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之（1894—1971），又名徐源久，山东威海崮山镇南虎口村人，东北地区的著名鲁商。
徐敬之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兄弟姊妹6人，他排行老大。因家境贫寒，少年时只上了两年半私塾，就随父务农。1911年完婚后，为生计所迫，随内兄丛镜海到大连谋生。
1912年徐敬之到大连，先在日商三井洋行开办的三大利油坊做工。油坊只管饭，不给工资，名曰“寄存”。他只得节衣缩食，积攒油坊给他跑外差的车马费，接济家庭。他天资聪颖，办事用心，因而得到了掌柜的赏识，很快就转为学徒，继而当上了职员。
徐敬之当职员时，专司植物油料的采购。他办事干练，能独当一面。因为每天与大豆打交道，凭眼、手、口便能断定大豆的质量、水分和含油率，成为大连市场上的大豆行家。凭着这一技能，1922年他被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为驻旅大谷物取引所的采买员。
徐敬之一向有自己的抱负，想干一番事业。1922年底，三大利油坊因日本财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和经营管理不善而濒临倒闭。这时，有蓬莱籍商人阎明轩来联络徐敬之，谋求把该油坊买过来。徐敬之也有此想法，可是没有本钱，只得由阎氏出大股，他则求助于岳父的本家，请威海卫公益局出面，在大连邀请了几户威海籍商家，联名作保，从大连横滨正金银行贷款1.2万日元。1923年他们买下三大利油坊，改招牌为义兴福油坊，阎氏任经理，徐氏任副经理，但徐氏仍兼做三井洋行的采买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物资匮乏，对中国的豆油、豆饼需求量很大，旅大油坊业受此刺激，应运发展。至1923年，油坊由原先的57家增至87家，日产豆饼达25万片，成为旅大油坊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义兴福油坊本应乘势有所作为，然而由于阎、徐不和，只得于1925年散伙。徐敬之将散伙抽出的本钱存入裕丰仁钱庄，等待再次创业的时机。1926年3、4月间，他租赁了朝鲜银行投资兴办的德聚沣油坊，经营1年，挣了一笔钱。接着他又与张星桥、丛子明（威海双岛人）、林富臣合伙开办东和长油坊，由张星桥任经理，徐敬之任副经理，总资本20万元。其中，张星桥、徐敬之股金各2万元，丛子明、林富臣各5000元，其余为银行贷款。油坊实行3年一结账，盈利按总数12份，“东七西五”分红。到1929年年底，东和长油坊赚了6万元。1932年年初，徐敬之任经理，遂将全部精力用于发展自己的产业 。
徐敬之经商极富谋略。早年间，哈尔滨有家粮栈不慎失火，大批大豆遭到火烧，徐敬之抓住这个机会，大量购进“火烧豆”，经反复试验，最终用“火烧豆”榨出与正常大豆相差无几的正品豆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垄断了东北大豆原料市场，华商油坊遇到了严重困难，很多油坊被迫停业。为打破日本人对大豆原料市场的垄断，徐敬之尝试了各种途径。1935年，长春以南的大豆产区阴雨连绵，雨后又气温下降，很多大豆成了“冰豆”。徐敬之抓住这个机会，大量购进日本人放弃收购的“冰豆”，然后又进行反复试验，提炼出品质合格的豆油。这一年，油厂开足马力生产，获得利润70万日元，在日本人垄断的豆油市场挤出了一条生路。
凭着多年的经验和不断尝试，他相继解决了从东北各地廉价购进的火烧豆、水豆、冰豆的榨油技术，获得高额利润。由于他经营有方，产业规模逐渐扩大，在大连投资的工厂、商行增加到18家，企业投资总额高达250万元，所办的企业有东和长油坊、复昌盛油坊、福聚恒油坊、德和长商店、更生运动鞋厂、兴业窑厂、永和长铁行、隆裕绸缎庄、东和长陶瓷厂等，在哈尔滨还开设了永泰铁工厂。他的财富在当时仅次于大连有名的八大家 。
徐敬之经营致富后，先后参加了大连“红十字会”和“道德会”等慈善团体。对“道德会”办夜校、设立戒烟所、开办缝纫厂均积极予以资助。他还集资创办大连育婴堂，自兼堂长，解决了弃婴的生存问题。1931年前后，他在威海家乡捐款修建了南虎口村高级小学、温泉汤西佛山小学、凤林小学和威海市金线顶中学，并在这些学校设立奖学金，鼓励学生好学上进。
在伪满洲国建立前后，许多爱国的工商业者拒绝与伪政权合作，纷纷把企业迁到关内。徐敬之不满日本殖民当局的经济统治和繁多的苛捐杂税，1937年后将大量资金转移到关里，在老家山东威海开设德和长粮店，由他四弟任经理。同时，他还在威海农村买地八百四十余亩、山岚一千余亩，在威海市区购房一百六十余间；在大连普兰店地区自置二层楼房四百余间，在大连沙河口区买地七十余亩，栽植苹果树一千四百余棵，建成一处颇具规模的果园；又在北京、天津、烟台等地购进房产，在上海、香港等地也有其坐庄。
