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斋（1890—1944），本字德增，“益斋”是他的号，荣成县（今荣成市）人。1920年王益斋筹建烟台醴泉啤酒公司，成为烟台啤酒工业的创始人。
20岁那年，王益斋“闯崴子”到了俄罗斯远东沿海城市海参崴，在伯父的客栈里做学徒，开始了做生意的生涯。学徒生活结束后，王益斋看到烟台可以出口到海参崴的土特产很多，如豆饼、豆油、草辫、粉丝、甜瓜子、绣花、花边等等，便想经营土特产贸易。第一次回家探亲时，他专程到烟台经营土特产杂货的日商裕和盛洋行实地考察，回到海参崴后便开始经营土特产，没几年就成了海参崴的土产杂品经营大户。民国初年，王益斋又与人在海参崴合开钱庄，并被推举为海参崴的“中国商会副会长”和“文登同乡会会长”。
随着资本积累的逐年增厚，王益斋就想自己创一番更大的事业。在回家乡考察的过程中，王益斋发现烟台开埠后发展迅速，当时已有约十三万人口，从事商贸服务业的大小商户三千五百多家，仅大小饭馆和旅馆就有两百多家。加上外国领事馆、洋行不断增多，外国船队来往频繁，到烟台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常年在烟台的洋人将近一万人，外国人平时喝得最多的就是啤酒。这些客观条件吸引了他的目光，萌发了回家乡烟台创办啤酒厂的念头。
通过辗转考察，有外国啤酒技师告诉他，要生产好的啤酒，除了好的酿酒技术和设备外，还要有好的水源。于是，1919年王益斋带人专门回到烟台，寻水源、找厂址。当时有明白人告诉他，烟台南山北麓有一名胜叫“老虎岩”。岩下有一眼泉，水质甘甜，号称“老虎眼”，为烟台第一泉。旧时抽大烟的“瘾君子”们都到这里取水熬烟。水源地的发现，坚定了他们要在烟台创建啤酒厂的信心。
1920年，王益斋与李介臣一起筹集资金5万银元，买下“老虎岩”周边的11.7亩河崖地，也就是烟台“西南河”上游河边地，开始建设厂房 。紧接着又购置蒸汽发动机、制冷机、灌装机和生产啤酒的一系列设备，招收职工，开业生产，并正式呈报国家农商部和商标局立案，将企业定名为“醴泉啤酒公司”。
建厂初期，酒师是先后从海参崴聘来的人称“罗子”的俄国人和一位叫涅次的奥国人，还聘有中国的汽水技师和机器师。据1923年出版的《烟台要览》记载，醴泉啤酒公司除生产啤酒外，还兼营汽水和制冰，烟台啤酒产品商标最早为“三光牌”。1921年，年产啤酒46千升，产品与另一位中国人创办的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的“五星牌”啤酒齐名。
初始阶段，因酿造啤酒在中国是一项新兴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和经验，酿酒技术被外国酒师所掌控，并且机器设备简陋，经常发生坏酒事故，企业发生亏损的局面时有发生。由于资金不足、技术不精和销路不畅三大困难，到1926年冬，啤酒厂第一次走到濒临倒闭的边缘。后经王益斋四处筹款，工厂增资至10万银元，才幸免于倒闭之灾。
到1930年，受外国货倾销的影响，烟台啤酒销路遇到困难，经营亏损7万元。加上王益斋与李介臣在经营上有分歧，后来李介臣带着一个外国酒师去哈尔滨建啤酒厂，致使企业再一次面临危机。王益斋又四处奔走募集资金，公司资本增至20万元，并改组成股份制的“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三百余人。工厂在上海、青岛等地设立销售处，啤酒年产量也提高到一百五十多千升，汽水15万多箱 。
1932年，王益斋又向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贷款15万元，添置了一台新的制冷用压缩机、一台60马力电动机和一台75马力柴油机，扩建了厂房，啤酒年产量一举提高到270千升。但在1934年酒厂给上海义成公司发酒2万多箱，因该公司经理故去，贷款不能回收，致使酒厂亏损达10万余元，资不抵债，无力按期偿付中国银行的贷款，生产经营也无法维持。1935年2月，酒厂效法张裕公司，将资产和机器设备让与中国银行烟台支行代管。银行接管后，行长徐望之延聘中国酒师朱梅来厂主持生产。
