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升三（1890—1963），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沙河人，实业家。
邹升三年少时在家乡曾受过一些教育，18岁时到青岛，在日用杂货商福顺泰店里当店员，后转到源裕兴号。该号店东见其为人忠诚勤奋，便出资帮助他于1914年开设裕东泰商号，经营土产杂货。邹升三长于世故，与商界人士颇多交往，故被推为华商商务总会会董。1919年他成为青岛取引所钱钞证券交易人，通过交易所的投机经营，他的资产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增长。但是，在1922年取引所股票暴跌之际，经营受到严重打击，多次陷入危机境地，不过最终都化险为夷，使经营维持了下来 。
近代以来，济南较早地成为山东纺织和印染业的中心，但却没有自己的染料工业。民国前期的中国农村多数农户自己纺线织粗布，染色后做衣裳，而硫化青染料是印染厂不可缺少的生产原料，也是百姓染布的必需品，市场销量巨大。当时的硫化青染料都是进口的，分为粉末状和膏状两种，包装有圆盒与方盒不同的种类。膏状硫化青，在国内又称“煮青”。“煮青”的名字，就是因为使用时需要用水煮：将颜料用水稀释，布料放入水中加热，煮沸后晒干，布匹就被染上了颜色。
邹升三原在青岛开设裕东泰商号，经营百货业，并在日本大阪设有外庄，由代办王敬亭负责购销业务。王敬亭不仅懂日语，而且是一个具有商业眼光的人。当时的日本已经有硫化染料的生产，王敬亭在与日本工厂接触的过程中，发现硫化染料制造简易，成本低廉，在国内有广大的销路，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在日本学会了制造技术。回国后，他向经理邹升三建议在国内开设工厂，生产膏状硫化青（煮青）。这一设想得到了邹升三的支持。1919年10月，他们联合李助之、贾仁斋等人筹集3万元，在济南组成了裕兴颜料厂。众股东推邹升三为董事长，委任张忠卿为经理，王敬亭为厂长，聘日本技师1人，在济南北郊五柳闸设厂，开始筹备生产事宜。
裕兴股份有限公司注册于1920年6月。工厂成立后，成为中国化工染料史上最早生产硫化青染料的企业。据1946年上海出版的《化工世界》记载，“中国硫化青染料起源于山东，继兴于沪市”。这里说的“山东”，就是指的裕兴工厂 。
裕兴设立之初，厂址购买的是一闲置企业，占地十七八亩（一说26亩）。购地后，建造硝化炉，购置煮青锅、硫化碱锅等设施，招募员工50人左右（一说三四十人），从日本进口硫酸、硝酸、碳酸、硫磺、硫化碱等原料，开始生产煮青。
但当产品初销时，“裕兴”并没有得到用户信任，再加上煮青多用于农村，不能完全依靠现金交易，因而资金周转相当缓慢。此外，所用的硫磺、硫酸、硝酸、石炭酸等原材料多属危险品，又要从日本进口，尤其硫磺是官方经营，购买和运输都需要申请北京政府发给护照。因此，在投产后两年多，“裕兴”依然没有打开局面。
1921年冬，原山东兵工厂厂长李正卿见裕兴生产染料有利可图，便借口小清河自黄台板桥至五柳闸的航道系山东兵工厂专用线，不允许裕兴使用，给裕兴原料和产品进出带来了困难。邹升三四处奔走，请金融界头面人物、济南商会会长于耀西从中斡旋，后吸收李正卿、于耀西和官磺局局长车百闻的私人股金，问题才得以解决。此后公司正式定名为“山东裕兴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1924年，裕兴公司由民国农商部批准注册登记“生生”牌商标，取“生生不息”的吉意。从此“五子环绕，生生不息”的美誉伴随着企业成长壮大。后来，工厂又注册了美女牌和爱国牌，但“生生”牌煮青一直是三个牌子中最畅销的。除了赊销外，他们还采用当场为顾客免费染布的办法推销产品，很快取得了用户的信任，产品逐步行销鲁西南、鲁西北和河南、苏北、皖北等地。当时，日本进口煮青在济南、青岛的售价为每箱（100市斤）40元。裕兴一开始生产煮青的技术虽然简陋，但所产煮青的质量与日货不相上下，而价格却比日货低廉，每箱售价在30元左右，所以逐渐创出牌子，打开了销路，生产经营日渐兴盛。
