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士杰（1888—1970），字景三，临淄县（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古城村人。崔士杰出生于书香世家，年轻时曾参加过武昌起义，在接收胶济铁路过程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担任过鲁豫陕甘四省视察员。此外，他注重教育发展，还着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是山东经营纱厂比较早的人物。他还著有《中国黄河沿岸之利用》一书，另有《濯沧斋》一、二集，内收录诗歌五百余首。
崔士杰自幼好学，有远大抱负，因不满清廷的腐败统治，积极寻求强国之路，18岁时自费赴日本求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举国震撼，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纷纷回国，参加创建共和，崔士杰也随之归国。返抵青岛时，适逢山东革命党人徐镜心遵循孙中山“山东事，君自相机处理可耳”指示，密谋在登州（今蓬莱）起事，于是他投奔徐镜心。为募集举事武装，他与徐镜心、刘益周同赴大连，组织了二百余人的队伍，于1912年1月14日乘船直扑蓬莱，占领登州，随即组织起军政府。
1912年2月12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达成协议，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民主共和政体建立。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崔士杰自感学力不足，便又重返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他1917年回国，任山东省外交特派公署第二科科长。
1922年2月4日，经过五轮艰苦谈判，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此后，北京政府根据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原则，成立了“鲁案青岛接收善后督办公署”，并特派王正廷（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之一）为督办，负责交涉接收事宜。王正廷素闻崔士杰才华出众，到济南后特聘他做秘书，搞翻译工作，直接参与接收青岛及胶济铁路主权的谈判与接收事宜。后来崔士杰因参与胶济铁路接收谈判工作被授予了四等嘉禾章。共和国成立后，崔士杰曾撰写《德日侵占青岛及我国接收青岛概况》一文，专门回忆并记述这段历史 。
青岛回归后，正值各地兴起自治热潮，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组织成立青岛市暂行条例研究会。1922年7月下旬依据北洋政府《市自治制》，崔士杰与诸多知名之士参与起草了《青岛市暂行条例草案》，此条例成为青岛实行市自治制的初步方案。
1923年，王正廷将其创办的上海华丰纱厂交给崔士杰管理，崔士杰由此涉足工商实业。此时，正值北洋旧军阀大抓革命党人，有朋友告诉崔士杰，黑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为避危险，他离开政界，厕身于上海实业界中。
1927年北洋军阀即将垮台，崔士杰应朋友之劝，随同王正廷去郑州。这时，王正廷是陇海铁路督办，崔士杰便在冯玉祥的国民党北伐军第二集团军中做了参议。当时，第二集团军驻防郑州，也正准备北伐。冯玉祥极为关心日本出兵山东的问题，为了了解日本企图，以便早做准备，他密派崔士杰去日本了解情况。1927年冬，崔士杰以实业家的身份，借考察实业扩充纱厂为名东渡日本。去日本考察的目的，除了要了解日本朝野对华的真实态度外，还想相机在日本内部多少做点分化工作，唤起一般舆论反对田中的侵略政策。在日本停留期间，崔士杰曾访问了日本当时的军政首脑人物，如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后来的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等人。回国后，崔士杰把在日本所了解的情况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并肯定了日本内阁一定要出兵侵华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开始北伐，日本果然借口保侨，派遣军队由青岛登陆，占据胶济铁路并开进济南。
