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致中（1902—1984），字学本，山东莱阳人，以制针闻名于世，号称“制针大王”。尹致中除了创办冀鲁制针厂外，还在上海、香港、四川、台湾等地兴办了大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川实业公司、大东实业公司等十余个企业，从事机械、石棉、面粉、螺丝、自行车等产品制造，是近代山东著名的实业家。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发明了铁针和钢针，但一直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机制洋针，以质量精美，价格低廉，将国产土针的市场挤占殆尽 。19世纪中期机制缝纫针开始输入中国，20世纪以后日本针几乎独占了中国北方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年进口洋针价值约为60万两白银，仅汉口一埠就达十三四万两 。一战之后，进口数量迅速增加，例如1917—1931年累计进口机制手缝针84.1亿支，价值高达3400余万银元。鉴于国家财源大量外流，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模仿机器制针。如1908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奏请创设的钉针厂、1915年惠禄三在济南创办的丰华针厂、1920年代初期任守卿在烟台开设的成记针厂等。国人筚路蓝缕，设厂制针经年，无奈产量有限，难以撼动德、日洋针占有中国钢针市场的局面。自从尹致中1929年创办忠记制造厂，继而1931年创办冀鲁制针厂，洋针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改变。
一
尹致中出生于莱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丧母，赖长兄长嫂抚养成人。1916年，尹致中14岁时只身到青岛，经人介绍进入日商高谷洋行做杂役。后来，又转入日商寺庄洋行，为老板看孩子兼作杂役，长达10年之久。尹致中不仅天资聪颖，而且自强不息。他白天为老板干杂活，夜晚则到日本人开办的实业学校学习日语，因此日文较有根底，口语流利。后来尹致中还在青岛商业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在寺庄洋行的后半期，尹致中逐渐能在柜台上做些经售缝衣针的生意，因此对缝衣针的生产和营销有所了解。
尹致中到青岛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针进口数量减少，针价飞涨，每万枚飙至纹银50两。尹致中此时不仅看到经营钢针利润丰厚，而且对于工业已有相当认识，觉得制针业在中国一定有希望，于是产生了办厂制针、独立经营的愿望 。1926（一说1924）年尹致中结识了日本广岛针厂经理贞赖，得以东渡日本，进入广岛针厂当学徒。学徒期间，尹致中还抽空到广岛高级工业学校制造缝针系进修，学习制针技术和企业管理。
1928年，尹致中与同去日本学习制针技术的诸城人刘朴斋一起回国。是年由于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国人激于对日军暴行的愤慨，各地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进口缝衣针受到抵制，为设厂制针提供了大好时机。加之此时尹致中已经学会制针技术，并有得力助手刘朴斋襄助，于是下定决心办厂。在商得青岛商界人士高成之、培林蛋厂日方经理友田等人出资后，尹致中筹集资金14万元，在冠县路觅得一个旧仓库作为厂房，创办了忠记制针厂 。
忠记制针厂成立后，尹致中即携款前往日本购买制针机器，但是运到下关后，日本海关以禁止制针机器出口为由予以没收。尹致中回国后再次筹款，第二次去日本购买机器。此次尹致中找到广岛针厂经理贞赖，商妥将其机器运往青岛，两人合作办厂，并由贞赖负责招募日本技工。为了避免日本海关查禁，尹致中将机器拆卸，混杂在家具中，终于运回青岛。
机器虽然运回青岛，但是仍然困难重重：一是制针机过于陈旧。二是技工工资昂贵，开支庞大，十余名技工月薪每人90日元（约合国币二百余元），合计千余日元，此外还要负担技工在青岛每人每日3日元的旅馆费，每月又是一千余日元。三是材料缺乏，开工无期。为此，股东均感前途渺茫，遂纷纷退股，最后只剩3万元，即高成之1.5万元，贞赖的机器折价款1万元，尹致中5000元。但是，尹致中并没有气馁，而是忍痛借用高利贷，继续建厂。经过数月奋斗，终于在1929年底因陋就简，开机生产。
忠记制针厂虽然开工，但是原材物料大部分由日本进口，产品成本高，同时由于机器老化，技术不过关，产品质量低，无法与日本针竞争。当时职工六十余人，只能管饭，无力支付工资。贞赖见无法维持，就将自己股份折价3000元，卖给顺昌洋服店经理宋某（后来宋某又将股权转让给济南公裕东），然后带领部分技工回国。
此后不久，事情突然有了转机。1930年下半年，天津的公裕号和济南的公裕东两家针商来到青岛，将忠记存针全部收购，并且签订了包销合同。忠记针厂的困难得到解决，不仅还清外债，而且尚有盈余，营业有了大发展。但是，此时股东之间又产生不和，大股东高成之见制针有利可图，便高价买断忠记针厂的产权和注册商标，实行独资经营，尹致中和刘朴斋遂退出忠记针厂。
退出忠记针厂后，尹致中又联合天津公裕号和济南公裕东在青岛利津路8号筹建新厂。因为天津公裕号和济南公裕东的股东是河北人，尹致中是山东人，所以公司定名为“冀鲁制针厂”。冀鲁制针厂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股金共4万元。尹致中任董事长兼经理，刘朴斋为董事兼厂务主任，公裕号的张辅臣和公裕东的史子久任监理，其他股东均为董事 。
