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俊（1898—1990），名明焯，字志俊，号艮轩主人，又号市隐，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人，中国近代典型企业集团——周学熙集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苦心经营青岛华新纱厂（以下简称华新青厂）多年，是成功民族资本家的典范。
一
周志俊出生于官宦和实业之家，祖父周馥为清末封疆大吏，受到李鸿章器重，历任山东巡抚、两江和两广总督，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为工农业和文教事业积极奔走。父亲周学熙是清末民初北方实业界和财政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历任开平煤矿的会办、总办及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官职。北洋政府时期，周学熙先后两次担任财政总长，集资创建了15家大型近代企业，资本总额高达4000多万元，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企业集团，与南方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资本集团并称为“北周南张”。
周志俊幼年时随祖父和父亲寄居山东青岛，由于体弱多病，他并未能随家中兄弟们进入新式学校，而是被家人送到崂山疗养。少年时期，周志俊曾经师从劳乃宣学习《易经》，著有《读易随笔》和《系辞一得》。据《周孝友堂家乘》记载：“《读易随笔》一本，作者观象玩辞，每引史以证经，中多独到之见。不仅为说易明理之书，亦所以示学者读易之法门。《系辞一得》一本，作者以显豁之笔，阐颐隐之义，深入浅出，参以表解，为有系统之研究。以上两书均编入师古堂丛刊初集八种中。”
少年时期的周志俊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于文人学者之列，而不屑于与豪商巨贾为伍。然而，由于亲历列强侵略、深感民族危机加深，在蔡元培等人民主主义思潮的启发下，再加上接受父辈“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教育的影响，周志俊逐渐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周志俊的父亲周学熙为他请了一位名叫道尔顿的爱尔兰人担任家庭教师，让其专攻英语，从此周志俊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周志俊曾著文批判晚清士大夫的认识盲点：“中朝士大夫认为练兵兴学是发愤图强唯一途径，而对于发展生产，提倡工艺，反认为杂技淫巧，不加重视。虽间有远见之士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亦仅付之空谈。”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前辈“守田者不饥”的传统守旧思想，周志俊针锋相对地提出“守田者必饥”的观点，甚至说“我辈始肯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愿再靠地租生活”。后来，周志俊又入读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商业函授学校，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广泛涉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以及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受到西方新思潮的深刻影响，为日后继承父业，投身企业经营打下了思想基础 。
二
1914—1918年，欧洲大陆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忙于相互厮杀的列强无暇东顾，一向大量倾销的洋货进口量急剧萎缩。中国民族工业趁此机会，不但收复了相当一部分国内购买市场，同时又利用欧洲国家对战略物资的需求有增无减的机会，还开辟了部分国际市场。
这一时期，日本亦图谋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独霸中国市场。但是，日本财阀在中国的经济侵略遭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抵制。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为发展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民族资本发展的经济政策。尽管由于军阀混战，这些政策法令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但是毕竟有利于造就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
