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守和（约1835—1905），绰号陈老利，济宁西乡刘庄人，清光绪年间济宁玉堂酱园总经理。
陈守和出身寒微，只读过两年私塾，16岁便进入济宁玉堂酱园当学徒。他因聪明伶俐，勤快能干，对老板殷勤备至，与同事和睦相处，故很受当时的总经理梁圣铭赏识。陈守和一步一步从最下层的学徒提升为替班、滑短、长短、小股、大股、大伙计。1875年，陈守和被股东选为总经理，从此一干就是30年，成为孙（两江总督孙玉庭）、冷（大药材商冷长连）合股经营玉堂酱园时期任期最长的总经理。
济宁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为水陆交通枢纽，北通京津，南贯江淮，客商往来聚集，素有“小苏州”之称。康熙年间，苏州船户戴某（一说名“阿大”）常靠运河水运到济宁经商。他认为济宁具有适于做生意的优越条件，便于1714年在济宁南门外的商业繁华区买了一块地，盖起3间门面，开了一家酱菜铺。为开市吉利，戴某采用“天干地支”的说法，以未时（玉堂）为大吉大利，故给商铺起名为“玉堂”，门面字号则称“姑苏戴玉堂”。玉堂酱菜铺除自己加工一点黄酱、酱油、香醋外，所销售的酱菜多是从苏州进货，这些江南风味的小菜虽然色香味都有特色，却很难适应当地居民和北方客商的口味。为此，戴某和他的伙计们曾尝试很多方法，但一直未见成效。延至第三代掌管时，“姑苏戴玉堂”虽然已维系了近百年，品牌也有了些名气，但经营还是不见起色。到1807年，酱菜铺经营每况愈下，不得不变价出卖。当时，济宁的大药材商冷长连获悉此事后，马上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济宁人孙玉庭商妥，合伙出资1000两白银买下酱园，将其更名为“姑苏玉堂”（又名“玉堂酱园”）。
买下酱园后，孙、冷两家置地扩建，增加作坊，将铺面由原来的3间小门面改建成6间大门面，并建起5间楼房，工人由十多人增加到一百多人，酱菜也增加了符合当地消费者口味的品种。由于孙家为官僚世家，受清政府不准官吏经商律例的约束，因此合股初期很少直接参与经营，姑苏玉堂的发展与冷长连的悉心经营分不开。1827年，孙、冷两家委任精明强干的梁圣铭出任总经理，玉堂的一切事务完全交由梁负责，孙、冷两家只是以股东身份控制决策权和财务监督。梁圣铭很有才干，也有事业心，为发展玉堂酱园的生意规模，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量才用人，从伙计中选拔管理人员；实行“规矩牌”管理制度，用店规约束店员和学徒；改进操作技术，提高酱菜质量，同时开发新品种，增加产品种类；发行使用本号钱票，改善资金周转。另外，梁圣铭还注意改进酿制技术，曾派人装哑巴到江南某酱园当学徒一年，对学来的技术加以改进，终于使玉堂产品有了“味压江南”美誉。由于梁圣铭措施得当，经营有方，“玉堂”逐渐成为当时济宁独一无二的大字号，资金比原来增长近300倍，全部资金达39万吊，年营业额达10万吊，工人由100人增至300多人，作坊规模增至数百间，产品也增加到50余种。此时是孙、冷合股经营的黄金时期。1850年，梁圣铭病故。玉堂酱园经营一向全依赖梁圣铭，管理人才后继乏人，股东虽先后委任孟某、李模贞等人任经理，但由于孟某等人不善经营，而孙、冷两家又户大人多，生活用度常到玉堂酱园长支短取，抽资耗用日益加剧，致使玉堂酱园的家底在短短25年里亏耗殆尽，仅剩资本2万吊 。
1875年，股东推举身为大伙计的陈守和出任经理，将挽回玉堂酱园经营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于是，陈守和临危受命，担负起玉堂酱园经营管理之责。上任伊始，他便大刀阔斧地对经营加以整顿改进。首先，利用东家孙氏家族官场的势力，广交官绅。1844年，孙氏家族的孙毓桂高中状元，孙家一时荣耀无比。1856年，孙毓汶又高中榜眼，再次光耀门庭。孙毓汶为官之初，血气方刚，曾忤违僧格林沁亲王在济宁的捐饷饬令，被革职罢官。后孙毓汶又在朝廷大考中考得一等第一名，才得以重入官场。此后他跟随醇亲王，先后担任刑部尚书、太子少保，1885年升任军机大臣，与荣禄、李鸿章同为“后党”权臣，是掌理军政大权的枢臣要员之一。陈守和通过结交官宦士绅，吸纳他们的游资，为玉堂酱园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并通过发行钱票，改善资金周转，逐渐扭转了玉堂酱园的衰败之势。其次，继续袭用梁圣铭的办法，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改进生产技术。玉堂酱园生产的酱菜和酒类，南北风味都有，既为南方人喜欢，又适合了北方人的口味，所以酱菜顺着运河销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玉堂酱园所酿金波酒，在当时小说《镜花缘》一书中，曾称誉其为“天下美酒”。
