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鸣岐（1902—1971），字凤岗，利津县人。毕鸣岐出生于偏僻的农村，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从一个贫苦的农民子弟成为外国洋行的职员、买办，尔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逐步摆脱外商羁绊，自营商贸实业，成为一名杰出的工商企业家。
毕鸣岐祖辈几代务农。父亲毕克俊早年亦种地谋生，同时利用农闲时间为盐商推车运盐。他父母生有六男三女，单靠种地、推盐难以维持家计，幸赖父亲学过医，于是在亲友的资助下，在村里开设了一个小药铺，同时兼做医生，这样才勉强使全家得以温饱。
毕鸣岐自幼聪明好学，在本村读私塾时，功课一直名列榜首，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1915年毕鸣岐就读于泰安德育小学，15岁时到济南天主教会所办的德育师范学校就读。在学校，他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由于毕鸣岐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为教会学校所不容，所以未及毕业就被学校开除。
毕鸣岐离开济南德育师范学校后，托人疏通关系，经神甫介绍转入济宁中西中学当了插班生。这是一所由天主教会开设的学校，以教授德语为主课。根据学校规定，凡是在这里读书的学生，都须受洗入教，所以他从入校之日起就成为天主教徒。毕鸣岐在济宁中西中学经过两个寒暑的勤奋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德语基础，为他后来跻身洋行买办和自营进出口外贸生意创造了有利条件。
毕鸣岐在济宁中西中学毕业后，到济南德商德孚洋行当了一名小职员。开始一段时间，他只是干点外跑的业务和抄写点德文材料，薪水不高。但是，毕鸣岐是一个颇有心计、头脑灵活的人，他利用外出跑腿和抄抄写写的机会，认真仔细观察和处处留心学习商贸企业的经营之道。在以后几年中，他又先后受聘于沈阳挪威洋行、北京德孚洋行、沈阳福康公司和德商礼和洋行，担任过德文翻译和文书等职。这期间，他的德语翻译能力和从事外贸生意的才能得到了发挥，逐渐在华人职员中显露头角。1927年冬，他被挪威商凯利洋行聘为华人经理，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毕鸣岐在商凯利洋行主要是推销进口货物和在东北地区代购土特产品。由于他熟悉商务，善于经营，且又擅长社会交往，所以很快为商凯利洋行打开了贸易局面，博得洋行老板的青睐。后来，毕鸣岐又应聘到哈尔滨德商德茂洋行任华人经理。德茂洋行主要经营大小五金制品。时值国内军阀混战，战事连年不断，奉系军阀在沈阳大力兴办军工厂，迫切需要福茂洋行经营的五金制品以便制造武器，因此奉系军阀成为德茂洋行的一大主顾。同时，该行还以德产机器和五金产品供给松花江造船厂和东北地区铁路局，因此德茂洋行的生意极为兴盛，毕鸣岐的声誉和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本扩张政策的影响下，欧洲外商的业务经营受到了限制，以至于纷纷倒闭破产。毕鸣岐所在的德茂洋行也受到影响，无法继续维持经营，他遂辞去德茂洋行经理的职务。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激发了毕鸣岐的爱国思想，他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结果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有一次，幸亏得到一位山东老乡的密告，他才逃脱了被日本人抓捕的危险。1931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毕鸣岐化装逃离哈尔滨，秘密回到关内，然后又辗转到了张家口。
不久，毕鸣岐应聘于张家口德商德华洋行任华人经理。德华洋行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从蒙古等地收购驼绒、羊毛、皮张，加工制成皮衣、皮靴，投向市场，又从南方购进茶砖、丝绸等与蒙古和苏联进行贸易。1932年间，他曾利用德华洋行运货汽车的运输之便，掩护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进入苏联。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向察哈尔、河北进犯，华北告急。这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指挥对日作战。经同乡好友石敬亭介绍，毕鸣岐认识了冯玉祥、鹿钟麟、吉鸿昌等抗日将领，并且受到了冯玉祥的器重，被委任为少将衔咨议。毕鸣岐积极向各界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募捐，支援抗日。他本人也慷慨解囊，一次就捐资2万元。