一战期间以及战后两三年，民族企业的成长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不仅工矿企业增长迅速，商业、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企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企业资本加速集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集团。在这些工业企业当中，尤以棉纺织工业发展最为迅猛。由于进口棉纱数量急剧减少，使得国内纱厂销售市场得到扩大，纱价涨幅高于棉花价格与工人工资涨幅，棉纺织业得以迅速发展。据统计，1915年上海16支纱每包价格为白银94两，1919年猛增为188两，而上海市场的南通棉价1915年为22.3两，1919年增为30.4两 。棉纱价格上涨一倍的同时，棉花收购价格却仅仅涨了36.3％。在经营纱厂易获丰厚利润的刺激下，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争相投资新纱厂。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棉纱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4％，1914年到1922年，华商纱厂由原来21家骤增到65家，纱锭由50万枚增至163万枚，织布机由2566台增至6675台。闻名后世的周学熙资本集团在当时的棉纱纺织业中也开始崭露头角。曾经两度出任财长的周学熙，于1919年分别在天津、青岛设立华新纱厂，唐山、卫辉两大纱厂也相继设立，以此为基础成立的华新纺织总公司，成为北方最大的棉纺织企业集团。1918年，20岁的周志俊作为当时学有专长、充满活力的新兴企业家中的一员，以担任青岛华新纱厂翻译与美商美兴公司洽谈业务为契机，开始投身于民族工商业。
周志俊一生的事业，以经营青岛华新纱厂为开端。青岛华新纱厂曾经为华新纺织公司的第二厂（天津厂为第一厂），而华新纺织公司是1915年周学熙重任财政总长时提议组建的。当时计划规模为资本1000万元，纱锭10万枚，设有工厂五处，青岛厂是其中之一。这个厂的厂址购进于1913年，是德国人缫丝厂的旧址。经过两年建设，华新青厂于1920年建成投产，占地350亩。周志俊曾说：“我父因以全部厂产作价三十万元作为青岛华新厂资本，并另醵资，凑足一百二十万元资本。原订纱机因瑞记洋行停业，改向美商美兴公司订购美国怀丁厂纱机，先为一万五千锭，后续加五千锭。当时日本人占领青岛，对我方办厂百般刁难。” 尽管创业条件艰难，但由于这时山东棉纺市场尚未开发，产品供不应求，盈利仍颇为可观。次年，华新青厂的棉纱日产量已经增加一倍，年销售量达到3万件，很有些欣欣向荣的势头。青岛华新纱厂实行常务董事负责制，建厂之初，由周志俊堂兄周叔弢担任常董，不久周叔弢调任华新天津厂，周志俊继任工厂常务董事，主持厂务。此时欧战结束，北洋政府尚未收复青岛主权，日本军队仍然占据青岛，时局动荡，“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同时，经济方面涉及的胶济铁路、鲁大公司煤矿、青岛电厂仍旧由日本人掌管。可以说，青岛的交通、能源和动力等资源均为日本人所掌控。华新青厂办事可谓处处困难，到后来情况愈加糟糕。日商纱厂相继兴建，先是四方的大康纱厂、隆兴纱厂，继而为沧口的富士纱厂、公大纱厂、宝来纱厂，以及水清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最后为板桥坊的同兴纱厂，连同内外棉纱厂共9厂五十余万锭。至此，日商纱厂对青岛华新纱厂已经形成包围之势。日资纱厂不断压价倾销，更以高薪为诱饵“挖”走大批华新厂的熟练技工，使华新厂陷入亏损严重的岌岌可危境地，华新以一敌九，备受排挤。对此，周志俊回忆道：我们办厂的方针是集中精力在内部进行整顿，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积累资金，逐步扩充设备。至抗战前，拥有五万纱锭、五百台布机，并有全套印染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因此，备受日厂的垂涎。日本驻华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每次到青，即托人向我们谈判合作或转售，均被我们严词拒绝。
