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垣（1877—1942），字星三，山东桓台人，东元盛染厂创办人。东元盛染厂是近代山东一家由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机器漂染企业，也是抗战前山东规模最大的机器染厂。
一
张启垣出生于桓台高楼区城关镇乔家庄，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辍学，13岁到周村一家银钱铺学做生意，不久转到一家手工染坊当工人。张启垣身材高大，体魄强健，能干重活，又肯出力，受到染坊掌柜的器重。不久之后，张启垣就代表东家出任一家多方出资名为“东源盛”染坊的经理人。
“东源盛”染坊有多个股东，股东之间矛盾很深，经营不善。由于在染坊干活掌握了染色技术，同时也是看到该行业利润丰厚，张启垣在1898年2月接管了东源盛染坊，并将其改名为“东元盛染坊”。东元盛创办时资本共制钱500吊，张本人并无投资，其内弟史懋冉与史懋曾各投资250吊。染坊开业后，张启垣担任掌柜，负责一切经营事宜 。开张初期，使用风箱、铁锅、杉杆等简陋工具，专染丝线，原料由丝线商提供。在周村众多的染坊中，东元盛规模小，势力弱，雇工仅7人，张启垣虽名为经理，但是同样劳动。
清末由于进口产品的冲击，绸绫日渐滞销，丝线需求数量减少，生意冷清，盈利微薄。东元盛开业后，每年所得加工费，除开支外，盈余很少，有一年甚至略有亏损。于是，1903年东元盛增添了“本染坊”业务，开始染布，白布由色洋布行和大洋布庄供给，品种有玉白、单光、双光、油绿、京蓝等。从此，东元盛既染丝线又染洋布，成为混合染坊。
东元盛染布业务，原料由色洋布行供给，染好后由色洋布行交给踹坊加工平整。色洋布行掌握着染坊和踹坊的工钱，染坊和踹坊俨然是色洋布行的附属作坊。在这种情况下，色洋布行对待染坊、踹坊是一种以上使下的态度。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它们采取种种办法减少染坊和踹坊的加工费。年终结算时，色洋布行用核对账目、议价和打折扣、抹掉零数和以钱换银等方法，千方百计减少加工费用，染坊所得甚少。所以，当时染业界流传着“冰一把水一把，辛辛苦苦闹一年，到头来还不赚钱，真冤”的民谚 。
为了摆脱色洋布行的剥削和控制，东元盛决定自染自销：即自己买布，自己染色，自己销售。自染自销固然可以获得厚利，但是所需资本也很大。因“一战”期间东元盛利用存储的染料染布，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一战”爆发后进口颜料迅速减少，价格猛烈上涨，洋靛上涨10倍，每百斤由35两增加到350两，东元盛染坊存储颜料虽然不多，但在颜料价格急剧上涨、其他货物价格基本不动的情况下，也获得了很大利润。有了积蓄之后，1916年东元盛开始自己买布，自染自销，只是规模很小，每次买布不过一二十匹而已。
清末民初济南染坊有四五十家，均是资金少、设备简单的小型作坊，坊址集中在西关、南关一带。1916年张启垣带着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和数条杉杆，将东元盛搬迁到济南麟趾巷（后来搬至锦缠街），租赁房屋，添购零星设备，雇用十余名工人，仍旧为色洋布行加工染布。
由于为洋布行加工利润不大，所以东元盛初来济南时，经营十分困难。为了打开局面，张启垣除经营一般品种的染色外，还想方设法探索新的出路。他先是增添染油绿和京蓝两个品种，但因复水率高，利润少，销路不好，加工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后来又增添“莱芜染”蓝布，因为适销对路，颇受市场欢迎。
