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官晟（1876—1949），字得臣，平度县洪兰乡沙梁村人，青岛著名商号丰益栈号创办人。
綦官晟家世代务农，当时全家仅有5老亩土地（每老亩折合2.5市亩），在当地属家境一般偏下的自耕农。
綦官晟自幼天资聪颖，只因家庭经济不宽裕，读了5年书就辍学。下学后他在家帮父亲种地，亲身感受到农村捐税如毛，天灾不断，农民终年辛苦不得温饱，靠种地养家毫无前途，于是决心弃农经商。开始，他与邻人结伙去蒙古贩马。但是因蒙古路途遥远，沿途兵荒马乱，困难重重，只贩了几次就停了手。恰好，其时他有两位族叔名叫綦香岩、綦西垣，在本村沙梁开了一家名曰“豫丰号”的土产店。他俩见綦官晟有胆识，于经商又很精干，就将其留在店内帮助打理生意。不久，綦官晟善于经营的才能便显露出来。有一天赶沙梁大集，岔河村有个叫乔吉丰的人，大清早就骑马赶来，而且那马浑身有汗。尽管乔自称是从家里赶来逛集市的，可綦官晟心里生疑，他觉得岔河村离沙梁充其量也不过3里路，乔骑的马怎能如此汗水津津呢！于是，他就注意观察乔吉丰的行踪。他见乔一直在银子市上转悠，便立即意识到：乔原本是在胶州城某银号做事，这样“快马加鞭”地跑到沙梁集的银子市上，很可能是银子要涨价了。于是，他决定利用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依靠在沙梁做生意积累下来的人脉，四处购进银子。果然，没出几天就从胶州城里传来消息，银子涨价了，这使他从中赚了一笔钱。有一年，正当小麦生长的春季，有一天夜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霜冻，綦官晟于翌日早晨见状，当即建议本店囤积粮食，结果不久粮价大涨，使他又做了一笔赚钱的生意。两位族叔见綦官晟确有经商的才能，就鼓励和支持他去青岛开创新的局面。
1916年，綦官晟领了两位族叔的股金，同两名伙友一起，在青岛台东镇租赁了3间小房，以仅有的少量资金，办了一家门号“泰丰益”的小店铺，贩卖旧衣和日用小杂货，开始仅能勉强维持3个人的生活。这一时期，正值青岛商埠在大力开拓，各地商户云集，房屋紧张。綦官晟看准这一市场需求后，立即决定向这方面发展。他向银行钱庄借款，购买地皮，然后建房出卖，很快便获得丰厚利润。经营资金扩大后，原泰丰益号店面已不适用。1921年，商铺由台东镇迁至胶州路新址，由其族弟綦官欣担任经理，从贩卖旧衣和日用小杂货，转为经营土产品代办。1922年，因胶州路新址的铺面仍不敷应用，而且坐落位置又不十分理想，便再次搬迁至北京路45号。在这里，綦官晟新成立同丰益栈号，将原泰丰益全资合入，从杂货商完全转变为行栈商，主要代办客商土产品交易，以赚取佣钱（又称辛力钱）为主要利润来源。经过一年的经营，同丰益号获利丰厚，各股东均为綦官晟的业务活动能力所倾倒，经过一番酝酿，第二年年初就公推綦官晟担任总经理。
綦官晟刚主持同丰益时，资产总额仅万元左右。这在当时的青岛土产代办行业中并非大商号。綦官晟担任该商号总经理后，并不满足单靠代办客事以赚取扣佣的经营方式，一直在寻找新的营业方式和途径。恰好，这时有日商大山洋行的经理大山，想把他的大山洋行改为取引所。所谓“取引所”即信托公司，就是期货买卖的场所，主要经营土产品和股票。经营方式就是预定合同，执行合同，合同到期，甲乙双方钱货交割，否则，由违反合同的一方包赔损失。綦官晟通过与大山的多次洽商，约定互相关照支持。他随即在大山取引所挂号，领取了编号“19”的牌照，开始把同丰益的经营重点放在了取引所方面。