河。
李东山勤于管理，精于经营，在经营管理上煞费苦心。在用人上，他“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员工恪尽职守，则重用不疑，在工资以外再加“份子钱”（参与分红）。企业的管理人员通常非亲即友，而生产组织不设车间，只按工序分成作业班组，每组设一不脱产的组长。这些组长均是从工人中物色技术较高、顺从勤勉者担任，负责组内日常生产、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检查等事宜，如有问题可直接请示经理或厂长解决。在每组的生产作业中特别强调节约原料，不出残次品，从基础环节杜绝浪费漏洞。生产中的节约与管理上的效率为造钟厂赢得了可观的利润。根据当时核算，每生产一只钟的成本4元，卖出5元，能有25%的毛利润。他每年提取利润的30％为管理人员分红 。
企业对于生产工人和学徒有严格要求。新徒工入厂要有商号作保立下契约，学徒期间只管伙食，没有工资，规定徒期长达5—10年，徒期之长，立约之严，实属苛刻。工厂廉价使用大量徒工来增加利润，但是每到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外发大洋3—4元，以资奖励。李东山对工人有个特殊优待，如家里有红白喜丧事，急需用钱，一般准予借支。工厂的伙食较好，逢年过节，经理宴请会餐，实行星期日公休制，这在当时烟台厂商中是唯一的。
李东山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重视宣传自己的企业。1935年他投资兴建厂房，对德顺兴造钟厂的门面大加装潢，并以500元大洋邀请书法家华世奎为其题写“德顺兴”，镌刻在大门门楣的石匾上。他因出身低微，不愿与政界打交道，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烟台市商会曾拟给其安排一个席位，被其婉言谢绝。
1938年2月日军侵占烟台，对烟台制钟业觊觎已久的日本商行首先拿“德顺兴”开刀。先是要与“德顺兴”合股经营，后来又要给李东山一个伪商会职位，但均被李东山拒绝，结果李东山的儿子被罗织罪名抓进日本宪兵队羁押数月。在日方的胁迫下，李东山被迫与日本人共同开设华兴商行，但日方并不投资，只是吃空股坐收渔利。在日伪当局的倾轧盘剥下，李东山心灰意冷，无心再经营企业，加上钟表厂因屡遭日伪政权巧取豪夺而大伤元气，迫使他逐渐退出对工厂的经营管理。此时，烟台造钟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德顺兴造钟厂更是每况愈下。
李东山一生俭朴，晚年更加淡泊。1946年7月24日，李东山在烟台病逝，享年73岁。
（庄维民）
李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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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山（1873—1946），本名秀桐（一说树桐），字东山，以字行，威海城里西南村人，山东现代钟表工业的创始人。
李东山自幼家贫，仅读过两年私塾，后在威海干过肩挑小贩和北洋舰队鱼雷营工兵。15岁时，李东山只身到烟台，经在烟台恒兴德商行当店员的堂兄引荐，到该行当了一名学徒。他非常机警，善于交结，进店不久，就拜商行东家孙文山为干爹，作为自己攀升的阶梯。但是，恒兴德商行的行规严格，对店员特别是刚入柜的学徒管束极严，李东山耐受不了这种严格的管束，便“跳槽”从事小贩生意。他向其干爹孙文山借钱，在烟台北大街东首开办了一个水炉小铺，以烧卖开水为业，并经常到烟台东海关去“叫行”（竞拍走私货物）。当时东海关有一奥地利籍的拍卖师，李东山与其交往颇深，因而当他去竞拍物品时，这位拍卖师起价极低，李东山举牌即停，因而获利颇丰。在参与竞拍东海关缉私货物时，李东山靠这种特殊关系发了一笔财，但他对这件事从来闭口不谈，讳莫如深。旁观者看到李东山“暴富”，非常惊讶，但却不知其中原委 。