另外，为促进销售，陈守和还借助书法艺术扩大商品宣传。陈守和以“一两白银一字”的重金聘请著名书法家项文彦为玉堂酱园写了百字广告招贴，内容为：“姑苏玉堂酱园老店，自造秋油伏酱，五香茶干，远年干酱，独流老醋，佳制金波药酒，各种名酒，各色提露真柿干酒，干榨黄酒，绍兴零沽，糟鱼醉蟹，佳制冬菜，酱糟腐乳，八珍豆豉，关东虾酱虾油，太仓糟油，南北各种小菜，木槽香豆油坊，敬神素烛，一应俱全。”这些宣传文字粉刷到临运河的老店墙壁上，水字相映，光彩醒目，引得南来北往的游人止步观赏，一时成为济宁一景，玉堂酱园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
1886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孙毓汶被当朝御史弹劾，理由是孙家“既为官又经商，与民争利”。孙毓汶上奏为自己辩解，辩称入股玉堂酱园者均为孙氏族中无官衔之人，并称玉堂酱园是由贫穷生意人起家，凡贫寒人家花一个钱，即可买两样小菜外加几滴香油，实为便民利民的一个制钱的小买卖。后来，慈禧太后传见孙毓汶，听其面陈后，又派人赴济宁查证，得知玉堂酱园一个制钱的买卖属实，便不再追究。此后，宫廷又传旨孙毓汶及顺天府府尹孙辑叔侄二人，令将孙家经营的“小菜”呈送入宫。孙家叔侄接旨后，回到济宁，督促陈守和精心选制各式酱菜，先在店内做成半成品，然后挑选酿制高手林大松和一名厨师乘船进京。途中边行船边加工，待到北京打开罐子时，酱菜恰好光泽鲜亮，甜而不腻，咸而不浊，脆爽适口，得到了慈禧的称赞。据玉堂酱园所存档案记载：“清光绪十二年，据清史馆慈禧西膳房《膳食清单》查录，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孙毓汶将自己家乡玉堂酱园的精致酱菜带回北京朝贡给慈禧太后，品尝后谕为‘味压江南’” 。此后，玉堂把酱菜当作贡品，每年送进皇宫，玉堂酱园制作的京冬菜、酱菜也因此在京津一带颇负盛名。
孙毓汶被参劾时，虽千方百计地为孙家经营玉堂开脱，但心中始终难消忌惮。为避风险，孙家还是将资金从玉堂酱园抽出。孙家退股后，玉堂酱园资金少了一半，而且没有了孙氏家族势力的依靠，经营显得势单力薄。为改变资金不足、经营惨淡的局面，应冷家的请托，陈守和遂出面从中说项，孙、冷两家又各以1万吊制钱重新合资经营。为了遮人耳目，双方约定出资人均用堂号名义，孙家用“集余堂”，冷家用“贞德堂”。孙家委托陈守和为代表，并与陈守和商定三七分红，三成给陈守和作“人股”。恢复合股经营的玉堂酱园，虽然资金仍无法与原先相比，受资金所限，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出陈守和的斡旋手段非同一般。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显示出陈守和娴熟的处事手腕。
有一年，济宁新来了一位名叫凌芬的州官，刚来之时并未把陈守和这样一个商人看在眼里，便没有造访玉堂酱园。陈守和对此颇为不满。当年黄河闹水灾，凌芬需要为运河筑堤的工地购买大量的苘，陈守和知道后便把周边四邻八乡的苘全给收购了，还在每块苘地边上插上了玉堂酱园包购的标牌。凌芬见此慌了神，因为害怕耽误了河工用苘，延误工期给自己招来问责，最后只好委身造访玉堂酱园，并委以陈守和代办之职。陈守和不仅很快办妥了购苘事宜，还从中赚取了一笔利润。陈守和主持“玉堂”30年，与官府的这类往来交道可谓不胜枚举。他运用自己的能力，使“玉堂”能在波诡云谲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以避险求存。