1928年5月3日，日军进占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杀害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阻挠革命军北伐，引起了中日交涉。5月6日，崔士杰接受蒋介石与冯玉祥之命，作为第二集团军与第一集团军两军的代表，前往济南与日本军队交涉。在同日方代表谈判交涉过程中，崔士杰言辞犀利，策略应变相宜，维护了中方的利益。后经冯玉祥推荐，崔士杰代蔡公时任山东省外交特派员。6月，王正廷接替黄孚任外交部长，开始与日本交涉撤兵济南之事，崔士杰参与了在上海的谈判。经过长达一年的谈判，最终达成日军撤离济南的协议。
事后崔士杰返回济南，得到山东省政府重用。1929年，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崔士杰出任工商厅厅长。同时因收回胶济铁路著有劳绩，兼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中日合作胶济铁路理事会理事。1930年，山东省政府改组，撤销外交特派公署，工商厅长易人，崔士杰改任鲁豫陕甘四省视察员，仍兼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和铁路中学校长职务。
1930年，崔士杰与穆伯仁、辛铸九、马伯声等人发起，在济南惠丰面粉公司内设立了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崔士杰当选为董事长。1932年12月，公司在济南北坦北端购地55.82亩，动工建设仁丰纺织工厂。1933年工厂由英国怡和洋行购进英国制造的纺纱设备12600锭，1934年6月15日开机生产。工厂开工后，经营发展很快。第二年，纱厂又筹资添置日本丰田细纱机2784锭，阪本织布机240台，染色机1套。1935年4月，济南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增设布、染二场，次年投产，自此仁丰纱厂成为一家纺织染联合企业。
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纺织机器制造厂，所有的纺织机器都是从外国购进，价钱很高，但纺纱效率却只有外国纱厂的一半。为了经营好纱厂，崔士杰曾多次调查研究中国纱厂的产量为什么低于外国纱厂。他每逢有机会就到中外各纱厂去参观，尤其喜欢与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交谈。有一次，崔士杰与青岛沧口日本公大纱厂的几个中国女工谈话，崔士杰询问她们：“你们觉得在日本纱厂的活儿和在中国纱厂的活儿哪样好做呢？”得到的回答是同样的纱厂、同样的车间做起活儿来应该一样，可是在中国纱厂干活儿感觉到轻松些，在日本纱厂干活感觉累得多！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崔士杰决定对两者间的区别探个究竟。
自此以后，崔士杰就经常与青岛的日本纱厂负责人、高级职员联络交际，甚至交朋友，以调查他们在经营管理、技术设备等方面的长处，借以改善和提高自己纱厂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有一次，崔士杰与日本公大纱厂的某经理谈起中、日纱厂经营的优劣，日纱厂的经理露出了一句话：“在纱厂经营上两国的纱厂并无什么大的不同，唯在机器的效率上中国的机器恐怕不及日本!”后来，崔士杰得知日、英两国通常不把好纱锭卖给中国厂商。英国纱厂自用的纱锭的转速是每分钟1.5万转以上，但卖给中国纱厂的纱锭每分钟不过8000转，纱机纺纱效率低，由此也印证了公大纱厂女工们的反映。
崔士杰了解到中外纱厂技术上的差别之后，马上告诉济南仁丰纱厂负责人，并写信让纱厂派人到公大实习。仁丰厂派人在青岛实习后，证实了纱锭每分钟1.5万转的事实。针对这一状况崔士杰曾尝试改进，提议拿出一两部机车做试验，由原8000转的转速提高到1.5万转。但开车一试，纱锭发生摆动，并且断头太多，致使实验失败。最后崔士杰找出了答案：仁丰的纱机是买英国商人的，和其他中国纱厂的纱机一样，纱锭的运转速度也是以每分钟8000转为标准的，机车的重量和运转振动力原已配合好了。现在的机车重量只能匹配8000转的振动力，而以它来承载1.5万转的振动力的纱锭，自然是撑不住的，所以非增加座重和托力不可。而中国当时的机器制造工业，根本达不到这一水平，纺纱效率也无法与外国纺织工业竞争 。