1942年，太平洋战争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日本统治当局强制要求大连华商27家油坊合并，全部与日本军方合作。山东帮各油坊组成“大东制油株式会社”，设9个分厂；大连本地帮各油坊业则组成“协和制油株式会社”。徐敬之经营的东和长本应加入山东帮，但因受山东帮油坊业头面人物安慈民的排挤而转投本地帮，所以徐敬之亦称为本地帮之外来户。协和制油株式会社杜长为邵慎亭，副社长为徐敬之。合并后的“大东”“协和”两个制油会社所属19个分厂，全部为日本关东军军部加工油料，剩余的厂房均被日军占用，闲置的设备（机器）大都被拆毁成为军工产品的原料。徐敬之不甘心，偷偷抽出资金，离开大连到天津开设东和长油坊代理店。不久，有汉奸向日本当局告密，日本人借机判定徐敬之违犯《汇递管理法》，将徐的财产全部冻结。
激于民族义愤，徐敬之多次暗助抗日力量。1943年他捐出5万元支援抗日，并募捐4万元慰问山东抗日部队。
1945年大连光复后，徐敬之从烟台回到大连。1946年，在沙河口区经营之前置办的70亩果树园。1950年，出任公私合营联合油脂厂副厂长，亲自设计改造了干蒸机，试验成功一种新的榨油法，使每百斤大豆出油由9斤左右提高到14斤左右，创造了大连市大豆出油率新纪录。1955年又与工人一起试制成功用铁圈替代油草榨油，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成本降低38%，当年为企业增收六百多万元。
抗美援朝期间，徐敬之捐出大部分个人积蓄购买飞机、大炮，动员夫人卖掉金银首饰购买爱国建设公债。
1954年以后，徐敬之先后当选为大连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大连市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大连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民主建国会委员等职。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徐敬之带动私方人员将私营油脂厂全部并入地方国营旅大油脂总厂，还把自己代管的几十家联合企业的账外生产资料和物资（榨油机900台、窝炉30台和其他设备），均按铁价计算交给工厂，把个人房产（年房租达4万元）和银行存款4万元，都投入到工厂，以支援扩大再生产。另外，还拿出5万元作为私股投入到资金周转困难的大连公私合营棉织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敬之被隔离审查，银行存款被冻结，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一年之久。1971年，徐敬之因病于大连逝世，终年77岁。临终前他嘱咐家属，一旦被冻结的银行存款返还，除少部分留给妻子作为生活费外，都捐献给社会公益事业，不要子女继承遗产。
（庄维民）
徐敬之
徐敬之（1894—1971），又名徐源久，山东威海崮山镇南虎口村人，东北地区的著名鲁商。
徐敬之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兄弟姊妹6人，他排行老大。因家境贫寒，少年时只上了两年半私塾，就随父务农。1911年完婚后，为生计所迫，随内兄丛镜海到大连谋生。
1912年徐敬之到大连，先在日商三井洋行开办的三大利油坊做工。油坊只管饭，不给工资，名曰“寄存”。他只得节衣缩食，积攒油坊给他跑外差的车马费，接济家庭。他天资聪颖，办事用心，因而得到了掌柜的赏识，很快就转为学徒，继而当上了职员。
徐敬之当职员时，专司植物油料的采购。他办事干练，能独当一面。因为每天与大豆打交道，凭眼、手、口便能断定大豆的质量、水分和含油率，成为大连市场上的大豆行家。凭着这一技能，1922年他被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聘为驻旅大谷物取引所的采买员。
徐敬之一向有自己的抱负，想干一番事业。1922年底，三大利油坊因日本财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和经营管理不善而濒临倒闭。这时，有蓬莱籍商人阎明轩来联络徐敬之，谋求把该油坊买过来。徐敬之也有此想法，可是没有本钱，只得由阎氏出大股，他则求助于岳父的本家，请威海卫公益局出面，在大连邀请了几户威海籍商家，联名作保，从大连横滨正金银行贷款1.2万日元。1923年他们买下三大利油坊，改招牌为义兴福油坊，阎氏任经理，徐氏任副经理，但徐氏仍兼做三井洋行的采买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物资匮乏，对中国的豆油、豆饼需求量很大，旅大油坊业受此刺激，应运发展。至1923年，油坊由原先的57家增至87家，日产豆饼达25万片，成为旅大油坊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义兴福油坊本应乘势有所作为，然而由于阎、徐不和，只得于1925年散伙。徐敬之将散伙抽出的本钱存入裕丰仁钱庄，等待再次创业的时机。1926年3、4月间，他租赁了朝鲜银行投资兴办的德聚沣油坊，经营1年，挣了一笔钱。接着他又与张星桥、丛子明（威海双岛人）、林富臣合伙开办东和长油坊，由张星桥任经理，徐敬之任副经理，总资本20万元。其中，张星桥、徐敬之股金各2万元，丛子明、林富臣各5000元，其余为银行贷款。油坊实行3年一结账，盈利按总数12份，“东七西五”分红。到1929年年底，东和长油坊赚了6万元。1932年年初，徐敬之任经理，遂将全部精力用于发展自己的产业 。