察哈尔抗战失败后，长城内外军事形势趋紧，进出口贸易日益困难，德华洋行经营发生困难，毕鸣岐遂辞去张家口德华洋行经理职务。他先去上海孔士洋行任职，不久又转任天津孔士洋行华人经理。孔士洋行经营五金和润滑油等，主要客户是铁路部门和重工企业。毕鸣岐初来天津开办孔士洋行时，并无固定资金，开办费仅1500元。但是，由于他善于广泛结交，且具有多年从事经贸生意的丰富经验，经营管理有方，很快就打开业务局面，生意兴隆，获利甚丰。毕鸣岐把天津孔士洋行的生意办得红红火火，自然他个人也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与此同时，毕鸣岐还适应市场的需要，利用自己的存款购买了一大批进口油料，然后聘请技师、工人加工制成化妆品投向市场，从而获得了厚利。“七七事变”后，他利用洋行华账房的优越地位，另立一个“永兴顺”字号，通过孔士洋行从美国进口生铁、蜡料、黄白凡士林、汽车零件和五金工具等，按国际价格给孔士洋行2％—5％的佣金。如此不到10年，他就获得了大量利润。当时，他的存货有黄白凡士林数百桶，机器油数百桶，石蜡数十吨，生铁200吨及其他五金工具，汽车零件等。货物卖出后，为了防止伪币贬值，毕鸣岐当即买进黄金，这为他后来自办企业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和物质基础。他的不动产也多是此时购置的，包括天津的楼房5所、厂房用地和近20亩住房基地以及在北京武生侯胡同的一所共有99间房屋的庭院住宅 。
1945年抗战胜利后，依赖日本帝国主义庇护的天津德商孔士洋行宣告倒闭，这个洋行的存货全部由毕鸣岐收购。当时，毕鸣岐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与存货，特别是他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多年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验，使这位已逾不惑之年的商贸企业老手，完全具备了自办工商实业的能力。1946年，他独家出资十余万元创办了华甡贸易行，从此结束了买办生涯，开始了走自己发展经贸实业的新路。
华甡贸易行主要是做德国和美国生意，其经营方式和贸易范围基本上与孔士洋行雷同，并沿袭了孔士洋行的国外业务渠道。为做到业务上的连续性，经与美商联系，他继续担任美孚石油公司华北总代理。多年的经验使毕鸣岐深深懂得，要想把企业办好，必须有懂经营会管理的各种专门人才。为此，他雇用了原孔士洋行的外籍副总经理和高级职员，借助他们的特长为己所用。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起到了其他贸易同行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毕鸣岐常对平津同行的朋友自豪地说：“过去，我们被外国人雇用，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雇用外国人嘛!” 此外，毕鸣岐还广泛招揽人才，聘用旧友在华甡贸易行任职和参与管理。
华甡贸易行创办不久，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市场，民族资本经营的贸易受到打击，华甡贸易行的业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毕鸣岐从国内外市场需要出发，运用自己的优势，转而经营出口土特产品，然后再换回工业原料。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土特产品加工厂，从事核桃仁、红小豆、肠衣、猪鬃等加工业务。由于他的独特经营和善于管理，华甡贸易行尽管受到了战争的冲击，但依然可以获利。战后天津各五金行所需进口货奇缺，华甡贸易行是第一家可以从美国进货的商家，所进口的物资达5个大仓库之多，按当时牌价约折合美金100万元，天津各五金行争相向其订货。随着经贸实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毕鸣岐在工商界的声誉和地位也日益提高。1948年他被同业选为天津市进出口同业公会理事长，同年4月又当选为天津市商会会长。
1948年冬，当解放战争的炮声迫近平津之时，有些资本家纷纷携资出走香港、台湾和国外，当时毕鸣岐也处在极端犹豫和恐慌之中。在这关键时刻，1948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毕鸣岐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中共地下党员王华廷叩门来到他家。王华廷向他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他们两人连日进行多次促膝交心的彻夜长谈。在这种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中，毕鸣岐的思想豁然开朗，疑虑消除，原本准备把公司外迁的他决定留下来迎接天津的解放 。为了王华廷的安全，毕鸣岐将他安置在自己家的一个小书房里居住，并为王华廷在华甡贸易行里安排了一个合法的职员身份，以此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毕鸣岐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劝说一些工商界朋友留下不走，迎接解放。天津解放后，他又写信动员已去香港的中兴公司刘华千、中美企业公司马更生等多位天津工商界人士返回大陆。