周志俊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艰苦支撑的20年中，他虽步履维艰，但仍努力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加大技术设备投入和发挥市场营销效应。为了应付与日商激烈斗争的局面，周志俊逐步废除了旧式管理制度，尽力扩大职工福利，在很多领域敢为人先，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合股线厂、织布厂、染色印花厂以至为推广植棉而设立的轧花厂也纷纷上马，终于使华新青厂发展成为一个从改良原棉到生产成品的纺、织、染综合生产企业。而作为经营者的周志俊，也成功运用他的聪明勤奋，展现了民族实业家们初登历史舞台时的那种力图进取的锐气和放手拼搏的魄力。
青岛华新纱厂经周学熙和周志俊父子两代人20年苦心经营，建立了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现代机器纺织工业，到抗战爆发前夕，不仅在生产规模方面逐步扩大，而且在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方面也都有了很大提高，产品销路渐广，营业蒸蒸日上。与建厂初期相比，纱锭由2万枚增加到4.4万枚，线锭达到8000枚，拥有布机500台以及全套漂染、印花、整理设备。
在经济效益方面，由于周氏父子历来奉行“多积累，少分配”，以丰补歉的指导思想，华新每年平均股息仅6厘左右，这是他们比张謇高明之处，因此工厂固定资产不断增值 。周志俊后来曾经对这一时期华新青厂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华新青厂建厂时原有资本120万元，到1921年扩充为214万元，1924年达到270万元。历年来，积极发展，逐年扩充设备，所需的资金全部都是从积累中来。在1919年到1937年的18年间，华新青厂计分红利1分8厘者1次，1分4厘者1次，1分2厘者2次，1分者2次，9厘者1次，7厘者1次，5厘者2次，4厘者1次，2厘者3次，无息者4次，平均18年为年息6厘左右。按当时的分配息率计算，是当时各纱厂中最保守的。至于账面上的公积折旧，到1936年为200万元，但实际不止此数。青岛华新纱厂在日常账目处理上，将许多资产性开支归到消耗里作为纱布制造成本，降低盈余数字，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产业价值。因此在1936年的账上，固定资产约500万元，实际资产价值远在此数之上。在当时周学熙父子主持此厂，经常受到一般股东的责难，甚至说大股东把持厂政，不体恤小股东的困难。但是，主持厂务大计的周学熙父子因华新青厂环境特殊，为公司长远利益计，不得不行如此政策。
1935年年底，青岛华新纱厂由单一棉纺企业发展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从原棉采购到染布印花及销售均系独家经营的纺织印染联合企业。1936年，华新青厂纱锭已经达到45044枚，布机数量达到501台。除此之外，又添置了许多新兴印染设备，如印花机、烧毛机、烘干机等，印染品日产量由500余匹增加到2000余匹。这种境况不但使企业利润猛增，产品供不应求，而且也间接地改变了青岛华新纱厂一直以来无法与日商正面竞争的被动局面。
三
然而，经年累月的动乱并没允许好景持续太长时间，卢沟桥的炮火使周志俊在青岛华新纱厂多年的经营成果和远景规划尽化为灰烬。用他自己的话说：“至1936年夏筹办漂染印花厂，所有设备完全，在华北首屈一指。当时花色布销路普遍南北，蒸蒸日上，不意抗战突起，局势骤变，二十年之功，毁于一旦。”1937年9月，日军即将登陆胶澳，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下令工厂内迁，在这种形势下，周志俊与重庆华西公司签订契约，计划将布机和纱机等大宗印染设备拆卸移至内地，同时将华新青厂的厂房及剩余设备作价法币170万元，寄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的保护之下 。对于这段无法忘却的伤痛经历，周志俊后来回忆道：及抗战军兴，看到覆巢之下无完卵，乃决定拆运一部分机器（二万余锭约合全厂五万锭的半数），我由天津回青岛，包租船只南下，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西上，转运重庆设厂，已与华西公司签约合作，但因国民党政府放弃京沪，江运中断，只好留沪，在租界内设信和纱厂，机器作价出售，另招新股开办。至于青岛产业，则售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并由西人驻守。原冀借重美国势力保护，对抗日本，不料日军登陆后，首先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押在宪兵队，虽通过平安公司总经理美国律师爱温斯几经交涉，不能获释，最后在暴力胁迫下，由平安公司将厂产售给宝来纱厂。盖在我方撤退时，青岛日本纱厂均被炸毁，及日军登陆，各厂另行建设恢复，唯有宝来因系小厂，无此资力，故由日军强制以贱价攫取我厂。当时我在上海召开华新股东会，将股东投资全部发还，至我个人及新友投资则转投于信和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前一段经历至此告一段落。
