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生（约1880—1953），山东蓬莱县城里人，中国民族染料工业的创办人。
杨子生幼年因家境困窘，小学毕业后就去东北奉天（今辽宁沈阳）学做生意，在当地一家洋杂货商号当学徒，因其生性机敏，办事勤谨，为店主所器重。他在商号总共待了7年。德占青岛时期，他离开奉天到青岛创业。1904年，得店主资助，他与人合伙在青岛桓台路开办杂货店，后因店铺失火而歇业。1906年，杨子生回乡募集资金，投资1万元，在青岛山东路开设福顺泰商号（即后来中山路盛锡福帽店址），专营欧美舶来货物，杨子生为经理。经过多年经营，他家业逐渐发达，并在济南开设了分店 。
1919年初，福顺泰驻日本国职员张忠卿回国述职，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因欧洲主要染料输出国德国忙于战事，德国国内主要染料生产企业转产军火，染料产量锐减，再加上协约国对德封锁严重，海路运输不畅，导致了各国国内进口染料受阻，价格飞涨。欧洲战事结束后，因染料供应国德国战败，且青岛为日军占领，市场供应仍无缓解迹象。所以，他建议杨子生介入染料生产。
杨子生认为张忠卿的建议可取，遂遣张忠卿赴日聘得日人光田麟治（又名光田麟次）到青岛谋划染料生产事宜。1919年年中，杨子生审时度势，毅然出资2万银元，购置所需设备，租用青岛台西镇5253号民房（今市南区团岛二路处）设厂，取名“维新化学工艺社”，雇用十几名工人从事染布、织扎腿带及“煮青”（俗称“膏子青”，硫化染料的早期品种）的生产。
1919年9月，维新化学工艺社正式开业，标志着中国第一家化学合成染料生产企业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化学合成染料工业的诞生。在染料奇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维新化学工艺社生产的“丹凤”牌“煮青”因包装小、价格低、应用方便，受到农村与城镇普通居民的欢迎，很快销至胶济铁道沿线地区，一时间沿线城乡莫不知有“丹凤青”者。
维新化学工艺社开业后，先后聘得日人光田麟治、儿岛熊吉、前渊亥角3人为技师，负责“煮青”生产技术。“煮青”生产工艺非常简单：先将石炭酸（苯酚）硝化，制得三硝基酚（苦味酸），此反应约2小时，此后以大豆油为助剂将硫磺、硫化碱熔融物与三硝基酚反应，保持温度逐渐上升至250℃，精制得膏状硫化青。再以膏状硫化青与硫化碱混合浓缩制成“煮青”（亦称“改性硫化青”），从而改变了膏状硫化青只溶于硫化碱不溶于水的特性，方便了用户染色之用。此合成工艺虽然简单，但日本技师绝不示人，就连前期操作也于秘室中进行，只是到了后期操作时才让工人参与操作。日本技师在前期操作中，将制得的三硝基酚称为“白料子”，将硫磺、硫化碱溶融物称为“黄料子”。工人们在后期合成中，只知道“白料子”加多少，“黄料子”加多少，根本不知道这些“白料子”“黄料子”为何物，许多老工人直到离开工厂也还蒙在鼓里。
维新化学工艺社在台西镇开业不久，周围居民即深受其害。该社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工艺落后，硝酸烟、硫化氢气体等有毒有害废气四溢，邻近居民家中金属器皿被熏成黑色，尤其是维新社位于团岛前湾边负责生产三硝基酚的合成一部，污染尤甚。1921年秋，日本守备军在团岛架设无线电台，很快天线就被维新化学工艺社所冒烟熏黑腐蚀，影响到电台通讯功能，于是强令工厂停工。
停工后，维新化学工艺社即委托日本技师儿岛熊吉，与日军守备军民政部交涉，获准租得原四方村北山一路（现北山二路22号址）土地80余亩（折合8056平方米），计划将工厂搬迁。是年冬，儿岛熊吉居功自恃，提出生产染料之原料购自日本，维新社应由日本人经营的主张。当时为日占时期，迫于青岛为日军占领的大环境和日方的压力，杨子生遂聘儿岛熊吉为维新化学工艺社经理人，并由儿岛加入股份2000元金券（折合银元6000元）。
1922年春，维新化学工艺社迁址四方，舍染织而专事染料制造。所遗台西镇工厂旧址，后由杨子生长子杨文申开办了福字胶皮工厂（即今双星集团前身）。迁址后，维新化学工艺社添置蒸汽密封夹套反应设备，污染减轻，产量上升，并以固相氧化法生产碱性染料甲基紫。工厂生产的“双桃”牌煮青染料使用方便，很受小型染坊和家庭的欢迎，畅销华北广大农村，生产规模开始逐渐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染料资本失去了中国市场的主动权，中国民族资本趋于活跃，但仍处于幼稚阶段。日本国内的染料生产企业有着极强的对外扩张欲望，尤其对中国市场更是垂涎已久。