崔士杰通过调查和实验找出的中外纱厂差距，在20世纪30年代华商纱厂中可谓普遍现象。当时中国的企业家只从表面上看到日、英纱厂非常赚钱，但在创办企业时并不甚了解机器纺纱的核心技术，在订立购买合同上，大都听从代办洋行的意见，加上采购机器经验不足，急于求成，买回一些国外淘汰的机器。即便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棉纺业专家，由于投资人急于开工早见成效，又希望能够节省资金，往往无心或无力购买最新式的纺纱机器，结果企业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技术水平上，减弱了与外资企业竞争力。
崔士杰在青岛期间，曾兼任铁路小学校长。他积极支持学校的发展，关心学校师生生活，有为难事，尽力帮助克服，特别对学优而家庭不济的学生，更是倍加关心，慷慨资助。他的月薪现洋300元，几乎全部用于资助困难学生。
1935年10月，任胶济铁路中学校长时，崔士杰还出版了《黄河富源之利用》一书，是书由蔡元培作序，序文谓：“（崔君）深信黄河水运之利，必不逊于扬子江。爰着手调查，如河流之已往及现在，两岸物产之集散点，普通输运之船舶及码头，列为图表，不啻烛照而数计。乃草定计划，应如何疏浚河道，改造船舶，建设港站，规定航线，均详载言之。使当局能采用其策，而国民相与乐成，则他日水运发展，货物畅销，富有日新之景象，历历如在目前……当此河患剧烈之期，凡关心河事者，尤不可不手此一编也。”
“七七事变”以后，济南纱厂屡遭日本侵略者盘剥蹂躏。1938年1月24日，日军派兵侵占仁丰纱厂，委托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岩崎丰次郎接管。尔后，又派户川武雄等30人进厂任职，户川武雄为厂长。同年2月28日，日军委任日本丰田纱厂三田省三等人，对仁丰纱厂实行军管。1942年日军又强行将仁丰与日商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合营。1945年日军投降以后，纱厂由国民党政府接管。之后几经辗转，到1947年才由崔士杰之女代为收回了仁丰纱厂的产权。
1955年，纱厂实行了公私合营，此时崔士杰已逾耳顺之年，遂退休定居青岛，以诗文安度晚年，后出版有《濯沧斋》诗集两部。
1970年10月，崔士杰病逝，享年82岁。
（庄维民）
崔士杰
崔士杰（1888—1970），字景三，临淄县（今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西古城村人。崔士杰出生于书香世家，年轻时曾参加过武昌起义，在接收胶济铁路过程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担任过鲁豫陕甘四省视察员。此外，他注重教育发展，还着力于发展民族工商业，是山东经营纱厂比较早的人物。他还著有《中国黄河沿岸之利用》一书，另有《濯沧斋》一、二集，内收录诗歌五百余首。
崔士杰自幼好学，有远大抱负，因不满清廷的腐败统治，积极寻求强国之路，18岁时自费赴日本求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举国震撼，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纷纷回国，参加创建共和，崔士杰也随之归国。返抵青岛时，适逢山东革命党人徐镜心遵循孙中山“山东事，君自相机处理可耳”指示，密谋在登州（今蓬莱）起事，于是他投奔徐镜心。为募集举事武装，他与徐镜心、刘益周同赴大连，组织了二百余人的队伍，于1912年1月14日乘船直扑蓬莱，占领登州，随即组织起军政府。
1912年2月12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达成协议，清帝溥仪宣布退位，民主共和政体建立。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崔士杰自感学力不足，便又重返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他1917年回国，任山东省外交特派公署第二科科长。