当时，土产业经营花生油，每到炎热的农历六七月份，花生油处于酸败期，因之也是花生油价格的升涨期。这个时期经营花生油最难，按照与外商预定的花生油合同，购成交货时往往很难合格，合格率一般能在50％以上就算不错。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綦官晟通过大山聘请了德国化验专家陆克，购置了先进的德国化验仪器，凭借化验，严把收购关。本商号的资金不足，就在本市联合平度、即墨老乡经营的同行业共济，由同丰益号挑头，在取引所对外定售花生油。这样，买卖越做越大，外商一次就可与同丰益签订7500吨的花生油合同。所以在当时，只要同丰益号在取引所与外商签订花生油合同，市面上的花生油价格就涨；否则，市价就疲。依靠现货、期货两种经营方式，同丰益甚至能与三菱、三井、东和等日商进行商业竞争。经营好时，每年可净赚白银几十万两。他的生意如此兴隆，凡是知底细者，知道同丰益是搞的连横经营；不摸底细者，则猜测是他老家的商号资金雄厚。
1932年，綦官晟得悉花生产区的花生长势比往年要好，通过分析，认为花生价格必将下跌，于是，这年的农历八月份他就去取引所，以每斤7分钱的价格，一次就卖出生米期货6000吨，合同期为农历十二月底。这笔买卖的买方是广商景昌隆号，其资金雄厚，经理黄汉池又曾赴美留过学，业务熟练，善经营。他在青岛见同丰益号的生意与自己的经营有矛盾，便存心要把同丰益挤垮。当得知同丰益号签订了这笔期货合同后，他发动家族所有关系，与经营土产代办客事的其他商号暗地串联，商定各家经营的代办生米业务，一律不准出售给同丰益，同时又频繁活动于各银行钱庄之间，怂恿银行钱庄不向綦官晟贷款。如果他的谋划顺利实施，同丰益号没有货源、没有资金，到期无法交足订货，就得承担巨额罚款。按照当时市场情况估量，如果同丰益这笔6000吨生米的买卖因稍有差池而导致买方拒收，就会造成市场生米充斥、价格大跌的现象，不用说违约罚款，就是花生跌价造成的亏损也足以致同丰益倒闭。
綦官晟看清了黄汉池的这一计谋，他不但不为之退缩，反而在取引所抛售了生米期货2000吨，买方恰好是景昌隆号。而黄汉池则以为同丰益号这样做是倒闭前的闹剧，岂不知綦官晟亦有一番心计。他暗地从大陆银行贷款80万元，作为这批货的基本资金，又分3条线，派出得力人员经办生油、生米收购业务。其中一线沿津浦路到滕县、大汶口一带，一线到海西石臼所、红石崖一带，还有一线到胶东沿海一带。这些地区都盛产花生，各线都广设收购点，就地收购存储，一律暂不内运。就这样，到农历十二月初，正当黄汉池梦寐以求地准备接管同丰益号的时候，同丰益号在外地收购的生米，以火车、汽车、马车和大小船只，由陆路、水路一齐运入，市场大受影响。生米价格从每斤六七分钱一下跌到三四分。同丰益号的这笔买卖等于翻了一番。这场青岛土产界的竞争，在当时市场引起了很大震动，黄汉池的商号蒙受极大损失，参与其中的60多家小商家纷纷破产，同丰益号获利60多万元，成为最大赢家。
但是，黄汉池并不服输，竟去当时由沈鸿烈当政的市政府控告同丰益，罪名是“买空卖空，扰乱市场”。綦官晟被传讯，他据理反驳，说明本年度花生丰收，景昌隆号既不积极收购，又不积极组织出口，只想垄断搞个人发财，而同丰益号大量收购，稳定价格，于民有利，于国有利，至于市场价格大落是普利公司的责任。面对这活生生的事实，黄汉池理屈词穷，最后以败讼而告终 。