1931年12月，冀鲁制针厂正式投产。厂房系租赁同和铁厂厂址，面积3512平方米，另有平房1571平方米。开工时共有技术人员19人，工人50人。日产手缝针60万支 。初期产品以“双球”“三角”“黑龙”“狮球”为商标，销往胶东半岛及河北各地。
冀鲁制针厂开办后，尹致中再次前往日本，高价购买制针机器图纸，在冀鲁制针厂设铁工部，发明了连三式自动制针机，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开工第二年，产品就打开了市场，行销全国。而此时的忠记针厂（曾改名为“中华针厂”）不仅机器设备落后，而且管理不善，1932年又遭受一场大火，故一蹶不振，终致倒闭。冀鲁制针厂乘机廉价收购了忠记的残余机器物资，同时也接收了全部职工，职工增至121人。
由于冀鲁制针厂蒸蒸日上，日本针在华销量大减，于是日本针业组合试图打压挤垮冀鲁制针厂。他们通过限制制针原材物料出口和串通中国海关缉私人员走私进口日本针，在中国市场降价抛售。但是，由于获得关税优待，冀鲁制针厂产品价格上占有优势，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仍不断扩大，同时出口量也大为增加。眼看通过和平手段无法挤垮冀鲁制针厂，1933年日本针业组合便出资雇用日本浪人，带着日本针业组合的一封信和一把匕首，气势汹汹到冀鲁制针厂恫吓讹诈。尹致中沉着应对，一方面向市长沈鸿烈要求保护，请市政府和日本领事馆交涉；一方面找到在青岛的日本浪人头目国分壮介，请他居中调处，最终以给予日本浪人1万日元（约合国币两万余元），才得以了结此事。
到1933年，冀鲁制针厂获利已经十分丰厚，但巨利却又引起了山东股东与河北股东之间的权利之争。眼看双方僵持不下，尹致中斥资10万元，于1934年在昌邑路3号创办“中国兴华实业工厂”，除制针外，另设机械厂，专事研究制造新式机械 。兴华实业工厂也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尹致中任经理兼厂长。后经刘朴斋从中斡旋，冀、鲁两地股东达成协议，由尹致中担任冀鲁、兴华两厂经理，冀鲁向兴华投一部分资，兴华作为联号，但是各自独立经营。
纠纷解决后，冀鲁、兴华两厂生产经营都很顺利，规模得以扩大，产品数量增加。1934年，冀鲁产针1840箱，每箱约25万枚，共计44525万枚 ，商标则有“肖像”“白兽王”“冀鲁”“母鸡”“如意”“鸡头鱼”“黑龙”“双球”“警钟”等牌子。产品除在华北一带推销外，上海方面委托祥生公司为华南、华中、南洋区总代理，负责开拓南方和海外市场。
1935年到抗战前夕，冀鲁制针厂又有所发展，占地面积达40余亩，厂房百余间，工人五六百名。针厂有拉丝部、制针车间、制筒部、木工部、商标印刷部、辅助材料制造部，有制针机百余部，从而形成了一个设备较为齐全的制针工厂。工厂月产钢针500余箱，产品包括各类缝衣用针、唱片针、梳棉麻针、麻袋针、工业用针等，同时还可以接受委托加工其他用途的针 。针厂在济南、天津、上海、西安、汉口等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或经销所，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并出口至东南亚、南亚各国。其时，环顾国内制针工业，冀鲁制针厂俨然翘楚，尹致中也被誉为“制针大王”。
抗战爆发后，青岛局势日益紧张，冀鲁、兴华两厂1937年底停止生产。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冀鲁制针厂被日商国分庄介以10.1万元联银券强行购买，改称青岛冀鲁制针厂株式会社。
二
抗战爆发后，鉴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尹致中担心战火波及青岛，生产难以为继，便将冀鲁和兴华两厂部分设备运到上海，筹建新的工厂。新厂厂址选在法租界打浦桥贾西义路，厂名定为“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其时，上海制针市场条件较为有利，抗战爆发后，洋针存货大减，价格暴涨至每箱10万元以上，针商纷纷在沪筹设针厂，仅沪西区就有中国针厂及天工针厂开工。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6月正式投产，生产各类手缝针，商标有“如意”牌、“警钟”牌，所产钢针大部分行销国内。大中工业社虽然地处租界，避免了战火袭击和日军勒索，但是因为上海早已沦陷，办厂还是有诸多不便。为了便于原材物料和产品的进出口，1939年尹致中又在香港成立大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他1940年购地建厂，1941年底筹备就绪，但刚刚开工生产钢针、纽扣等产品，便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寇之手而停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前，尹致中响应国民政府“工厂内迁”的号召，将上海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机器及物资运往重庆。1938年，尹致中以运渝物资作价100万元，并向重庆商界集资100万元，一共200万元作为基金，联合重庆宝元通公司和由济南迁至重庆的陆大铁工厂及国民党官员崔唯吾、秦德纯（他们不投资，吃干股），合资创办“大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重庆黄沙溪平安街，占地150亩，房屋四百余间。公司下辖制针、机械、石棉3个工厂，先后于1939年及1940年春开工。