1922年2月4日，经过五轮艰苦谈判，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此后，北京政府根据华盛顿会议通过的原则，成立了“鲁案青岛接收善后督办公署”，并特派王正廷（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之一）为督办，负责交涉接收事宜。王正廷素闻崔士杰才华出众，到济南后特聘他做秘书，搞翻译工作，直接参与接收青岛及胶济铁路主权的谈判与接收事宜。后来崔士杰因参与胶济铁路接收谈判工作被授予了四等嘉禾章。共和国成立后，崔士杰曾撰写《德日侵占青岛及我国接收青岛概况》一文，专门回忆并记述这段历史 。
青岛回归后，正值各地兴起自治热潮，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组织成立青岛市暂行条例研究会。1922年7月下旬依据北洋政府《市自治制》，崔士杰与诸多知名之士参与起草了《青岛市暂行条例草案》，此条例成为青岛实行市自治制的初步方案。
1923年，王正廷将其创办的上海华丰纱厂交给崔士杰管理，崔士杰由此涉足工商实业。此时，正值北洋旧军阀大抓革命党人，有朋友告诉崔士杰，黑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为避危险，他离开政界，厕身于上海实业界中。
1927年北洋军阀即将垮台，崔士杰应朋友之劝，随同王正廷去郑州。这时，王正廷是陇海铁路督办，崔士杰便在冯玉祥的国民党北伐军第二集团军中做了参议。当时，第二集团军驻防郑州，也正准备北伐。冯玉祥极为关心日本出兵山东的问题，为了了解日本企图，以便早做准备，他密派崔士杰去日本了解情况。1927年冬，崔士杰以实业家的身份，借考察实业扩充纱厂为名东渡日本。去日本考察的目的，除了要了解日本朝野对华的真实态度外，还想相机在日本内部多少做点分化工作，唤起一般舆论反对田中的侵略政策。在日本停留期间，崔士杰曾访问了日本当时的军政首脑人物，如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后来的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等人。回国后，崔士杰把在日本所了解的情况向冯玉祥作了汇报，并肯定了日本内阁一定要出兵侵华 。1928年4月，国民党北伐军开始北伐，日本果然借口保侨，派遣军队由青岛登陆，占据胶济铁路并开进济南。
1928年5月3日，日军进占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杀害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阻挠革命军北伐，引起了中日交涉。5月6日，崔士杰接受蒋介石与冯玉祥之命，作为第二集团军与第一集团军两军的代表，前往济南与日本军队交涉。在同日方代表谈判交涉过程中，崔士杰言辞犀利，策略应变相宜，维护了中方的利益。后经冯玉祥推荐，崔士杰代蔡公时任山东省外交特派员。6月，王正廷接替黄孚任外交部长，开始与日本交涉撤兵济南之事，崔士杰参与了在上海的谈判。经过长达一年的谈判，最终达成日军撤离济南的协议。
事后崔士杰返回济南，得到山东省政府重用。1929年，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崔士杰出任工商厅厅长。同时因收回胶济铁路著有劳绩，兼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中日合作胶济铁路理事会理事。1930年，山东省政府改组，撤销外交特派公署，工商厅长易人，崔士杰改任鲁豫陕甘四省视察员，仍兼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和铁路中学校长职务。
1930年，崔士杰与穆伯仁、辛铸九、马伯声等人发起，在济南惠丰面粉公司内设立了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崔士杰当选为董事长。1932年12月，公司在济南北坦北端购地55.82亩，动工建设仁丰纺织工厂。1933年工厂由英国怡和洋行购进英国制造的纺纱设备12600锭，1934年6月15日开机生产。工厂开工后，经营发展很快。第二年，纱厂又筹资添置日本丰田细纱机2784锭，阪本织布机240台，染色机1套。1935年4月，济南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增设布、染二场，次年投产，自此仁丰纱厂成为一家纺织染联合企业。
