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钤（1872—1964），谱名启纶，字桂辛，自号蠖公，贵州省紫江县（今贵州省开阳县）人。1911年任交通总长，曾拨款修筑40公里的枣庄至临城支线，使台枣铁路与津浦铁路接轨。1916年，代行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职权。1918年，被选为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其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对中兴公司的发展影响和贡献巨大。
康熙年间，朱启钤先祖迁居贵州，到朱启钤已是第七代。曾祖父朱燮和（后更名世熙，字安泉），拜贵阳名士傅潢为师，道光初年乡试中举，发湖南任知县，后主讲贵阳正本书院，任湖南乡试同考官、乾州通判，故于湖南。祖父朱昕（号丽生），随父宦游湖南，广交湘中名士，回黔后任毕节教谕。父朱庆墉（字稚皋），娶傅寿彤长女梦琼为妻，婚后长住岳父家。
光绪初年朱庆墉回黔乡试，行至玉屏溺水身亡，朱启钤随母亲依外祖父生活，受教于三姨父瞿鸿玑，并从此跟随瞿鸿玑多年，受其提携和资助。此后，瞿鸿玑出任四川学政，朱启钤随其赴任，身经官场历练。朱启钤少年老成，机敏好学，深得瞿鸿玑赏识，以至后来瞿鸿玑不仅委其办理文书，甚至要其模仿自己的笔迹，代为阅卷。1896年，朱启钤与四川万县盐局总办汪贲之和云阳县令吴宝铨一起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专门负责有关施工的事务。这是他接触工程营造事业之嚆矢。
1896年，朱启钤离川赴湘，续娶贵阳绅士于德懋之女于宝珊为妻。先是，朱启钤娶清政府派驻英国、法国、比利时使馆参赞陈远济的侄女陈光玑为妻，育有一子一女，皆早逝。朱启钤与于宝珊结婚后，于家出资为其捐官知县。时逢瞿鸿玑以礼部侍郎衔出任江苏提督学政，朱启钤携家人前往投奔，遂奉派襄理苏松太道岁考事宜，不久调任出口捐局。1900年，朱启钤扶母灵柩归葬长沙，服除后入京谋职，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1904年，经徐世昌推荐，朱启钤赴天津督建劝业场和创办平民习艺所。次年，徐世昌任巡警部尚书，推荐朱启钤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不久调外城厅丞。1907年，瞿鸿玑因直言得罪慈禧太后，被罢斥归里，朱启钤自请开缺。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聘其任吉林省副使，后又任蒙疆事务局督办。朱启钤对蒙古族聚居地的民情、民俗、地理、政治情况进行了全面考查，撰写了《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1910年，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推荐朱启钤任津浦铁路北段督办。在济南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等工程建设中，朱启钤充分显示了实干精神和办事才能。
民国创立，朱启钤出任内阁交通总长。1913年3月，袁世凯派特务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暗杀于上海，举国一致谴责，国务总理赵秉钧被迫辞职。袁世凯意属朱启钤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坚辞不就。8月22日，熊希龄组阁，朱启钤被任命为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1914年，袁世凯公布文官秩令，分文官为九等，朱启钤居二等中卿，仍任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
1914年10月，朱启钤将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 ；同时，鉴于前门地区“淆杂喧阗”，亟待改善，提出《修改前三门城垣》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有：“拆除正阳门甕城东西月墙，于原交点处齐开两门，旧基址改筑马路；箭楼崇巍则仍留存。” 当时，北洋政府财政短缺，朱启钤事先由京汉、京奉两铁路局策划若干，不足之数由市政公所从行政费用中补齐。1915年6月16日，改建正阳门工程正式开工，朱启钤亲临现场主持开工典礼。工程于当年年底竣工，共清运碴土8.8万立方，均由京汉、京奉两铁路局将道轨延伸铺设到东西甕城根下运走。该项工程竣工时，他又奉命率同督修官交通部次长麦坚信、外国工程师罗克洛等人对工程进行验收。改建后的正阳门不仅便利了市民交通，缓解了两大铁路所造成的壅塞，而且也改善了市容。