由于“莱芜染”给东元盛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企业盈余较多，加之在周村也曾有过自买自染自销的经验，于是张启垣寻思彻底摆脱色洋布行，不再给他们染色，自己买布，自行销售。于是，在1918年春东元盛又开始了自染自销业务。这时染坊既有加工，也有自染，加工和自染用的白布，都是各布店常用的“菊花”粗标和粗布。染好之后，既可当加工货交给色洋布行，又可自销于市场，获利明显多于仅做色洋布行的下线。虽然染坊经营不错，但因为抢占了色洋布行的业务，所以引起布行的嫉妒，东元盛采用削本贱卖、自找顾客的销售手段，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尽管自买自染自销使得东元盛生意蒸蒸日上，但是张启垣感到白布不仅价格高，而且在旺季购买困难。当时染坊购进的白布主要是河北高阳出产的市布、小标和进口的漂布。高阳布是由青岛买棉纱运到高阳，织成布后再运回济南销售，几经周转后，白布的价格很高。于是，张启垣决定延伸企业生产链，自己买纱织布。这样，自己一则赚取几道商业利润；二则降低了白布成本，增加了色布的竞争力；三则可以淡季低价存储，旺季高价售出，获取额外利润，在同业之间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自己织布需要更多的资金，染坊没有足够的积累，自己开办织布厂不现实，于是张启垣采取到桓台“撒机”的方式，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撒机”始于1924年春，即由东元盛交给织户棉纱有偿代织棉布。同年东元盛还自办了踹坊，专做企业产品的平整工序，为色洋布行的加工业务逐渐停止。
1924年到1929年是东元盛快速发展时期，产品一路畅销，“白猿”“群英会”和“登坛拜将”等各种色布的销路都很好，利润丰厚。“白猿”和“登坛拜将”牌色布利润较高，每匹在1元以上，“群英会”牌色布为6—7角，均比自买自染利润高出很多。1924年企业职工增加到40多人，生产量由每月100余匹增加到460余匹。企业也有了较多盈余，到1929年共积累7万多元资金 。
二
东元盛从1898到1929年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其间虽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利润不断增加，但是生产力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手工作坊。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张启垣准备购买机器，实行机器化生产。1929年和1930年，张启垣分别从天津久兴铁工厂和上海源兴机器厂购置机器。其时尽管东元盛购买了机器，色布整理开始使用机器生产，但是主要工序仍以手工为主。随着染布行业的发展，济南、青岛、潍县新建和筹建的机器染厂相继投产和动工，手工染坊面临倒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东元盛决定扩大机器生产规模。
1933年12月，东元盛移址建厂，一方面在北园边家庄购买了16亩土地，盖房建厂；一方面委派人赴日本和歌山铁工所购买设备。1935年7月，染坊又以每亩银元530元的价格购买了边家庄15亩土地，至此，东元盛总共占地31.15亩。此外，还建成木结构锯齿形机房2662平方米，所有设备一并安装在新厂房内，构成日产千匹20000米色布的机器染厂 。1936年，东元盛染厂又设置了织布车间，有织布机30台，专织线哔叽和提花呢一类产品，为染厂提供坯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元盛铁工厂。1929年东元盛购买了机器，为了保养和维修，特设铁工部，负责维修染坊设备和制造简易机器，聘请刘玉亭主持铁工部业务。1930年染厂扩建，铁工机械大量增加，设备简陋的铁工部难以适应要求。于是染厂投资2000元，在铁工部原有人员和设备的基础上，招聘技术工人和学徒工，增添旋床、刨床、钻床和其他工具，由染厂派副经理张让青担任经理，聘请刘玉亭担任业务经理，成立东元盛铁工厂。染厂与铁工厂建立了银钱来往制度，铁工厂需用款项，可随时开内部支票到染厂暂借，这样一方面减少了铁工厂大量筹措资金和银钱来住的繁杂工作，另一方面染厂可以统筹运用资金，避免资金的闲置和呆滞 。铁工厂的主要业务是为染厂制造染色机器，同时还承担了染厂的全部机修工作，并承担制造一部分机器的任务。铁工厂在染坊扩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铁工厂随着染坊的扩建也得到相应发展。