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纺织机器制造厂，所有的纺织机器都是从外国购进，价钱很高，但纺纱效率却只有外国纱厂的一半。为了经营好纱厂，崔士杰曾多次调查研究中国纱厂的产量为什么低于外国纱厂。他每逢有机会就到中外各纱厂去参观，尤其喜欢与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交谈。有一次，崔士杰与青岛沧口日本公大纱厂的几个中国女工谈话，崔士杰询问她们：“你们觉得在日本纱厂的活儿和在中国纱厂的活儿哪样好做呢？”得到的回答是同样的纱厂、同样的车间做起活儿来应该一样，可是在中国纱厂干活儿感觉到轻松些，在日本纱厂干活感觉累得多！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崔士杰决定对两者间的区别探个究竟。
自此以后，崔士杰就经常与青岛的日本纱厂负责人、高级职员联络交际，甚至交朋友，以调查他们在经营管理、技术设备等方面的长处，借以改善和提高自己纱厂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有一次，崔士杰与日本公大纱厂的某经理谈起中、日纱厂经营的优劣，日纱厂的经理露出了一句话：“在纱厂经营上两国的纱厂并无什么大的不同，唯在机器的效率上中国的机器恐怕不及日本!”后来，崔士杰得知日、英两国通常不把好纱锭卖给中国厂商。英国纱厂自用的纱锭的转速是每分钟1.5万转以上，但卖给中国纱厂的纱锭每分钟不过8000转，纱机纺纱效率低，由此也印证了公大纱厂女工们的反映。
崔士杰了解到中外纱厂技术上的差别之后，马上告诉济南仁丰纱厂负责人，并写信让纱厂派人到公大实习。仁丰厂派人在青岛实习后，证实了纱锭每分钟1.5万转的事实。针对这一状况崔士杰曾尝试改进，提议拿出一两部机车做试验，由原8000转的转速提高到1.5万转。但开车一试，纱锭发生摆动，并且断头太多，致使实验失败。最后崔士杰找出了答案：仁丰的纱机是买英国商人的，和其他中国纱厂的纱机一样，纱锭的运转速度也是以每分钟8000转为标准的，机车的重量和运转振动力原已配合好了。现在的机车重量只能匹配8000转的振动力，而以它来承载1.5万转的振动力的纱锭，自然是撑不住的，所以非增加座重和托力不可。而中国当时的机器制造工业，根本达不到这一水平，纺纱效率也无法与外国纺织工业竞争 。
崔士杰通过调查和实验找出的中外纱厂差距，在20世纪30年代华商纱厂中可谓普遍现象。当时中国的企业家只从表面上看到日、英纱厂非常赚钱，但在创办企业时并不甚了解机器纺纱的核心技术，在订立购买合同上，大都听从代办洋行的意见，加上采购机器经验不足，急于求成，买回一些国外淘汰的机器。即便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棉纺业专家，由于投资人急于开工早见成效，又希望能够节省资金，往往无心或无力购买最新式的纺纱机器，结果企业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技术水平上，减弱了与外资企业竞争力。
崔士杰在青岛期间，曾兼任铁路小学校长。他积极支持学校的发展，关心学校师生生活，有为难事，尽力帮助克服，特别对学优而家庭不济的学生，更是倍加关心，慷慨资助。他的月薪现洋300元，几乎全部用于资助困难学生。
1935年10月，任胶济铁路中学校长时，崔士杰还出版了《黄河富源之利用》一书，是书由蔡元培作序，序文谓：“（崔君）深信黄河水运之利，必不逊于扬子江。爰着手调查，如河流之已往及现在，两岸物产之集散点，普通输运之船舶及码头，列为图表，不啻烛照而数计。乃草定计划，应如何疏浚河道，改造船舶，建设港站，规定航线，均详载言之。使当局能采用其策，而国民相与乐成，则他日水运发展，货物畅销，富有日新之景象，历历如在目前……当此河患剧烈之期，凡关心河事者，尤不可不手此一编也。”
“七七事变”以后，济南纱厂屡遭日本侵略者盘剥蹂躏。1938年1月24日，日军派兵侵占仁丰纱厂，委托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岩崎丰次郎接管。尔后，又派户川武雄等30人进厂任职，户川武雄为厂长。同年2月28日，日军委任日本丰田纱厂三田省三等人，对仁丰纱厂实行军管。1942年日军又强行将仁丰与日商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合营。1945年日军投降以后，纱厂由国民党政府接管。之后几经辗转，到1947年才由崔士杰之女代为收回了仁丰纱厂的产权。
1955年，纱厂实行了公私合营，此时崔士杰已逾耳顺之年，遂退休定居青岛，以诗文安度晚年，后出版有《濯沧斋》诗集两部。
1970年10月，崔士杰病逝，享年82岁。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