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炳昭（1865—1946），黄县（今龙口市）人，清末民初青岛著名商人。
清军将领章高元驻防胶澳时期，傅炳昭就已在总兵衙门附近经营他的源泰商号。德国占据胶澳后，他开始学习德语，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的源泰号充当伙计，后因精明能干当上了经理。他将源泰号改为祥泰号，专为德国洋行采购棉花土产，推销五金洋货。
祥泰号主营业务为洋广杂货，这也是当时华商惯常的商业经营范围。当时经营洋杂货业的批发商号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炳昭在青岛并非是完全白手起家，他的创业活动应该始于在日本经商之时。青岛华新纱厂厂主周志俊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提及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
1899年10月，德人为修建胶济铁路收买民地，迁坟移屋，引起居民不满。高密芝兰庄村民要求铁路公司多开涵洞，以免水患，公司置之不理，村民积愤，以武力阻止。德驻胶澳总督派兵前往弹压，戕杀百余人。山东巡抚毓贤对此束手无策，嗣由傅炳昭等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出面调停，冲突事件始获解决 。
傅炳昭在商业经营上眼光独到，善于并敢于投资。短短几年时间，他的经营触角从进出口贸易延伸到炼瓦厂和房地产业，生意越做越大，并且一有盈余资金就买地盖房，很快就成为青岛房地产大亨，与刘子山、陈次治、李莲溪并称青岛“四大财主” 。
1902年，由傅炳昭与成通号经理朱子兴发起设立齐燕会馆。同年，又任中华商务公局董事。齐燕会馆是由山东帮商人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炳昭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朱子兴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商人同乡组织，后来成为傅炳昭等商界人物联系本地社会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出任中华商务公局董事到创办青岛第一家同乡组织齐燕会馆，傅炳昭在商界影响力日渐增大，德国人有事往往也得先同他打招呼。
1910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依照清政府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华商以商务公局为基础，组织设立青岛商务总会，傅炳昭当选为青岛商务总会首任会长，成为公认的华商领袖。自1916年至1924年，他曾五任商会董事。
傅炳昭深谙商帮之道，懂得乡缘地缘关系在经商中的重要性。面对实力强的外商洋行，华商经营工商业还得靠群体的力量，离不开同乡同业互助共济，因此凡有故旧乡亲来投奔，他都会尽力提携扶持。
他曾资助青岛祥泰号的同乡张立堂开设合兴利，经营大米、花生油、木材等土特产贸易。由于经营有方，张立堂得到英国麦加利银行的赏识，被聘为该行的买办。张立堂实力渐增，又相继开办了合兴利油坊和合兴利制杆厂，生产出口油料、火柴杆等，以雄厚实力和良好资信成为青岛排名靠前的进出口商。1922年，黄县商人刘鸣卿、刘书衡兄弟携款到青岛，想在工商领域一展宏图。而傅炳昭认为当时青岛工商业竞争激烈，但金融借贷机构比较缺乏，所以开银行经营金融业有机会获厚利，更何况华商银行方兴未艾，此举正可借中资发展之力打破外资银行一手遮天的局面。刘氏兄弟经傅炳昭指点迷津，并赖其帮助筹划运作，合资成立了山左银行。山左银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40万元，张立堂任董事长，傅炳昭任总经理，刘鸣卿任协理 。银行相继在济南及大连设立分行，后因内外政局之变，次第将两分行撤销，改在上海设办事处。后来，刘氏兄弟又开设利丰银号，由刘书衡任经理。借助傅氏的影响力和根深蒂固的同乡关系，两家银行主要吸收黄县帮商号的存款，存款余额常年在100万元左右。银行对于同乡创业抵押贷款给予诸多优惠，既集聚了资本，又联络了乡情，从而推动了黄县商人资本在青岛的发展，成为商帮意义上的“黄县银行”。
从齐燕会馆到黄县同乡会，黄县帮作为有牢固乡缘业缘关系的商人群体，发育为滋养城市商业繁荣的重要根系。民国初期，以傅炳昭为首的黄县帮雄踞青岛商界，纱布业“泰昌”“振昌”“裕大”等大商号都是黄县人的买卖，以至于当时商界有“搞纱布的离不开黄县人”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作为商界领袖的傅炳昭，其影响力也一直持续到了这一时期。1915—1922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因年事已高，加之时局动荡，傅炳昭不愿再任商会会长，从此隐于幕后。此时他个人的影响力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的一些重要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校董。日占时期，黄县帮依然雄踞青岛工商界。1918年商会改选，连任两届会长的成兰圃依然是黄县人。黄县商帮执青岛工商界之牛耳近二十年，其卓绝地位实际只有后来宋雨亭领军的掖县商帮可与争锋，这大概与傅炳昭的经济实力、商界影响力及协调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6年，傅炳昭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
