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雨亭（1884—1951），名润霖，号甘泉，以字行。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珍珠乡珍珠村人，近代著名企业家。
宋雨亭父亲宋绍松，兄弟4人，排行老二，务农兼营草帽辫生意。宋雨亭父辈分家时，其父分得房屋3间，耕地8亩。至宋雨亭弟兄分家后，宋雨亭家有瓦房19间，耕地40余亩，骡子两头，雇用男管家一人。
宋雨亭8岁时在本村读私塾，勤学好问，孜孜不倦。13岁到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读书，16岁毕业后进其四叔开设的瑞记杂货食品店习商。因商店顾客中有不少外国人，为了同外国人做生意，他晚间刻苦学习英语和德语，后逐渐能用外语和外国顾客交谈。1903年，宋雨亭接任瑞记商号经理，1926年改商号为通聚福，主营草帽辫等土产，同时他还在有业务往来的怡和洋行兼任华经理 。由于勤奋好学，善于经营和交际，宋雨亭逐渐在青岛工商界显露头角。1916年，他当选为青岛市总商会董事，开始涉足商界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
1921年，宋雨亭任中日合办的胶澳电气公司副总经理，上任之初便与日方经理发生了悬挂国旗之争。宋雨亭认为，公司在中国政府注册，所在地为中国领土，应当挂中国国旗，绝不应挂日本国旗。日方为使中方退让，曾多方利诱威胁，但宋雨亭丝毫不为所动，胶澳电气公司始终只悬挂中国国旗 。
1924年初，当时的北京政府由直系军阀吴佩孚执政，出任青岛胶澳商埠督办的高恩洪曾任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对教育事业非常热心。青岛富绅和教育界人士向他建议创办青岛大学，高恩洪欣然同意，便委任宋雨亭等11人成立校董会，负责筹备工作。1925年宋雨亭被推选为商务公断处处长。
在青岛工商界，商会一直起着管理协调的枢纽作用。1915年12月，北洋政府公布实施《商会法》，青岛商务总会改称总商会，丁敬臣当选为第一届会长。1918年，成兰圃当选为第二届会长。1920年，成兰圃连任第三届会长。1922年，隋石卿当选为第四届会长，并于1924年连任第五届会长。宋雨亭一直对隋有恶感，曾联合掖县帮商人组织商业研究会，与隋抗衡。1927年12月青岛总商会举行改选之前，适值胶东护军使毕庶澄被张宗昌枪毙，隋石卿因与毕庶澄为结拜兄弟而失势下台。宋雨亭在商会改选时当选为青岛总商会会长，此后他连任四届会长，主持商会事务长达11年之久。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公布《商会改组大纲》，商会改为委员制，主席团委员为宋雨亭等3人。1931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商会法》，青岛总商会改称市商会，宋雨亭任主席委员。
宋雨亭是颇谙政治的商人，因善于结交上层人物，办事有魄力，颇为当时青岛市长沈鸿烈所赏识。1933年，沈鸿烈因东北海军三舰叛逃，本身负有一定责任，遂向南京政府辞职。宋雨亭闻知此事后，意识到事态严重且机会难得，便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召集律师公会、银行公会、新闻记者公会等九大团体和部分商界巨头，成立“青岛市各界挽留沈市长市民联合会”，然后印传单，发宣言，致电中央政府，组织市民上街游行，营造“民间挽留”的声势。不久，沈鸿烈避往威海，宋雨亭又带领二十余人，乘6部汽车前往造势迎接。直到南京政府下达慰留电，沈鸿烈“不得已”重掌市政，这出挽留大戏方才落幕 。
从此他与沈鸿烈结为金兰之好，成为沈鸿烈的左膀右臂，每逢南京或济南开会，二人往往同车往返，形影不离。经由沈鸿烈介绍，宋雨亭还加入了国民党。此时，他与沈鸿烈、胶济铁路局委员长葛光庭并称“青岛三大亨”。
宋雨亭主持商会期间，以商会领袖的见识和组织联络的才能，广泛联络青岛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发展当地的民族经济，抵制日本经济扩张，使商会开始真正成为一部城市工商业的发动机。
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时期，为了控制青岛的经济，按照日本驻青守备军的旨意，日本财团和青岛几家商行合资创办了青岛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经营土产、钱钞、证券等物品交易。交易所名为中日合营，实际经营权为日本人所操纵，成为日本在青岛经济扩张的工具。