1922—1936年是裕兴发展的鼎盛时期，盈利达到10万银元。裕兴煮青的发展态势引起外国资本的关注，德国染料商曾通过其经销店压价倾销煮青，欲“牺牲煮青万箱”挤垮裕兴。但是在社会“提倡国货，挽回权益”的强大声援之下，裕兴通过灵活的促销方式，获得了广阔的销路，争得了用户。“生生”牌煮青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而“煮青”的使用方法也逐渐取代了农村原来的土法染布。
裕兴染料厂成立后，经历了数次重组和扩建。几次重组后的裕兴，扩建厂房、添置设施，“生生”牌煮青产销量逐年增加。1933年，裕兴化工厂又添置了制罐和印铁设备。到了1934年，全厂煮青产量达到20000箱（1000吨），员工多时达137人，年产总值高达几十万元。如1936年5月出版的《济南市市政月刊》载：裕兴“资本10万元，职员8人，工人60人，原动力柴油，出品煮青，年产15000箱（750吨），年产总值52.5万元”。
1937年８月玉符河决口，裕兴染料厂被淹，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水退后，日本侵略者逼近黄河北岸，业务经理们相继离厂回乡避难，从此裕兴生产日渐萧条。此后，济南不战而失，日本商人闻知裕兴名声，找到王敬亭提出“中日合资”的主张，引诱和威胁两手并用。但是，厂长王敬亭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所动。在被拒绝后，日本人又阻止供应进口原料，停止供电，致使裕兴的处境极为困难，产量急剧下降。1944年，日军以“违反新经济政策”“抓暴利”为名，逮捕了裕兴的董事长、经理和会计等5人，没收了裕兴的大量煮青并处以罚款。当时有着40万资产的“裕兴”差不多被劫夺一空，濒临破产的境地。
抗战胜利后，被逮捕人员获释，邹升三辞去了董事长等职务。面对工厂的破败景象，会计艾鲁川与车迈平、孙砚农等人重新集资，由车迈平任董事长，艾鲁川任经理，再图振兴“裕兴”。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挑起内战，裕兴厂内不仅驻扎了国民党军队，厂房还被拆修筑成碉堡，设备更是受到严重破坏，工厂变成废墟，再次濒临破产。
1948年秋，济南解放，民族工商业获得新生。艾鲁川便带领职工修缮营业房屋、整理生产设备，开门营业，成为当时济南市工商界恢复开业最早的一家。
1963年，邹升三去世。
（庄维民）
邹升三
邹升三（1890—1963），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沙河人，实业家。
邹升三年少时在家乡曾受过一些教育，18岁时到青岛，在日用杂货商福顺泰店里当店员，后转到源裕兴号。该号店东见其为人忠诚勤奋，便出资帮助他于1914年开设裕东泰商号，经营土产杂货。邹升三长于世故，与商界人士颇多交往，故被推为华商商务总会会董。1919年他成为青岛取引所钱钞证券交易人，通过交易所的投机经营，他的资产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增长。但是，在1922年取引所股票暴跌之际，经营受到严重打击，多次陷入危机境地，不过最终都化险为夷，使经营维持了下来 。
近代以来，济南较早地成为山东纺织和印染业的中心，但却没有自己的染料工业。民国前期的中国农村多数农户自己纺线织粗布，染色后做衣裳，而硫化青染料是印染厂不可缺少的生产原料，也是百姓染布的必需品，市场销量巨大。当时的硫化青染料都是进口的，分为粉末状和膏状两种，包装有圆盒与方盒不同的种类。膏状硫化青，在国内又称“煮青”。“煮青”的名字，就是因为使用时需要用水煮：将颜料用水稀释，布料放入水中加热，煮沸后晒干，布匹就被染上了颜色。
邹升三原在青岛开设裕东泰商号，经营百货业，并在日本大阪设有外庄，由代办王敬亭负责购销业务。王敬亭不仅懂日语，而且是一个具有商业眼光的人。当时的日本已经有硫化染料的生产，王敬亭在与日本工厂接触的过程中，发现硫化染料制造简易，成本低廉，在国内有广大的销路，于是他便想方设法在日本学会了制造技术。回国后，他向经理邹升三建议在国内开设工厂，生产膏状硫化青（煮青）。这一设想得到了邹升三的支持。1919年10月，他们联合李助之、贾仁斋等人筹集3万元，在济南组成了裕兴颜料厂。众股东推邹升三为董事长，委任张忠卿为经理，王敬亭为厂长，聘日本技师1人，在济南北郊五柳闸设厂，开始筹备生产事宜。