机械厂下设机械、工具、铸造3个部，除承制各种大小精细母机外，还为适应抗战需要制造部分轻便武器，工具部专制各种金属工具，铸造部翻铸8吨以下各种机件。制针厂下设拉丝、制针和制钉3个部 。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因受战争影响，交通阻隔，石棉制品尤其短缺，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于是，1940年3月尹致中在大川实业公司下设石棉厂，利用西康所生产的石棉原料，着手研制各种石棉制品。同年8月，石棉厂因陋就简，正式投产，员工110人，主要生产石棉绳、线布和石棉粉等产品 。经过艰苦摸索，开工第二年，石棉厂终于形成规模生产，产品种类大增，不仅可以供应后方各种重工业及兵工厂、造船厂、炼油厂、钢铁厂、机器汽车修理厂、电化工厂、电器制造工厂、酒精厂、炼糖厂之需要，而且质量不输进口石棉。在抗战后方缺乏橡胶原料，无以应用，于是工厂以国产桐油制成橡胶替代品为原料，几经实验，终于研制成功，得到经济部的奖励。1943年，石棉厂又研制出纹型石棉瓦，该产品系用石棉及水泥混制而成，质坚而轻，富有韧性，防火隔热，保温御寒，适用于飞机库、火药库、兵工厂、冶炼厂及一般重要建筑之用 。1944年，石棉厂400吨立式压力机建成后，开始生产石棉水泥瓦、石棉水泥脊瓦，并逐步增加了石棉板、石棉水泥平瓦和部分高压石棉盘根等产品。大川石棉厂从1940年建厂到1943年，共研制石棉产品多达四十余种，占当时二百余种石棉产品的五分之一，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
大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期间尹致中举办的又一个重要企业。
1943年春，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在成都主办全省物产展览会，大川实业公司也有产品参展，厅长何北衡邀请尹致中、黄凉尘到蓉参观 。在成都参观期间，何北衡对尹致中和黄凉尘说，现在盟军要在成都附近的双流、新津等地修建飞机场，供大型飞机B29轰炸机使用，工程浩大，今后成都人口还将不断增多，军需民用的面粉量一定很大，但是现有的“建成”和“兆丰”两家面粉厂，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希望他们到成都建一个面粉厂。
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尹致中与黄凉尘商量，决定由大川实业公司、大中工业社、宝元通公司和成都中国国货公司共同投资，创办“大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办面粉厂。公司由尹致中担任总经理，国货公司的人任董事长，实际权力掌握在尹致中的手中。决定办厂后，筹建工作董事会委托张再生办理。1943年11月，张再生在向成都市政府申请办理建厂登记手续后，开始进行建厂工作。筹建期间，困难重重，麻烦种种。大星面粉厂正常生产后，分为两班，每班9个小时，每小时出面粉12袋，全月生产25天，产量为11200多袋（每袋25公斤），面粉分甲、乙、丙三级，除了在厂部售货外，还在南新街设有门市，批零兼售。为了适应地方需要，大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增设了机器榨油厂，压榨菜籽油。
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尹致中、刘朴斋、胡慎五等人先后回到青岛，向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要求发还工厂。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在收回被国分庄介强买的制针厂后，恢复了冀鲁制针厂原名。收回方式是被日本人强行购买的河北山东股东10万元资本，按黄金折价，用现款赎回；日占期间增添的设备，按新旧程度折价收买。尹致中总共花费法币两亿六千万余元，收回了制针厂 。1946年6月，冀鲁制针厂整顿就绪，开工生产。尹致中不仅收回了冀鲁制针厂，而且收回了在上海、香港被日军没收的企业，同时还在青岛标购了敌产大福织布厂、大信化工厂、华昌车条厂、大北木厂等企业。
抗战胜利后，尽管尹致中励精图治，希望再振冀鲁制针厂旧日的雄风，无奈时局动荡，通货膨胀、赋税奇重，制针厂只能在艰难中勉强维持生产，日子越来越难过。
1948年秋天，解放军节节胜利，青岛国民党当局看到青岛失守在即，于是疯狂搜刮民财，对工商业者征收所谓“戡乱费”20亿元，并以工商业者用电多少决定征收数目。本来战争已经导致青岛交通受阻，物价飞涨，工业生产困难重重，按照这种办法征收“戡乱费”，因工业用电比商业用电多，负担势必主要压到工业头上，青岛工业将更加无法维持。尹致中当时是青岛工业协会会长，认为这样分配征收不合理，于是据理力争。但是遭到因为争夺青岛市参议会会长一职而结怨的李代芳、张乐古等人的报复。他们乘机向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诬告尹致中，说他是民盟分子，有意对抗“戡乱经费”的征收，刘安祺随即下令逮捕尹致中。幸亏尹致中有一个亲戚在刘安祺身边工作，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了他。尹致中立即回厂召集有关负责人安排善后，当天即秘密飞往上海。1948年底，尹致中又由上海去了香港，并将大中公司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香港，从此就在香港定居下来。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解放的第二天，中共市委统战部部长张铁民就指示刘朴斋回到冀鲁制针厂，委之以针厂经理，让其召集职工，筹备复工。同时，他又让刘朴斋劝说尹致中回青岛继续经营冀鲁制针厂，但尹致中没有听从劝告，而是留在香港兴办实业，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青岛。