为了维护华商经济权益，打破日本对青岛经济市场的垄断，1931年，宋雨亭和广东商人黄汉墀、陈明初等人发起集资筹设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青岛交易所），以与日人控制的青岛取引所抗衡，并呈请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批准。沈鸿烈当时因恐引起外交纠纷，踌躇不决。英国驻青岛领事两次到市政府，给沈鸿烈声援支持，宋雨亭等又组织店员工人几百人到市政府请愿，递交请求书。沈鸿烈遂批准筹备，并转报南京政府备案。筹办交易所获批后，宋雨亭自己率先出资10万元认购。后来交易所共募集资金40万元，分4万股，由95家认股工商业户组成股东会，选出理事会理事15人，监察3人，宋雨亭当选为首任理事长。1931年8月，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交易所筹备处设在市商会内，随即开始营业。日本人以侵害“取引所”权益为借口，屡加胁迫，要求交易所解散。宋雨亭对此毫不屈服。宋雨亭筹办交易所的行动得到了青岛商界人士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在“取引所”经营的中方经纪人先后退出，转入交易所，他们约定每天在馆陶路齐燕会馆进行土产现货、上海汇票等交易，同日本商人抗衡。交易所生意兴隆，“取引所”控制的业务逐渐被其吸过来，使得青岛的商品交易与金融汇兑逐步摆脱了完全受日商操纵的局面。
1933年，市商会又发起集资50万元，在天津路兴建交易所大楼。1934年交易所大楼落成，交易市场全部迁入。交易所内设土产、纱布、证券3个部，经营花生米、花生油、纱布、面粉等期货交易，按交易额收取手续费。1935年交易所营业达到鼎盛，年获纯利20万元，而日商经营的青岛取引所则人气清冷，营业萧条，结果引起日商嫉恨。日商取引所理事长安藤荣次郎等人通过日本驻青领事向青岛地方当局交涉，同时雇佣了大批日本浪人寻衅闹事，冲击交易所，并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当时，市政当局在全国反日运动的影响下，一方面对日人的无理要求据理力争，一方面又屈服于日方的胁迫，被迫同意把青岛交易所的部分权益让给青岛取引所，以求相安无事 。
抗战爆发后，青岛的形势日趋紧张，青岛交易所遂于1937年8月停止营业。1938年1月，日本军队重新占领了青岛，日商尾随重返青岛，大肆霸占当地公私财产。青岛取引所此时恢复营业，并召集留在青岛交易所的理事刘宾廷等人，开了一个两所理事联席会议，日方代表迫令刘宾廷等人同意交易所与取引所合并。从此，青岛交易所宣告结束。
1929—1933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波及中国，花生米价格下跌50%，国内大批花生米不能出口，山东出产的花生滞销，青岛经营土产的近百家商号也濒临破产。为了帮助农业、商业渡过难关，宋雨亭主动联系20家土产商，筹资10万元，于1934年1月成立普利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经理，在中国银行支持下，资产抵押150万元，以合理价格收购滞销的花生米，解决了农民和土产商号的燃眉之急。后来市场出口形势有所好转，普利公司不仅还清借贷款，还有几万元的盈余。据说，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曾以青岛为例，斥责济南商会负责人没有胆识，不会办事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州湾沿海渔业为日本人所垄断，中国渔民以小船小网在近海捕捞，无法与日本轮机渔船竞争。为抵制日本轮机渔船侵渔，振兴本国渔业，1931年5月，宋雨亭发动商界集资，成立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倡使用新式渔具，扶助渔民改用机帆船捕捞。公司购进“永安”“久安”两艘渔轮，年捕鱼量1万余箱（每箱约20公斤），青岛民营渔轮业由此肇始。此后，民族资本经营的机船渔轮业有了较快发展。1932年，通过青岛市社会局转报实业部核准登记的渔轮共77艘，其中利盛公司登记的渔轮多达10艘。渔轮全部为拖网作业，捕鱼海域跨越黄、渤海，每船平均年捕鱼量1万箱，销售业务则委托代理行办理。1936年青岛港有渔轮68艘，居山东渔轮业之首。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不仅使青岛渔业摆脱了日本水产组合的挟制，还迫使日本渔船的渔业生产也接受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为此，日本人曾图谋暗害宋雨亭而未得逞。