1934年以前，铁工厂的业务主要是为染厂扩建而生产染色机器和一些零星部件。1934—1935年生产了15马力、35马力两种型号的柴油机，行销于河北高阳一带，以后又生产了榨油机、轧花机，行销山东北部的产棉区，深受用户好评。
西迁济南之前和迁济初期，东元盛所染白布，由色洋布行提供和市场购买两部分组成。1918年后从棉布商贩手中购买粗标和粗布，并购进河北高阳生产的标布和进口漂布。1924年后从青岛买回纱线，到桓台加工成布，此时从市面直接购买的布只限于进口漂白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6年东元盛设立织布车间，有2台打穗机，1台打轴机，2台整经机，4台日本上野式织布机，26台仿造的上野式织布机，工人60名左右，专门生产线哔叽和提花呢一类 。织布车间主要是为了创织新花样而设立的，染厂所用白斜纹布，日需千匹，仍靠“撒机”和从市场购进。
1917—1928年，东元盛染布采用土法蒸汽，将布捲成捆排在锅内密闭好，利用沸水蒸气固色，所需燃煤从私人炭栈购进。购买锅炉后燃煤需求量增加，染坊从桓台同乡罗义亭在北关火车站附近开设的炭栈购买煤炭。1933年扩建后，电力由济南电灯公司供给，由于该公司发电量不多，供电不足，电价又贵，只能满足东元盛一部分用电，有些设备的动力仍需用柴油机带动，于是染厂1935年从日本购进250kVA煤气发电机1部安装使用。此后，电灯公司从英国购得3000kVA发电机，电价大幅度降低，企业遂全部由电灯公司供给电力。
抗战前东元盛未设专门劳动管理机构，有关招工、人员安排、工资分配等事宜，均由张启垣任命有关人员处理。1936年以前，东元盛财务管理简单，企业资产由资方日点月结，年终盘算，立账保管。1935年东元盛设置了账房，从此企业的资产增减，购进销出数目统由账房掌管。
东元盛创办之初，系为商业加工代染丝线色布，不管销售。1916年自染自销后，由二掌柜陈瑞亭和两名伙计负责销售产品，每天推着布车上街卖货。1930年，东元盛在锦缠街设立营业部，办公场所为二层楼建筑，占地916平方米，楼内18间房约442平方米，另有数十间平房，有会计、营业员、仓库管理员9人，另有伙计40余人。企业经理在这里接待顾主，洽谈生意。营业部还是染厂产品的集散地，储存全部产品。
东元盛创办时日产量约100余匹。1935年建成机器染厂之后，生产能力虽达到日产1000匹，但实际产量却在700匹左右。东元盛早期获利有限，迁到济南后开始好转。1917年获利10000吊，是开业以来盈利最多的一年。1924、1925、1926年分别盈余6000、9000、10000余元，1930—1931年20多万元。1935年新染厂开业后获利更多。
东元盛工人每天劳动12个小时，生产旺季时多达18个小时。1917年“莱芜染”极为畅销，工人每天劳动20个小时。1933年新厂投产后，实行12个小时两班倒，但是工人下班后，还要做抬碱水、运煤渣等杂活，往往也是两三个小时。工人平时没有休息日，每年只歇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四个节日，其余时间都要干活。下班以后，不准工人离厂外出，违者轻则训斥，重者开除。工人大都居住在厂内单身宿舍，房屋狭窄，睡通铺，没有防寒降温设施，卫生条件差，冬寒夏热，蚊叮虫咬。厂里没有医疗卫生机构，甚至连必需药品也很匮乏。由于工人长期接触染化料，手被腐蚀的粗糙皲裂，冬天只好用鸡蛋清和石灰糊在裂口上，用灯头焙干治愈。
