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孟元（1894—1963），名嗣宗，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小朱石村人，工商实业家。
陈孟元祖上世代为农，家境贫寒。父母靠为人帮工、手工编织等积攒学费，供他读了八个冬季的私塾。1911年，陈孟元经邻人携领，长途跋涉，去黑龙江省黑河双合盛货栈当学徒。学徒期间，由于他少年老成，勤奋好学，善于揣度顾客的心理，颇得店主赏识。五年后，黑河全兴瑞商号掌柜见他有经商才能，又是同乡，便聘其为“栏柜头”（负责管理门市经营），并许以“干股”（年底按比例分红，不真正持有股权），后又被派往俄国伊尔库茨克开分号，任分号掌柜，经营批发日本花布及杂货等。1922年冬天，黑河发生了一场火灾，全兴瑞商号倒闭。面对灾后黑河的萧条，陈孟元不得不自谋生路，开始独立经营酒业，专供零售商渡江与俄国人交易 。
1926年，陈孟元迁至哈尔滨，开设聚丰祥货栈，主营粮油、绸缎、布匹、水产等。其中销量最大的是一种纸牌，这种纸牌类似于麻将，颇受当地人青睐。鉴于纸牌制作成本低，运输方便，陈孟元决定自己印刷。由于薄利多销，他印制的“寿星牌”纸牌很快占领了东北的纸牌市场。
基于多年的经商经历，陈孟元看到在东三省城市中沈阳工业比较发达，要兴办工业，就要在沈阳立足发展。他看到沈阳印刷业全由日本人、英国人经营，又想到自己在哈尔滨时曾印刷营销过纸牌，有一定印刷经验，便决定在沈阳开办印刷厂，印刷纸牌。当时，沈阳印刷厂的印刷工艺多为凸版印刷，这种工艺投资少，易于掌握，但效率低、质量差。陈孟元意识到，要在竞争中取胜，设备一定要优于别人。当时，印刷业先进的工艺技术是平版印刷。平版印刷又称胶版印刷，这种印刷工艺技术比较复杂，但制版效率快，质量好，适用范围广。1928年，陈孟元在沈阳开设聚丰福印刷厂，采用平版印刷工艺从事加工生产。果然，采用这种工艺技术后，工厂印刷出了质地坚韧、精美耐用的纸牌，不逾几年，赚得大利。工厂的业务除了印刷纸牌外，还承印纸烟、食品、纺织等行业的彩色商标，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声誉。
陈孟元素有爱国思想，一直就怀有“实业救国”的信念，这一信念后来促使他转向工业，先后创建了卷烟、印刷、造纸等工厂。
1931年，还在聚丰福印刷厂兴旺之时，陈孟元就把注意力转向纸烟市场。他发现东北纸烟很畅销，便从英美烟草公司印制的烟盒上的信息，推算出其日、月、年不同时间的产量，计算出其所获利润。纸烟市场是一个获利颇丰的大市场，但东北市场却被国外企业所垄断，无一家国人自己开办的卷烟厂。在这种形势下，他决定停办聚丰祥货栈，将聚丰祥的全部资金和聚丰福积累的利润，投入兴建东北地区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工厂定名为“太阳烟草公司”。在这以前，华商商号命名多使用“祥”“福”“聚”“裕”“丰”等吉祥字词，他将工厂命名为“太阳”，是希望所办工厂能像太阳一样蒸蒸日上 。
太阳烟草公司选址在沈阳市铁西区，使用的设备是上海造的仿英标准式卷烟机。卷烟机设备共安装了两条生产线，太阳烟草公司依靠这两条生产线全力生产，在东北纸烟市场上逐渐扎下了根。烟厂生产经营走上正轨后，陈孟元又把生产线由两条逐步扩大为15条，成为当时沈阳的大型企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土大片沦丧，陈孟元深感在东北发展民族工业前途无望，于是下决心到关内寻觅出路。他在家乡山东调查工业生产的旅途中，注意到一般人们的衣着除了常年穿用各种色布之外，妇女多喜穿用由日本进口的各色花布。经过多方了解，不仅山东，连华北一带的染厂及染坊也只能染各种色布，没有一家能用印花机器印染花布的工厂。他又得悉，假若年产1万匹花布，仅关税一项就能减少成本2万元，说明此业大有可为。经过慎重考虑，陈孟元决定在青岛创设华北第一家机器印染工厂，以生产花布为主。
1934年，陈孟元在青岛创建阳本印染厂，因建染厂时曾从沈阳太阳烟厂抽调了20万元资金，故取名为“阳本”。