天津刚刚解放不久，有一艘美国商船载着天津许多贸易洋行订购的进口物资，由旧金山驶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但货主都存有恐惧心理，不敢前去提货。面对这一新的动向，时任天津市商会会长的毕鸣岐挺身而出，将真实情况主动向天津市军管会作了请示汇报，并毫无顾忌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最后，经军管会研究批准，商船得以进港。这样，历来就是全国进出口重要港口的天津，率先恢复了进出口业务。当时，由于解放战争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全国发展，各地的对外贸易都暂时陷于停顿状态，而客观形势却给天津市外贸业务带来了繁荣。香港的华资公司纷纷派员到津成立分公司，上海的进出口商也来设立分支机构，对于活跃天津市场繁荣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毕鸣岐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把半辈子的积蓄全部投向工业领域。从1949年初夏开始，毕鸣岐变卖了家中的部分黄金、房产、汽车等财产，又从自己经营的进出口商贸企业中抽出部分资金，投到创办工业企业上。到1950年底，他先后创办了新民化工厂、新大电锯厂、新中砖瓦厂、建业砖瓦厂、新成造纸厂。其中，新民化工厂是在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国内印染工业面临着染料奇缺的情况下建立的。为了办好这家企业，毕鸣岐通过各种渠道，广揽人才，先后从京、津、沪等地聘请了十几位科技人才，分别担任新民化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和企业部门管理负责人。在专家的指导下，这个厂研制生产出坚固硫化蓝、直接湖蓝SB、直接棕G、酸性青莲等产品，不仅解决了当时染料工业的急需，而且填补了中国染料工业的空白，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毕鸣岐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工商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1956年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副市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毕鸣岐被错划为“右派”。
1971年5月15日，毕鸣岐因病去世。1978年，毕鸣岐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
（宋暖）
毕鸣岐
毕鸣岐（1902—1971），字凤岗，利津县人。毕鸣岐出生于偏僻的农村，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他从一个贫苦的农民子弟成为外国洋行的职员、买办，尔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逐步摆脱外商羁绊，自营商贸实业，成为一名杰出的工商企业家。
毕鸣岐祖辈几代务农。父亲毕克俊早年亦种地谋生，同时利用农闲时间为盐商推车运盐。他父母生有六男三女，单靠种地、推盐难以维持家计，幸赖父亲学过医，于是在亲友的资助下，在村里开设了一个小药铺，同时兼做医生，这样才勉强使全家得以温饱。
毕鸣岐自幼聪明好学，在本村读私塾时，功课一直名列榜首，常常得到老师的夸奖。1915年毕鸣岐就读于泰安德育小学，15岁时到济南天主教会所办的德育师范学校就读。在学校，他学习勤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由于毕鸣岐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为教会学校所不容，所以未及毕业就被学校开除。
毕鸣岐离开济南德育师范学校后，托人疏通关系，经神甫介绍转入济宁中西中学当了插班生。这是一所由天主教会开设的学校，以教授德语为主课。根据学校规定，凡是在这里读书的学生，都须受洗入教，所以他从入校之日起就成为天主教徒。毕鸣岐在济宁中西中学经过两个寒暑的勤奋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德语基础，为他后来跻身洋行买办和自营进出口外贸生意创造了有利条件。
毕鸣岐在济宁中西中学毕业后，到济南德商德孚洋行当了一名小职员。开始一段时间，他只是干点外跑的业务和抄写点德文材料，薪水不高。但是，毕鸣岐是一个颇有心计、头脑灵活的人，他利用外出跑腿和抄抄写写的机会，认真仔细观察和处处留心学习商贸企业的经营之道。在以后几年中，他又先后受聘于沈阳挪威洋行、北京德孚洋行、沈阳福康公司和德商礼和洋行，担任过德文翻译和文书等职。这期间，他的德语翻译能力和从事外贸生意的才能得到了发挥，逐渐在华人职员中显露头角。1927年冬，他被挪威商凯利洋行聘为华人经理，开始了他的买办生涯。