工人工资始终采用年工资加年终“送钱”（馈送）制度，不按月发薪。所谓年工资，就是到年终一次发给年定工资。年工资数额，一般工龄长多，工龄短少。新工人没有年工资，习惯是学徒3年谢师，1年后定年工资。在支付年工资时，资方参照本行业工资发放情况来定数目。染坊初期，染色师傅年薪约20吊制钱，学徒工年终仅得1吊制钱作为鞋袜钱。年终“馈送”，名曰给工人“送钱”，实际上是变相的年工资。每临农历年末，资方要给工人“馈送”。“馈送”数目是在上年“馈送”额上，依据企业盈余情况而定。一般来说，盈余多就多“馈送”一点，盈余少就少“馈送”一些。有时企业盈余较多，但资方用来购置设备后，给工人的“馈送”也不会增加。在资金周转困难时，资方先找老工人商量方案，借他们的威信，说服全体工人接受“馈送”方案。年工资加年终“馈送”，是每个工人一年的总收入。通常情况下，年工资约占全部工资的三分之一，年终“馈送”约占三分之二 。据1936年调查，东元盛男工每月标准工资为10元，利民染厂和鸿生东分别为28元和1—10元。加上年终“送钱”，东元盛工人工资大体处在济南染坊的平均水平 。
三
1937年8月，玉符河决口，大水淹没济南北郊，胶济铁路以北一片汪洋，洛口至济南车站水深数尺。东元盛职工在张东木带领下，紧急将北园边家庄工厂存储的棉布、化工染料全部运进城内，同时把各车间的电机拆卸下来置于高处。所以，虽然厂内水深2尺，到处行舟，但由于全体职工彻夜搬运抢救，企业未受太大损失 。
大水消退之后，日军已到黄河北岸，不时炮击黄台至北关一线胶济铁路，东元盛附近落弹多枚。此时已是人心惶惶，无心经营生产。济南沦陷之后，企业生产基本停顿。
济南沦陷前夕，张启垣一家避乱潍县。走之前，厂里将易于损坏或丢失的机器如拉宽机、丝光机等拆卸，部件埋于地下，车间只剩下不能搬动的骨架。潍县沦陷后，张启垣等人又返回济南。日军占领济南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1938年春天，农村商贩不断进城买货，于是东元盛把埋在地下的机器挖出安装，开工生产。此时其他染厂尚未开工，东元盛生意火爆，所产各种色布如蓝细布、红布、线哔叽等非常畅销，到年底仅几个月就获利10万多元 。
日军侵占济南后，颜色鲜艳的染布减少，各种深色细布逐渐增多，而东元盛各色细布没有畅销品种，如不迅速提高细布质量，将会导致产品滞销、营业萎缩。是年秋季，东元盛集中力量，经过4个月的研究和试染，细布终于超过利民染厂的丝光布，赶上“人寿年丰”牌的190号阴丹士林布。1939年春，东元盛青布异常畅销，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名驹”青布颜色深浓晶亮，质量远远超过其他青布。“名驹”牌青布畅销后，也带动了“双鱼”牌深蓝布的畅销，从此形成了染厂的两大名牌产品。
1939—1942年，东元盛的经营情况很好，每年均有较多盈余。据粗略统计，1942年存储的棉布、棉纱和存款，约值白细布4万匹，存储的染化料按年产量56万匹计算，超过一年以上的用量。
然而，短暂的复兴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东元盛时刻面临被日军掠夺的危险。日军占领济南后，对纱厂、面粉厂等各大企业，先是实行“军管”，继而实行所谓“合办”，极尽掠夺之能事。东元盛是济南最大的机器染厂，也是济南较大企业之一，设备齐全，产品畅销，更为日军所觊觎。从1938到1942年，先后有东棉洋行、三井洋行、三菱公司和其他株式会社向东元盛提出“合作”。日商向东元盛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日股占51％，华股占49％，还许诺“合作”之后，每年的红利一定比不合作时多，并给以华股董事长的名义，每月让其领取干薪，不必到工厂上班；还说合作了便是亲善，可保平安，又允诺在合作成功之后，从总资金中提取5％左右的现款，给予主持合作的华股代表，以示酬劳。
面对日军的威胁利诱，东元盛始终坚持不合作原则。张启垣多次召集各部门经理人开会，商讨如何对待日商要求“合作”的问题。他们认为，如与日军合作，一则属于不爱国举动，有“汉奸”嫌疑；二则即使“合作”，到时分劈红利不仅靠不住，而且企业还有可能被日商抢夺。所以东元盛的对策是：让开工就开工，不让开工就不开工，坚决不与日商“合办”染厂。