20世纪30年代初，朱梅曾抱着“工业救国”的信念，留学法国、比利时，专门学习酿造专业，对啤酒酿造颇有造诣。他来到烟台，先用1周时间对企业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把他看到的问题都提出来，一一加以分析。朱梅的分析报告获得了董事会的好评，其学识令大家折服，一致决定聘任他。为振兴啤酒大业，充分发挥朱梅作用，醴泉不惜花大本钱，先后派他赴意大利、法国、瑞士、比利时等9国进行考察，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回厂后，朱梅与厂方一起对生产管理进行整顿，生产上打破手摸鼻嗅的土法操作，建立了合理的生产工艺。据史料记载，朱梅任职期间，“举凡厂设施、生产工艺皆着手改进，所出产品极佳，远胜外人所制” 。后来烟台啤酒之所以能获得市场声誉，名载史册，可以说与酒厂启用主张“生产自主”的啤酒酿造专家朱梅有着密切关系。
酒厂由中国银行代管后，除了起用技术专家外，在王益斋的督责领导下，还特别加强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产品的市场推销。
王益斋对企业财务管理很重视，会计要按时向他报账，即使在他有病住院时也不间断。他每天乘专车提前上班到厂，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审核前一天的账目结算和询问生产情况，从不依靠别人代办，连原始单据他都亲躬其事，一一审查，会计账目必须日清日结。董事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由会计主任整理报表作汇报。报表格式是在中国银行接管期间制定的，有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车间记录、生产报表、电力耗用表等。在经营管理上，生产部门对原材料和动力消耗均有记录，王益斋每天都要查看。管生产的厂长也要每天向他汇报，如发现生产有何问题，必定追问到底。因此，凡向他汇报的人，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不敢马虎敷衍 。
醴泉公司开办之初，为打开销路，创立品牌，曾花费过一番苦心，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起初，烟台啤酒销售的市场消费群只有几家大饭店的顾客和外国舰队的海军官兵，秋风一凉就得停产备料。为了促进啤酒销售，他们就采取赠饮与有奖销售的方式，加强在本市的销售。如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到市内繁华地段，把啤酒赠送给过往行人和游客品尝；用硬纸板或马口铁制作大批彩色年历牌，上面印着醴泉的啤酒广告，送给酒店、商店和洋行张贴悬挂，以扩大传播。
酒厂还在上海玻璃厂订制烟台啤酒专用杯，送给舞厅、酒店和经销者使用，以扩大影响。为便于销售生啤酒，酒厂专门制作木制酒柜，并配备冰块送给经销者无偿使用，给各大商家的食品橱窗免费安装宣传烟台啤酒的霓虹灯。每到夜晚，众多商家的食品橱窗上都闪耀着烟台啤酒的霓虹灯，成为一道城市新景观。同时，酒厂还以“振兴国货”为主题，利用电影幻灯片和报纸广告大作宣传。
这些做法在烟台市民社会中产生了显著影响，喝啤酒一时间成为消费时尚，但当时的烟台市场终归还是太小，于是酒厂又把目光投向了大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啤酒市场，原来被英商沙逊洋行开办的友牌啤酒厂、怡和洋行开办的怡和啤酒厂和法商开办的国民啤酒厂这3家外资企业所垄断。这些啤酒厂建厂早，影响大，并采用给商家经理和服务员发津贴、佣金等方式，吸引商场、酒店、餐厅、酒吧和小零售店经销这些啤酒。