印染工厂选址考虑到生产需要大量用水，只靠自来水不足以供应日常生产，必须选择地势低洼、地下水源充足的地方，凿井引用方可。为此，企业选定了台东区沈阳路北端约50余亩的一块空地作为厂址。同时，陈孟元亲赴日本采购整套印花机器及其附属设备，并聘请两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来青，负责印染工艺技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厂房基本建成，机器安装也大致完成。主要机器设备计有精原染色机1台、六色印染机1台、染缸18个、织布机40台等 。
在开始试车的过程中，染色工序出现了事故，致使600多匹坯布全部腐蚀报废。试染失败后，陈孟元辞退了日籍技术人员，从上海聘来专家刘申悌技师，并从在沈阳自办的聚丰福印刷厂和太阳卷烟厂抽调十多名技术人员，由陈孟元之弟陈子和带领，一同研究印染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经过请教内行，查阅有关资料，改进印染配方，基本上掌握了生产技术，再次试车获得成功。在实践中，陈孟元发现印花工序是生产的关键所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产品质量，遂派技术人员杨月松前往上海，在经营进口德国染料的德孚洋行学习有关印花的配色、着色等知识和经验。回厂以后，杨月松与技术骨干孙级三等人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终于闯过了技术难关，正式开工生产。
青岛阳本印染厂的主要产品，印花类有花哔叽、大花标、浅花布，色布类有30号、60号、190号等各色士林布、硫化青布、硫化蓝布、纳富妥红布、纳富妥紫布、各色华达呢、素哔叽、安尼林青布以及直接染色的爱国蓝布等。产品因质地好，染色牢度高，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产品中以大花标布、爱国蓝布、纳富妥红布及纳富妥紫布等销路较大。注册商标有“家庭”“兄”“耕种”“哪吒”等。工厂除在本市批发零售外，还在天津、潍坊、西安三地设立办事处，负责采购原料和推销成品。当时，恰逢发生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国内市场，导致物价大跌，产品滞销，生产经营多次发生困难。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生产经营才逐渐恢复，产品开始大量运销外地，在纺织品市场创出了阳本花布的金字招牌。阳本花布在潍坊和天津两地销路一直很好，只有西安地方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正处于炽烈之际，当地群众怀疑阳本厂的来历，误认为是日货，致使销路受到影响。后经青岛市商会出具证明，告知阳本产品确为国货，才消除了当地人们的疑惑，产品销路又恢复正常 。
阳本厂开办之初，陈孟元任经理，陈子万为副经理。后来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陈孟元任董事长，其亲属陈凤翔、陈子和、陈子万、徐香九任董事，陈子万任经理，杨月松任厂长，孙级三为工程师。阳本厂实际是陈氏家族企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青岛局势极为紧张，大有发展前途的阳本印染厂不得不停止生产经营，陈孟元也离青避难。日军进入青岛之后，即对该厂查封进占。后又施加压力，强逼厂方与日方“合作”，改厂名为“兴亚染织株式会社”。因日本人找不到陈孟元，将留在青岛的陈子万列入“兴亚染织株式会社”股东名册，但陈子万从未出席过他们召开的董事会。日军开工以后，扩建了部分厂房，增添了一台印花机器与附属设备及100台织布机，生产成品改用兴亚厂的名义，并用“栈桥”“美人”为产品商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官员来到青岛，以“兴亚染织株式会社”系敌产为名，把整个工厂封闭，并以与日本合作为由，以汉奸罪名把陈子万投入监狱。这时，陈孟元返回青岛，一面向国民党敌伪产业处理局据理力争，一面向法院申诉，说明工厂被日本占领当局强占的详细经过。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交涉，真相大白，陈子万无罪获释，国民党政府把阳本印染厂原有的机器以及不动产全部发还。至于日军增建的厂房，增设的机器、原材物料，则准予估价承购。到1946年年底，陈孟元始将阳本印染厂全部收回。