东元盛决意不与日商合作，自然招来了麻烦。例如1942年的一个秋夜，日军宪兵和数十个汉奸特务乘汽车来到营业部和张启垣的长子张伯萱家中，搜查两个小时，不分老幼殴打张家数十人，然后又遍翻抽屉衣橱、梳妆台，将贵重物品全部拿走。虽然没有搜出任何“罪证”，但他们还是拿出了预先伪造的国民政府的委任状，诬以通匪之罪名逮走张伯萱。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凡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不承认是生产单位，只能搞批发出售业务，不能购料生产。因为东元盛染厂未与日商合作，必须将存货全部售罄，否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为此东元盛忍痛将所存棉布、棉纱约四万余匹，按“官价”出售一空，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尽管如此，日军宪兵队仍然以行贿的罪名，逮捕了副经理张让青。同时，伪市警察局以暴利为名，逮捕销售负责人蔡润卿，后被罚款1万余元，始被释放。染厂存有汽油数十桶，是用以烧毛用的，日军却以私存军用物资为由，进厂逮捕厂长张东木，恰值张东木外出，日军逮走了职员张振东和张树棠，并将汽油拉走，后经商会会长苗兰亭到宪兵队解释说情，始被释放 。
在日军威逼压迫下，东元盛生存困难。65岁的张启垣本来就身体不好，加之愤于日军压榨，1942年冬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张启垣喃喃自语：“日人必败，中国必胜。决不同日人合作。诸子好自为之。” 张启垣去世后，长子张伯萱继任总经理，次子张让青担任厂长。1943—1945年，日本侵略者又进行“强化治安”，东元盛被迫停工，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有关部门以“抗战功臣”姿态进入济南。刚开始，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会向工商业者摊派。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给商会的手谕说“军政机关不得向商会摊派任何款项，违者可由商会扭送省府究办”；市长王崇五说“要根除过去商会为政府附属金库的弊病”，“政府决不妄用商会一文钱”。但是，事实证明，何、王的许诺全是空头支票。随后各种摊派名目繁多，诸如戡乱建国费、义务警察费、劳军费、棺木补助费、飞机跑道费等等，多达数十种，仅1945年各种摊派就达3亿元，可买20万袋面粉。从国民党接收济南到1946年6月，全市工商界和居民共垫支军事费22亿余元。
在这种形势下，每日应酬国民党军政人员，筹措捐款，成了东元盛的主要活动。例如1947年3月2日，省建设厅向济南工商界发出通知，募集慰劳捐款，22家企业共捐3.84亿元，东元盛2000余万元。又如同年8月12日，商会理事长马伯声率领理监事十余人到省党部请愿，要求减免1946年的所得税，适逢省慰劳总会召开“戡乱劳军会议”，要求工商业者“慨解义囊，自动捐献”。凡参加请愿的人为了换取批准提出的要求，都忍痛认捐，总计捐款1.16亿元，东元盛捐款2000万元，张伯萱个人捐款500万元 。
在国民党的掠夺下，环境虽然十分恶劣，但是东元盛还是勉强复业了。1948年后企业尤其困难，是年夏天，国民党军队以修筑军事要塞为名要拆除工厂，张东木只好行贿才得免除。解放前夕，济南已经成为孤城，陆运中断，东元盛所需白布需从青岛空运济南。由于燃料缺乏，张东木雇车到章丘买煤换电，后来买煤也困难，只能烧木柴。再因青岛、上海采购的染料无法运回济南，生产经常停顿，最后完全停产。
四