当时烟台啤酒公司为了在上海打开销路，以“倡导国货”和“长国人志气”为主导，在上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促销活动。他们在《申报》和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宣传啤酒促销活动，并在《申报》上以“上海水臭，请饮烟台啤酒”的广告语进行宣传。他们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租下客房，精心装饰，然后宣传凡在规定日期内到新世界游乐场的游客，烟台啤酒即赠1条印有“烟台啤酒”字样的毛巾，还可以免费品尝烟台啤酒，喝得最多的还会被选为冠军，奖大银鼎1只，第二、三名各奖1只小银鼎。消息传开，是日前往新世界喝酒的市民摩肩接踵，交通为之阻塞。随后各报又把现场盛况作了报道，一时成为上海滩的热门话题。紧接着，烟台啤酒公司又在上海半淞园举办了一次寻找烟台啤酒的竞赛活动。事前在上海报纸上发出了一则消息，告知市民烟台啤酒于某日在半淞园内藏有多瓶烟台啤酒，凡当日找到1瓶者，即奖给烟台啤酒20箱。消息传开，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致。当日，半淞园内人如潮涌，场面壮观，都争先恐后地寻找烟台啤酒。
针对外商啤酒厂给酒店、零售店发佣金的促销手段，烟台啤酒公司也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当时，烟台啤酒每箱的成本为8元，批发价12元，零售商每卖一箱赚利3.6元。烟台啤酒就从4元的毛利中再拿出1元，反馈给各卖场的服务员。即在每一万箱啤酒中，抽出1万元作为奖金。方法是在一些啤酒瓶盖里印上不同的字样，每个字代表一定的钱数。如“烟台啤酒”4个字，其中“烟”字是1元，“台”字是2.5元，“啤”字是5元，“酒”字是10元，然后将带有这些字样瓶盖的啤酒分别放到一定批量的啤酒箱中，若是开啤酒发现瓶盖上有奖，便可以直接到烟台啤酒驻上海办事处兑取奖金。同时，酒店、餐厅的服务员也可以因卖得多而多得奖励 。
通过这几次组合促销及推销行动，烟台啤酒在上海的名声大振，也引起了海外华侨的极大关注。如泰国曼谷的陈华兴公司，便购买了大批的烟台啤酒在泰国市场上出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商人也纷纷购货，不但使烟台啤酒的销售走向兴旺，也使烟台啤酒在海外有了一定的声誉。
1940年出版的《烟台大观》一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醴泉啤酒的状况。该书称醴泉公司不仅生产啤酒，还生产汽水兼制冰。当时中国国内啤酒公司共有6家，其中上海两家，青岛1家，天津1家，北京1家，烟台1家。而上海等四家皆系外国人经营。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仅北京五星啤酒与烟台醴泉啤酒。当时醴泉啤酒厂有楼房400多间，啤酒、汽水制造机各两部，制冰机两部，锅炉3台，全厂兴盛时，有职工百余人。所用之水，皆出自当地“老虎眼”，特别甘芳适口，故酿成啤酒、汽水，亦极精美。
1940年，王益斋分别在天津、青岛等地拉来新股50万元，从中国银行手中赎回酒厂设备，仍归公司自己经营。但因原料大麦及啤酒花缺乏等因素，到第二年初工厂才正式开工。1942年，酒厂又买地十多亩以扩大厂区，职工也增加了一倍多。到1943年，年产量已扩大到六百多千升，啤酒销路通畅，价格陡涨，当时两箱啤酒能顶一两金子。这时，工厂设施已臻完善，全厂糖化室、发酵室、煮酒室、机器室、制冰室、制汽水室、酒窖等8大生产系统一应俱全。
1944年，由于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中连连挫败，对各项物资控制愈来愈严，加之交通不畅，工厂生产缺乏原料、销售市场受阻，生产经营再次陷于停顿。
就在这一年，王益斋因心力交瘁，染病去世，享年54岁。