像这样的经营，綦官晟总是走在别人前头。有一次，当他从报上看到安徽某产棉区，棉花遭到严重病害的消息后，就立即搜集全国棉情，得知全国棉花生产的形势属灾歉之年，于是就到取引所大量定购棉纱、棉布。后来，棉制品果然大涨价，同丰益大获其利。在1932—1934年的3年间，同丰益共获纯利100余万元（银币）。当时，同丰益号的交易量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青岛花生米、花生油、棉花等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港口停泊的运输土产品的外轮不少为同丰益所经办。青岛台西镇有200余人的人力车队，长年包揽运送同丰益的货物，同丰益仓库里的备用麻袋包总要保持10万多条。同丰益本号在青岛北京路45号，下设云南路震丰油坊、东平路豫丰油坊、菏泽路仓库附设油坊，并在小港二路有大仓库（占地15亩）一处。另外在平度县沙梁村还设有豫丰、益丰、同丰益庄3处商号。最盛时同丰益共有职员60余人，长年雇用工人340名 。在綦官晟家乡平度，有文昌阁碑文称赞其“殖货于青埠，商战屡获奇捷，持筹之才略，倾动中外，不数年而成大业” 。
正当同丰益生意兴隆之际，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綦官晟凭其多年经商的锐觉，预感到发展民族商业的前景黯淡，特别是早为日本资本家所觊觎的青岛，必将更加困难。他对伙友们说：“我们今后要不做或少做些取引所的买卖，以免受妒担险，主要的要靠辛力仓租（代客买卖扣佣和仓库存货租金）来赚几个钱，而且也不要太多，年收入十几万元就可。须知树大招风。” 然而他最终并没能摆脱掉这种命运。
1938年1月10日，日军由山东头等地登陆侵占青岛后，不久就抢占了同丰益号坐落在小港二路的大仓库，作为海军军用仓库，使同丰益号失去存货之地。1939年春，同丰益号的股东之一綦香岩病逝，他有个人称“六姑娘”的女儿小翠，与其寡嫂刘氏为争遗产成讼，纠纷一直未得解决。此时，正值北平大汉奸头子王克敏由日本顾问柴田陪同，到青岛视察。青岛日伪军政界在市礼堂举行文艺招待会，有京戏名演员程砚秋登台。刘氏闻此，便以嫁祸于人的手段，派人将一枚假炸弹安放在大汉奸王克敏的座椅之下，使得这场“盛会”还没有演完，观众即一哄而散。后来，日本宪兵在装炸弹的盒子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郭进生”的名字。这郭进生，便是“六姑娘”的未婚夫。本来，这个假炸弹案完全可以不了了之，但当日本宪兵队发现该案与青岛的同丰益号有关联之后，便一次次抓人，进行无休止的敲诈。
开始，綦官晟还以为这“炸弹案”与同丰益号无关，日军虽借此发难，也只不过敲敲竹杠而已，扔上几个钱也就可以了事。但及至请人、用钱串通活动时，才逐渐看清日本军方和商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必欲置同丰益号于死地。为此，他不惜一切，豁出巨资赎人。就这样，被捕的人虽分三批释放出狱，但同丰益号的主要资本也耗费殆尽。这一场横祸给了綦官晟以致命打击，加之担忧和操劳过度，不久便身患糖尿病，柜上股东和职员也人心涣散，各找出路，在青岛的日商则趁机一齐排挤，商号生意一落千丈，渐渐入不敷出。到1940年年初，同丰益号便彻底破产，职员、工人解散，有的回了原籍，有的成了流落街头的小摊贩，就连主要股东綦西垣之子，也只能靠在马路边摆杂货摊和卦摊维生。
同丰益号歇业后，綦官晟愁病交加，卧床不起。綦官晟家虽然还有一定家底，但没有了经营收入来源，家大人多，还要延医、治病，坐吃山空，生活十分拮据。好不容易熬到1949年青岛解放，綦官晟合家迁回原籍平度县南村镇沙梁村。不久，綦官晟便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3岁。