1934年秋，日本规模最大的染料生产企业帝国染料制造株式会社开始谋求在华投资办厂，其首选目标即定在与维新化学工艺社合资办厂上。在儿岛熊吉的“牵线”下，“帝染”公司多次与杨子生联系，要求其同意合作。杨子生虽有顾虑，但在儿岛陈述利害、百般威胁利诱下，不得已而最终被迫同意。是年秋末，维新社与帝染达成了合资合作协议。1935年6月，中日双方合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日方帝染投入16万日元，中方维新社作价4万日元，将维新化学工艺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社长由儿岛熊吉担任，并由帝染在日本东京发行股票。
1935年秋，帝染拟将粉状硫化青染料生产能力扩大，再度在东京发行股票，使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资本总额增至50万日元，并增制粉状硫化青。是年末，社长儿岛熊吉向国民政府青岛当局领租了四方村奉化路公地2公顷73亩又36公厘为新厂区，租期30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月28日，日本政府派船接走在青侨民，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日方人员暂返本土。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进攻青岛在即，国民政府青岛市当局命令在撤退前将本市日办、中日合办企业悉行破坏，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亦在其中，且为主要目标，原因是该企业具有民用转军用的潜在价值，有炸药制造和军用染料生产的良好基地。国民党军拟就了以炸药爆破方式摧毁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方案。此方案为毗邻从事骨胶生产的“骨头房”（现国箭公司前身）德国人老板知晓，他知道若爆破维新化学工艺社，势必影响到自己工厂，遂出面阻止，说服国民党当局改用其他方式进行。于是，国民党青岛当局遂改爆破为火焚，并立即组织实施，使维新化学工艺社陷入火海之中。火焚方式对厂房建筑、原材物料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对当时粗重的机器设备损伤并不严重。
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日人返回，复建被国民政府撤离时焚毁的厂房设备等，重新恢复了生产和对维新化学工艺社的控制。到1939年末，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实有资本金已增至100万日元，并拥有了上海和天津两个分工场，产品品种除煮青、甲基紫和硫化青外，又增制了硫化碱，年总产量达到350多万公斤。于是，帝染再度将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更名为“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即维新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日方持股79万日元，中方持股21万日元，其中，杨子生持有18万日元。社长改由帝染总裁原安三郎兼任。此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帝国染料公司入主维新社达11年之久。
1945年8月13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至青岛，杨子生闻风而动，组织人员车辆趁厂内日本人混乱之机，从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向福顺泰商号抢运染料，以图维护自己的权益。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杨子生继续抓紧抢运，两天共运出各种染料66吨多，并于9月12日至28日间抛售25吨多，得钞（日伪币）1519.5万元。后来，此举成为维新社被整体没收拍卖的罪证之一。