（王益斋）
王益斋
王益斋（1890—1944），本字德增，“益斋”是他的号，荣成县（今荣成市）人。1920年王益斋筹建烟台醴泉啤酒公司，成为烟台啤酒工业的创始人。
20岁那年，王益斋“闯崴子”到了俄罗斯远东沿海城市海参崴，在伯父的客栈里做学徒，开始了做生意的生涯。学徒生活结束后，王益斋看到烟台可以出口到海参崴的土特产很多，如豆饼、豆油、草辫、粉丝、甜瓜子、绣花、花边等等，便想经营土特产贸易。第一次回家探亲时，他专程到烟台经营土特产杂货的日商裕和盛洋行实地考察，回到海参崴后便开始经营土特产，没几年就成了海参崴的土产杂品经营大户。民国初年，王益斋又与人在海参崴合开钱庄，并被推举为海参崴的“中国商会副会长”和“文登同乡会会长”。
随着资本积累的逐年增厚，王益斋就想自己创一番更大的事业。在回家乡考察的过程中，王益斋发现烟台开埠后发展迅速，当时已有约十三万人口，从事商贸服务业的大小商户三千五百多家，仅大小饭馆和旅馆就有两百多家。加上外国领事馆、洋行不断增多，外国船队来往频繁，到烟台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常年在烟台的洋人将近一万人，外国人平时喝得最多的就是啤酒。这些客观条件吸引了他的目光，萌发了回家乡烟台创办啤酒厂的念头。
通过辗转考察，有外国啤酒技师告诉他，要生产好的啤酒，除了好的酿酒技术和设备外，还要有好的水源。于是，1919年王益斋带人专门回到烟台，寻水源、找厂址。当时有明白人告诉他，烟台南山北麓有一名胜叫“老虎岩”。岩下有一眼泉，水质甘甜，号称“老虎眼”，为烟台第一泉。旧时抽大烟的“瘾君子”们都到这里取水熬烟。水源地的发现，坚定了他们要在烟台创建啤酒厂的信心。
1920年，王益斋与李介臣一起筹集资金5万银元，买下“老虎岩”周边的11.7亩河崖地，也就是烟台“西南河”上游河边地，开始建设厂房 。紧接着又购置蒸汽发动机、制冷机、灌装机和生产啤酒的一系列设备，招收职工，开业生产，并正式呈报国家农商部和商标局立案，将企业定名为“醴泉啤酒公司”。
建厂初期，酒师是先后从海参崴聘来的人称“罗子”的俄国人和一位叫涅次的奥国人，还聘有中国的汽水技师和机器师。据1923年出版的《烟台要览》记载，醴泉啤酒公司除生产啤酒外，还兼营汽水和制冰，烟台啤酒产品商标最早为“三光牌”。1921年，年产啤酒46千升，产品与另一位中国人创办的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的“五星牌”啤酒齐名。
初始阶段，因酿造啤酒在中国是一项新兴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和经验，酿酒技术被外国酒师所掌控，并且机器设备简陋，经常发生坏酒事故，企业发生亏损的局面时有发生。由于资金不足、技术不精和销路不畅三大困难，到1926年冬，啤酒厂第一次走到濒临倒闭的边缘。后经王益斋四处筹款，工厂增资至10万银元，才幸免于倒闭之灾。
到1930年，受外国货倾销的影响，烟台啤酒销路遇到困难，经营亏损7万元。加上王益斋与李介臣在经营上有分歧，后来李介臣带着一个外国酒师去哈尔滨建啤酒厂，致使企业再一次面临危机。王益斋又四处奔走募集资金，公司资本增至20万元，并改组成股份制的“烟台醴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三百余人。工厂在上海、青岛等地设立销售处，啤酒年产量也提高到一百五十多千升，汽水15万多箱 。
1932年，王益斋又向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贷款15万元，添置了一台新的制冷用压缩机、一台60马力电动机和一台75马力柴油机，扩建了厂房，啤酒年产量一举提高到270千升。但在1934年酒厂给上海义成公司发酒2万多箱，因该公司经理故去，贷款不能回收，致使酒厂亏损达10万余元，资不抵债，无力按期偿付中国银行的贷款，生产经营也无法维持。1935年2月，酒厂效法张裕公司，将资产和机器设备让与中国银行烟台支行代管。银行接管后，行长徐望之延聘中国酒师朱梅来厂主持生产。