（庄维民）
綦官晟
綦官晟（1876—1949），字得臣，平度县洪兰乡沙梁村人，青岛著名商号丰益栈号创办人。
綦官晟家世代务农，当时全家仅有5老亩土地（每老亩折合2.5市亩），在当地属家境一般偏下的自耕农。
綦官晟自幼天资聪颖，只因家庭经济不宽裕，读了5年书就辍学。下学后他在家帮父亲种地，亲身感受到农村捐税如毛，天灾不断，农民终年辛苦不得温饱，靠种地养家毫无前途，于是决心弃农经商。开始，他与邻人结伙去蒙古贩马。但是因蒙古路途遥远，沿途兵荒马乱，困难重重，只贩了几次就停了手。恰好，其时他有两位族叔名叫綦香岩、綦西垣，在本村沙梁开了一家名曰“豫丰号”的土产店。他俩见綦官晟有胆识，于经商又很精干，就将其留在店内帮助打理生意。不久，綦官晟善于经营的才能便显露出来。有一天赶沙梁大集，岔河村有个叫乔吉丰的人，大清早就骑马赶来，而且那马浑身有汗。尽管乔自称是从家里赶来逛集市的，可綦官晟心里生疑，他觉得岔河村离沙梁充其量也不过3里路，乔骑的马怎能如此汗水津津呢！于是，他就注意观察乔吉丰的行踪。他见乔一直在银子市上转悠，便立即意识到：乔原本是在胶州城某银号做事，这样“快马加鞭”地跑到沙梁集的银子市上，很可能是银子要涨价了。于是，他决定利用天时地利的有利条件，依靠在沙梁做生意积累下来的人脉，四处购进银子。果然，没出几天就从胶州城里传来消息，银子涨价了，这使他从中赚了一笔钱。有一年，正当小麦生长的春季，有一天夜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霜冻，綦官晟于翌日早晨见状，当即建议本店囤积粮食，结果不久粮价大涨，使他又做了一笔赚钱的生意。两位族叔见綦官晟确有经商的才能，就鼓励和支持他去青岛开创新的局面。
1916年，綦官晟领了两位族叔的股金，同两名伙友一起，在青岛台东镇租赁了3间小房，以仅有的少量资金，办了一家门号“泰丰益”的小店铺，贩卖旧衣和日用小杂货，开始仅能勉强维持3个人的生活。这一时期，正值青岛商埠在大力开拓，各地商户云集，房屋紧张。綦官晟看准这一市场需求后，立即决定向这方面发展。他向银行钱庄借款，购买地皮，然后建房出卖，很快便获得丰厚利润。经营资金扩大后，原泰丰益号店面已不适用。1921年，商铺由台东镇迁至胶州路新址，由其族弟綦官欣担任经理，从贩卖旧衣和日用小杂货，转为经营土产品代办。1922年，因胶州路新址的铺面仍不敷应用，而且坐落位置又不十分理想，便再次搬迁至北京路45号。在这里，綦官晟新成立同丰益栈号，将原泰丰益全资合入，从杂货商完全转变为行栈商，主要代办客商土产品交易，以赚取佣钱（又称辛力钱）为主要利润来源。经过一年的经营，同丰益号获利丰厚，各股东均为綦官晟的业务活动能力所倾倒，经过一番酝酿，第二年年初就公推綦官晟担任总经理。
綦官晟刚主持同丰益时，资产总额仅万元左右。这在当时的青岛土产代办行业中并非大商号。綦官晟担任该商号总经理后，并不满足单靠代办客事以赚取扣佣的经营方式，一直在寻找新的营业方式和途径。恰好，这时有日商大山洋行的经理大山，想把他的大山洋行改为取引所。所谓“取引所”即信托公司，就是期货买卖的场所，主要经营土产品和股票。经营方式就是预定合同，执行合同，合同到期，甲乙双方钱货交割，否则，由违反合同的一方包赔损失。綦官晟通过与大山的多次洽商，约定互相关照支持。他随即在大山取引所挂号，领取了编号“19”的牌照，开始把同丰益的经营重点放在了取引所方面。当时，土产业经营花生油，每到炎热的农历六七月份，花生油处于酸败期，因之也是花生油价格的升涨期。这个时期经营花生油最难，按照与外商预定的花生油合同，购成交货时往往很难合格，合格率一般能在50％以上就算不错。