台湾光复后，尹致中于1947年在基隆设立大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纸张、自行车和石棉制品。青岛解放之前，尹致中又将青岛、上海所属企业部分物资迁到台湾，充实大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尹致中在香港除经营大中实业公司外，还于1962年创办了大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船舶及制铁业务。1969年，他创办螺丝总汇有限公司。1972年，他又投资台中，设立台湾大中实业有限公司，生产钢针及螺丝 。
1984年12月26日，尹致中脑血栓病发作，不治身亡。
四
尹致中是一位实业家，同时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从抗战前开始，一直到去世，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
随着冀鲁制针厂兴旺发达，30年代初期尹致中开始在青岛工商业界崭露头角，其第一个社会兼职是1933年出任青岛市工商学会研究部手工业组组长。1930年实业家刘鸿生在上海倡议成立中华工业总联合会，1934年尹致中出任该会青岛分会常务理事，1936年出任青岛分会会长。工业联合会的宗旨是举办工业展览，提倡国货。尹致中当选会长后，1937年春天在太平路小学举办“青岛市工业产品展览会”。抗战爆发后，尹致中将部分企业内迁。1939年他当选内迁工厂联合会督导员、重庆市机器同业公会理事、西南实业协会理事、国货厂商联合会常务理事。此后，他于1940年被聘为重庆市建设促进会顾问，于1943年当选中华全国工业协会理事，于1944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战时生产局顾问、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常务理事等职务。
尹致中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活动十分广泛，尤其在政治上较为活跃。大后方1943年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尹致中有一定程度的参与。1943年11月下旬，黄炎培、张志让筹备创办鼓吹民主宪政的大型政论性杂志《宪政》月刊，尹致中是“发起人、赞助人”之一。在1944年《宪政》月刊第9号《民主与胜利献言》中，尹致中与黄炎培、张志让、章乃器、孙起孟等36位社会各界名流曾就确实遵守《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人身与财产保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兵役工役、赋税制度等9个方面，向国民政府贡献意见，希望政府采纳施行 。
抗战胜利后，尹致中于1945年出任上海复员协进会委员、山东复员协会委员、青岛市复员协进会常务理事、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于1946年任青岛市参议员，于1947年当选行宪国大代表 。1945年9月，尹致中还与赵士英、刘巨全一道作为发起人，重新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市分会 。
抗战期间，后方工业界人士，有感于中国工业之落后，于1943年4月22日在重庆组织了全国工业协会，团结企业家共谋发展民族工业。抗战胜利后，全国工业协会屡次召开会议，就督促政府制定和颁布《工业会法》、挽救工业危机、减轻工业捐税等问题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1946年1月，筹备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时，因与官僚资本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及齐鲁公司有矛盾，尹致中与中纺总公司经理范澄川和齐鲁公司经理毕天德就青岛分会领导人一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结果，范澄川经青岛市社会局长张宝山说合，支持尹致中，尹致中当选为主席委员。1947年4月，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尹致中当选为理事长。在担任理事长期间，尹致中吁请解决工业危机，维护民族工业生存，承办税收与摊派，创办青岛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编辑出版《工业月报》《青岛健报》等报刊。青岛分会成员有民族企业家近五百人，青岛工业界人士基本参与其中，可谓盛极一时。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经常举办星五聚餐会，共谋青岛工业发展，办理工贷以与美货倾销竞争；设立国际贸易咨询处，帮助青岛工业产品行销海外；筹设福利社，举办工业产品展览会。