青岛华新纱厂历经坎坷，终于在抗战胜利后被重新收回，但机器设备、原棉材料早被调运一空，加之“纱跌棉涨”，原料匮乏，纱布滞销，开工后亏损连连，债台高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新纱厂收归国有，一个民族企业经久不衰的抗争与坚守，几番风狂雨骤，至此尘埃落定。
（徐畅）
周志俊
周志俊（1898—1990），名明焯，字志俊，号艮轩主人，又号市隐，安徽至德县（今东至县）人，中国近代典型企业集团——周学熙集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苦心经营青岛华新纱厂（以下简称华新青厂）多年，是成功民族资本家的典范。
一
周志俊出生于官宦和实业之家，祖父周馥为清末封疆大吏，受到李鸿章器重，历任山东巡抚、两江和两广总督，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为工农业和文教事业积极奔走。父亲周学熙是清末民初北方实业界和财政界的著名代表人物，历任开平煤矿的会办、总办及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官职。北洋政府时期，周学熙先后两次担任财政总长，集资创建了15家大型近代企业，资本总额高达4000多万元，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企业集团，与南方张謇创办的大生企业资本集团并称为“北周南张”。
周志俊幼年时随祖父和父亲寄居山东青岛，由于体弱多病，他并未能随家中兄弟们进入新式学校，而是被家人送到崂山疗养。少年时期，周志俊曾经师从劳乃宣学习《易经》，著有《读易随笔》和《系辞一得》。据《周孝友堂家乘》记载：“《读易随笔》一本，作者观象玩辞，每引史以证经，中多独到之见。不仅为说易明理之书，亦所以示学者读易之法门。《系辞一得》一本，作者以显豁之笔，阐颐隐之义，深入浅出，参以表解，为有系统之研究。以上两书均编入师古堂丛刊初集八种中。”
少年时期的周志俊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跻身于文人学者之列，而不屑于与豪商巨贾为伍。然而，由于亲历列强侵略、深感民族危机加深，在蔡元培等人民主主义思潮的启发下，再加上接受父辈“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教育的影响，周志俊逐渐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周志俊的父亲周学熙为他请了一位名叫道尔顿的爱尔兰人担任家庭教师，让其专攻英语，从此周志俊逐渐接触到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周志俊曾著文批判晚清士大夫的认识盲点：“中朝士大夫认为练兵兴学是发愤图强唯一途径，而对于发展生产，提倡工艺，反认为杂技淫巧，不加重视。虽间有远见之士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亦仅付之空谈。”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于前辈“守田者不饥”的传统守旧思想，周志俊针锋相对地提出“守田者必饥”的观点，甚至说“我辈始肯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愿再靠地租生活”。后来，周志俊又入读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商业函授学校，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广泛涉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以及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受到西方新思潮的深刻影响，为日后继承父业，投身企业经营打下了思想基础 。
二
1914—1918年，欧洲大陆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忙于相互厮杀的列强无暇东顾，一向大量倾销的洋货进口量急剧萎缩。中国民族工业趁此机会，不但收复了相当一部分国内购买市场，同时又利用欧洲国家对战略物资的需求有增无减的机会，还开辟了部分国际市场。
这一时期，日本亦图谋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独霸中国市场。但是，日本财阀在中国的经济侵略遭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抵制。同时，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为发展经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民族资本发展的经济政策。尽管由于军阀混战，这些政策法令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但是毕竟有利于造就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