1892年，李东山以墨西哥鹰洋300元将原来的水炉小铺改为“德顺兴五金行”，主要经营小五金与百货商品。由于他善于经营，“专事缺门，独得其利”，至1904年，资本已积累至鹰洋3万元。李东山为人处世极其机智，烟台人送其绰号“李小鬼”。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强制成年男子剪掉发辫，李东山认准这是一商机，便囤积了一批帽子，后高价出售，获利颇丰，其精明善谋于此可见一斑。1911年后，李东山相继在烟台开办了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公司，在威海创办了威新花炮厂、同庆顺镶锡店等，这些企业在胶东地区均为首创，而企业盈利的积累则为其后来创办钟厂打下基础。他有句创业的恒言：凡人有之我不为，人无有之我要为 。
1912年，他开始经销德国、日本产的机械摆钟。他认为钟表市场前景广阔，制钟在中国是一项空缺，自己办厂制钟可独擅其利。有了这一判断后，他便开始着手准备。1913年他通过长年打交道的驻烟德国盎司洋行的关系，去印度签证然后辗转到了德国。在德国UHGHANS钟厂，他做了两年勤杂工，在此期间留心记下制钟所需设备和原材料的型号，但未能掌握制造技术。两年后，李东山购买了一批材料和设备回国 。
1915年，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本生产的“马球牌”座钟和零件，非常畅销。李东山见经营钟表利润可观，加之当时烟台没有造钟工厂，于是再次进行谋划，筹资办厂。当时德顺兴五金行有个叫唐志成的顾客，拥有修理钟表的技术，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店，经常到五金行购买钟表零件。李东山便与唐志成谈妥合作兴办造钟厂，商定由李东山任经理，唐志成任厂长兼技师。是年7月，李东山投资25000元在烟台朝阳街南端路东创办宝时造钟厂。这是烟台第一家造钟企业，李东山也由此成为山东钟表业的开创者。
宝时造钟厂开办之初，创业维艰。因为技术不过关，李东山又东渡日本，在大阪马球钟厂打工，暗中学习制钟技术，并通过宴请、送礼等手段从钟厂技术人员那里套出关键技术。半年后李东山回国，将学到的技术转述给技师唐志成，由其将日本生产的“马球”牌座钟机件拆卸进行试制，按日本摆钟外壳和机心做出样机。经过两年日夜刻苦钻研，1918年制造出第一批座钟。这些座钟除木壳外，主要机芯零件全为日货，而这些零件还是从烟台德商盎司洋行购置的。这时该厂仅有工人20人，大小压力机15台、2马力电机1台、车床1部。由于当时入不敷出，工厂就兼制汽炉、汽灯出售。1920年后，工厂已能实现钟表机芯自制，工厂生产也随之兴旺起来，并开始与日本“马球牌”座钟争夺市场。
钟表批量投产后，李东山立即想以自己的产品替代进口货，占领市场，独享其利。于是，他首先在治厂上下功夫。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厂内按工序设班组，直属厂长，以加强基础生产中的技术指导和质量监督；实行徒工学徒十年制（后逐步改为八年、六年、五年），以提高工人的技术素质；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徒工的津贴，以稳定职工；根据职工的职务及技术高低、日常表现、劳动效率等情况，分别奖赏，有的还给“份子”（即员工持股），以此来激励职工 。
为了使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李东山采取多种营销方法来扩大市场，甚至将每架座钟的卖价由5元降至1元，还外赠毛巾一条。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全国各地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李东山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努力改进技术，提高钟表工艺水平，所制座钟的质量不仅赶上日本，而且价格低廉，保修到底。“请用国货”的广告宣传，“永远保修”的承诺，低于洋钟的销价，使宝时钟很快在山东立住脚，进而在华北、东北打开销路，并将盘踞多年的日本“马球”牌钟挤出东北市场。这时，企业及所产钟表的声誉渐高，1928—1931年达到鼎盛期，工人由100多人发展到500余人，年产座钟、挂钟5.5万余只，李东山也从中获利十余万元 。