1933年，青岛市政府以调剂乡村农工金融为名，创办青岛市农工银行。所需股本10万元，除市政府认交3万元外，银行公会认交4万元（由10家会员银行分摊），商会认交3万元。5月8日，青岛市农工银行在河南路67号开业，第二年9月迁至肥城路14号。青岛市农工银行设董事7人，监察2人，推宋雨亭为董事长，聘崔世宾为经理，在李村、沧口、九水、阴岛、薛家岛等乡区设办事处。青岛市农工银行除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外，还代理市金库和发行铜元票。1934年12月，青岛市农工银行追加股本15万元，合为25万元。1936年，青岛市农工银行增设夏庄、崂东、浮山所、灵山岛办事处。“七七事变”后，青岛市农工银行被日伪当局视为敌性金融机构而遭查封。1939年3月，日本侵略者强行将青岛市农工银行股本移交伪大阜银行。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青岛市农工银行获准复业，资本增至1亿元，除一般存放款外，仍代理市库，以孔祥勉为总经理、卢炳泰为经理。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农工银行停业。在担任农工银行董事长期间，宋雨亭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作为银行的中心工作，形成了银行与民族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宋雨亭还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致力于从各方面扶助贫苦弱者。1931年5月青岛市救济院成立，宋雨亭兼任救济院院长。救济院所辖有育婴堂、济良所、贷款所、习艺所、施医所等八个慈善单位，业务经费除部分由市社会局拨发外，其余均由他捐赠或募集。1932年与1935年，宋雨亭两次当选为青岛市红十字分会会长。其间，他倡导在各地设立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救死扶伤和社会救济活动。每年从农历端午节到中秋节，红十字分会在青岛各重要路口和休息亭设饮水供应点，供行人和运输工人饮用；每年还调查登记市民中部分无力购买棉衣者，于农历十月分发棉衣、棉被。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的会长均是由宋雨亭担任，在此期间青岛育婴堂等福利机构也是由他主持兴办的 。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雨亭因遭到日军通缉，被迫携眷匿居故里，并将随行所带的汽车献给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青岛沦陷后，日军将其财产全部查封，并派人前往游说，以发还全部财产为诱饵，劝其出任青岛维持会长，遭到他坚决拒绝。日军游说不成，又派伪军到其家乡抓捕。他闻讯被迫逃往上海，匿居法租界，靠做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终留得一身清白。1939年，宋雨亭当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候补参议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服务于抗日民族大业，为此，战后国民政府曾授予他“胜利勋章”。
抗战胜利后，青岛工商界一再致电督请他出任商会会长，他查悉内情复杂，为独善其身，坚辞不就。1946年1月，青岛市长李先良指定宋雨亭、李代芳（山东森林局长、青岛市参议会议长、青岛华北火柴公司总经理）、尹致中等13人成立商会整理委员会，宋雨亭为商务整理委员会主席。但是，他回青后对工商界的混乱状况极为不满，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信心，遂托病不肯就职，由李代芳代理主席职务。5月商会成立时，他仅接受了市商会名誉主席的空头职衔。
战后，宋雨亭一直想恢复当年一手创办的青岛交易所，并为此多方活动。1946年3月，青岛工商界人士召开交易所股东大会，成立了青岛交易所复业筹备处，宋雨亭、柳文廷、刘子东、田星五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办复业事宜。这时，交易所已别无他物，只剩空楼一座，这座空楼还被国民党军队占用。筹备委员及原交易所的几位经纪人垫资法币数千万元，用以置办所需设施用品，并向国民党政府备文呈请准许复业。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正忙于四处接受占夺城市资源，根本无暇顾及工商界人士的请求。青岛工商界人士为之奔走呼号达两年之久，青岛交易所复业一事还是无果而终。