1948年9月，济南解放，10月29日东元盛复工。此后，东元盛的生产一直呈上升势。由于复工较早，名牌产品“名驹”青布、“双鱼”蓝布和盐基性蓝布均为市场所急需，颇为畅销，所以1948年的后3个月企业就有盈余。1949年，全国各大城市和广大农村相继解放，来济南购货者日渐增多，业务繁忙，盈余也随之增多。1950年6月，东元盛在上海购进1台八色印花机，这是济南市第一台印花机，染厂生产水平自此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1954年4月20日，经济南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正式批准东元盛公私合营，委派3名国家干部进厂，同时投资28万元。东元盛染厂是济南市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大企业。1966年12月1日，东元盛印染厂改为国营济南第二印染厂。
（徐畅）
张启垣
张启垣（1877—1942），字星三，山东桓台人，东元盛染厂创办人。东元盛染厂是近代山东一家由手工作坊发展起来的机器漂染企业，也是抗战前山东规模最大的机器染厂。
一
张启垣出生于桓台高楼区城关镇乔家庄，幼年读过几年私塾，后辍学，13岁到周村一家银钱铺学做生意，不久转到一家手工染坊当工人。张启垣身材高大，体魄强健，能干重活，又肯出力，受到染坊掌柜的器重。不久之后，张启垣就代表东家出任一家多方出资名为“东源盛”染坊的经理人。
“东源盛”染坊有多个股东，股东之间矛盾很深，经营不善。由于在染坊干活掌握了染色技术，同时也是看到该行业利润丰厚，张启垣在1898年2月接管了东源盛染坊，并将其改名为“东元盛染坊”。东元盛创办时资本共制钱500吊，张本人并无投资，其内弟史懋冉与史懋曾各投资250吊。染坊开业后，张启垣担任掌柜，负责一切经营事宜 。开张初期，使用风箱、铁锅、杉杆等简陋工具，专染丝线，原料由丝线商提供。在周村众多的染坊中，东元盛规模小，势力弱，雇工仅7人，张启垣虽名为经理，但是同样劳动。
清末由于进口产品的冲击，绸绫日渐滞销，丝线需求数量减少，生意冷清，盈利微薄。东元盛开业后，每年所得加工费，除开支外，盈余很少，有一年甚至略有亏损。于是，1903年东元盛增添了“本染坊”业务，开始染布，白布由色洋布行和大洋布庄供给，品种有玉白、单光、双光、油绿、京蓝等。从此，东元盛既染丝线又染洋布，成为混合染坊。
东元盛染布业务，原料由色洋布行供给，染好后由色洋布行交给踹坊加工平整。色洋布行掌握着染坊和踹坊的工钱，染坊和踹坊俨然是色洋布行的附属作坊。在这种情况下，色洋布行对待染坊、踹坊是一种以上使下的态度。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它们采取种种办法减少染坊和踹坊的加工费。年终结算时，色洋布行用核对账目、议价和打折扣、抹掉零数和以钱换银等方法，千方百计减少加工费用，染坊所得甚少。所以，当时染业界流传着“冰一把水一把，辛辛苦苦闹一年，到头来还不赚钱，真冤”的民谚 。
为了摆脱色洋布行的剥削和控制，东元盛决定自染自销：即自己买布，自己染色，自己销售。自染自销固然可以获得厚利，但是所需资本也很大。因“一战”期间东元盛利用存储的染料染布，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利润。“一战”爆发后进口颜料迅速减少，价格猛烈上涨，洋靛上涨10倍，每百斤由35两增加到350两，东元盛染坊存储颜料虽然不多，但在颜料价格急剧上涨、其他货物价格基本不动的情况下，也获得了很大利润。有了积蓄之后，1916年东元盛开始自己买布，自染自销，只是规模很小，每次买布不过一二十匹而已。
清末民初济南染坊有四五十家，均是资金少、设备简单的小型作坊，坊址集中在西关、南关一带。1916年张启垣带着两架风箱、两口铁锅和数条杉杆，将东元盛搬迁到济南麟趾巷（后来搬至锦缠街），租赁房屋，添购零星设备，雇用十余名工人，仍旧为色洋布行加工染布。
由于为洋布行加工利润不大，所以东元盛初来济南时，经营十分困难。为了打开局面，张启垣除经营一般品种的染色外，还想方设法探索新的出路。他先是增添染油绿和京蓝两个品种，但因复水率高，利润少，销路不好，加工了一段时间就停止了；后来又增添“莱芜染”蓝布，因为适销对路，颇受市场欢迎。