国民党政府接收青岛后，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等机构开始接收、核定、处理青岛的敌伪资产。12月15日，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委托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该社上海、天津分工场也于此后被相继接收。到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开始调整有关经济政策，撤销了原有接收、处理敌伪产业机构，将权事移交给所在地的敌伪产业处理局，但在撤销前，须依据《标售敌伪工厂暂行办法草案》进行“清理”拍卖。青岛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亦在此列。鲁豫晋区特派员办公处向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呈报的《标售工厂建议表》中，对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作了如下描述：“查该厂规模宏大，设备完善，不特冠冕青岛，即在国内亦罕。”后经处理敌伪产业审委会核定拍卖底价为74.2亿元法币。11月27日，青岛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德侨产业清理处以75亿元法币购得，更名为“青岛维新化学厂”。企业开始沦为官僚资本，杨子生和维新化学工厂的资本联系就此终结。
杨子生等人创办的国内首家化学合成染料生产企业——青岛维新化学工艺社，从1919年到1949年，历经沧桑，几易其名，艰难地走过了30年。在此期间，日本资本染指过，官僚资本染指过，30年的生存发展艰辛曲折，到1949年青岛解放时，仅有员工95人，工厂已连续3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然而，从维新化学工艺社到青岛维新化学厂的30年历程中，这家民族“染料第一厂”派生出的“桃李”却在济南、青岛扎根。早在1920年秋，维新化学工艺社驻日本职员张忠卿即因与经理人杨子生发生矛盾而离开维新厂，后赴济南开设了“裕兴颜料股份公司”，同样生产经营煮青染料。1928年，维新化学工艺社第二任驻日本职员陈介夫，利用维新化学工艺社中的中日双方人员关系紧张的局面，依靠日本山佐银行襄理刘鸣卿的支持，集资3万银元，在湖岛村开设了“中国颜料股份公司”，并以月薪400银元将维新化学工艺社技师前渊亥角聘走，亦产煮青。这两家染料工厂的创办，体现了维新化学工艺社对染料工业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庄维民）
杨子生
杨子生（约1880—1953），山东蓬莱县城里人，中国民族染料工业的创办人。
杨子生幼年因家境困窘，小学毕业后就去东北奉天（今辽宁沈阳）学做生意，在当地一家洋杂货商号当学徒，因其生性机敏，办事勤谨，为店主所器重。他在商号总共待了7年。德占青岛时期，他离开奉天到青岛创业。1904年，得店主资助，他与人合伙在青岛桓台路开办杂货店，后因店铺失火而歇业。1906年，杨子生回乡募集资金，投资1万元，在青岛山东路开设福顺泰商号（即后来中山路盛锡福帽店址），专营欧美舶来货物，杨子生为经理。经过多年经营，他家业逐渐发达，并在济南开设了分店 。
1919年初，福顺泰驻日本国职员张忠卿回国述职，谈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因欧洲主要染料输出国德国忙于战事，德国国内主要染料生产企业转产军火，染料产量锐减，再加上协约国对德封锁严重，海路运输不畅，导致了各国国内进口染料受阻，价格飞涨。欧洲战事结束后，因染料供应国德国战败，且青岛为日军占领，市场供应仍无缓解迹象。所以，他建议杨子生介入染料生产。
杨子生认为张忠卿的建议可取，遂遣张忠卿赴日聘得日人光田麟治（又名光田麟次）到青岛谋划染料生产事宜。1919年年中，杨子生审时度势，毅然出资2万银元，购置所需设备，租用青岛台西镇5253号民房（今市南区团岛二路处）设厂，取名“维新化学工艺社”，雇用十几名工人从事染布、织扎腿带及“煮青”（俗称“膏子青”，硫化染料的早期品种）的生产。
1919年9月，维新化学工艺社正式开业，标志着中国第一家化学合成染料生产企业诞生，也标志着中国化学合成染料工业的诞生。在染料奇缺、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维新化学工艺社生产的“丹凤”牌“煮青”因包装小、价格低、应用方便，受到农村与城镇普通居民的欢迎，很快销至胶济铁道沿线地区，一时间沿线城乡莫不知有“丹凤青”者。