20世纪30年代初，朱梅曾抱着“工业救国”的信念，留学法国、比利时，专门学习酿造专业，对啤酒酿造颇有造诣。他来到烟台，先用1周时间对企业做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把他看到的问题都提出来，一一加以分析。朱梅的分析报告获得了董事会的好评，其学识令大家折服，一致决定聘任他。为振兴啤酒大业，充分发挥朱梅作用，醴泉不惜花大本钱，先后派他赴意大利、法国、瑞士、比利时等9国进行考察，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回厂后，朱梅与厂方一起对生产管理进行整顿，生产上打破手摸鼻嗅的土法操作，建立了合理的生产工艺。据史料记载，朱梅任职期间，“举凡厂设施、生产工艺皆着手改进，所出产品极佳，远胜外人所制” 。后来烟台啤酒之所以能获得市场声誉，名载史册，可以说与酒厂启用主张“生产自主”的啤酒酿造专家朱梅有着密切关系。
酒厂由中国银行代管后，除了起用技术专家外，在王益斋的督责领导下，还特别加强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产品的市场推销。
王益斋对企业财务管理很重视，会计要按时向他报账，即使在他有病住院时也不间断。他每天乘专车提前上班到厂，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审核前一天的账目结算和询问生产情况，从不依靠别人代办，连原始单据他都亲躬其事，一一审查，会计账目必须日清日结。董事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由会计主任整理报表作汇报。报表格式是在中国银行接管期间制定的，有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车间记录、生产报表、电力耗用表等。在经营管理上，生产部门对原材料和动力消耗均有记录，王益斋每天都要查看。管生产的厂长也要每天向他汇报，如发现生产有何问题，必定追问到底。因此，凡向他汇报的人，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不敢马虎敷衍 。
醴泉公司开办之初，为打开销路，创立品牌，曾花费过一番苦心，走过一段艰难的路程。起初，烟台啤酒销售的市场消费群只有几家大饭店的顾客和外国舰队的海军官兵，秋风一凉就得停产备料。为了促进啤酒销售，他们就采取赠饮与有奖销售的方式，加强在本市的销售。如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到市内繁华地段，把啤酒赠送给过往行人和游客品尝；用硬纸板或马口铁制作大批彩色年历牌，上面印着醴泉的啤酒广告，送给酒店、商店和洋行张贴悬挂，以扩大传播。
酒厂还在上海玻璃厂订制烟台啤酒专用杯，送给舞厅、酒店和经销者使用，以扩大影响。为便于销售生啤酒，酒厂专门制作木制酒柜，并配备冰块送给经销者无偿使用，给各大商家的食品橱窗免费安装宣传烟台啤酒的霓虹灯。每到夜晚，众多商家的食品橱窗上都闪耀着烟台啤酒的霓虹灯，成为一道城市新景观。同时，酒厂还以“振兴国货”为主题，利用电影幻灯片和报纸广告大作宣传。
这些做法在烟台市民社会中产生了显著影响，喝啤酒一时间成为消费时尚，但当时的烟台市场终归还是太小，于是酒厂又把目光投向了大上海。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啤酒市场，原来被英商沙逊洋行开办的友牌啤酒厂、怡和洋行开办的怡和啤酒厂和法商开办的国民啤酒厂这3家外资企业所垄断。这些啤酒厂建厂早，影响大，并采用给商家经理和服务员发津贴、佣金等方式，吸引商场、酒店、餐厅、酒吧和小零售店经销这些啤酒。