裕兴股份有限公司注册于1920年6月。工厂成立后，成为中国化工染料史上最早生产硫化青染料的企业。据1946年上海出版的《化工世界》记载，“中国硫化青染料起源于山东，继兴于沪市”。这里说的“山东”，就是指的裕兴工厂 。
裕兴设立之初，厂址购买的是一闲置企业，占地十七八亩（一说26亩）。购地后，建造硝化炉，购置煮青锅、硫化碱锅等设施，招募员工50人左右（一说三四十人），从日本进口硫酸、硝酸、碳酸、硫磺、硫化碱等原料，开始生产煮青。
但当产品初销时，“裕兴”并没有得到用户信任，再加上煮青多用于农村，不能完全依靠现金交易，因而资金周转相当缓慢。此外，所用的硫磺、硫酸、硝酸、石炭酸等原材料多属危险品，又要从日本进口，尤其硫磺是官方经营，购买和运输都需要申请北京政府发给护照。因此，在投产后两年多，“裕兴”依然没有打开局面。
1921年冬，原山东兵工厂厂长李正卿见裕兴生产染料有利可图，便借口小清河自黄台板桥至五柳闸的航道系山东兵工厂专用线，不允许裕兴使用，给裕兴原料和产品进出带来了困难。邹升三四处奔走，请金融界头面人物、济南商会会长于耀西从中斡旋，后吸收李正卿、于耀西和官磺局局长车百闻的私人股金，问题才得以解决。此后公司正式定名为“山东裕兴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1924年，裕兴公司由民国农商部批准注册登记“生生”牌商标，取“生生不息”的吉意。从此“五子环绕，生生不息”的美誉伴随着企业成长壮大。后来，工厂又注册了美女牌和爱国牌，但“生生”牌煮青一直是三个牌子中最畅销的。除了赊销外，他们还采用当场为顾客免费染布的办法推销产品，很快取得了用户的信任，产品逐步行销鲁西南、鲁西北和河南、苏北、皖北等地。当时，日本进口煮青在济南、青岛的售价为每箱（100市斤）40元。裕兴一开始生产煮青的技术虽然简陋，但所产煮青的质量与日货不相上下，而价格却比日货低廉，每箱售价在30元左右，所以逐渐创出牌子，打开了销路，生产经营日渐兴盛。
1922—1936年是裕兴发展的鼎盛时期，盈利达到10万银元。裕兴煮青的发展态势引起外国资本的关注，德国染料商曾通过其经销店压价倾销煮青，欲“牺牲煮青万箱”挤垮裕兴。但是在社会“提倡国货，挽回权益”的强大声援之下，裕兴通过灵活的促销方式，获得了广阔的销路，争得了用户。“生生”牌煮青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而“煮青”的使用方法也逐渐取代了农村原来的土法染布。
裕兴染料厂成立后，经历了数次重组和扩建。几次重组后的裕兴，扩建厂房、添置设施，“生生”牌煮青产销量逐年增加。1933年，裕兴化工厂又添置了制罐和印铁设备。到了1934年，全厂煮青产量达到20000箱（1000吨），员工多时达137人，年产总值高达几十万元。如1936年5月出版的《济南市市政月刊》载：裕兴“资本10万元，职员8人，工人60人，原动力柴油，出品煮青，年产15000箱（750吨），年产总值52.5万元”。
1937年８月玉符河决口，裕兴染料厂被淹，遭受了重大经济损失。水退后，日本侵略者逼近黄河北岸，业务经理们相继离厂回乡避难，从此裕兴生产日渐萧条。此后，济南不战而失，日本商人闻知裕兴名声，找到王敬亭提出“中日合资”的主张，引诱和威胁两手并用。但是，厂长王敬亭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所动。在被拒绝后，日本人又阻止供应进口原料，停止供电，致使裕兴的处境极为困难，产量急剧下降。1944年，日军以“违反新经济政策”“抓暴利”为名，逮捕了裕兴的董事长、经理和会计等5人，没收了裕兴的大量煮青并处以罚款。当时有着40万资产的“裕兴”差不多被劫夺一空，濒临破产的境地。
抗战胜利后，被逮捕人员获释，邹升三辞去了董事长等职务。面对工厂的破败景象，会计艾鲁川与车迈平、孙砚农等人重新集资，由车迈平任董事长，艾鲁川任经理，再图振兴“裕兴”。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挑起内战，裕兴厂内不仅驻扎了国民党军队，厂房还被拆修筑成碉堡，设备更是受到严重破坏，工厂变成废墟，再次濒临破产。
1948年秋，济南解放，民族工商业获得新生。艾鲁川便带领职工修缮营业房屋、整理生产设备，开门营业，成为当时济南市工商界恢复开业最早的一家。
1963年，邹升三去世。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