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1841—1916），名振勋，字弼士，别号肇燮，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振兴中国实业先驱、中国葡萄酒之父，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始人。张弼士祖籍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今大埔县西河镇车龙管理区），幼年时家境贫寒，只读过三年私塾。
1858年，因家乡遭受严重灾荒，18岁的张弼士应征到南洋（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一带）做工，几经周折，到达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简称巴城，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起初，张弼士寄食于大埔会馆，后经人介绍，在福建籍商人开办的温氏土产商号当店员，不久升为账房，并娶其独生女儿为妻。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他的资产。
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张弼士开始显示非凡的经营实业的才能。
首先，他拿出一部分资金，开设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获准承办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税，随后又承包荷属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
接着，他把目光投向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有利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垦殖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8处，雇工近万人。
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经济效益颇丰；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快速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兴建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组织贯通海内外的药材批发业，以新加坡的张裕和、万安和、万山栈三大药行为基点，在巴达维亚设立慎德药房，在香港德辅道西设立万信和，在广州靖海路设立张裕安堂，这些药行专门在国内采购药材，兼营名贵国药，如人参、鹿茸、犀角、麝香、防党、牛黄等药材和一般成药，由东北、华北运至山东，然后转运广州、香港，转输新加坡、巴城，批销海外各地，并由海外输入肉桂、虎骨胶、燕窝之类及一些西药回国，华侨集中的海外市场曼谷、河内、东京、三藩市、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多向张氏的药行订货。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在全盛时期，其国内外资产达七八千万两之巨，成为当时海外侨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槟榔屿时，曾特地走访张弼士，询问英荷殖民政府开发南洋群岛富强兴盛的秘诀及张弼士本人致富之术，张氏家藏《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载有一段谈话：张弼士回答“吾予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龚照瑗听后大为叹服，称赞：“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也！”
张弼士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时，英荷属殖民当局曾多次拟授予事业有成的张弼士以官职，均被他拒绝。根据张氏家藏《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的记载：“时英荷政府以君兴商辟地，增益税务，有功地方，礼遇优隆，欲授以职，君婉词谢之，人问故，君曰：‘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
1892年，经龚照瑗举荐，清政府任命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从此他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1894年，张弼士升任新加坡总领事。在任期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多方维护华侨利益，“安抚侨民，听断廉明，兴利除害”“凡有利于侨民者，竭力振兴，有害于地方者，实心除弊，恩威并济，洁己奉公”，深得侨胞拥戴。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张弼士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嗣后，他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太仆寺正卿，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督办铁路大臣等职。1898年，张弼士同行四人乘德国轮船从巴城到新加坡办理商务时，因德轮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官舱票不卖给华人，大大刺激了张弼士的民族自尊心。于是，他邀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入股，在巴城、亚齐创设裕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飘扬着清朝龙旗的远洋巨轮游弋于辽阔的太平洋上，并专门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同等官舱票价却低一半，迫使德轮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大增中华民族威风。1900年，黄河决口，清政府委任张弼士督办直顺赈捐兼办河南南郑工赈。张弼士目睹灾区惨状，遂回南洋募捐百万两银款赈灾，清政府为此赐其“急公好义”牌匾，竖其故乡大埔。
张弼士对社会福利事业极为热心，曾捐巨资为国内、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兴建学校多座；设置汕头“育善堂”；购置数十间楼房作堂产为嘉应五属福利基金，为出国学子补助学费等。1905年，他得清光绪帝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授匾典礼上，张弼士慷慨陈词：“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学校不兴……我等族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在他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他还给香港大学捐银10万两。1915年4月，他路经香港，港英当局特授予他法学博士头衔。他晚年许下诺言，为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捐款修建校舍。1921年，张弼士后裔遵嘱兴建了“张弼士堂”。梁绍文著的《南洋旅行记》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
张弼士晚年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思想逐渐倾向民主革命，因此，转而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铁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张弼士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款支持孙中山。民国时期，张弼士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