毕鸣岐在商凯利洋行主要是推销进口货物和在东北地区代购土特产品。由于他熟悉商务，善于经营，且又擅长社会交往，所以很快为商凯利洋行打开了贸易局面，博得洋行老板的青睐。后来，毕鸣岐又应聘到哈尔滨德商德茂洋行任华人经理。德茂洋行主要经营大小五金制品。时值国内军阀混战，战事连年不断，奉系军阀在沈阳大力兴办军工厂，迫切需要福茂洋行经营的五金制品以便制造武器，因此奉系军阀成为德茂洋行的一大主顾。同时，该行还以德产机器和五金产品供给松花江造船厂和东北地区铁路局，因此德茂洋行的生意极为兴盛，毕鸣岐的声誉和地位也随之得到提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日本扩张政策的影响下，欧洲外商的业务经营受到了限制，以至于纷纷倒闭破产。毕鸣岐所在的德茂洋行也受到影响，无法继续维持经营，他遂辞去德茂洋行经理的职务。日本军队的侵略行径激发了毕鸣岐的爱国思想，他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结果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有一次，幸亏得到一位山东老乡的密告，他才逃脱了被日本人抓捕的危险。1931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毕鸣岐化装逃离哈尔滨，秘密回到关内，然后又辗转到了张家口。
不久，毕鸣岐应聘于张家口德商德华洋行任华人经理。德华洋行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从蒙古等地收购驼绒、羊毛、皮张，加工制成皮衣、皮靴，投向市场，又从南方购进茶砖、丝绸等与蒙古和苏联进行贸易。1932年间，他曾利用德华洋行运货汽车的运输之便，掩护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进入苏联。
1933年春，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向察哈尔、河北进犯，华北告急。这年5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指挥对日作战。经同乡好友石敬亭介绍，毕鸣岐认识了冯玉祥、鹿钟麟、吉鸿昌等抗日将领，并且受到了冯玉祥的器重，被委任为少将衔咨议。毕鸣岐积极向各界宣传抗日救亡，发动募捐，支援抗日。他本人也慷慨解囊，一次就捐资2万元。
察哈尔抗战失败后，长城内外军事形势趋紧，进出口贸易日益困难，德华洋行经营发生困难，毕鸣岐遂辞去张家口德华洋行经理职务。他先去上海孔士洋行任职，不久又转任天津孔士洋行华人经理。孔士洋行经营五金和润滑油等，主要客户是铁路部门和重工企业。毕鸣岐初来天津开办孔士洋行时，并无固定资金，开办费仅1500元。但是，由于他善于广泛结交，且具有多年从事经贸生意的丰富经验，经营管理有方，很快就打开业务局面，生意兴隆，获利甚丰。毕鸣岐把天津孔士洋行的生意办得红红火火，自然他个人也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与此同时，毕鸣岐还适应市场的需要，利用自己的存款购买了一大批进口油料，然后聘请技师、工人加工制成化妆品投向市场，从而获得了厚利。“七七事变”后，他利用洋行华账房的优越地位，另立一个“永兴顺”字号，通过孔士洋行从美国进口生铁、蜡料、黄白凡士林、汽车零件和五金工具等，按国际价格给孔士洋行2％—5％的佣金。如此不到10年，他就获得了大量利润。当时，他的存货有黄白凡士林数百桶，机器油数百桶，石蜡数十吨，生铁200吨及其他五金工具，汽车零件等。货物卖出后，为了防止伪币贬值，毕鸣岐当即买进黄金，这为他后来自办企业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和物质基础。他的不动产也多是此时购置的，包括天津的楼房5所、厂房用地和近20亩住房基地以及在北京武生侯胡同的一所共有99间房屋的庭院住宅 。
1945年抗战胜利后，依赖日本帝国主义庇护的天津德商孔士洋行宣告倒闭，这个洋行的存货全部由毕鸣岐收购。当时，毕鸣岐已拥有相当数量的资金与存货，特别是他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多年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验，使这位已逾不惑之年的商贸企业老手，完全具备了自办工商实业的能力。1946年，他独家出资十余万元创办了华甡贸易行，从此结束了买办生涯，开始了走自己发展经贸实业的新路。
华甡贸易行主要是做德国和美国生意，其经营方式和贸易范围基本上与孔士洋行雷同，并沿袭了孔士洋行的国外业务渠道。为做到业务上的连续性，经与美商联系，他继续担任美孚石油公司华北总代理。多年的经验使毕鸣岐深深懂得，要想把企业办好，必须有懂经营会管理的各种专门人才。为此，他雇用了原孔士洋行的外籍副总经理和高级职员，借助他们的特长为己所用。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起到了其他贸易同行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毕鸣岐常对平津同行的朋友自豪地说：“过去，我们被外国人雇用，今天我们同样也可以雇用外国人嘛!” 此外，毕鸣岐还广泛招揽人才，聘用旧友在华甡贸易行任职和参与管理。