1949年后，尹致中在港台工商界亦颇负盛名，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例如，1952年出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主席（后任名誉主席）和香港东华三院总理，1951年出任“冀鲁旅港同乡会”会董。在出任同乡会会董期间，他与其他会董一道筹资购买墓地、建立医院、兴办学校，努力救济鲁旅港困难同乡 。此外，他还曾经递补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尹致中晚年皈依基督教，并致力于徐福东渡研究。
（徐畅）
尹致中
尹致中（1902—1984），字学本，山东莱阳人，以制针闻名于世，号称“制针大王”。尹致中除了创办冀鲁制针厂外，还在上海、香港、四川、台湾等地兴办了大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川实业公司、大东实业公司等十余个企业，从事机械、石棉、面粉、螺丝、自行车等产品制造，是近代山东著名的实业家。
中国人虽然很早就发明了铁针和钢针，但一直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机制洋针，以质量精美，价格低廉，将国产土针的市场挤占殆尽 。19世纪中期机制缝纫针开始输入中国，20世纪以后日本针几乎独占了中国北方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年进口洋针价值约为60万两白银，仅汉口一埠就达十三四万两 。一战之后，进口数量迅速增加，例如1917—1931年累计进口机制手缝针84.1亿支，价值高达3400余万银元。鉴于国家财源大量外流，有识之士纷纷起而模仿机器制针。如1908年湖广总督陈夔龙奏请创设的钉针厂、1915年惠禄三在济南创办的丰华针厂、1920年代初期任守卿在烟台开设的成记针厂等。国人筚路蓝缕，设厂制针经年，无奈产量有限，难以撼动德、日洋针占有中国钢针市场的局面。自从尹致中1929年创办忠记制造厂，继而1931年创办冀鲁制针厂，洋针一统天下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改变。
一
尹致中出生于莱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丧母，赖长兄长嫂抚养成人。1916年，尹致中14岁时只身到青岛，经人介绍进入日商高谷洋行做杂役。后来，又转入日商寺庄洋行，为老板看孩子兼作杂役，长达10年之久。尹致中不仅天资聪颖，而且自强不息。他白天为老板干杂活，夜晚则到日本人开办的实业学校学习日语，因此日文较有根底，口语流利。后来尹致中还在青岛商业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在寺庄洋行的后半期，尹致中逐渐能在柜台上做些经售缝衣针的生意，因此对缝衣针的生产和营销有所了解。
尹致中到青岛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洋针进口数量减少，针价飞涨，每万枚飙至纹银50两。尹致中此时不仅看到经营钢针利润丰厚，而且对于工业已有相当认识，觉得制针业在中国一定有希望，于是产生了办厂制针、独立经营的愿望 。1926（一说1924）年尹致中结识了日本广岛针厂经理贞赖，得以东渡日本，进入广岛针厂当学徒。学徒期间，尹致中还抽空到广岛高级工业学校制造缝针系进修，学习制针技术和企业管理。
1928年，尹致中与同去日本学习制针技术的诸城人刘朴斋一起回国。是年由于日军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国人激于对日军暴行的愤慨，各地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日本进口缝衣针受到抵制，为设厂制针提供了大好时机。加之此时尹致中已经学会制针技术，并有得力助手刘朴斋襄助，于是下定决心办厂。在商得青岛商界人士高成之、培林蛋厂日方经理友田等人出资后，尹致中筹集资金14万元，在冠县路觅得一个旧仓库作为厂房，创办了忠记制针厂 。
忠记制针厂成立后，尹致中即携款前往日本购买制针机器，但是运到下关后，日本海关以禁止制针机器出口为由予以没收。尹致中回国后再次筹款，第二次去日本购买机器。此次尹致中找到广岛针厂经理贞赖，商妥将其机器运往青岛，两人合作办厂，并由贞赖负责招募日本技工。为了避免日本海关查禁，尹致中将机器拆卸，混杂在家具中，终于运回青岛。
机器虽然运回青岛，但是仍然困难重重：一是制针机过于陈旧。二是技工工资昂贵，开支庞大，十余名技工月薪每人90日元（约合国币二百余元），合计千余日元，此外还要负担技工在青岛每人每日3日元的旅馆费，每月又是一千余日元。三是材料缺乏，开工无期。为此，股东均感前途渺茫，遂纷纷退股，最后只剩3万元，即高成之1.5万元，贞赖的机器折价款1万元，尹致中5000元。但是，尹致中并没有气馁，而是忍痛借用高利贷，继续建厂。经过数月奋斗，终于在1929年底因陋就简，开机生产。
忠记制针厂虽然开工，但是原材物料大部分由日本进口，产品成本高，同时由于机器老化，技术不过关，产品质量低，无法与日本针竞争。当时职工六十余人，只能管饭，无力支付工资。贞赖见无法维持，就将自己股份折价3000元，卖给顺昌洋服店经理宋某（后来宋某又将股权转让给济南公裕东），然后带领部分技工回国。
此后不久，事情突然有了转机。1930年下半年，天津的公裕号和济南的公裕东两家针商来到青岛，将忠记存针全部收购，并且签订了包销合同。忠记针厂的困难得到解决，不仅还清外债，而且尚有盈余，营业有了大发展。但是，此时股东之间又产生不和，大股东高成之见制针有利可图，便高价买断忠记针厂的产权和注册商标，实行独资经营，尹致中和刘朴斋遂退出忠记针厂。
退出忠记针厂后，尹致中又联合天津公裕号和济南公裕东在青岛利津路8号筹建新厂。因为天津公裕号和济南公裕东的股东是河北人，尹致中是山东人，所以公司定名为“冀鲁制针厂”。冀鲁制针厂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股金共4万元。尹致中任董事长兼经理，刘朴斋为董事兼厂务主任，公裕号的张辅臣和公裕东的史子久任监理，其他股东均为董事 。