是年，袁世凯为尽快实行帝制，以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处长。12月，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称帝后，蔡锷率先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南方数省也相继宣告独立。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朱启钤匿居天津租界。7月14日，他与杨度等以“帝制祸首”罪被北京政府通缉，1918年2月始获赦免。
1918年在北戴河海滨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中发起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以“争主权，拒外人”。1919年7月，地方自治公益会在西山成立，朱启钤自任会长，其成员大都是在海滨有别墅的中国上层人士。公益会成立之后，朱启钤领导公益会为海滨的开发建设筹集建设资金、筑路建桥、设立医院、兴办教育、引进树种，兴建苗圃、整修名胜古迹、加强海滨管理，一系列举措使北戴河海滨这个“昔之鱼户荒村变为华北胜景”，为后来的发展与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西人在海滨刊行的《邮报》上，承认公益会“年来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风景佳胜，为东亚避暑之冠” 。
1918年8月，朱启钤被“安福国会”选为参议院副议长，但未就任。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倡议南北和平统一。次年2月，遂委任朱启钤为北方议和总代理，与南方军政府派出的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进行谈判。然而，朱启钤空有总代表之名，无总代表之权，备受安福系王揖唐等掣肘，致使南北和议一无成果。5月10日，双方谈判最后破裂，朱启钤随即返天津赋闲。居津期间，他转而从事工商活动，长期担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还曾一度出任董事长之职。
1921年，法国巴黎大学授予大总统徐世昌文学博士学位，徐世昌特派朱启钤为专使，赴法代徐世昌接受学位。在法期间，朱启钤获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华法教育会拒付维持学生生活费用而陷入困境，遂捐国币5万元为之接济。为此，徐特立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联名致信，表示感谢。次年，徐世昌下野，朱启钤亦脱离政坛，专心从事工商文化活动。1924年，他搬进位于天津英租界的“蠖园”（今天津市马场道164号）。
1896年，官督商办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在惨淡经营18年后停闭。1899年创办的中兴煤矿公司，因受运输条件制约，生产经营规模受到影响。1906年，中兴煤矿公司筹资建设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3年尚未完工，求助于津浦铁路局，得督办徐世昌和北段总办朱启钤大力相助，向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完成铁路工程。1911年，朱启钤任交通总长，拨款修筑40公里的枣庄至临城支线，使台枣铁路与津浦铁路接轨。中兴煤矿公司与津浦津路局签订互惠运煤合同，之后中兴煤矿公司获益巨大。1915年，中兴煤矿公司接连发生矿难，生产经营蒙受巨大损失，负债数十万元。1916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徐世昌被选为董事长，而由朱启钤代行董事长职权。朱启钤接手中兴煤矿公司后，首先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主持制订《中兴煤矿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总公司办事规划》《总公司暂行简章》等规章制度；其次，他利用政商界关系大规模招股，在一年多时间内筹资达一千余万银元。以资本扩张为基础，煤矿先后从国外购进各种先进的采煤设备，采用新技术提高产量，使中兴煤矿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煤矿公司。1918年，在中兴公司召开的第八次股东大会上，朱启钤当选为总经理。
1928年，北伐军占领鲁西南后，蒋介石令中兴煤矿公司出军饷500万银元。因公司无力承担，蒋介石欲接管中兴煤矿公司，没收公司一切财产。面对蒋介石的野心，朱启钤先请王伯群和宋子文出面，然后由江浙财团以债权人的身份提出，国民党接管公司后，必须承担公司的巨额债务。而朱启钤本人则在《大公报》上发表致蒋介石电文，愿以煤抵款，报效军饷，同时又多方争取全国矿业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及华北财团、江浙财团的声援。蒋介石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暂缓没收，最后以中兴煤矿公司分期交纳100万银元，政府取消没收命令而草草收场。是年，中兴煤矿公司召开第十七次股东会议，江浙财团巨头钱之新等进入董事会，由钱之新负责经营中兴煤矿公司；同时，银行财团的4名代表也出任董事，共同谋利。中兴煤矿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筹得巨额资金，迅速恢复元气，发展成为规模宏大、多种经营的集团化企业。公司先后开办了中兴轮船公司、鼎中盐业公司、面粉厂、油厂、翻砂厂、焦炭厂、发电厂、水泥厂、冶铁厂、汽车修配厂、机械制造厂、建筑材料厂、农场等。