一战期间以及战后两三年，民族企业的成长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不仅工矿企业增长迅速，商业、金融、交通运输等部门企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些企业资本加速集中，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企业资本集团。在这些工业企业当中，尤以棉纺织工业发展最为迅猛。由于进口棉纱数量急剧减少，使得国内纱厂销售市场得到扩大，纱价涨幅高于棉花价格与工人工资涨幅，棉纺织业得以迅速发展。据统计，1915年上海16支纱每包价格为白银94两，1919年猛增为188两，而上海市场的南通棉价1915年为22.3两，1919年增为30.4两 。棉纱价格上涨一倍的同时，棉花收购价格却仅仅涨了36.3％。在经营纱厂易获丰厚利润的刺激下，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争相投资新纱厂。从1912年到1920年，中国棉纱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4％，1914年到1922年，华商纱厂由原来21家骤增到65家，纱锭由50万枚增至163万枚，织布机由2566台增至6675台。闻名后世的周学熙资本集团在当时的棉纱纺织业中也开始崭露头角。曾经两度出任财长的周学熙，于1919年分别在天津、青岛设立华新纱厂，唐山、卫辉两大纱厂也相继设立，以此为基础成立的华新纺织总公司，成为北方最大的棉纺织企业集团。1918年，20岁的周志俊作为当时学有专长、充满活力的新兴企业家中的一员，以担任青岛华新纱厂翻译与美商美兴公司洽谈业务为契机，开始投身于民族工商业。
周志俊一生的事业，以经营青岛华新纱厂为开端。青岛华新纱厂曾经为华新纺织公司的第二厂（天津厂为第一厂），而华新纺织公司是1915年周学熙重任财政总长时提议组建的。当时计划规模为资本1000万元，纱锭10万枚，设有工厂五处，青岛厂是其中之一。这个厂的厂址购进于1913年，是德国人缫丝厂的旧址。经过两年建设，华新青厂于1920年建成投产，占地350亩。周志俊曾说：“我父因以全部厂产作价三十万元作为青岛华新厂资本，并另醵资，凑足一百二十万元资本。原订纱机因瑞记洋行停业，改向美商美兴公司订购美国怀丁厂纱机，先为一万五千锭，后续加五千锭。当时日本人占领青岛，对我方办厂百般刁难。” 尽管创业条件艰难，但由于这时山东棉纺市场尚未开发，产品供不应求，盈利仍颇为可观。次年，华新青厂的棉纱日产量已经增加一倍，年销售量达到3万件，很有些欣欣向荣的势头。青岛华新纱厂实行常务董事负责制，建厂之初，由周志俊堂兄周叔弢担任常董，不久周叔弢调任华新天津厂，周志俊继任工厂常务董事，主持厂务。此时欧战结束，北洋政府尚未收复青岛主权，日本军队仍然占据青岛，时局动荡，“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同时，经济方面涉及的胶济铁路、鲁大公司煤矿、青岛电厂仍旧由日本人掌管。可以说，青岛的交通、能源和动力等资源均为日本人所掌控。华新青厂办事可谓处处困难，到后来情况愈加糟糕。日商纱厂相继兴建，先是四方的大康纱厂、隆兴纱厂，继而为沧口的富士纱厂、公大纱厂、宝来纱厂，以及水清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最后为板桥坊的同兴纱厂，连同内外棉纱厂共9厂五十余万锭。至此，日商纱厂对青岛华新纱厂已经形成包围之势。日资纱厂不断压价倾销，更以高薪为诱饵“挖”走大批华新厂的熟练技工，使华新厂陷入亏损严重的岌岌可危境地，华新以一敌九，备受排挤。对此，周志俊回忆道：我们办厂的方针是集中精力在内部进行整顿，改善经营管理，增产节约，积累资金，逐步扩充设备。至抗战前，拥有五万纱锭、五百台布机，并有全套印染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因此，备受日厂的垂涎。日本驻华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每次到青，即托人向我们谈判合作或转售，均被我们严词拒绝。
周志俊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在艰苦支撑的20年中，他虽步履维艰，但仍努力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加大技术设备投入和发挥市场营销效应。为了应付与日商激烈斗争的局面，周志俊逐步废除了旧式管理制度，尽力扩大职工福利，在很多领域敢为人先，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合股线厂、织布厂、染色印花厂以至为推广植棉而设立的轧花厂也纷纷上马，终于使华新青厂发展成为一个从改良原棉到生产成品的纺、织、染综合生产企业。而作为经营者的周志俊，也成功运用他的聪明勤奋，展现了民族实业家们初登历史舞台时的那种力图进取的锐气和放手拼搏的魄力。