由于工厂被封闭时间过久，机器设备多已腐锈不堪，染化药料和原材料也多变质，成为废品，工厂为此蒙受很大损失。工厂发还以后，陈孟元立即召集原在阳本厂工作过的老技术工人，将机器设备逐一进行拆卸擦拭，或更换新件，直至1947年8月始陆续开工，恢复了生产。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政局混乱，生产所需原材料缺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资金周转困难，为了维持企业不致垮台，只好生产成本低的低档产品，惨淡经营。尽管如此，青岛解放以前阳本印染厂仍保持了相当的规模：总人数400人（含临时工），其中男工250名，女工150名，染缸24台，印花机2台，织布机140台，浆纱机1台，2吨兰开夏锅炉4台，年产印染布302.6万米，棉布302.3万米，年总产值396.6万元。
1949年6月青岛解放，阳本印染厂积极组织生产，自身也获得了新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阳本厂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捐献飞机（款）1架。1954年6月，经政府批准，成为青岛市第一家正式公私合营企业。
1956年，陈孟元当选为青岛市副市长。此外，他还曾当选为第三至五届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青岛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青岛市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青岛市第三至五届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第一、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民建青岛市委员会主委，民建山东省第二、三届工作委员会副主委等职，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63年12月，陈孟元在青岛病逝。
（庄维民）
陈孟元
陈孟元（1894—1963），名嗣宗，山东掖县（今莱州市）小朱石村人，工商实业家。
陈孟元祖上世代为农，家境贫寒。父母靠为人帮工、手工编织等积攒学费，供他读了八个冬季的私塾。1911年，陈孟元经邻人携领，长途跋涉，去黑龙江省黑河双合盛货栈当学徒。学徒期间，由于他少年老成，勤奋好学，善于揣度顾客的心理，颇得店主赏识。五年后，黑河全兴瑞商号掌柜见他有经商才能，又是同乡，便聘其为“栏柜头”（负责管理门市经营），并许以“干股”（年底按比例分红，不真正持有股权），后又被派往俄国伊尔库茨克开分号，任分号掌柜，经营批发日本花布及杂货等。1922年冬天，黑河发生了一场火灾，全兴瑞商号倒闭。面对灾后黑河的萧条，陈孟元不得不自谋生路，开始独立经营酒业，专供零售商渡江与俄国人交易 。
1926年，陈孟元迁至哈尔滨，开设聚丰祥货栈，主营粮油、绸缎、布匹、水产等。其中销量最大的是一种纸牌，这种纸牌类似于麻将，颇受当地人青睐。鉴于纸牌制作成本低，运输方便，陈孟元决定自己印刷。由于薄利多销，他印制的“寿星牌”纸牌很快占领了东北的纸牌市场。
基于多年的经商经历，陈孟元看到在东三省城市中沈阳工业比较发达，要兴办工业，就要在沈阳立足发展。他看到沈阳印刷业全由日本人、英国人经营，又想到自己在哈尔滨时曾印刷营销过纸牌，有一定印刷经验，便决定在沈阳开办印刷厂，印刷纸牌。当时，沈阳印刷厂的印刷工艺多为凸版印刷，这种工艺投资少，易于掌握，但效率低、质量差。陈孟元意识到，要在竞争中取胜，设备一定要优于别人。当时，印刷业先进的工艺技术是平版印刷。平版印刷又称胶版印刷，这种印刷工艺技术比较复杂，但制版效率快，质量好，适用范围广。1928年，陈孟元在沈阳开设聚丰福印刷厂，采用平版印刷工艺从事加工生产。果然，采用这种工艺技术后，工厂印刷出了质地坚韧、精美耐用的纸牌，不逾几年，赚得大利。工厂的业务除了印刷纸牌外，还承印纸烟、食品、纺织等行业的彩色商标，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声誉。
陈孟元素有爱国思想，一直就怀有“实业救国”的信念，这一信念后来促使他转向工业，先后创建了卷烟、印刷、造纸等工厂。