当时烟台啤酒公司为了在上海打开销路，以“倡导国货”和“长国人志气”为主导，在上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促销活动。他们在《申报》和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宣传啤酒促销活动，并在《申报》上以“上海水臭，请饮烟台啤酒”的广告语进行宣传。他们在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租下客房，精心装饰，然后宣传凡在规定日期内到新世界游乐场的游客，烟台啤酒即赠1条印有“烟台啤酒”字样的毛巾，还可以免费品尝烟台啤酒，喝得最多的还会被选为冠军，奖大银鼎1只，第二、三名各奖1只小银鼎。消息传开，是日前往新世界喝酒的市民摩肩接踵，交通为之阻塞。随后各报又把现场盛况作了报道，一时成为上海滩的热门话题。紧接着，烟台啤酒公司又在上海半淞园举办了一次寻找烟台啤酒的竞赛活动。事前在上海报纸上发出了一则消息，告知市民烟台啤酒于某日在半淞园内藏有多瓶烟台啤酒，凡当日找到1瓶者，即奖给烟台啤酒20箱。消息传开，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致。当日，半淞园内人如潮涌，场面壮观，都争先恐后地寻找烟台啤酒。
针对外商啤酒厂给酒店、零售店发佣金的促销手段，烟台啤酒公司也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当时，烟台啤酒每箱的成本为8元，批发价12元，零售商每卖一箱赚利3.6元。烟台啤酒就从4元的毛利中再拿出1元，反馈给各卖场的服务员。即在每一万箱啤酒中，抽出1万元作为奖金。方法是在一些啤酒瓶盖里印上不同的字样，每个字代表一定的钱数。如“烟台啤酒”4个字，其中“烟”字是1元，“台”字是2.5元，“啤”字是5元，“酒”字是10元，然后将带有这些字样瓶盖的啤酒分别放到一定批量的啤酒箱中，若是开啤酒发现瓶盖上有奖，便可以直接到烟台啤酒驻上海办事处兑取奖金。同时，酒店、餐厅的服务员也可以因卖得多而多得奖励 。
通过这几次组合促销及推销行动，烟台啤酒在上海的名声大振，也引起了海外华侨的极大关注。如泰国曼谷的陈华兴公司，便购买了大批的烟台啤酒在泰国市场上出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侨商人也纷纷购货，不但使烟台啤酒的销售走向兴旺，也使烟台啤酒在海外有了一定的声誉。
1940年出版的《烟台大观》一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醴泉啤酒的状况。该书称醴泉公司不仅生产啤酒，还生产汽水兼制冰。当时中国国内啤酒公司共有6家，其中上海两家，青岛1家，天津1家，北京1家，烟台1家。而上海等四家皆系外国人经营。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仅北京五星啤酒与烟台醴泉啤酒。当时醴泉啤酒厂有楼房400多间，啤酒、汽水制造机各两部，制冰机两部，锅炉3台，全厂兴盛时，有职工百余人。所用之水，皆出自当地“老虎眼”，特别甘芳适口，故酿成啤酒、汽水，亦极精美。
1940年，王益斋分别在天津、青岛等地拉来新股50万元，从中国银行手中赎回酒厂设备，仍归公司自己经营。但因原料大麦及啤酒花缺乏等因素，到第二年初工厂才正式开工。1942年，酒厂又买地十多亩以扩大厂区，职工也增加了一倍多。到1943年，年产量已扩大到六百多千升，啤酒销路通畅，价格陡涨，当时两箱啤酒能顶一两金子。这时，工厂设施已臻完善，全厂糖化室、发酵室、煮酒室、机器室、制冰室、制汽水室、酒窖等8大生产系统一应俱全。
1944年，由于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中连连挫败，对各项物资控制愈来愈严，加之交通不畅，工厂生产缺乏原料、销售市场受阻，生产经营再次陷于停顿。
就在这一年，王益斋因心力交瘁，染病去世，享年54岁。
（王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