青岛华新纱厂经周学熙和周志俊父子两代人20年苦心经营，建立了以电气动力为标志的现代机器纺织工业，到抗战爆发前夕，不仅在生产规模方面逐步扩大，而且在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方面也都有了很大提高，产品销路渐广，营业蒸蒸日上。与建厂初期相比，纱锭由2万枚增加到4.4万枚，线锭达到8000枚，拥有布机500台以及全套漂染、印花、整理设备。
在经济效益方面，由于周氏父子历来奉行“多积累，少分配”，以丰补歉的指导思想，华新每年平均股息仅6厘左右，这是他们比张謇高明之处，因此工厂固定资产不断增值 。周志俊后来曾经对这一时期华新青厂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华新青厂建厂时原有资本120万元，到1921年扩充为214万元，1924年达到270万元。历年来，积极发展，逐年扩充设备，所需的资金全部都是从积累中来。在1919年到1937年的18年间，华新青厂计分红利1分8厘者1次，1分4厘者1次，1分2厘者2次，1分者2次，9厘者1次，7厘者1次，5厘者2次，4厘者1次，2厘者3次，无息者4次，平均18年为年息6厘左右。按当时的分配息率计算，是当时各纱厂中最保守的。至于账面上的公积折旧，到1936年为200万元，但实际不止此数。青岛华新纱厂在日常账目处理上，将许多资产性开支归到消耗里作为纱布制造成本，降低盈余数字，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产业价值。因此在1936年的账上，固定资产约500万元，实际资产价值远在此数之上。在当时周学熙父子主持此厂，经常受到一般股东的责难，甚至说大股东把持厂政，不体恤小股东的困难。但是，主持厂务大计的周学熙父子因华新青厂环境特殊，为公司长远利益计，不得不行如此政策。
1935年年底，青岛华新纱厂由单一棉纺企业发展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从原棉采购到染布印花及销售均系独家经营的纺织印染联合企业。1936年，华新青厂纱锭已经达到45044枚，布机数量达到501台。除此之外，又添置了许多新兴印染设备，如印花机、烧毛机、烘干机等，印染品日产量由500余匹增加到2000余匹。这种境况不但使企业利润猛增，产品供不应求，而且也间接地改变了青岛华新纱厂一直以来无法与日商正面竞争的被动局面。
三
然而，经年累月的动乱并没允许好景持续太长时间，卢沟桥的炮火使周志俊在青岛华新纱厂多年的经营成果和远景规划尽化为灰烬。用他自己的话说：“至1936年夏筹办漂染印花厂，所有设备完全，在华北首屈一指。当时花色布销路普遍南北，蒸蒸日上，不意抗战突起，局势骤变，二十年之功，毁于一旦。”1937年9月，日军即将登陆胶澳，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下令工厂内迁，在这种形势下，周志俊与重庆华西公司签订契约，计划将布机和纱机等大宗印染设备拆卸移至内地，同时将华新青厂的厂房及剩余设备作价法币170万元，寄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的保护之下 。对于这段无法忘却的伤痛经历，周志俊后来回忆道：及抗战军兴，看到覆巢之下无完卵，乃决定拆运一部分机器（二万余锭约合全厂五万锭的半数），我由天津回青岛，包租船只南下，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西上，转运重庆设厂，已与华西公司签约合作，但因国民党政府放弃京沪，江运中断，只好留沪，在租界内设信和纱厂，机器作价出售，另招新股开办。至于青岛产业，则售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并由西人驻守。原冀借重美国势力保护，对抗日本，不料日军登陆后，首先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押在宪兵队，虽通过平安公司总经理美国律师爱温斯几经交涉，不能获释，最后在暴力胁迫下，由平安公司将厂产售给宝来纱厂。盖在我方撤退时，青岛日本纱厂均被炸毁，及日军登陆，各厂另行建设恢复，唯有宝来因系小厂，无此资力，故由日军强制以贱价攫取我厂。当时我在上海召开华新股东会，将股东投资全部发还，至我个人及新友投资则转投于信和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前一段经历至此告一段落。
青岛华新纱厂历经坎坷，终于在抗战胜利后被重新收回，但机器设备、原棉材料早被调运一空，加之“纱跌棉涨”，原料匮乏，纱布滞销，开工后亏损连连，债台高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新纱厂收归国有，一个民族企业经久不衰的抗争与坚守，几番风狂雨骤，至此尘埃落定。
（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