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綦官晟通过大山聘请了德国化验专家陆克，购置了先进的德国化验仪器，凭借化验，严把收购关。本商号的资金不足，就在本市联合平度、即墨老乡经营的同行业共济，由同丰益号挑头，在取引所对外定售花生油。这样，买卖越做越大，外商一次就可与同丰益签订7500吨的花生油合同。所以在当时，只要同丰益号在取引所与外商签订花生油合同，市面上的花生油价格就涨；否则，市价就疲。依靠现货、期货两种经营方式，同丰益甚至能与三菱、三井、东和等日商进行商业竞争。经营好时，每年可净赚白银几十万两。他的生意如此兴隆，凡是知底细者，知道同丰益是搞的连横经营；不摸底细者，则猜测是他老家的商号资金雄厚。
1932年，綦官晟得悉花生产区的花生长势比往年要好，通过分析，认为花生价格必将下跌，于是，这年的农历八月份他就去取引所，以每斤7分钱的价格，一次就卖出生米期货6000吨，合同期为农历十二月底。这笔买卖的买方是广商景昌隆号，其资金雄厚，经理黄汉池又曾赴美留过学，业务熟练，善经营。他在青岛见同丰益号的生意与自己的经营有矛盾，便存心要把同丰益挤垮。当得知同丰益号签订了这笔期货合同后，他发动家族所有关系，与经营土产代办客事的其他商号暗地串联，商定各家经营的代办生米业务，一律不准出售给同丰益，同时又频繁活动于各银行钱庄之间，怂恿银行钱庄不向綦官晟贷款。如果他的谋划顺利实施，同丰益号没有货源、没有资金，到期无法交足订货，就得承担巨额罚款。按照当时市场情况估量，如果同丰益这笔6000吨生米的买卖因稍有差池而导致买方拒收，就会造成市场生米充斥、价格大跌的现象，不用说违约罚款，就是花生跌价造成的亏损也足以致同丰益倒闭。
綦官晟看清了黄汉池的这一计谋，他不但不为之退缩，反而在取引所抛售了生米期货2000吨，买方恰好是景昌隆号。而黄汉池则以为同丰益号这样做是倒闭前的闹剧，岂不知綦官晟亦有一番心计。他暗地从大陆银行贷款80万元，作为这批货的基本资金，又分3条线，派出得力人员经办生油、生米收购业务。其中一线沿津浦路到滕县、大汶口一带，一线到海西石臼所、红石崖一带，还有一线到胶东沿海一带。这些地区都盛产花生，各线都广设收购点，就地收购存储，一律暂不内运。就这样，到农历十二月初，正当黄汉池梦寐以求地准备接管同丰益号的时候，同丰益号在外地收购的生米，以火车、汽车、马车和大小船只，由陆路、水路一齐运入，市场大受影响。生米价格从每斤六七分钱一下跌到三四分。同丰益号的这笔买卖等于翻了一番。这场青岛土产界的竞争，在当时市场引起了很大震动，黄汉池的商号蒙受极大损失，参与其中的60多家小商家纷纷破产，同丰益号获利60多万元，成为最大赢家。
但是，黄汉池并不服输，竟去当时由沈鸿烈当政的市政府控告同丰益，罪名是“买空卖空，扰乱市场”。綦官晟被传讯，他据理反驳，说明本年度花生丰收，景昌隆号既不积极收购，又不积极组织出口，只想垄断搞个人发财，而同丰益号大量收购，稳定价格，于民有利，于国有利，至于市场价格大落是普利公司的责任。面对这活生生的事实，黄汉池理屈词穷，最后以败讼而告终 。