1930年宝时造钟厂改称德顺兴造钟厂。工厂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了货庄，产品畅销上海、南京、广州、重庆以至香港及东南亚等地。1934—1936年，李东山利用积累的资本，投资兴建了新厂房，并先后在朝阳街南首兴建了新办公楼和电影院，此外还参股投资于东亚毛纺厂、威海火柴厂、烟台啤酒厂、烟台发电厂、巨兴银号、德顺兴渔行、锦章照相馆等十几家工商企业，成为烟台名声显赫的实业家。
在德顺兴造钟厂的带动影响下，造钟工业在中国快速拓展，烟台乃至全国造钟企业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27年从德顺兴分离出永康无限公司，后设新德造钟厂，1929年又从德顺兴分离出盛利造钟厂，1931年又分离出永业造钟厂、歧鸣造钟厂、慈业造钟厂。当时，仅烟台一地就有7家造钟工厂，拥有职工1200余人，烟台造钟业在国内外名声大噪。以后又从德顺兴分离出天津北洋造钟厂、华威造钟厂，在沈阳开办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大陆造钟厂，在青岛开办福祥造钟厂，在上海开办忠众造钟厂、时民造钟厂等。烟台钟表业技术骨干先后在沈阳、丹东、天津、上海、北京、青岛等地传授造钟技术，促进了国内钟表工业的发展，因此烟台被誉为“钟表城”“东方瑞士”，这时是李东山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1936年，李东山的德顺兴造钟厂率先制造出单铃、双铃闹钟，开创了中国闹钟生产的先河。1937年，又分离出仁昌造钟厂，钟表业在烟台更趋兴盛。同年，永业造钟厂试制成功柔丝挂钟，开创了中国生产柔丝钟的先河。
李东山勤于管理，精于经营，在经营管理上煞费苦心。在用人上，他“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员工恪尽职守，则重用不疑，在工资以外再加“份子钱”（参与分红）。企业的管理人员通常非亲即友，而生产组织不设车间，只按工序分成作业班组，每组设一不脱产的组长。这些组长均是从工人中物色技术较高、顺从勤勉者担任，负责组内日常生产、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检查等事宜，如有问题可直接请示经理或厂长解决。在每组的生产作业中特别强调节约原料，不出残次品，从基础环节杜绝浪费漏洞。生产中的节约与管理上的效率为造钟厂赢得了可观的利润。根据当时核算，每生产一只钟的成本4元，卖出5元，能有25%的毛利润。他每年提取利润的30％为管理人员分红 。
企业对于生产工人和学徒有严格要求。新徒工入厂要有商号作保立下契约，学徒期间只管伙食，没有工资，规定徒期长达5—10年，徒期之长，立约之严，实属苛刻。工厂廉价使用大量徒工来增加利润，但是每到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外发大洋3—4元，以资奖励。李东山对工人有个特殊优待，如家里有红白喜丧事，急需用钱，一般准予借支。工厂的伙食较好，逢年过节，经理宴请会餐，实行星期日公休制，这在当时烟台厂商中是唯一的。
李东山虽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重视宣传自己的企业。1935年他投资兴建厂房，对德顺兴造钟厂的门面大加装潢，并以500元大洋邀请书法家华世奎为其题写“德顺兴”，镌刻在大门门楣的石匾上。他因出身低微，不愿与政界打交道，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烟台市商会曾拟给其安排一个席位，被其婉言谢绝。
1938年2月日军侵占烟台，对烟台制钟业觊觎已久的日本商行首先拿“德顺兴”开刀。先是要与“德顺兴”合股经营，后来又要给李东山一个伪商会职位，但均被李东山拒绝，结果李东山的儿子被罗织罪名抓进日本宪兵队羁押数月。在日方的胁迫下，李东山被迫与日本人共同开设华兴商行，但日方并不投资，只是吃空股坐收渔利。在日伪当局的倾轧盘剥下，李东山心灰意冷，无心再经营企业，加上钟表厂因屡遭日伪政权巧取豪夺而大伤元气，迫使他逐渐退出对工厂的经营管理。此时，烟台造钟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德顺兴造钟厂更是每况愈下。
李东山一生俭朴，晚年更加淡泊。1946年7月24日，李东山在烟台病逝，享年73岁。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