陈守和不仅是一位酿造专家，还是一位颇懂经销的行家。在陈守和主持经营的前期，玉堂酱园出现了一段繁盛的时期，陈守和也成为当地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但是，陈守和因出身寒微，一直热衷于通过各种方式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业上功成名就后，他以3000两银子为自己捐了个六品顶戴，出入非轿即车，随从前呼后拥，俨然一位达官显贵。他还为自己修建了宽敞的宅院，经常摆宴请客，阔绰一时。他这样做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便于结交官宦士绅，吸收这些人的闲余资金，以扩充酱园经营资金，但在任玉堂经理的30年间（尤其是玉堂酱菜进宫后），也由于滥事交际、请客送礼、挥霍浪费而债台高筑。到后来玉堂酱园每月要为债务付出大笔利息，结果使经营陷入借款度日、外强中干的局面。据史料记载：陈守和曾于1889年借“民捐和谷变价款四千零五十六串，每月付息二十八千，全年付息金三百三十六千”；1895年，陈守和又借“自捐金一万一千串，每月付息一百一十千，全年付息金一千三百二十七千”。后来由于时局动荡，物价增长，储户提款，终于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特别是从1900年以后，由于清廷贪污腐败，搜刮加剧，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义和团兴起于鲁西，当地农民聚众结社，市面惶惶，人心不安，“玉堂”的存款户纷纷提款，经营资金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加之城乡居民购买力降低，酱园的营业额也不断下降。到1904年，玉堂酱园的年营业额较1899年前降低了五六成，成为“玉堂”自孙、冷合资经营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1905年，陈守和病故。这时，玉堂酱园在经历了由盛转衰之后，家底和生产经营已经成为一副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刘晓焕）
陈守和
陈守和（约1835—1905），绰号陈老利，济宁西乡刘庄人，清光绪年间济宁玉堂酱园总经理。
陈守和出身寒微，只读过两年私塾，16岁便进入济宁玉堂酱园当学徒。他因聪明伶俐，勤快能干，对老板殷勤备至，与同事和睦相处，故很受当时的总经理梁圣铭赏识。陈守和一步一步从最下层的学徒提升为替班、滑短、长短、小股、大股、大伙计。1875年，陈守和被股东选为总经理，从此一干就是30年，成为孙（两江总督孙玉庭）、冷（大药材商冷长连）合股经营玉堂酱园时期任期最长的总经理。
济宁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为水陆交通枢纽，北通京津，南贯江淮，客商往来聚集，素有“小苏州”之称。康熙年间，苏州船户戴某（一说名“阿大”）常靠运河水运到济宁经商。他认为济宁具有适于做生意的优越条件，便于1714年在济宁南门外的商业繁华区买了一块地，盖起3间门面，开了一家酱菜铺。为开市吉利，戴某采用“天干地支”的说法，以未时（玉堂）为大吉大利，故给商铺起名为“玉堂”，门面字号则称“姑苏戴玉堂”。玉堂酱菜铺除自己加工一点黄酱、酱油、香醋外，所销售的酱菜多是从苏州进货，这些江南风味的小菜虽然色香味都有特色，却很难适应当地居民和北方客商的口味。为此，戴某和他的伙计们曾尝试很多方法，但一直未见成效。延至第三代掌管时，“姑苏戴玉堂”虽然已维系了近百年，品牌也有了些名气，但经营还是不见起色。到1807年，酱菜铺经营每况愈下，不得不变价出卖。当时，济宁的大药材商冷长连获悉此事后，马上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济宁人孙玉庭商妥，合伙出资1000两白银买下酱园，将其更名为“姑苏玉堂”（又名“玉堂酱园”）。