此一时期，朱启钤个人还广泛投资于金融、工矿企业，如交通、新华、汇业、盐业、金城等银行和永利盐号，怡和、永安、裕元等纱厂，上海水电公司，光华公司，大成及华成盐业公司，启新洋灰（水泥）公司，华宁矿业公司，北京电气公司，震华制造电气机械公司，开滦煤矿，以及开源垦殖公司、五一公司、合兴造林公司等企业，都或多或少有其投资。
1919年，从事多种建筑工程管理达20余年之久的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宋人李诫所著《营造法式》钞本。他对这部中国古代建筑专著十分珍视，特地借出该书，出资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于1925年正式出版。同年，他还校印出版了《髹饰录》。1928年，朱启钤在北京倡导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收集、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文献。次年，朱启钤撰写《营造学社缘起》，向社会明确营造学社的研究及工作方向。1930年2月16日，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朱启钤任社长，著名学者李四光、陈垣、李济、马衡、叶瀚等及建筑界名流应邀加入。营造学社的建立，使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古建筑的组织，对中国古代建筑结构、布局、用料、设置各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还培养了梁思成、刘敦祯等一批古建筑人才，推动了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为国内外学者称道。
“七七事变”后，朱启钤拒绝做亡国奴，果断遣散中兴煤矿公司员工，拆走设备，坚决不与日伪政权合作。日伪政府对朱启钤的不合作态度极为不满，强令朱家搬出北京的赵堂子胡同，迁往北总布胡同。朱启钤则以重病在身，预立遗嘱，分配家产等办法与日伪政府周旋，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启钤担心日本大肆破坏北京古建筑，尤其是紫禁城，他决定出资进行测绘，留下据以修复的资料。他将想法和要求告诉建筑学家张镩，张镩当即表示愿意承担测绘工作。张镩组织学生对北京大部分古建筑物进行精确测绘，历时4年，于1944年完成，保存了大量北京古建筑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启钤寓居上海。1949年4月，解放大军已打过长江，解放全国已势不可挡。朱启钤的旧友章士钊是国民党和谈代表，中共副主席周恩来请章士钊致信朱启钤，劝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或台湾。时朱启钤任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深有好感，欣然接受章士钊的建议，留在大陆。他与中兴轮船公司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等商议，决定将中兴公司在香港营运的十余条轮船、9条货轮调回大陆，只留“中兴号”客轮继续在香港营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派章文晋将朱启钤接到北京，表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其后，朱启钤陆续担任北京文物管理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等职。1950年，朱启钤将其收藏的明岐阳王李文忠家传文物56件捐给国家，其中《吴王墨敕》《张三丰画像》《平番得胜图》等均属国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登门看望朱启钤，并与朱家人员合影。1961年朱启钤90岁生日，周恩来特派人送去大花篮，以表祝贺，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祝寿宴会。
朱启钤一生注重实学，校刊编印的文献和个人撰著多种，计有《营造法式》《园冶》《燕几图》《蝶几谱》《匡几图》《髹饰录》《黔南丛书》（第八辑）及乾隆《开州志稿》、民国《开州志稿》《存素堂丝绣丛刊》《蠖园文存》《紫江朱氏家乘》《贵州碑传集》（稿本）、《哲匠录》（合辑）。他还先后将其大量藏书、手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省图书馆。