张弼士立志“实业兴邦”，在山东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其间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并不逊色。张弼士问其为何所知，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并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大为震惊，将此事默记心中。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是垦殖葡萄园的得天独厚之所。1894年，在李鸿章、盛宣怀的支持下，清政府批准了张弼士关于开设“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专利15年、免税3年的申请报告。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着手公司的创办事宜。
1892年，张弼士在烟台开辟葡萄种植园5处，购置土地，引进良种，其中引进良种费尽周折，先用从美国采办的葡萄苗2000多株进行试种，聘请美国园艺专家指导培植，因技术问题，成活仅3成，且3年后，只见枝繁叶茂，却无葡萄果实。后再选种栽种，虽有结果，但果如黄豆，而且青硬苦涩，不堪入口，不适宜酿酒。后从德国、法国、奥地利引进葡萄苗100多种，数十万株，因运途保护不好，发生变质，试种仍未成功。如此，只好再派人赴奥地利采购新苗120万株，并以重金聘请欧洲专家指导栽培管理；又采用中国本土苗木嫁接奥地利苗木，杂交新品种。这样，才培育出优质葡萄。随后扩大葡萄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栽种葡萄100余种、25万余株。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规模之大，堪称远东第一，也是中国最早依靠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型企业。
张弼士对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以及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以作为改进的依据。在酿酒工艺方面，他严格按照“陈年老酒，越陈越香”的道理，严格规定张裕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他还借鉴外国的经验，将贮酒容器缸瓮改用西方常用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这样一来，必须每年都要给藏酒“转桶”。所谓“转桶”，也就是将藏酒从一个桶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但张弼士却坚持一直这样做。
张弼士在引进生产设备、工艺技术和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均严格要求。设备包括葡萄粉碎机、压榨机、蒸馏机、果汁分离机、过滤机、杀菌机、发酵机、灌装生产线、贮酒橡木桶等，都必须从欧美采买。为了聘请酿酒师，他费尽心思，五易其人。第一位英国人俄磷，刚到上海即因病去世。第二位荷兰人雷德弗，因不学无术被辞退。第三位奥地利人哇务，建树良多，因事回国。3年换了3人。第四位奥地利人拔保，任驻烟台领事，为了帮助张弼士，弃官从商，任酒师，历时18年，后应征入伍回国，离开烟台。第五位是意大利人巴狄多奇。直到厂方中国技术人员掌握了全部酿酒技术后，才停聘外籍技师。为培养自己的酒师，张弼士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及大量的培训资金。子侄张成卿、张子章，侄孙张士之、亲戚朱寿山，都是他一手培养的管理、技术人才。
张弼士安排侄子张成卿为张裕公司的首任总经理。张成卿毕业于槟榔屿一所大学，虽然没有学过酿酒，但为人精明，知人善任。他聘请酿酒世家出身的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担任张裕的酿酒师。酿酒师根据张弼士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玫瑰香”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入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丰富。
张弼士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加深入人心，还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樽行走于大街小巷，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使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1908年，“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已经出产葡萄酒20多个品种，其产品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与贵州茅台酒等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风行全国，远销海外，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1912年，孙中山在国事繁忙和危难之际，取道烟台参观张裕公司，给予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很高评价：“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孙中山还特地题赠“品重醴泉”4字，以示嘉勉。
康有为亦曾下榻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书赠绝诗一首：“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张学良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写“圭顿贻谋”4字。“圭顿”是白圭、猗顿两位古人的并称，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殷商，张学良以此借代，意在称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经营有道。
1915年，在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竣工而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送展的“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雷司令”“琼瑶浆”（味美思）一举荣获最优等奖和4枚金质奖章，“可雅白兰地”因此而命名为“金奖白兰地”，成为驰名世界的品牌。这也是中国商品首次在国际上获此殊荣。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饮誉海内外，海外的华人骄傲地称张裕酒为“国魂酒”。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中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
张弼士在国内创办的企业，除“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以外，1907年还接办了谭日章、陈庆昌合办的广西华兴三岔银矿公司，改名宝兴公司，增资数十万，扩大经营规模；不久又在广东创办开建金矿公司；从1910年开始，张弼士在广东先后创办广东亚通机器制造厂、惠州福兴玻璃厂、平海福裕盐业公司、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公司、雷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火犁即拖拉机，张弼士是中国最早引进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人）等。为实现“实业兴邦”，张弼士可谓鞠躬尽瘁，不遗余力。
1916年9月，张弼士病逝于印尼巴城，终年76岁。移柩返籍途经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亲往凭吊。广州、上海、汕头、潮州等地也举行了追悼会。灵柩经过之处，沿途官绅商民纷纷设祭凭吊。灵柩归抵张弼士故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孙中山先生特派代表前往致祭，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特颁碑文，派广东省长朱庆澜致祭。
（李丹）
张弼士