买下酱园后，孙、冷两家置地扩建，增加作坊，将铺面由原来的3间小门面改建成6间大门面，并建起5间楼房，工人由十多人增加到一百多人，酱菜也增加了符合当地消费者口味的品种。由于孙家为官僚世家，受清政府不准官吏经商律例的约束，因此合股初期很少直接参与经营，姑苏玉堂的发展与冷长连的悉心经营分不开。1827年，孙、冷两家委任精明强干的梁圣铭出任总经理，玉堂的一切事务完全交由梁负责，孙、冷两家只是以股东身份控制决策权和财务监督。梁圣铭很有才干，也有事业心，为发展玉堂酱园的生意规模，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量才用人，从伙计中选拔管理人员；实行“规矩牌”管理制度，用店规约束店员和学徒；改进操作技术，提高酱菜质量，同时开发新品种，增加产品种类；发行使用本号钱票，改善资金周转。另外，梁圣铭还注意改进酿制技术，曾派人装哑巴到江南某酱园当学徒一年，对学来的技术加以改进，终于使玉堂产品有了“味压江南”美誉。由于梁圣铭措施得当，经营有方，“玉堂”逐渐成为当时济宁独一无二的大字号，资金比原来增长近300倍，全部资金达39万吊，年营业额达10万吊，工人由100人增至300多人，作坊规模增至数百间，产品也增加到50余种。此时是孙、冷合股经营的黄金时期。1850年，梁圣铭病故。玉堂酱园经营一向全依赖梁圣铭，管理人才后继乏人，股东虽先后委任孟某、李模贞等人任经理，但由于孟某等人不善经营，而孙、冷两家又户大人多，生活用度常到玉堂酱园长支短取，抽资耗用日益加剧，致使玉堂酱园的家底在短短25年里亏耗殆尽，仅剩资本2万吊 。
1875年，股东推举身为大伙计的陈守和出任经理，将挽回玉堂酱园经营危局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于是，陈守和临危受命，担负起玉堂酱园经营管理之责。上任伊始，他便大刀阔斧地对经营加以整顿改进。首先，利用东家孙氏家族官场的势力，广交官绅。1844年，孙氏家族的孙毓桂高中状元，孙家一时荣耀无比。1856年，孙毓汶又高中榜眼，再次光耀门庭。孙毓汶为官之初，血气方刚，曾忤违僧格林沁亲王在济宁的捐饷饬令，被革职罢官。后孙毓汶又在朝廷大考中考得一等第一名，才得以重入官场。此后他跟随醇亲王，先后担任刑部尚书、太子少保，1885年升任军机大臣，与荣禄、李鸿章同为“后党”权臣，是掌理军政大权的枢臣要员之一。陈守和通过结交官宦士绅，吸纳他们的游资，为玉堂酱园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并通过发行钱票，改善资金周转，逐渐扭转了玉堂酱园的衰败之势。其次，继续袭用梁圣铭的办法，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改进生产技术。玉堂酱园生产的酱菜和酒类，南北风味都有，既为南方人喜欢，又适合了北方人的口味，所以酱菜顺着运河销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玉堂酱园所酿金波酒，在当时小说《镜花缘》一书中，曾称誉其为“天下美酒”。
另外，为促进销售，陈守和还借助书法艺术扩大商品宣传。陈守和以“一两白银一字”的重金聘请著名书法家项文彦为玉堂酱园写了百字广告招贴，内容为：“姑苏玉堂酱园老店，自造秋油伏酱，五香茶干，远年干酱，独流老醋，佳制金波药酒，各种名酒，各色提露真柿干酒，干榨黄酒，绍兴零沽，糟鱼醉蟹，佳制冬菜，酱糟腐乳，八珍豆豉，关东虾酱虾油，太仓糟油，南北各种小菜，木槽香豆油坊，敬神素烛，一应俱全。”这些宣传文字粉刷到临运河的老店墙壁上，水字相映，光彩醒目，引得南来北往的游人止步观赏，一时成为济宁一景，玉堂酱园的知名度也随之扩大。
1886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孙毓汶被当朝御史弹劾，理由是孙家“既为官又经商，与民争利”。孙毓汶上奏为自己辩解，辩称入股玉堂酱园者均为孙氏族中无官衔之人，并称玉堂酱园是由贫穷生意人起家，凡贫寒人家花一个钱，即可买两样小菜外加几滴香油，实为便民利民的一个制钱的小买卖。后来，慈禧太后传见孙毓汶，听其面陈后，又派人赴济宁查证，得知玉堂酱园一个制钱的买卖属实，便不再追究。此后，宫廷又传旨孙毓汶及顺天府府尹孙辑叔侄二人，令将孙家经营的“小菜”呈送入宫。孙家叔侄接旨后，回到济宁，督促陈守和精心选制各式酱菜，先在店内做成半成品，然后挑选酿制高手林大松和一名厨师乘船进京。途中边行船边加工，待到北京打开罐子时，酱菜恰好光泽鲜亮，甜而不腻，咸而不浊，脆爽适口，得到了慈禧的称赞。据玉堂酱园所存档案记载：“清光绪十二年，据清史馆慈禧西膳房《膳食清单》查录，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孙毓汶将自己家乡玉堂酱园的精致酱菜带回北京朝贡给慈禧太后，品尝后谕为‘味压江南’” 。此后，玉堂把酱菜当作贡品，每年送进皇宫，玉堂酱园制作的京冬菜、酱菜也因此在京津一带颇负盛名。