1931年，还在聚丰福印刷厂兴旺之时，陈孟元就把注意力转向纸烟市场。他发现东北纸烟很畅销，便从英美烟草公司印制的烟盒上的信息，推算出其日、月、年不同时间的产量，计算出其所获利润。纸烟市场是一个获利颇丰的大市场，但东北市场却被国外企业所垄断，无一家国人自己开办的卷烟厂。在这种形势下，他决定停办聚丰祥货栈，将聚丰祥的全部资金和聚丰福积累的利润，投入兴建东北地区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卷烟厂。工厂定名为“太阳烟草公司”。在这以前，华商商号命名多使用“祥”“福”“聚”“裕”“丰”等吉祥字词，他将工厂命名为“太阳”，是希望所办工厂能像太阳一样蒸蒸日上 。
太阳烟草公司选址在沈阳市铁西区，使用的设备是上海造的仿英标准式卷烟机。卷烟机设备共安装了两条生产线，太阳烟草公司依靠这两条生产线全力生产，在东北纸烟市场上逐渐扎下了根。烟厂生产经营走上正轨后，陈孟元又把生产线由两条逐步扩大为15条，成为当时沈阳的大型企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土大片沦丧，陈孟元深感在东北发展民族工业前途无望，于是下决心到关内寻觅出路。他在家乡山东调查工业生产的旅途中，注意到一般人们的衣着除了常年穿用各种色布之外，妇女多喜穿用由日本进口的各色花布。经过多方了解，不仅山东，连华北一带的染厂及染坊也只能染各种色布，没有一家能用印花机器印染花布的工厂。他又得悉，假若年产1万匹花布，仅关税一项就能减少成本2万元，说明此业大有可为。经过慎重考虑，陈孟元决定在青岛创设华北第一家机器印染工厂，以生产花布为主。
1934年，陈孟元在青岛创建阳本印染厂，因建染厂时曾从沈阳太阳烟厂抽调了20万元资金，故取名为“阳本”。
印染工厂选址考虑到生产需要大量用水，只靠自来水不足以供应日常生产，必须选择地势低洼、地下水源充足的地方，凿井引用方可。为此，企业选定了台东区沈阳路北端约50余亩的一块空地作为厂址。同时，陈孟元亲赴日本采购整套印花机器及其附属设备，并聘请两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来青，负责印染工艺技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厂房基本建成，机器安装也大致完成。主要机器设备计有精原染色机1台、六色印染机1台、染缸18个、织布机40台等 。
在开始试车的过程中，染色工序出现了事故，致使600多匹坯布全部腐蚀报废。试染失败后，陈孟元辞退了日籍技术人员，从上海聘来专家刘申悌技师，并从在沈阳自办的聚丰福印刷厂和太阳卷烟厂抽调十多名技术人员，由陈孟元之弟陈子和带领，一同研究印染中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经过请教内行，查阅有关资料，改进印染配方，基本上掌握了生产技术，再次试车获得成功。在实践中，陈孟元发现印花工序是生产的关键所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产品质量，遂派技术人员杨月松前往上海，在经营进口德国染料的德孚洋行学习有关印花的配色、着色等知识和经验。回厂以后，杨月松与技术骨干孙级三等人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终于闯过了技术难关，正式开工生产。
青岛阳本印染厂的主要产品，印花类有花哔叽、大花标、浅花布，色布类有30号、60号、190号等各色士林布、硫化青布、硫化蓝布、纳富妥红布、纳富妥紫布、各色华达呢、素哔叽、安尼林青布以及直接染色的爱国蓝布等。产品因质地好，染色牢度高，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产品中以大花标布、爱国蓝布、纳富妥红布及纳富妥紫布等销路较大。注册商标有“家庭”“兄”“耕种”“哪吒”等。工厂除在本市批发零售外，还在天津、潍坊、西安三地设立办事处，负责采购原料和推销成品。当时，恰逢发生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国内市场，导致物价大跌，产品滞销，生产经营多次发生困难。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生产经营才逐渐恢复，产品开始大量运销外地，在纺织品市场创出了阳本花布的金字招牌。阳本花布在潍坊和天津两地销路一直很好，只有西安地方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正处于炽烈之际，当地群众怀疑阳本厂的来历，误认为是日货，致使销路受到影响。后经青岛市商会出具证明，告知阳本产品确为国货，才消除了当地人们的疑惑，产品销路又恢复正常 。