像这样的经营，綦官晟总是走在别人前头。有一次，当他从报上看到安徽某产棉区，棉花遭到严重病害的消息后，就立即搜集全国棉情，得知全国棉花生产的形势属灾歉之年，于是就到取引所大量定购棉纱、棉布。后来，棉制品果然大涨价，同丰益大获其利。在1932—1934年的3年间，同丰益共获纯利100余万元（银币）。当时，同丰益号的交易量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青岛花生米、花生油、棉花等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港口停泊的运输土产品的外轮不少为同丰益所经办。青岛台西镇有200余人的人力车队，长年包揽运送同丰益的货物，同丰益仓库里的备用麻袋包总要保持10万多条。同丰益本号在青岛北京路45号，下设云南路震丰油坊、东平路豫丰油坊、菏泽路仓库附设油坊，并在小港二路有大仓库（占地15亩）一处。另外在平度县沙梁村还设有豫丰、益丰、同丰益庄3处商号。最盛时同丰益共有职员60余人，长年雇用工人340名 。在綦官晟家乡平度，有文昌阁碑文称赞其“殖货于青埠，商战屡获奇捷，持筹之才略，倾动中外，不数年而成大业” 。
正当同丰益生意兴隆之际，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綦官晟凭其多年经商的锐觉，预感到发展民族商业的前景黯淡，特别是早为日本资本家所觊觎的青岛，必将更加困难。他对伙友们说：“我们今后要不做或少做些取引所的买卖，以免受妒担险，主要的要靠辛力仓租（代客买卖扣佣和仓库存货租金）来赚几个钱，而且也不要太多，年收入十几万元就可。须知树大招风。” 然而他最终并没能摆脱掉这种命运。
1938年1月10日，日军由山东头等地登陆侵占青岛后，不久就抢占了同丰益号坐落在小港二路的大仓库，作为海军军用仓库，使同丰益号失去存货之地。1939年春，同丰益号的股东之一綦香岩病逝，他有个人称“六姑娘”的女儿小翠，与其寡嫂刘氏为争遗产成讼，纠纷一直未得解决。此时，正值北平大汉奸头子王克敏由日本顾问柴田陪同，到青岛视察。青岛日伪军政界在市礼堂举行文艺招待会，有京戏名演员程砚秋登台。刘氏闻此，便以嫁祸于人的手段，派人将一枚假炸弹安放在大汉奸王克敏的座椅之下，使得这场“盛会”还没有演完，观众即一哄而散。后来，日本宪兵在装炸弹的盒子里翻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郭进生”的名字。这郭进生，便是“六姑娘”的未婚夫。本来，这个假炸弹案完全可以不了了之，但当日本宪兵队发现该案与青岛的同丰益号有关联之后，便一次次抓人，进行无休止的敲诈。
开始，綦官晟还以为这“炸弹案”与同丰益号无关，日军虽借此发难，也只不过敲敲竹杠而已，扔上几个钱也就可以了事。但及至请人、用钱串通活动时，才逐渐看清日本军方和商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必欲置同丰益号于死地。为此，他不惜一切，豁出巨资赎人。就这样，被捕的人虽分三批释放出狱，但同丰益号的主要资本也耗费殆尽。这一场横祸给了綦官晟以致命打击，加之担忧和操劳过度，不久便身患糖尿病，柜上股东和职员也人心涣散，各找出路，在青岛的日商则趁机一齐排挤，商号生意一落千丈，渐渐入不敷出。到1940年年初，同丰益号便彻底破产，职员、工人解散，有的回了原籍，有的成了流落街头的小摊贩，就连主要股东綦西垣之子，也只能靠在马路边摆杂货摊和卦摊维生。
同丰益号歇业后，綦官晟愁病交加，卧床不起。綦官晟家虽然还有一定家底，但没有了经营收入来源，家大人多，还要延医、治病，坐吃山空，生活十分拮据。好不容易熬到1949年青岛解放，綦官晟合家迁回原籍平度县南村镇沙梁村。不久，綦官晟便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3岁。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