1947年，宋雨亭出任青岛黄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但是公司并无多少实际业务。此时的宋雨亭虽想在恢复振兴实业方面有所作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却使他处处碰壁，难以取得成效。
1951年1月，宋雨亭因病在青岛逝世，时年67岁。
（庄维民）
宋雨亭
宋雨亭（1884—1951），名润霖，号甘泉，以字行。山东掖县（今莱州市）珍珠乡珍珠村人，近代著名企业家。
宋雨亭父亲宋绍松，兄弟4人，排行老二，务农兼营草帽辫生意。宋雨亭父辈分家时，其父分得房屋3间，耕地8亩。至宋雨亭弟兄分家后，宋雨亭家有瓦房19间，耕地40余亩，骡子两头，雇用男管家一人。
宋雨亭8岁时在本村读私塾，勤学好问，孜孜不倦。13岁到青岛教会学校礼贤中学读书，16岁毕业后进其四叔开设的瑞记杂货食品店习商。因商店顾客中有不少外国人，为了同外国人做生意，他晚间刻苦学习英语和德语，后逐渐能用外语和外国顾客交谈。1903年，宋雨亭接任瑞记商号经理，1926年改商号为通聚福，主营草帽辫等土产，同时他还在有业务往来的怡和洋行兼任华经理 。由于勤奋好学，善于经营和交际，宋雨亭逐渐在青岛工商界显露头角。1916年，他当选为青岛市总商会董事，开始涉足商界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
1921年，宋雨亭任中日合办的胶澳电气公司副总经理，上任之初便与日方经理发生了悬挂国旗之争。宋雨亭认为，公司在中国政府注册，所在地为中国领土，应当挂中国国旗，绝不应挂日本国旗。日方为使中方退让，曾多方利诱威胁，但宋雨亭丝毫不为所动，胶澳电气公司始终只悬挂中国国旗 。
1924年初，当时的北京政府由直系军阀吴佩孚执政，出任青岛胶澳商埠督办的高恩洪曾任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对教育事业非常热心。青岛富绅和教育界人士向他建议创办青岛大学，高恩洪欣然同意，便委任宋雨亭等11人成立校董会，负责筹备工作。1925年宋雨亭被推选为商务公断处处长。
在青岛工商界，商会一直起着管理协调的枢纽作用。1915年12月，北洋政府公布实施《商会法》，青岛商务总会改称总商会，丁敬臣当选为第一届会长。1918年，成兰圃当选为第二届会长。1920年，成兰圃连任第三届会长。1922年，隋石卿当选为第四届会长，并于1924年连任第五届会长。宋雨亭一直对隋有恶感，曾联合掖县帮商人组织商业研究会，与隋抗衡。1927年12月青岛总商会举行改选之前，适值胶东护军使毕庶澄被张宗昌枪毙，隋石卿因与毕庶澄为结拜兄弟而失势下台。宋雨亭在商会改选时当选为青岛总商会会长，此后他连任四届会长，主持商会事务长达11年之久。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青岛，公布《商会改组大纲》，商会改为委员制，主席团委员为宋雨亭等3人。1931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商会法》，青岛总商会改称市商会，宋雨亭任主席委员。
宋雨亭是颇谙政治的商人，因善于结交上层人物，办事有魄力，颇为当时青岛市长沈鸿烈所赏识。1933年，沈鸿烈因东北海军三舰叛逃，本身负有一定责任，遂向南京政府辞职。宋雨亭闻知此事后，意识到事态严重且机会难得，便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召集律师公会、银行公会、新闻记者公会等九大团体和部分商界巨头，成立“青岛市各界挽留沈市长市民联合会”，然后印传单，发宣言，致电中央政府，组织市民上街游行，营造“民间挽留”的声势。不久，沈鸿烈避往威海，宋雨亭又带领二十余人，乘6部汽车前往造势迎接。直到南京政府下达慰留电，沈鸿烈“不得已”重掌市政，这出挽留大戏方才落幕 。
从此他与沈鸿烈结为金兰之好，成为沈鸿烈的左膀右臂，每逢南京或济南开会，二人往往同车往返，形影不离。经由沈鸿烈介绍，宋雨亭还加入了国民党。此时，他与沈鸿烈、胶济铁路局委员长葛光庭并称“青岛三大亨”。
宋雨亭主持商会期间，以商会领袖的见识和组织联络的才能，广泛联络青岛民族工商业者，积极发展当地的民族经济，抵制日本经济扩张，使商会开始真正成为一部城市工商业的发动机。
日本第一次占领青岛时期，为了控制青岛的经济，按照日本驻青守备军的旨意，日本财团和青岛几家商行合资创办了青岛取引所信托株式会社，经营土产、钱钞、证券等物品交易。交易所名为中日合营，实际经营权为日本人所操纵，成为日本在青岛经济扩张的工具。
