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绍基（1903—1983），字重光，黎元洪之长子。湖北黄陂人，企业家，曾任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
黎绍基1903年7月7日出生于武昌，幼时其父母聘请老师在家中对其教导，1920年赴日本就读于日本贵族学院（中学），1921年8月13日受父母命归国与无锡人唐闳律结婚，婚后又去日本学习。
1923年黎绍基归国，旋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5年5月30日，英国在上海对工人学生进行疯狂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于爱国义愤，黎绍基与东北同学潘济武等参加了南开大学“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深予嘉许，除自己出资捐助外，还马上写亲笔信，让黎绍基前去拜见顾维钧、杨以德和鲍贵卿等名流，因此黎绍基三天时间即募得一万一千余元，大大超过了预计数目，后悉数上缴总会。
1927年暑假，黎绍基毕业于南开大学。
1928年，由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倡导的第二次北伐前进到山东时，蒋介石要没收黎元洪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这使黎元洪大为忧心。黎元洪当时不仅是该矿的董事长，而且“黎氏晚年家用，特此以为挹注”，所以便派长子黎绍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去南京找老友谭延闿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称“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黎元洪稍放心。但蒋介石却向中兴煤矿摊派“二五库券”100万元，公司经济困难但又不敢拒绝，只好将库券打折扣让给银行才应付过去，为此公司损失甚大。后蒋介石见中兴煤矿资产丰厚，随又摊派军饷100万元，如逾期不交，就没收煤矿，最后虽然多方设法勉强交上，但黎元洪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最终诱发旧疾而亡。黎元洪死前郑重嘱托儿女们，尤其是对长子黎绍基说：“丧事从简，戒诸子潜心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黎元洪去世时，黎绍基刚从天津南开大学文科毕业不久。因黎家在中兴煤矿投资最多，所以中兴煤矿董事会召开会议，由董事会推选黎绍基为董事。第二次北伐后，中兴煤矿于1929年8月重新开始生产并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以驻矿办事委员会取代原有的驻矿经理制，置委员5人，黎绍基作为委员之一亲赴中兴煤矿矿区工作。黎绍基于事积极，对人对事颇有其父遗风，为中兴煤矿之复工、扩大做出了贡献。1932年，黎绍基奉其父亲灵柩回武昌。
1933年，黎绍基收到其父之妾危文绣要求析产的法院传告，极其气愤。其时黎母吴氏已去世近三年，危氏掌握着家中许多产权证书，致使空无凭证的黎绍基败诉。后来，黎家在天津的房产悉被危氏出租，她自挟巨资数十万到青岛，与其相好王某开一绸缎庄以为双栖之计，后因过分张扬而被青岛市长沈鸿烈驱逐。经此打击后，黎绍基在其姐黎绍芬出嫁后，举家迁居上海，转而专注于中兴煤矿的发展。
1934年3月，中兴煤矿董事会召开股东会议通过改一分股息为六厘，呈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换领采矿执照，遵照新公司法修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黎家之前虽出资最多，而且有关中兴煤矿的具体事务多由黎绍基经手催办，但因其无甚背景，他依旧仅为董事。由于中兴煤质地优良，又依仗着很硬的政治靠山，抗战前该矿每年产煤达七十多万吨，销路日广，可谓兴办以来的极盛时期。
此外，黎还担任山东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并于1936年被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聘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的东分会委员。
黎绍基热爱教育事业。1937年，他为了父亲遗愿捐资兴建的武汉大学体育馆正式建成。因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此馆又名“宋卿体育馆”。此馆分上、下两层，总面积2500平方米，楼上是篮球场，楼下是健身房。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在此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从大局出发表示认同，这就是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替代性纲领文件。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还通过决议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当选为国民党正副总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破坏并强占了中兴煤矿。其间，作为董事的黎绍基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一直避居上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黎绍基（时任中兴煤矿副董事长）同张叔诚二人赴中兴煤矿查看，所见满目疮痍，损失不可估算。黎绍基派该矿总煤师陈跃林就地接收。但是，由于矿区内治安混乱，而且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肆意破坏，所以煤矿无法恢复正常工作。于是，黎绍基在上海设立中兴煤矿公司之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并在天津设立鼎中贸易分公司，由他亲自主持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黎绍基预见战后全球经济亟待复兴，而近海和远洋的航运必然先行，于是在兼顾中兴煤矿重建的同时，鼎力发展煤矿下属的中兴轮船公司。经董事会的推举，黎绍基先后担任中兴轮船公司的常务董事和董事长。他首先调回中兴煤矿战前在国外的存款，并向国外保险公司据理交涉，索回被日军炸毁两艘海轮的赔款，借以修复两艘沉船。与此同时，他还向国外贷款，购进海轮8艘，使中兴轮船公司成为一家拥有3艘近海货轮和7艘远洋散装货轮的民营海运企业，其总吨位列为全国第三，仅次于招商局和民生公司。黎绍基聘请姚禹矫为公司经理主持青岛工作，后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他本人亲赴港台以及南洋开拓业务。