张弼士（1841—1916），名振勋，字弼士，别号肇燮，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振兴中国实业先驱、中国葡萄酒之父，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创始人。张弼士祖籍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今大埔县西河镇车龙管理区），幼年时家境贫寒，只读过三年私塾。
1858年，因家乡遭受严重灾荒，18岁的张弼士应征到南洋（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一带）做工，几经周折，到达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简称巴城，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起初，张弼士寄食于大埔会馆，后经人介绍，在福建籍商人开办的温氏土产商号当店员，不久升为账房，并娶其独生女儿为妻。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他的资产。
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张弼士开始显示非凡的经营实业的才能。
首先，他拿出一部分资金，开设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获准承办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税，随后又承包荷属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
接着，他把目光投向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有利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垦殖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亚齐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8处，雇工近万人。
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经济效益颇丰；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快速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兴建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组织贯通海内外的药材批发业，以新加坡的张裕和、万安和、万山栈三大药行为基点，在巴达维亚设立慎德药房，在香港德辅道西设立万信和，在广州靖海路设立张裕安堂，这些药行专门在国内采购药材，兼营名贵国药，如人参、鹿茸、犀角、麝香、防党、牛黄等药材和一般成药，由东北、华北运至山东，然后转运广州、香港，转输新加坡、巴城，批销海外各地，并由海外输入肉桂、虎骨胶、燕窝之类及一些西药回国，华侨集中的海外市场曼谷、河内、东京、三藩市、纽约、菲律宾、檀香山等地的中药行业，多向张氏的药行订货。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在全盛时期，其国内外资产达七八千万两之巨，成为当时海外侨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槟榔屿时，曾特地走访张弼士，询问英荷殖民政府开发南洋群岛富强兴盛的秘诀及张弼士本人致富之术，张氏家藏《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载有一段谈话：张弼士回答“吾予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龚照瑗听后大为叹服，称赞：“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也！”
张弼士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时，英荷属殖民当局曾多次拟授予事业有成的张弼士以官职，均被他拒绝。根据张氏家藏《先考弼士府君生平事略》的记载：“时英荷政府以君兴商辟地，增益税务，有功地方，礼遇优隆，欲授以职，君婉词谢之，人问故，君曰：‘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
1892年，经龚照瑗举荐，清政府任命张弼士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从此他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1894年，张弼士升任新加坡总领事。在任期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多方维护华侨利益，“安抚侨民，听断廉明，兴利除害”“凡有利于侨民者，竭力振兴，有害于地方者，实心除弊，恩威并济，洁己奉公”，深得侨胞拥戴。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张弼士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嗣后，他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太仆寺正卿，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督办铁路大臣等职。1898年，张弼士同行四人乘德国轮船从巴城到新加坡办理商务时，因德轮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官舱票不卖给华人，大大刺激了张弼士的民族自尊心。于是，他邀张榕轩、张耀轩兄弟入股，在巴城、亚齐创设裕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飘扬着清朝龙旗的远洋巨轮游弋于辽阔的太平洋上，并专门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同等官舱票价却低一半，迫使德轮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大增中华民族威风。1900年，黄河决口，清政府委任张弼士督办直顺赈捐兼办河南南郑工赈。张弼士目睹灾区惨状，遂回南洋募捐百万两银款赈灾，清政府为此赐其“急公好义”牌匾，竖其故乡大埔。
张弼士对社会福利事业极为热心，曾捐巨资为国内、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兴建学校多座；设置汕头“育善堂”；购置数十间楼房作堂产为嘉应五属福利基金，为出国学子补助学费等。1905年，他得清光绪帝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授匾典礼上，张弼士慷慨陈词：“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学校不兴……我等族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各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在他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他还给香港大学捐银10万两。1915年4月，他路经香港，港英当局特授予他法学博士头衔。他晚年许下诺言，为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捐款修建校舍。1921年，张弼士后裔遵嘱兴建了“张弼士堂”。梁绍文著的《南洋旅行记》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
张弼士晚年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思想逐渐倾向民主革命，因此，转而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铁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张弼士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款支持孙中山。民国时期，张弼士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