为了维护华商经济权益，打破日本对青岛经济市场的垄断，1931年，宋雨亭和广东商人黄汉墀、陈明初等人发起集资筹设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青岛交易所），以与日人控制的青岛取引所抗衡，并呈请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批准。沈鸿烈当时因恐引起外交纠纷，踌躇不决。英国驻青岛领事两次到市政府，给沈鸿烈声援支持，宋雨亭等又组织店员工人几百人到市政府请愿，递交请求书。沈鸿烈遂批准筹备，并转报南京政府备案。筹办交易所获批后，宋雨亭自己率先出资10万元认购。后来交易所共募集资金40万元，分4万股，由95家认股工商业户组成股东会，选出理事会理事15人，监察3人，宋雨亭当选为首任理事长。1931年8月，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交易所筹备处设在市商会内，随即开始营业。日本人以侵害“取引所”权益为借口，屡加胁迫，要求交易所解散。宋雨亭对此毫不屈服。宋雨亭筹办交易所的行动得到了青岛商界人士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在“取引所”经营的中方经纪人先后退出，转入交易所，他们约定每天在馆陶路齐燕会馆进行土产现货、上海汇票等交易，同日本商人抗衡。交易所生意兴隆，“取引所”控制的业务逐渐被其吸过来，使得青岛的商品交易与金融汇兑逐步摆脱了完全受日商操纵的局面。
1933年，市商会又发起集资50万元，在天津路兴建交易所大楼。1934年交易所大楼落成，交易市场全部迁入。交易所内设土产、纱布、证券3个部，经营花生米、花生油、纱布、面粉等期货交易，按交易额收取手续费。1935年交易所营业达到鼎盛，年获纯利20万元，而日商经营的青岛取引所则人气清冷，营业萧条，结果引起日商嫉恨。日商取引所理事长安藤荣次郎等人通过日本驻青领事向青岛地方当局交涉，同时雇佣了大批日本浪人寻衅闹事，冲击交易所，并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当时，市政当局在全国反日运动的影响下，一方面对日人的无理要求据理力争，一方面又屈服于日方的胁迫，被迫同意把青岛交易所的部分权益让给青岛取引所，以求相安无事 。
抗战爆发后，青岛的形势日趋紧张，青岛交易所遂于1937年8月停止营业。1938年1月，日本军队重新占领了青岛，日商尾随重返青岛，大肆霸占当地公私财产。青岛取引所此时恢复营业，并召集留在青岛交易所的理事刘宾廷等人，开了一个两所理事联席会议，日方代表迫令刘宾廷等人同意交易所与取引所合并。从此，青岛交易所宣告结束。
1929—1933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波及中国，花生米价格下跌50%，国内大批花生米不能出口，山东出产的花生滞销，青岛经营土产的近百家商号也濒临破产。为了帮助农业、商业渡过难关，宋雨亭主动联系20家土产商，筹资10万元，于1934年1月成立普利股份有限公司，自任经理，在中国银行支持下，资产抵押150万元，以合理价格收购滞销的花生米，解决了农民和土产商号的燃眉之急。后来市场出口形势有所好转，普利公司不仅还清借贷款，还有几万元的盈余。据说，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曾以青岛为例，斥责济南商会负责人没有胆识，不会办事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州湾沿海渔业为日本人所垄断，中国渔民以小船小网在近海捕捞，无法与日本轮机渔船竞争。为抵制日本轮机渔船侵渔，振兴本国渔业，1931年5月，宋雨亭发动商界集资，成立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倡使用新式渔具，扶助渔民改用机帆船捕捞。公司购进“永安”“久安”两艘渔轮，年捕鱼量1万余箱（每箱约20公斤），青岛民营渔轮业由此肇始。此后，民族资本经营的机船渔轮业有了较快发展。1932年，通过青岛市社会局转报实业部核准登记的渔轮共77艘，其中利盛公司登记的渔轮多达10艘。渔轮全部为拖网作业，捕鱼海域跨越黄、渤海，每船平均年捕鱼量1万箱，销售业务则委托代理行办理。1936年青岛港有渔轮68艘，居山东渔轮业之首。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不仅使青岛渔业摆脱了日本水产组合的挟制，还迫使日本渔船的渔业生产也接受青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为此，日本人曾图谋暗害宋雨亭而未得逞。