1964年2月，朱启钤以92岁高龄病逝于北京。
（李丹）
朱启钤
朱启钤（1872—1964），谱名启纶，字桂辛，自号蠖公，贵州省紫江县（今贵州省开阳县）人。1911年任交通总长，曾拨款修筑40公里的枣庄至临城支线，使台枣铁路与津浦铁路接轨。1916年，代行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职权。1918年，被选为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其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对中兴公司的发展影响和贡献巨大。
康熙年间，朱启钤先祖迁居贵州，到朱启钤已是第七代。曾祖父朱燮和（后更名世熙，字安泉），拜贵阳名士傅潢为师，道光初年乡试中举，发湖南任知县，后主讲贵阳正本书院，任湖南乡试同考官、乾州通判，故于湖南。祖父朱昕（号丽生），随父宦游湖南，广交湘中名士，回黔后任毕节教谕。父朱庆墉（字稚皋），娶傅寿彤长女梦琼为妻，婚后长住岳父家。
光绪初年朱庆墉回黔乡试，行至玉屏溺水身亡，朱启钤随母亲依外祖父生活，受教于三姨父瞿鸿玑，并从此跟随瞿鸿玑多年，受其提携和资助。此后，瞿鸿玑出任四川学政，朱启钤随其赴任，身经官场历练。朱启钤少年老成，机敏好学，深得瞿鸿玑赏识，以至后来瞿鸿玑不仅委其办理文书，甚至要其模仿自己的笔迹，代为阅卷。1896年，朱启钤与四川万县盐局总办汪贲之和云阳县令吴宝铨一起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专门负责有关施工的事务。这是他接触工程营造事业之嚆矢。
1896年，朱启钤离川赴湘，续娶贵阳绅士于德懋之女于宝珊为妻。先是，朱启钤娶清政府派驻英国、法国、比利时使馆参赞陈远济的侄女陈光玑为妻，育有一子一女，皆早逝。朱启钤与于宝珊结婚后，于家出资为其捐官知县。时逢瞿鸿玑以礼部侍郎衔出任江苏提督学政，朱启钤携家人前往投奔，遂奉派襄理苏松太道岁考事宜，不久调任出口捐局。1900年，朱启钤扶母灵柩归葬长沙，服除后入京谋职，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1904年，经徐世昌推荐，朱启钤赴天津督建劝业场和创办平民习艺所。次年，徐世昌任巡警部尚书，推荐朱启钤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丞，不久调外城厅丞。1907年，瞿鸿玑因直言得罪慈禧太后，被罢斥归里，朱启钤自请开缺。时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聘其任吉林省副使，后又任蒙疆事务局督办。朱启钤对蒙古族聚居地的民情、民俗、地理、政治情况进行了全面考查，撰写了《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1910年，徐世昌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推荐朱启钤任津浦铁路北段督办。在济南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等工程建设中，朱启钤充分显示了实干精神和办事才能。
民国创立，朱启钤出任内阁交通总长。1913年3月，袁世凯派特务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暗杀于上海，举国一致谴责，国务总理赵秉钧被迫辞职。袁世凯意属朱启钤代理国务总理，朱启钤坚辞不就。8月22日，熊希龄组阁，朱启钤被任命为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1914年，袁世凯公布文官秩令，分文官为九等，朱启钤居二等中卿，仍任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
1914年10月，朱启钤将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 ；同时，鉴于前门地区“淆杂喧阗”，亟待改善，提出《修改前三门城垣》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有：“拆除正阳门甕城东西月墙，于原交点处齐开两门，旧基址改筑马路；箭楼崇巍则仍留存。” 当时，北洋政府财政短缺，朱启钤事先由京汉、京奉两铁路局策划若干，不足之数由市政公所从行政费用中补齐。1915年6月16日，改建正阳门工程正式开工，朱启钤亲临现场主持开工典礼。工程于当年年底竣工，共清运碴土8.8万立方，均由京汉、京奉两铁路局将道轨延伸铺设到东西甕城根下运走。该项工程竣工时，他又奉命率同督修官交通部次长麦坚信、外国工程师罗克洛等人对工程进行验收。改建后的正阳门不仅便利了市民交通，缓解了两大铁路所造成的壅塞，而且也改善了市容。