张弼士立志“实业兴邦”，在山东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其间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并不逊色。张弼士问其为何所知，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并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大为震惊，将此事默记心中。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是垦殖葡萄园的得天独厚之所。1894年，在李鸿章、盛宣怀的支持下，清政府批准了张弼士关于开设“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专利15年、免税3年的申请报告。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着手公司的创办事宜。
1892年，张弼士在烟台开辟葡萄种植园5处，购置土地，引进良种，其中引进良种费尽周折，先用从美国采办的葡萄苗2000多株进行试种，聘请美国园艺专家指导培植，因技术问题，成活仅3成，且3年后，只见枝繁叶茂，却无葡萄果实。后再选种栽种，虽有结果，但果如黄豆，而且青硬苦涩，不堪入口，不适宜酿酒。后从德国、法国、奥地利引进葡萄苗100多种，数十万株，因运途保护不好，发生变质，试种仍未成功。如此，只好再派人赴奥地利采购新苗120万株，并以重金聘请欧洲专家指导栽培管理；又采用中国本土苗木嫁接奥地利苗木，杂交新品种。这样，才培育出优质葡萄。随后扩大葡萄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栽种葡萄100余种、25万余株。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规模之大，堪称远东第一，也是中国最早依靠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型企业。
张弼士对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以及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以作为改进的依据。在酿酒工艺方面，他严格按照“陈年老酒，越陈越香”的道理，严格规定张裕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他还借鉴外国的经验，将贮酒容器缸瓮改用西方常用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这样一来，必须每年都要给藏酒“转桶”。所谓“转桶”，也就是将藏酒从一个桶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但张弼士却坚持一直这样做。
张弼士在引进生产设备、工艺技术和培养管理人才等方面均严格要求。设备包括葡萄粉碎机、压榨机、蒸馏机、果汁分离机、过滤机、杀菌机、发酵机、灌装生产线、贮酒橡木桶等，都必须从欧美采买。为了聘请酿酒师，他费尽心思，五易其人。第一位英国人俄磷，刚到上海即因病去世。第二位荷兰人雷德弗，因不学无术被辞退。第三位奥地利人哇务，建树良多，因事回国。3年换了3人。第四位奥地利人拔保，任驻烟台领事，为了帮助张弼士，弃官从商，任酒师，历时18年，后应征入伍回国，离开烟台。第五位是意大利人巴狄多奇。直到厂方中国技术人员掌握了全部酿酒技术后，才停聘外籍技师。为培养自己的酒师，张弼士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及大量的培训资金。子侄张成卿、张子章，侄孙张士之、亲戚朱寿山，都是他一手培养的管理、技术人才。
张弼士安排侄子张成卿为张裕公司的首任总经理。张成卿毕业于槟榔屿一所大学，虽然没有学过酿酒，但为人精明，知人善任。他聘请酿酒世家出身的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担任张裕的酿酒师。酿酒师根据张弼士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玫瑰香”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入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丰富。
张弼士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加深入人心，还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他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樽行走于大街小巷，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使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1908年，“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已经出产葡萄酒20多个品种，其产品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与贵州茅台酒等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风行全国，远销海外，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1912年，孙中山在国事繁忙和危难之际，取道烟台参观张裕公司，给予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很高评价：“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厂。……张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大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孙中山还特地题赠“品重醴泉”4字，以示嘉勉。
康有为亦曾下榻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书赠绝诗一首：“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张学良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写“圭顿贻谋”4字。“圭顿”是白圭、猗顿两位古人的并称，均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殷商，张学良以此借代，意在称赞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经营有道。
1915年，在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竣工而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送展的“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雷司令”“琼瑶浆”（味美思）一举荣获最优等奖和4枚金质奖章，“可雅白兰地”因此而命名为“金奖白兰地”，成为驰名世界的品牌。这也是中国商品首次在国际上获此殊荣。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饮誉海内外，海外的华人骄傲地称张裕酒为“国魂酒”。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中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
张弼士在国内创办的企业，除“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以外，1907年还接办了谭日章、陈庆昌合办的广西华兴三岔银矿公司，改名宝兴公司，增资数十万，扩大经营规模；不久又在广东创办开建金矿公司；从1910年开始，张弼士在广东先后创办广东亚通机器制造厂、惠州福兴玻璃厂、平海福裕盐业公司、佛山裕兴机器制砖公司、雷州机械火犁垦牧公司（火犁即拖拉机，张弼士是中国最早引进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人）等。为实现“实业兴邦”，张弼士可谓鞠躬尽瘁，不遗余力。
1916年9月，张弼士病逝于印尼巴城，终年76岁。移柩返籍途经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亲往凭吊。广州、上海、汕头、潮州等地也举行了追悼会。灵柩经过之处，沿途官绅商民纷纷设祭凭吊。灵柩归抵张弼士故里时，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孙中山先生特派代表前往致祭，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特颁碑文，派广东省长朱庆澜致祭。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