维新化学工艺社开业后，先后聘得日人光田麟治、儿岛熊吉、前渊亥角3人为技师，负责“煮青”生产技术。“煮青”生产工艺非常简单：先将石炭酸（苯酚）硝化，制得三硝基酚（苦味酸），此反应约2小时，此后以大豆油为助剂将硫磺、硫化碱熔融物与三硝基酚反应，保持温度逐渐上升至250℃，精制得膏状硫化青。再以膏状硫化青与硫化碱混合浓缩制成“煮青”（亦称“改性硫化青”），从而改变了膏状硫化青只溶于硫化碱不溶于水的特性，方便了用户染色之用。此合成工艺虽然简单，但日本技师绝不示人，就连前期操作也于秘室中进行，只是到了后期操作时才让工人参与操作。日本技师在前期操作中，将制得的三硝基酚称为“白料子”，将硫磺、硫化碱溶融物称为“黄料子”。工人们在后期合成中，只知道“白料子”加多少，“黄料子”加多少，根本不知道这些“白料子”“黄料子”为何物，许多老工人直到离开工厂也还蒙在鼓里。
维新化学工艺社在台西镇开业不久，周围居民即深受其害。该社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工艺落后，硝酸烟、硫化氢气体等有毒有害废气四溢，邻近居民家中金属器皿被熏成黑色，尤其是维新社位于团岛前湾边负责生产三硝基酚的合成一部，污染尤甚。1921年秋，日本守备军在团岛架设无线电台，很快天线就被维新化学工艺社所冒烟熏黑腐蚀，影响到电台通讯功能，于是强令工厂停工。
停工后，维新化学工艺社即委托日本技师儿岛熊吉，与日军守备军民政部交涉，获准租得原四方村北山一路（现北山二路22号址）土地80余亩（折合8056平方米），计划将工厂搬迁。是年冬，儿岛熊吉居功自恃，提出生产染料之原料购自日本，维新社应由日本人经营的主张。当时为日占时期，迫于青岛为日军占领的大环境和日方的压力，杨子生遂聘儿岛熊吉为维新化学工艺社经理人，并由儿岛加入股份2000元金券（折合银元6000元）。
1922年春，维新化学工艺社迁址四方，舍染织而专事染料制造。所遗台西镇工厂旧址，后由杨子生长子杨文申开办了福字胶皮工厂（即今双星集团前身）。迁址后，维新化学工艺社添置蒸汽密封夹套反应设备，污染减轻，产量上升，并以固相氧化法生产碱性染料甲基紫。工厂生产的“双桃”牌煮青染料使用方便，很受小型染坊和家庭的欢迎，畅销华北广大农村，生产规模开始逐渐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染料资本失去了中国市场的主动权，中国民族资本趋于活跃，但仍处于幼稚阶段。日本国内的染料生产企业有着极强的对外扩张欲望，尤其对中国市场更是垂涎已久。1934年秋，日本规模最大的染料生产企业帝国染料制造株式会社开始谋求在华投资办厂，其首选目标即定在与维新化学工艺社合资办厂上。在儿岛熊吉的“牵线”下，“帝染”公司多次与杨子生联系，要求其同意合作。杨子生虽有顾虑，但在儿岛陈述利害、百般威胁利诱下，不得已而最终被迫同意。是年秋末，维新社与帝染达成了合资合作协议。1935年6月，中日双方合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日方帝染投入16万日元，中方维新社作价4万日元，将维新化学工艺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正式变更为“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社长由儿岛熊吉担任，并由帝染在日本东京发行股票。
1935年秋，帝染拟将粉状硫化青染料生产能力扩大，再度在东京发行股票，使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资本总额增至50万日元，并增制粉状硫化青。是年末，社长儿岛熊吉向国民政府青岛当局领租了四方村奉化路公地2公顷73亩又36公厘为新厂区，租期30年。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月28日，日本政府派船接走在青侨民，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日方人员暂返本土。
1937年冬，日本侵略军进攻青岛在即，国民政府青岛市当局命令在撤退前将本市日办、中日合办企业悉行破坏，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亦在其中，且为主要目标，原因是该企业具有民用转军用的潜在价值，有炸药制造和军用染料生产的良好基地。国民党军拟就了以炸药爆破方式摧毁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方案。此方案为毗邻从事骨胶生产的“骨头房”（现国箭公司前身）德国人老板知晓，他知道若爆破维新化学工艺社，势必影响到自己工厂，遂出面阻止，说服国民党当局改用其他方式进行。于是，国民党青岛当局遂改爆破为火焚，并立即组织实施，使维新化学工艺社陷入火海之中。火焚方式对厂房建筑、原材物料造成毁灭性打击，但对当时粗重的机器设备损伤并不严重。