1931年12月，冀鲁制针厂正式投产。厂房系租赁同和铁厂厂址，面积3512平方米，另有平房1571平方米。开工时共有技术人员19人，工人50人。日产手缝针60万支 。初期产品以“双球”“三角”“黑龙”“狮球”为商标，销往胶东半岛及河北各地。
冀鲁制针厂开办后，尹致中再次前往日本，高价购买制针机器图纸，在冀鲁制针厂设铁工部，发明了连三式自动制针机，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开工第二年，产品就打开了市场，行销全国。而此时的忠记针厂（曾改名为“中华针厂”）不仅机器设备落后，而且管理不善，1932年又遭受一场大火，故一蹶不振，终致倒闭。冀鲁制针厂乘机廉价收购了忠记的残余机器物资，同时也接收了全部职工，职工增至121人。
由于冀鲁制针厂蒸蒸日上，日本针在华销量大减，于是日本针业组合试图打压挤垮冀鲁制针厂。他们通过限制制针原材物料出口和串通中国海关缉私人员走私进口日本针，在中国市场降价抛售。但是，由于获得关税优待，冀鲁制针厂产品价格上占有优势，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仍不断扩大，同时出口量也大为增加。眼看通过和平手段无法挤垮冀鲁制针厂，1933年日本针业组合便出资雇用日本浪人，带着日本针业组合的一封信和一把匕首，气势汹汹到冀鲁制针厂恫吓讹诈。尹致中沉着应对，一方面向市长沈鸿烈要求保护，请市政府和日本领事馆交涉；一方面找到在青岛的日本浪人头目国分壮介，请他居中调处，最终以给予日本浪人1万日元（约合国币两万余元），才得以了结此事。
到1933年，冀鲁制针厂获利已经十分丰厚，但巨利却又引起了山东股东与河北股东之间的权利之争。眼看双方僵持不下，尹致中斥资10万元，于1934年在昌邑路3号创办“中国兴华实业工厂”，除制针外，另设机械厂，专事研究制造新式机械 。兴华实业工厂也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尹致中任经理兼厂长。后经刘朴斋从中斡旋，冀、鲁两地股东达成协议，由尹致中担任冀鲁、兴华两厂经理，冀鲁向兴华投一部分资，兴华作为联号，但是各自独立经营。
纠纷解决后，冀鲁、兴华两厂生产经营都很顺利，规模得以扩大，产品数量增加。1934年，冀鲁产针1840箱，每箱约25万枚，共计44525万枚 ，商标则有“肖像”“白兽王”“冀鲁”“母鸡”“如意”“鸡头鱼”“黑龙”“双球”“警钟”等牌子。产品除在华北一带推销外，上海方面委托祥生公司为华南、华中、南洋区总代理，负责开拓南方和海外市场。
1935年到抗战前夕，冀鲁制针厂又有所发展，占地面积达40余亩，厂房百余间，工人五六百名。针厂有拉丝部、制针车间、制筒部、木工部、商标印刷部、辅助材料制造部，有制针机百余部，从而形成了一个设备较为齐全的制针工厂。工厂月产钢针500余箱，产品包括各类缝衣用针、唱片针、梳棉麻针、麻袋针、工业用针等，同时还可以接受委托加工其他用途的针 。针厂在济南、天津、上海、西安、汉口等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或经销所，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并出口至东南亚、南亚各国。其时，环顾国内制针工业，冀鲁制针厂俨然翘楚，尹致中也被誉为“制针大王”。
抗战爆发后，青岛局势日益紧张，冀鲁、兴华两厂1937年底停止生产。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冀鲁制针厂被日商国分庄介以10.1万元联银券强行购买，改称青岛冀鲁制针厂株式会社。
二
抗战爆发后，鉴于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尹致中担心战火波及青岛，生产难以为继，便将冀鲁和兴华两厂部分设备运到上海，筹建新的工厂。新厂厂址选在法租界打浦桥贾西义路，厂名定为“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其时，上海制针市场条件较为有利，抗战爆发后，洋针存货大减，价格暴涨至每箱10万元以上，针商纷纷在沪筹设针厂，仅沪西区就有中国针厂及天工针厂开工。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6月正式投产，生产各类手缝针，商标有“如意”牌、“警钟”牌，所产钢针大部分行销国内。大中工业社虽然地处租界，避免了战火袭击和日军勒索，但是因为上海早已沦陷，办厂还是有诸多不便。为了便于原材物料和产品的进出口，1939年尹致中又在香港成立大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他1940年购地建厂，1941年底筹备就绪，但刚刚开工生产钢针、纽扣等产品，便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寇之手而停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之前，尹致中响应国民政府“工厂内迁”的号召，将上海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机器及物资运往重庆。1938年，尹致中以运渝物资作价100万元，并向重庆商界集资100万元，一共200万元作为基金，联合重庆宝元通公司和由济南迁至重庆的陆大铁工厂及国民党官员崔唯吾、秦德纯（他们不投资，吃干股），合资创办“大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重庆黄沙溪平安街，占地150亩，房屋四百余间。公司下辖制针、机械、石棉3个工厂，先后于1939年及1940年春开工。机械厂下设机械、工具、铸造3个部，除承制各种大小精细母机外，还为适应抗战需要制造部分轻便武器，工具部专制各种金属工具，铸造部翻铸8吨以下各种机件。制针厂下设拉丝、制针和制钉3个部 。