华甡贸易行创办不久，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倾销市场，民族资本经营的贸易受到打击，华甡贸易行的业务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毕鸣岐从国内外市场需要出发，运用自己的优势，转而经营出口土特产品，然后再换回工业原料。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土特产品加工厂，从事核桃仁、红小豆、肠衣、猪鬃等加工业务。由于他的独特经营和善于管理，华甡贸易行尽管受到了战争的冲击，但依然可以获利。战后天津各五金行所需进口货奇缺，华甡贸易行是第一家可以从美国进货的商家，所进口的物资达5个大仓库之多，按当时牌价约折合美金100万元，天津各五金行争相向其订货。随着经贸实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长，毕鸣岐在工商界的声誉和地位也日益提高。1948年他被同业选为天津市进出口同业公会理事长，同年4月又当选为天津市商会会长。
1948年冬，当解放战争的炮声迫近平津之时，有些资本家纷纷携资出走香港、台湾和国外，当时毕鸣岐也处在极端犹豫和恐慌之中。在这关键时刻，1948年深冬的一个夜晚，毕鸣岐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中共地下党员王华廷叩门来到他家。王华廷向他宣传了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保护政策，他们两人连日进行多次促膝交心的彻夜长谈。在这种推心置腹的深入交谈中，毕鸣岐的思想豁然开朗，疑虑消除，原本准备把公司外迁的他决定留下来迎接天津的解放 。为了王华廷的安全，毕鸣岐将他安置在自己家的一个小书房里居住，并为王华廷在华甡贸易行里安排了一个合法的职员身份，以此作掩护，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此期间，毕鸣岐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劝说一些工商界朋友留下不走，迎接解放。天津解放后，他又写信动员已去香港的中兴公司刘华千、中美企业公司马更生等多位天津工商界人士返回大陆。
天津刚刚解放不久，有一艘美国商船载着天津许多贸易洋行订购的进口物资，由旧金山驶来，停泊在天津大沽口外，但货主都存有恐惧心理，不敢前去提货。面对这一新的动向，时任天津市商会会长的毕鸣岐挺身而出，将真实情况主动向天津市军管会作了请示汇报，并毫无顾忌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最后，经军管会研究批准，商船得以进港。这样，历来就是全国进出口重要港口的天津，率先恢复了进出口业务。当时，由于解放战争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全国发展，各地的对外贸易都暂时陷于停顿状态，而客观形势却给天津市外贸业务带来了繁荣。香港的华资公司纷纷派员到津成立分公司，上海的进出口商也来设立分支机构，对于活跃天津市场繁荣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毕鸣岐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把半辈子的积蓄全部投向工业领域。从1949年初夏开始，毕鸣岐变卖了家中的部分黄金、房产、汽车等财产，又从自己经营的进出口商贸企业中抽出部分资金，投到创办工业企业上。到1950年底，他先后创办了新民化工厂、新大电锯厂、新中砖瓦厂、建业砖瓦厂、新成造纸厂。其中，新民化工厂是在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国内印染工业面临着染料奇缺的情况下建立的。为了办好这家企业，毕鸣岐通过各种渠道，广揽人才，先后从京、津、沪等地聘请了十几位科技人才，分别担任新民化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和企业部门管理负责人。在专家的指导下，这个厂研制生产出坚固硫化蓝、直接湖蓝SB、直接棕G、酸性青莲等产品，不仅解决了当时染料工业的急需，而且填补了中国染料工业的空白，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
新中国成立后，毕鸣岐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天津工商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1956年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天津市副市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毕鸣岐被错划为“右派”。
1971年5月15日，毕鸣岐因病去世。1978年，毕鸣岐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
（宋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