1938年1月，青岛沦陷后，日人返回，复建被国民政府撤离时焚毁的厂房设备等，重新恢复了生产和对维新化学工艺社的控制。到1939年末，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实有资本金已增至100万日元，并拥有了上海和天津两个分工场，产品品种除煮青、甲基紫和硫化青外，又增制了硫化碱，年总产量达到350多万公斤。于是，帝染再度将株式会社维新化学工艺社更名为“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即维新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日方持股79万日元，中方持股21万日元，其中，杨子生持有18万日元。社长改由帝染总裁原安三郎兼任。此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帝国染料公司入主维新社达11年之久。
1945年8月13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至青岛，杨子生闻风而动，组织人员车辆趁厂内日本人混乱之机，从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向福顺泰商号抢运染料，以图维护自己的权益。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杨子生继续抓紧抢运，两天共运出各种染料66吨多，并于9月12日至28日间抛售25吨多，得钞（日伪币）1519.5万元。后来，此举成为维新社被整体没收拍卖的罪证之一。
国民党政府接收青岛后，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等机构开始接收、核定、处理青岛的敌伪资产。12月15日，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委托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该社上海、天津分工场也于此后被相继接收。到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开始调整有关经济政策，撤销了原有接收、处理敌伪产业机构，将权事移交给所在地的敌伪产业处理局，但在撤销前，须依据《标售敌伪工厂暂行办法草案》进行“清理”拍卖。青岛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亦在此列。鲁豫晋区特派员办公处向山东青岛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呈报的《标售工厂建议表》中，对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作了如下描述：“查该厂规模宏大，设备完善，不特冠冕青岛，即在国内亦罕。”后经处理敌伪产业审委会核定拍卖底价为74.2亿元法币。11月27日，青岛维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被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德侨产业清理处以75亿元法币购得，更名为“青岛维新化学厂”。企业开始沦为官僚资本，杨子生和维新化学工厂的资本联系就此终结。
杨子生等人创办的国内首家化学合成染料生产企业——青岛维新化学工艺社，从1919年到1949年，历经沧桑，几易其名，艰难地走过了30年。在此期间，日本资本染指过，官僚资本染指过，30年的生存发展艰辛曲折，到1949年青岛解放时，仅有员工95人，工厂已连续3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然而，从维新化学工艺社到青岛维新化学厂的30年历程中，这家民族“染料第一厂”派生出的“桃李”却在济南、青岛扎根。早在1920年秋，维新化学工艺社驻日本职员张忠卿即因与经理人杨子生发生矛盾而离开维新厂，后赴济南开设了“裕兴颜料股份公司”，同样生产经营煮青染料。1928年，维新化学工艺社第二任驻日本职员陈介夫，利用维新化学工艺社中的中日双方人员关系紧张的局面，依靠日本山佐银行襄理刘鸣卿的支持，集资3万银元，在湖岛村开设了“中国颜料股份公司”，并以月薪400银元将维新化学工艺社技师前渊亥角聘走，亦产煮青。这两家染料工厂的创办，体现了维新化学工艺社对染料工业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