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因受战争影响，交通阻隔，石棉制品尤其短缺，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于是，1940年3月尹致中在大川实业公司下设石棉厂，利用西康所生产的石棉原料，着手研制各种石棉制品。同年8月，石棉厂因陋就简，正式投产，员工110人，主要生产石棉绳、线布和石棉粉等产品 。经过艰苦摸索，开工第二年，石棉厂终于形成规模生产，产品种类大增，不仅可以供应后方各种重工业及兵工厂、造船厂、炼油厂、钢铁厂、机器汽车修理厂、电化工厂、电器制造工厂、酒精厂、炼糖厂之需要，而且质量不输进口石棉。在抗战后方缺乏橡胶原料，无以应用，于是工厂以国产桐油制成橡胶替代品为原料，几经实验，终于研制成功，得到经济部的奖励。1943年，石棉厂又研制出纹型石棉瓦，该产品系用石棉及水泥混制而成，质坚而轻，富有韧性，防火隔热，保温御寒，适用于飞机库、火药库、兵工厂、冶炼厂及一般重要建筑之用 。1944年，石棉厂400吨立式压力机建成后，开始生产石棉水泥瓦、石棉水泥脊瓦，并逐步增加了石棉板、石棉水泥平瓦和部分高压石棉盘根等产品。大川石棉厂从1940年建厂到1943年，共研制石棉产品多达四十余种，占当时二百余种石棉产品的五分之一，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
大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期间尹致中举办的又一个重要企业。
1943年春，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在成都主办全省物产展览会，大川实业公司也有产品参展，厅长何北衡邀请尹致中、黄凉尘到蓉参观 。在成都参观期间，何北衡对尹致中和黄凉尘说，现在盟军要在成都附近的双流、新津等地修建飞机场，供大型飞机B29轰炸机使用，工程浩大，今后成都人口还将不断增多，军需民用的面粉量一定很大，但是现有的“建成”和“兆丰”两家面粉厂，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希望他们到成都建一个面粉厂。
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尹致中与黄凉尘商量，决定由大川实业公司、大中工业社、宝元通公司和成都中国国货公司共同投资，创办“大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办面粉厂。公司由尹致中担任总经理，国货公司的人任董事长，实际权力掌握在尹致中的手中。决定办厂后，筹建工作董事会委托张再生办理。1943年11月，张再生在向成都市政府申请办理建厂登记手续后，开始进行建厂工作。筹建期间，困难重重，麻烦种种。大星面粉厂正常生产后，分为两班，每班9个小时，每小时出面粉12袋，全月生产25天，产量为11200多袋（每袋25公斤），面粉分甲、乙、丙三级，除了在厂部售货外，还在南新街设有门市，批零兼售。为了适应地方需要，大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增设了机器榨油厂，压榨菜籽油。
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尹致中、刘朴斋、胡慎五等人先后回到青岛，向青岛敌伪产业处理局要求发还工厂。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在收回被国分庄介强买的制针厂后，恢复了冀鲁制针厂原名。收回方式是被日本人强行购买的河北山东股东10万元资本，按黄金折价，用现款赎回；日占期间增添的设备，按新旧程度折价收买。尹致中总共花费法币两亿六千万余元，收回了制针厂 。1946年6月，冀鲁制针厂整顿就绪，开工生产。尹致中不仅收回了冀鲁制针厂，而且收回了在上海、香港被日军没收的企业，同时还在青岛标购了敌产大福织布厂、大信化工厂、华昌车条厂、大北木厂等企业。
抗战胜利后，尽管尹致中励精图治，希望再振冀鲁制针厂旧日的雄风，无奈时局动荡，通货膨胀、赋税奇重，制针厂只能在艰难中勉强维持生产，日子越来越难过。
1948年秋天，解放军节节胜利，青岛国民党当局看到青岛失守在即，于是疯狂搜刮民财，对工商业者征收所谓“戡乱费”20亿元，并以工商业者用电多少决定征收数目。本来战争已经导致青岛交通受阻，物价飞涨，工业生产困难重重，按照这种办法征收“戡乱费”，因工业用电比商业用电多，负担势必主要压到工业头上，青岛工业将更加无法维持。尹致中当时是青岛工业协会会长，认为这样分配征收不合理，于是据理力争。但是遭到因为争夺青岛市参议会会长一职而结怨的李代芳、张乐古等人的报复。他们乘机向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诬告尹致中，说他是民盟分子，有意对抗“戡乱经费”的征收，刘安祺随即下令逮捕尹致中。幸亏尹致中有一个亲戚在刘安祺身边工作，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了他。尹致中立即回厂召集有关负责人安排善后，当天即秘密飞往上海。1948年底，尹致中又由上海去了香港，并将大中公司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香港，从此就在香港定居下来。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解放的第二天，中共市委统战部部长张铁民就指示刘朴斋回到冀鲁制针厂，委之以针厂经理，让其召集职工，筹备复工。同时，他又让刘朴斋劝说尹致中回青岛继续经营冀鲁制针厂，但尹致中没有听从劝告，而是留在香港兴办实业，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青岛。