阳本厂开办之初，陈孟元任经理，陈子万为副经理。后来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陈孟元任董事长，其亲属陈凤翔、陈子和、陈子万、徐香九任董事，陈子万任经理，杨月松任厂长，孙级三为工程师。阳本厂实际是陈氏家族企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青岛局势极为紧张，大有发展前途的阳本印染厂不得不停止生产经营，陈孟元也离青避难。日军进入青岛之后，即对该厂查封进占。后又施加压力，强逼厂方与日方“合作”，改厂名为“兴亚染织株式会社”。因日本人找不到陈孟元，将留在青岛的陈子万列入“兴亚染织株式会社”股东名册，但陈子万从未出席过他们召开的董事会。日军开工以后，扩建了部分厂房，增添了一台印花机器与附属设备及100台织布机，生产成品改用兴亚厂的名义，并用“栈桥”“美人”为产品商标。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官员来到青岛，以“兴亚染织株式会社”系敌产为名，把整个工厂封闭，并以与日本合作为由，以汉奸罪名把陈子万投入监狱。这时，陈孟元返回青岛，一面向国民党敌伪产业处理局据理力争，一面向法院申诉，说明工厂被日本占领当局强占的详细经过。经过一年多的反复交涉，真相大白，陈子万无罪获释，国民党政府把阳本印染厂原有的机器以及不动产全部发还。至于日军增建的厂房，增设的机器、原材物料，则准予估价承购。到1946年年底，陈孟元始将阳本印染厂全部收回。由于工厂被封闭时间过久，机器设备多已腐锈不堪，染化药料和原材料也多变质，成为废品，工厂为此蒙受很大损失。工厂发还以后，陈孟元立即召集原在阳本厂工作过的老技术工人，将机器设备逐一进行拆卸擦拭，或更换新件，直至1947年8月始陆续开工，恢复了生产。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政局混乱，生产所需原材料缺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资金周转困难，为了维持企业不致垮台，只好生产成本低的低档产品，惨淡经营。尽管如此，青岛解放以前阳本印染厂仍保持了相当的规模：总人数400人（含临时工），其中男工250名，女工150名，染缸24台，印花机2台，织布机140台，浆纱机1台，2吨兰开夏锅炉4台，年产印染布302.6万米，棉布302.3万米，年总产值396.6万元。
1949年6月青岛解放，阳本印染厂积极组织生产，自身也获得了新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阳本厂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捐献飞机（款）1架。1954年6月，经政府批准，成为青岛市第一家正式公私合营企业。
1956年，陈孟元当选为青岛市副市长。此外，他还曾当选为第三至五届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政协青岛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全国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第一、二届人大代表，青岛市第一至五届人大代表，青岛市第三至五届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第一、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委，民建青岛市委员会主委，民建山东省第二、三届工作委员会副主委等职，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63年12月，陈孟元在青岛病逝。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