是年，袁世凯为尽快实行帝制，以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处长。12月，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称帝后，蔡锷率先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南方数省也相继宣告独立。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朱启钤匿居天津租界。7月14日，他与杨度等以“帝制祸首”罪被北京政府通缉，1918年2月始获赦免。
1918年在北戴河海滨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中发起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以“争主权，拒外人”。1919年7月，地方自治公益会在西山成立，朱启钤自任会长，其成员大都是在海滨有别墅的中国上层人士。公益会成立之后，朱启钤领导公益会为海滨的开发建设筹集建设资金、筑路建桥、设立医院、兴办教育、引进树种，兴建苗圃、整修名胜古迹、加强海滨管理，一系列举措使北戴河海滨这个“昔之鱼户荒村变为华北胜景”，为后来的发展与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西人在海滨刊行的《邮报》上，承认公益会“年来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风景佳胜，为东亚避暑之冠” 。
1918年8月，朱启钤被“安福国会”选为参议院副议长，但未就任。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倡议南北和平统一。次年2月，遂委任朱启钤为北方议和总代理，与南方军政府派出的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进行谈判。然而，朱启钤空有总代表之名，无总代表之权，备受安福系王揖唐等掣肘，致使南北和议一无成果。5月10日，双方谈判最后破裂，朱启钤随即返天津赋闲。居津期间，他转而从事工商活动，长期担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还曾一度出任董事长之职。
1921年，法国巴黎大学授予大总统徐世昌文学博士学位，徐世昌特派朱启钤为专使，赴法代徐世昌接受学位。在法期间，朱启钤获悉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华法教育会拒付维持学生生活费用而陷入困境，遂捐国币5万元为之接济。为此，徐特立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联名致信，表示感谢。次年，徐世昌下野，朱启钤亦脱离政坛，专心从事工商文化活动。1924年，他搬进位于天津英租界的“蠖园”（今天津市马场道164号）。
1896年，官督商办的山东峄县中兴矿局在惨淡经营18年后停闭。1899年创办的中兴煤矿公司，因受运输条件制约，生产经营规模受到影响。1906年，中兴煤矿公司筹资建设枣庄至台儿庄的铁路，3年尚未完工，求助于津浦铁路局，得督办徐世昌和北段总办朱启钤大力相助，向银行借款200万银元，完成铁路工程。1911年，朱启钤任交通总长，拨款修筑40公里的枣庄至临城支线，使台枣铁路与津浦铁路接轨。中兴煤矿公司与津浦津路局签订互惠运煤合同，之后中兴煤矿公司获益巨大。1915年，中兴煤矿公司接连发生矿难，生产经营蒙受巨大损失，负债数十万元。1916年，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徐世昌被选为董事长，而由朱启钤代行董事长职权。朱启钤接手中兴煤矿公司后，首先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主持制订《中兴煤矿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总公司办事规划》《总公司暂行简章》等规章制度；其次，他利用政商界关系大规模招股，在一年多时间内筹资达一千余万银元。以资本扩张为基础，煤矿先后从国外购进各种先进的采煤设备，采用新技术提高产量，使中兴煤矿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中国第三大煤矿公司。1918年，在中兴公司召开的第八次股东大会上，朱启钤当选为总经理。
1928年，北伐军占领鲁西南后，蒋介石令中兴煤矿公司出军饷500万银元。因公司无力承担，蒋介石欲接管中兴煤矿公司，没收公司一切财产。面对蒋介石的野心，朱启钤先请王伯群和宋子文出面，然后由江浙财团以债权人的身份提出，国民党接管公司后，必须承担公司的巨额债务。而朱启钤本人则在《大公报》上发表致蒋介石电文，愿以煤抵款，报效军饷，同时又多方争取全国矿业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及华北财团、江浙财团的声援。蒋介石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暂缓没收，最后以中兴煤矿公司分期交纳100万银元，政府取消没收命令而草草收场。是年，中兴煤矿公司召开第十七次股东会议，江浙财团巨头钱之新等进入董事会，由钱之新负责经营中兴煤矿公司；同时，银行财团的4名代表也出任董事，共同谋利。中兴煤矿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筹得巨额资金，迅速恢复元气，发展成为规模宏大、多种经营的集团化企业。公司先后开办了中兴轮船公司、鼎中盐业公司、面粉厂、油厂、翻砂厂、焦炭厂、发电厂、水泥厂、冶铁厂、汽车修配厂、机械制造厂、建筑材料厂、农场等。