台湾光复后，尹致中于1947年在基隆设立大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纸张、自行车和石棉制品。青岛解放之前，尹致中又将青岛、上海所属企业部分物资迁到台湾，充实大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尹致中在香港除经营大中实业公司外，还于1962年创办了大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船舶及制铁业务。1969年，他创办螺丝总汇有限公司。1972年，他又投资台中，设立台湾大中实业有限公司，生产钢针及螺丝 。
1984年12月26日，尹致中脑血栓病发作，不治身亡。
四
尹致中是一位实业家，同时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从抗战前开始，一直到去世，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
随着冀鲁制针厂兴旺发达，30年代初期尹致中开始在青岛工商业界崭露头角，其第一个社会兼职是1933年出任青岛市工商学会研究部手工业组组长。1930年实业家刘鸿生在上海倡议成立中华工业总联合会，1934年尹致中出任该会青岛分会常务理事，1936年出任青岛分会会长。工业联合会的宗旨是举办工业展览，提倡国货。尹致中当选会长后，1937年春天在太平路小学举办“青岛市工业产品展览会”。抗战爆发后，尹致中将部分企业内迁。1939年他当选内迁工厂联合会督导员、重庆市机器同业公会理事、西南实业协会理事、国货厂商联合会常务理事。此后，他于1940年被聘为重庆市建设促进会顾问，于1943年当选中华全国工业协会理事，于1944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战时生产局顾问、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常务理事等职务。
尹致中在抗战时期的社会活动十分广泛，尤其在政治上较为活跃。大后方1943年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尹致中有一定程度的参与。1943年11月下旬，黄炎培、张志让筹备创办鼓吹民主宪政的大型政论性杂志《宪政》月刊，尹致中是“发起人、赞助人”之一。在1944年《宪政》月刊第9号《民主与胜利献言》中，尹致中与黄炎培、张志让、章乃器、孙起孟等36位社会各界名流曾就确实遵守《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人身与财产保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兵役工役、赋税制度等9个方面，向国民政府贡献意见，希望政府采纳施行 。
抗战胜利后，尹致中于1945年出任上海复员协进会委员、山东复员协会委员、青岛市复员协进会常务理事、行政院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于1946年任青岛市参议员，于1947年当选行宪国大代表 。1945年9月，尹致中还与赵士英、刘巨全一道作为发起人，重新组建了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市分会 。
抗战期间，后方工业界人士，有感于中国工业之落后，于1943年4月22日在重庆组织了全国工业协会，团结企业家共谋发展民族工业。抗战胜利后，全国工业协会屡次召开会议，就督促政府制定和颁布《工业会法》、挽救工业危机、减轻工业捐税等问题向国民政府建言献策。1946年1月，筹备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时，因与官僚资本中纺公司青岛分公司及齐鲁公司有矛盾，尹致中与中纺总公司经理范澄川和齐鲁公司经理毕天德就青岛分会领导人一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结果，范澄川经青岛市社会局长张宝山说合，支持尹致中，尹致中当选为主席委员。1947年4月，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尹致中当选为理事长。在担任理事长期间，尹致中吁请解决工业危机，维护民族工业生存，承办税收与摊派，创办青岛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编辑出版《工业月报》《青岛健报》等报刊。青岛分会成员有民族企业家近五百人，青岛工业界人士基本参与其中，可谓盛极一时。全国工业协会青岛分会经常举办星五聚餐会，共谋青岛工业发展，办理工贷以与美货倾销竞争；设立国际贸易咨询处，帮助青岛工业产品行销海外；筹设福利社，举办工业产品展览会。
1949年后，尹致中在港台工商界亦颇负盛名，担任了很多社会职务。例如，1952年出任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主席（后任名誉主席）和香港东华三院总理，1951年出任“冀鲁旅港同乡会”会董。在出任同乡会会董期间，他与其他会董一道筹资购买墓地、建立医院、兴办学校，努力救济鲁旅港困难同乡 。此外，他还曾经递补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尹致中晚年皈依基督教，并致力于徐福东渡研究。
（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