1933年，青岛市政府以调剂乡村农工金融为名，创办青岛市农工银行。所需股本10万元，除市政府认交3万元外，银行公会认交4万元（由10家会员银行分摊），商会认交3万元。5月8日，青岛市农工银行在河南路67号开业，第二年9月迁至肥城路14号。青岛市农工银行设董事7人，监察2人，推宋雨亭为董事长，聘崔世宾为经理，在李村、沧口、九水、阴岛、薛家岛等乡区设办事处。青岛市农工银行除经营存放款和汇兑业务外，还代理市金库和发行铜元票。1934年12月，青岛市农工银行追加股本15万元，合为25万元。1936年，青岛市农工银行增设夏庄、崂东、浮山所、灵山岛办事处。“七七事变”后，青岛市农工银行被日伪当局视为敌性金融机构而遭查封。1939年3月，日本侵略者强行将青岛市农工银行股本移交伪大阜银行。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青岛市农工银行获准复业，资本增至1亿元，除一般存放款外，仍代理市库，以孔祥勉为总经理、卢炳泰为经理。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农工银行停业。在担任农工银行董事长期间，宋雨亭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作为银行的中心工作，形成了银行与民族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宋雨亭还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致力于从各方面扶助贫苦弱者。1931年5月青岛市救济院成立，宋雨亭兼任救济院院长。救济院所辖有育婴堂、济良所、贷款所、习艺所、施医所等八个慈善单位，业务经费除部分由市社会局拨发外，其余均由他捐赠或募集。1932年与1935年，宋雨亭两次当选为青岛市红十字分会会长。其间，他倡导在各地设立红十字会组织，开展救死扶伤和社会救济活动。每年从农历端午节到中秋节，红十字分会在青岛各重要路口和休息亭设饮水供应点，供行人和运输工人饮用；每年还调查登记市民中部分无力购买棉衣者，于农历十月分发棉衣、棉被。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的会长均是由宋雨亭担任，在此期间青岛育婴堂等福利机构也是由他主持兴办的 。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宋雨亭因遭到日军通缉，被迫携眷匿居故里，并将随行所带的汽车献给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青岛沦陷后，日军将其财产全部查封，并派人前往游说，以发还全部财产为诱饵，劝其出任青岛维持会长，遭到他坚决拒绝。日军游说不成，又派伪军到其家乡抓捕。他闻讯被迫逃往上海，匿居法租界，靠做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终留得一身清白。1939年，宋雨亭当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候补参议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服务于抗日民族大业，为此，战后国民政府曾授予他“胜利勋章”。
抗战胜利后，青岛工商界一再致电督请他出任商会会长，他查悉内情复杂，为独善其身，坚辞不就。1946年1月，青岛市长李先良指定宋雨亭、李代芳（山东森林局长、青岛市参议会议长、青岛华北火柴公司总经理）、尹致中等13人成立商会整理委员会，宋雨亭为商务整理委员会主席。但是，他回青后对工商界的混乱状况极为不满，对国民党当局失去信心，遂托病不肯就职，由李代芳代理主席职务。5月商会成立时，他仅接受了市商会名誉主席的空头职衔。
战后，宋雨亭一直想恢复当年一手创办的青岛交易所，并为此多方活动。1946年3月，青岛工商界人士召开交易所股东大会，成立了青岛交易所复业筹备处，宋雨亭、柳文廷、刘子东、田星五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办复业事宜。这时，交易所已别无他物，只剩空楼一座，这座空楼还被国民党军队占用。筹备委员及原交易所的几位经纪人垫资法币数千万元，用以置办所需设施用品，并向国民党政府备文呈请准许复业。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正忙于四处接受占夺城市资源，根本无暇顾及工商界人士的请求。青岛工商界人士为之奔走呼号达两年之久，青岛交易所复业一事还是无果而终。
1947年，宋雨亭出任青岛黄海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但是公司并无多少实际业务。此时的宋雨亭虽想在恢复振兴实业方面有所作为，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却使他处处碰壁，难以取得成效。
1951年1月，宋雨亭因病在青岛逝世，时年67岁。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