徐敬之经商极富谋略。早年间，哈尔滨有家粮栈不慎失火，大批大豆遭到火烧，徐敬之抓住这个机会，大量购进“火烧豆”，经反复试验，最终用“火烧豆”榨出与正常大豆相差无几的正品豆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垄断了东北大豆原料市场，华商油坊遇到了严重困难，很多油坊被迫停业。为打破日本人对大豆原料市场的垄断，徐敬之尝试了各种途径。1935年，长春以南的大豆产区阴雨连绵，雨后又气温下降，很多大豆成了“冰豆”。徐敬之抓住这个机会，大量购进日本人放弃收购的“冰豆”，然后又进行反复试验，提炼出品质合格的豆油。这一年，油厂开足马力生产，获得利润70万日元，在日本人垄断的豆油市场挤出了一条生路。
凭着多年的经验和不断尝试，他相继解决了从东北各地廉价购进的火烧豆、水豆、冰豆的榨油技术，获得高额利润。由于他经营有方，产业规模逐渐扩大，在大连投资的工厂、商行增加到18家，企业投资总额高达250万元，所办的企业有东和长油坊、复昌盛油坊、福聚恒油坊、德和长商店、更生运动鞋厂、兴业窑厂、永和长铁行、隆裕绸缎庄、东和长陶瓷厂等，在哈尔滨还开设了永泰铁工厂。他的财富在当时仅次于大连有名的八大家 。
徐敬之经营致富后，先后参加了大连“红十字会”和“道德会”等慈善团体。对“道德会”办夜校、设立戒烟所、开办缝纫厂均积极予以资助。他还集资创办大连育婴堂，自兼堂长，解决了弃婴的生存问题。1931年前后，他在威海家乡捐款修建了南虎口村高级小学、温泉汤西佛山小学、凤林小学和威海市金线顶中学，并在这些学校设立奖学金，鼓励学生好学上进。
在伪满洲国建立前后，许多爱国的工商业者拒绝与伪政权合作，纷纷把企业迁到关内。徐敬之不满日本殖民当局的经济统治和繁多的苛捐杂税，1937年后将大量资金转移到关里，在老家山东威海开设德和长粮店，由他四弟任经理。同时，他还在威海农村买地八百四十余亩、山岚一千余亩，在威海市区购房一百六十余间；在大连普兰店地区自置二层楼房四百余间，在大连沙河口区买地七十余亩，栽植苹果树一千四百余棵，建成一处颇具规模的果园；又在北京、天津、烟台等地购进房产，在上海、香港等地也有其坐庄。
1942年，太平洋战争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日本统治当局强制要求大连华商27家油坊合并，全部与日本军方合作。山东帮各油坊组成“大东制油株式会社”，设9个分厂；大连本地帮各油坊业则组成“协和制油株式会社”。徐敬之经营的东和长本应加入山东帮，但因受山东帮油坊业头面人物安慈民的排挤而转投本地帮，所以徐敬之亦称为本地帮之外来户。协和制油株式会社杜长为邵慎亭，副社长为徐敬之。合并后的“大东”“协和”两个制油会社所属19个分厂，全部为日本关东军军部加工油料，剩余的厂房均被日军占用，闲置的设备（机器）大都被拆毁成为军工产品的原料。徐敬之不甘心，偷偷抽出资金，离开大连到天津开设东和长油坊代理店。不久，有汉奸向日本当局告密，日本人借机判定徐敬之违犯《汇递管理法》，将徐的财产全部冻结。
激于民族义愤，徐敬之多次暗助抗日力量。1943年他捐出5万元支援抗日，并募捐4万元慰问山东抗日部队。
1945年大连光复后，徐敬之从烟台回到大连。1946年，在沙河口区经营之前置办的70亩果树园。1950年，出任公私合营联合油脂厂副厂长，亲自设计改造了干蒸机，试验成功一种新的榨油法，使每百斤大豆出油由9斤左右提高到14斤左右，创造了大连市大豆出油率新纪录。1955年又与工人一起试制成功用铁圈替代油草榨油，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成本降低38%，当年为企业增收六百多万元。
抗美援朝期间，徐敬之捐出大部分个人积蓄购买飞机、大炮，动员夫人卖掉金银首饰购买爱国建设公债。
1954年以后，徐敬之先后当选为大连市第四届人大代表、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大连市第四届人民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大连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民主建国会委员等职。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徐敬之带动私方人员将私营油脂厂全部并入地方国营旅大油脂总厂，还把自己代管的几十家联合企业的账外生产资料和物资（榨油机900台、窝炉30台和其他设备），均按铁价计算交给工厂，把个人房产（年房租达4万元）和银行存款4万元，都投入到工厂，以支援扩大再生产。另外，还拿出5万元作为私股投入到资金周转困难的大连公私合营棉织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徐敬之被隔离审查，银行存款被冻结，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一年之久。1971年，徐敬之因病于大连逝世，终年77岁。临终前他嘱咐家属，一旦被冻结的银行存款返还，除少部分留给妻子作为生活费外，都捐献给社会公益事业，不要子女继承遗产。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