1948年底，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上海港的海轮均被国民党强行征用，驶往台湾基隆港。在全国形势大动荡中，黎绍基为了保全中兴轮船公司的船只，接受中兴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携眷赴台收拾残局。抵台后，为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黎设法使部分船只以驶港维修为由，避泊于香港，他亦带全家于1949年夏迁居香港。当时，逃到香港的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不是在香港另起炉灶．就是带了资金远走异国他乡。而黎绍基一不肯远离祖国故土，二更不能置国内的中兴公司三千多职工于不顾，他认定公司和自己的前途就在新中国的大地上。
1949年11月，黎绍基应邀赴北京列席参加全国交通运输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在宴会上，周总理风趣地对他说：“宋卿先生（即黎元洪）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并言及绍芬跟他在南开是同学，而且是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
1950年春夏之交，黎绍基与周恩来总理接触并获得鼓励和支持后，遂同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密商起义事宜。返港后，他勇敢而谨慎地分别向诸船长及船员申明爱国大义及起义报国的意义与影响，说服诸位骨干人员之后，中兴轮船公司的3艘主要载货海轮于当年秋天在香港卸货后驶抵上海。国民党得知后，马上扣留了停泊在基隆港的两艘中兴轮。其他停泊在香港的船只在卖掉两艘以维修其他船只后，亦陆续返回大陆。同年12月，黎绍基率妻唐闳律及次子昌胤由港返沪定居，完成起义事宜。
黎绍基此举对促使当时新中国的航运业逐步恢复生机，对而后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都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另外，黎绍基经与张叔诚（中兴煤矿常务董事）商量决定改组董事会，重新组建新的董事会。第一次董事会后，黎绍基请董事唐伯文去香港，设法将公司所有滞港船只悉数驶返大陆，集中靠泊上海，此举得到人民政府的赞扬。公司船只因滞沪一年多未能参加营运，给中兴煤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此黎绍基和张叔诚将情况通过陈叔通（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之一）向周恩来陈述，反映该矿面临的严峻问题，后政务院令有关管理机构给以支援，中兴煤矿才得以全面恢复生产。1951年，黎绍基等人申请该矿合营，获得批准。合营后，公司将附近各小矿及小窑纳入，经营规模日渐扩大。黎绍基为中兴煤矿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黎绍基为使更多外国人了解父亲黎元洪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曾于1925年用英文撰写并出版了《黎元洪的一生》。由于那时黎元洪尚健，故许多史实是可信的，至今该书仍被史学界的研究者们引为可靠的参考资料。
1983年1月31日，黎绍基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
（李丹）
黎绍基
黎绍基（1903—1983），字重光，黎元洪之长子。湖北黄陂人，企业家，曾任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
黎绍基1903年7月7日出生于武昌，幼时其父母聘请老师在家中对其教导，1920年赴日本就读于日本贵族学院（中学），1921年8月13日受父母命归国与无锡人唐闳律结婚，婚后又去日本学习。
1923年黎绍基归国，旋入天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1925年5月30日，英国在上海对工人学生进行疯狂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于爱国义愤，黎绍基与东北同学潘济武等参加了南开大学“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得知此事后深予嘉许，除自己出资捐助外，还马上写亲笔信，让黎绍基前去拜见顾维钧、杨以德和鲍贵卿等名流，因此黎绍基三天时间即募得一万一千余元，大大超过了预计数目，后悉数上缴总会。
1927年暑假，黎绍基毕业于南开大学。
1928年，由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倡导的第二次北伐前进到山东时，蒋介石要没收黎元洪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这使黎元洪大为忧心。黎元洪当时不仅是该矿的董事长，而且“黎氏晚年家用，特此以为挹注”，所以便派长子黎绍基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去南京找老友谭延闿向蒋介石疏通。蒋介石称“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黎元洪稍放心。但蒋介石却向中兴煤矿摊派“二五库券”100万元，公司经济困难但又不敢拒绝，只好将库券打折扣让给银行才应付过去，为此公司损失甚大。后蒋介石见中兴煤矿资产丰厚，随又摊派军饷100万元，如逾期不交，就没收煤矿，最后虽然多方设法勉强交上，但黎元洪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最终诱发旧疾而亡。黎元洪死前郑重嘱托儿女们，尤其是对长子黎绍基说：“丧事从简，戒诸子潜心从事生产实业。毋问政治。”
黎元洪去世时，黎绍基刚从天津南开大学文科毕业不久。因黎家在中兴煤矿投资最多，所以中兴煤矿董事会召开会议，由董事会推选黎绍基为董事。第二次北伐后，中兴煤矿于1929年8月重新开始生产并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以驻矿办事委员会取代原有的驻矿经理制，置委员5人，黎绍基作为委员之一亲赴中兴煤矿矿区工作。黎绍基于事积极，对人对事颇有其父遗风，为中兴煤矿之复工、扩大做出了贡献。1932年，黎绍基奉其父亲灵柩回武昌。
1933年，黎绍基收到其父之妾危文绣要求析产的法院传告，极其气愤。其时黎母吴氏已去世近三年，危氏掌握着家中许多产权证书，致使空无凭证的黎绍基败诉。后来，黎家在天津的房产悉被危氏出租，她自挟巨资数十万到青岛，与其相好王某开一绸缎庄以为双栖之计，后因过分张扬而被青岛市长沈鸿烈驱逐。经此打击后，黎绍基在其姐黎绍芬出嫁后，举家迁居上海，转而专注于中兴煤矿的发展。