孙毓汶被参劾时，虽千方百计地为孙家经营玉堂开脱，但心中始终难消忌惮。为避风险，孙家还是将资金从玉堂酱园抽出。孙家退股后，玉堂酱园资金少了一半，而且没有了孙氏家族势力的依靠，经营显得势单力薄。为改变资金不足、经营惨淡的局面，应冷家的请托，陈守和遂出面从中说项，孙、冷两家又各以1万吊制钱重新合资经营。为了遮人耳目，双方约定出资人均用堂号名义，孙家用“集余堂”，冷家用“贞德堂”。孙家委托陈守和为代表，并与陈守和商定三七分红，三成给陈守和作“人股”。恢复合股经营的玉堂酱园，虽然资金仍无法与原先相比，受资金所限，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但由此还是可以看出陈守和的斡旋手段非同一般。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显示出陈守和娴熟的处事手腕。
有一年，济宁新来了一位名叫凌芬的州官，刚来之时并未把陈守和这样一个商人看在眼里，便没有造访玉堂酱园。陈守和对此颇为不满。当年黄河闹水灾，凌芬需要为运河筑堤的工地购买大量的苘，陈守和知道后便把周边四邻八乡的苘全给收购了，还在每块苘地边上插上了玉堂酱园包购的标牌。凌芬见此慌了神，因为害怕耽误了河工用苘，延误工期给自己招来问责，最后只好委身造访玉堂酱园，并委以陈守和代办之职。陈守和不仅很快办妥了购苘事宜，还从中赚取了一笔利润。陈守和主持“玉堂”30年，与官府的这类往来交道可谓不胜枚举。他运用自己的能力，使“玉堂”能在波诡云谲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以避险求存。
陈守和不仅是一位酿造专家，还是一位颇懂经销的行家。在陈守和主持经营的前期，玉堂酱园出现了一段繁盛的时期，陈守和也成为当地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但是，陈守和因出身寒微，一直热衷于通过各种方式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业上功成名就后，他以3000两银子为自己捐了个六品顶戴，出入非轿即车，随从前呼后拥，俨然一位达官显贵。他还为自己修建了宽敞的宅院，经常摆宴请客，阔绰一时。他这样做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便于结交官宦士绅，吸收这些人的闲余资金，以扩充酱园经营资金，但在任玉堂经理的30年间（尤其是玉堂酱菜进宫后），也由于滥事交际、请客送礼、挥霍浪费而债台高筑。到后来玉堂酱园每月要为债务付出大笔利息，结果使经营陷入借款度日、外强中干的局面。据史料记载：陈守和曾于1889年借“民捐和谷变价款四千零五十六串，每月付息二十八千，全年付息金三百三十六千”；1895年，陈守和又借“自捐金一万一千串，每月付息一百一十千，全年付息金一千三百二十七千”。后来由于时局动荡，物价增长，储户提款，终于造成资金周转困难。特别是从1900年以后，由于清廷贪污腐败，搜刮加剧，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义和团兴起于鲁西，当地农民聚众结社，市面惶惶，人心不安，“玉堂”的存款户纷纷提款，经营资金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加之城乡居民购买力降低，酱园的营业额也不断下降。到1904年，玉堂酱园的年营业额较1899年前降低了五六成，成为“玉堂”自孙、冷合资经营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1905年，陈守和病故。这时，玉堂酱园在经历了由盛转衰之后，家底和生产经营已经成为一副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刘晓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