此一时期，朱启钤个人还广泛投资于金融、工矿企业，如交通、新华、汇业、盐业、金城等银行和永利盐号，怡和、永安、裕元等纱厂，上海水电公司，光华公司，大成及华成盐业公司，启新洋灰（水泥）公司，华宁矿业公司，北京电气公司，震华制造电气机械公司，开滦煤矿，以及开源垦殖公司、五一公司、合兴造林公司等企业，都或多或少有其投资。
1919年，从事多种建筑工程管理达20余年之久的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宋人李诫所著《营造法式》钞本。他对这部中国古代建筑专著十分珍视，特地借出该书，出资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于1925年正式出版。同年，他还校印出版了《髹饰录》。1928年，朱启钤在北京倡导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收集、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文献。次年，朱启钤撰写《营造学社缘起》，向社会明确营造学社的研究及工作方向。1930年2月16日，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朱启钤任社长，著名学者李四光、陈垣、李济、马衡、叶瀚等及建筑界名流应邀加入。营造学社的建立，使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古建筑的组织，对中国古代建筑结构、布局、用料、设置各个方面进行理论研究，还培养了梁思成、刘敦祯等一批古建筑人才，推动了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为国内外学者称道。
“七七事变”后，朱启钤拒绝做亡国奴，果断遣散中兴煤矿公司员工，拆走设备，坚决不与日伪政权合作。日伪政府对朱启钤的不合作态度极为不满，强令朱家搬出北京的赵堂子胡同，迁往北总布胡同。朱启钤则以重病在身，预立遗嘱，分配家产等办法与日伪政府周旋，始终保持民族气节。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启钤担心日本大肆破坏北京古建筑，尤其是紫禁城，他决定出资进行测绘，留下据以修复的资料。他将想法和要求告诉建筑学家张镩，张镩当即表示愿意承担测绘工作。张镩组织学生对北京大部分古建筑物进行精确测绘，历时4年，于1944年完成，保存了大量北京古建筑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启钤寓居上海。1949年4月，解放大军已打过长江，解放全国已势不可挡。朱启钤的旧友章士钊是国民党和谈代表，中共副主席周恩来请章士钊致信朱启钤，劝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或台湾。时朱启钤任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深有好感，欣然接受章士钊的建议，留在大陆。他与中兴轮船公司常务董事张叔诚、黎绍基、周叔廉、唐伯文等商议，决定将中兴公司在香港营运的十余条轮船、9条货轮调回大陆，只留“中兴号”客轮继续在香港营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派章文晋将朱启钤接到北京，表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其后，朱启钤陆续担任北京文物管理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等职。1950年，朱启钤将其收藏的明岐阳王李文忠家传文物56件捐给国家，其中《吴王墨敕》《张三丰画像》《平番得胜图》等均属国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登门看望朱启钤，并与朱家人员合影。1961年朱启钤90岁生日，周恩来特派人送去大花篮，以表祝贺，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他举行祝寿宴会。
朱启钤一生注重实学，校刊编印的文献和个人撰著多种，计有《营造法式》《园冶》《燕几图》《蝶几谱》《匡几图》《髹饰录》《黔南丛书》（第八辑）及乾隆《开州志稿》、民国《开州志稿》《存素堂丝绣丛刊》《蠖园文存》《紫江朱氏家乘》《贵州碑传集》（稿本）、《哲匠录》（合辑）。他还先后将其大量藏书、手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省图书馆。
1964年2月，朱启钤以92岁高龄病逝于北京。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