1934年3月，中兴煤矿董事会召开股东会议通过改一分股息为六厘，呈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换领采矿执照，遵照新公司法修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黎家之前虽出资最多，而且有关中兴煤矿的具体事务多由黎绍基经手催办，但因其无甚背景，他依旧仅为董事。由于中兴煤质地优良，又依仗着很硬的政治靠山，抗战前该矿每年产煤达七十多万吨，销路日广，可谓兴办以来的极盛时期。
此外，黎还担任山东济南鲁丰纱厂常务董事，并于1936年被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聘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的东分会委员。
黎绍基热爱教育事业。1937年，他为了父亲遗愿捐资兴建的武汉大学体育馆正式建成。因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此馆又名“宋卿体育馆”。此馆分上、下两层，总面积2500平方米，楼上是篮球场，楼下是健身房。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在此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共从大局出发表示认同，这就是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替代性纲领文件。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还通过决议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当选为国民党正副总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破坏并强占了中兴煤矿。其间，作为董事的黎绍基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一直避居上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黎绍基（时任中兴煤矿副董事长）同张叔诚二人赴中兴煤矿查看，所见满目疮痍，损失不可估算。黎绍基派该矿总煤师陈跃林就地接收。但是，由于矿区内治安混乱，而且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肆意破坏，所以煤矿无法恢复正常工作。于是，黎绍基在上海设立中兴煤矿公司之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并在天津设立鼎中贸易分公司，由他亲自主持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黎绍基预见战后全球经济亟待复兴，而近海和远洋的航运必然先行，于是在兼顾中兴煤矿重建的同时，鼎力发展煤矿下属的中兴轮船公司。经董事会的推举，黎绍基先后担任中兴轮船公司的常务董事和董事长。他首先调回中兴煤矿战前在国外的存款，并向国外保险公司据理交涉，索回被日军炸毁两艘海轮的赔款，借以修复两艘沉船。与此同时，他还向国外贷款，购进海轮8艘，使中兴轮船公司成为一家拥有3艘近海货轮和7艘远洋散装货轮的民营海运企业，其总吨位列为全国第三，仅次于招商局和民生公司。黎绍基聘请姚禹矫为公司经理主持青岛工作，后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他本人亲赴港台以及南洋开拓业务。
1948年底，中兴轮船公司停泊在上海港的海轮均被国民党强行征用，驶往台湾基隆港。在全国形势大动荡中，黎绍基为了保全中兴轮船公司的船只，接受中兴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携眷赴台收拾残局。抵台后，为尽量减少公司的损失，黎设法使部分船只以驶港维修为由，避泊于香港，他亦带全家于1949年夏迁居香港。当时，逃到香港的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不是在香港另起炉灶．就是带了资金远走异国他乡。而黎绍基一不肯远离祖国故土，二更不能置国内的中兴公司三千多职工于不顾，他认定公司和自己的前途就在新中国的大地上。
1949年11月，黎绍基应邀赴北京列席参加全国交通运输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在宴会上，周总理风趣地对他说：“宋卿先生（即黎元洪）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并言及绍芬跟他在南开是同学，而且是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
1950年春夏之交，黎绍基与周恩来总理接触并获得鼓励和支持后，遂同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密商起义事宜。返港后，他勇敢而谨慎地分别向诸船长及船员申明爱国大义及起义报国的意义与影响，说服诸位骨干人员之后，中兴轮船公司的3艘主要载货海轮于当年秋天在香港卸货后驶抵上海。国民党得知后，马上扣留了停泊在基隆港的两艘中兴轮。其他停泊在香港的船只在卖掉两艘以维修其他船只后，亦陆续返回大陆。同年12月，黎绍基率妻唐闳律及次子昌胤由港返沪定居，完成起义事宜。
黎绍基此举对促使当时新中国的航运业逐步恢复生机，对而后两航（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都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另外，黎绍基经与张叔诚（中兴煤矿常务董事）商量决定改组董事会，重新组建新的董事会。第一次董事会后，黎绍基请董事唐伯文去香港，设法将公司所有滞港船只悉数驶返大陆，集中靠泊上海，此举得到人民政府的赞扬。公司船只因滞沪一年多未能参加营运，给中兴煤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此黎绍基和张叔诚将情况通过陈叔通（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之一）向周恩来陈述，反映该矿面临的严峻问题，后政务院令有关管理机构给以支援，中兴煤矿才得以全面恢复生产。1951年，黎绍基等人申请该矿合营，获得批准。合营后，公司将附近各小矿及小窑纳入，经营规模日渐扩大。黎绍基为中兴煤矿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黎绍基为使更多外国人了解父亲黎元洪生活中所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曾于1925年用英文撰写并出版了《黎元洪的一生》。由于那时黎元洪尚健，故许多史实是可信的，至今该书仍被史学界的研究者们引为可靠的参考资料。
1983年1月31日，黎绍基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