（庄维民）
傅炳昭
傅炳昭（1865—1946），黄县（今龙口市）人，清末民初青岛著名商人。
清军将领章高元驻防胶澳时期，傅炳昭就已在总兵衙门附近经营他的源泰商号。德国占据胶澳后，他开始学习德语，在经销德国洋酒罐头的源泰号充当伙计，后因精明能干当上了经理。他将源泰号改为祥泰号，专为德国洋行采购棉花土产，推销五金洋货。
祥泰号主营业务为洋广杂货，这也是当时华商惯常的商业经营范围。当时经营洋杂货业的批发商号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炳昭在青岛并非是完全白手起家，他的创业活动应该始于在日本经商之时。青岛华新纱厂厂主周志俊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提及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
1899年10月，德人为修建胶济铁路收买民地，迁坟移屋，引起居民不满。高密芝兰庄村民要求铁路公司多开涵洞，以免水患，公司置之不理，村民积愤，以武力阻止。德驻胶澳总督派兵前往弹压，戕杀百余人。山东巡抚毓贤对此束手无策，嗣由傅炳昭等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出面调停，冲突事件始获解决 。
傅炳昭在商业经营上眼光独到，善于并敢于投资。短短几年时间，他的经营触角从进出口贸易延伸到炼瓦厂和房地产业，生意越做越大，并且一有盈余资金就买地盖房，很快就成为青岛房地产大亨，与刘子山、陈次治、李莲溪并称青岛“四大财主” 。
1902年，由傅炳昭与成通号经理朱子兴发起设立齐燕会馆。同年，又任中华商务公局董事。齐燕会馆是由山东帮商人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炳昭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朱子兴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商人同乡组织，后来成为傅炳昭等商界人物联系本地社会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出任中华商务公局董事到创办青岛第一家同乡组织齐燕会馆，傅炳昭在商界影响力日渐增大，德国人有事往往也得先同他打招呼。
1910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依照清政府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华商以商务公局为基础，组织设立青岛商务总会，傅炳昭当选为青岛商务总会首任会长，成为公认的华商领袖。自1916年至1924年，他曾五任商会董事。
傅炳昭深谙商帮之道，懂得乡缘地缘关系在经商中的重要性。面对实力强的外商洋行，华商经营工商业还得靠群体的力量，离不开同乡同业互助共济，因此凡有故旧乡亲来投奔，他都会尽力提携扶持。
他曾资助青岛祥泰号的同乡张立堂开设合兴利，经营大米、花生油、木材等土特产贸易。由于经营有方，张立堂得到英国麦加利银行的赏识，被聘为该行的买办。张立堂实力渐增，又相继开办了合兴利油坊和合兴利制杆厂，生产出口油料、火柴杆等，以雄厚实力和良好资信成为青岛排名靠前的进出口商。1922年，黄县商人刘鸣卿、刘书衡兄弟携款到青岛，想在工商领域一展宏图。而傅炳昭认为当时青岛工商业竞争激烈，但金融借贷机构比较缺乏，所以开银行经营金融业有机会获厚利，更何况华商银行方兴未艾，此举正可借中资发展之力打破外资银行一手遮天的局面。刘氏兄弟经傅炳昭指点迷津，并赖其帮助筹划运作，合资成立了山左银行。山左银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40万元，张立堂任董事长，傅炳昭任总经理，刘鸣卿任协理 。银行相继在济南及大连设立分行，后因内外政局之变，次第将两分行撤销，改在上海设办事处。后来，刘氏兄弟又开设利丰银号，由刘书衡任经理。借助傅氏的影响力和根深蒂固的同乡关系，两家银行主要吸收黄县帮商号的存款，存款余额常年在100万元左右。银行对于同乡创业抵押贷款给予诸多优惠，既集聚了资本，又联络了乡情，从而推动了黄县商人资本在青岛的发展，成为商帮意义上的“黄县银行”。
从齐燕会馆到黄县同乡会，黄县帮作为有牢固乡缘业缘关系的商人群体，发育为滋养城市商业繁荣的重要根系。民国初期，以傅炳昭为首的黄县帮雄踞青岛商界，纱布业“泰昌”“振昌”“裕大”等大商号都是黄县人的买卖，以至于当时商界有“搞纱布的离不开黄县人”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作为商界领袖的傅炳昭，其影响力也一直持续到了这一时期。1915—1922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因年事已高，加之时局动荡，傅炳昭不愿再任商会会长，从此隐于幕后。此时他个人的影响力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的一些重要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校董。日占时期，黄县帮依然雄踞青岛工商界。1918年商会改选，连任两届会长的成兰圃依然是黄县人。黄县商帮执青岛工商界之牛耳近二十年，其卓绝地位实际只有后来宋雨亭领军的掖县商帮可与争锋，这大概与傅炳昭的经济实力、商界影响力及协调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6年，傅炳昭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