由于“莱芜染”给东元盛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企业盈余较多，加之在周村也曾有过自买自染自销的经验，于是张启垣寻思彻底摆脱色洋布行，不再给他们染色，自己买布，自行销售。于是，在1918年春东元盛又开始了自染自销业务。这时染坊既有加工，也有自染，加工和自染用的白布，都是各布店常用的“菊花”粗标和粗布。染好之后，既可当加工货交给色洋布行，又可自销于市场，获利明显多于仅做色洋布行的下线。虽然染坊经营不错，但因为抢占了色洋布行的业务，所以引起布行的嫉妒，东元盛采用削本贱卖、自找顾客的销售手段，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
尽管自买自染自销使得东元盛生意蒸蒸日上，但是张启垣感到白布不仅价格高，而且在旺季购买困难。当时染坊购进的白布主要是河北高阳出产的市布、小标和进口的漂布。高阳布是由青岛买棉纱运到高阳，织成布后再运回济南销售，几经周转后，白布的价格很高。于是，张启垣决定延伸企业生产链，自己买纱织布。这样，自己一则赚取几道商业利润；二则降低了白布成本，增加了色布的竞争力；三则可以淡季低价存储，旺季高价售出，获取额外利润，在同业之间有更大的生存空间。自己织布需要更多的资金，染坊没有足够的积累，自己开办织布厂不现实，于是张启垣采取到桓台“撒机”的方式，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撒机”始于1924年春，即由东元盛交给织户棉纱有偿代织棉布。同年东元盛还自办了踹坊，专做企业产品的平整工序，为色洋布行的加工业务逐渐停止。
1924年到1929年是东元盛快速发展时期，产品一路畅销，“白猿”“群英会”和“登坛拜将”等各种色布的销路都很好，利润丰厚。“白猿”和“登坛拜将”牌色布利润较高，每匹在1元以上，“群英会”牌色布为6—7角，均比自买自染利润高出很多。1924年企业职工增加到40多人，生产量由每月100余匹增加到460余匹。企业也有了较多盈余，到1929年共积累7万多元资金 。
二
东元盛从1898到1929年已经有30余年的历史，其间虽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利润不断增加，但是生产力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手工作坊。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张启垣准备购买机器，实行机器化生产。1929年和1930年，张启垣分别从天津久兴铁工厂和上海源兴机器厂购置机器。其时尽管东元盛购买了机器，色布整理开始使用机器生产，但是主要工序仍以手工为主。随着染布行业的发展，济南、青岛、潍县新建和筹建的机器染厂相继投产和动工，手工染坊面临倒闭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东元盛决定扩大机器生产规模。
1933年12月，东元盛移址建厂，一方面在北园边家庄购买了16亩土地，盖房建厂；一方面委派人赴日本和歌山铁工所购买设备。1935年7月，染坊又以每亩银元530元的价格购买了边家庄15亩土地，至此，东元盛总共占地31.15亩。此外，还建成木结构锯齿形机房2662平方米，所有设备一并安装在新厂房内，构成日产千匹20000米色布的机器染厂 。1936年，东元盛染厂又设置了织布车间，有织布机30台，专织线哔叽和提花呢一类产品，为染厂提供坯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东元盛铁工厂。1929年东元盛购买了机器，为了保养和维修，特设铁工部，负责维修染坊设备和制造简易机器，聘请刘玉亭主持铁工部业务。1930年染厂扩建，铁工机械大量增加，设备简陋的铁工部难以适应要求。于是染厂投资2000元，在铁工部原有人员和设备的基础上，招聘技术工人和学徒工，增添旋床、刨床、钻床和其他工具，由染厂派副经理张让青担任经理，聘请刘玉亭担任业务经理，成立东元盛铁工厂。染厂与铁工厂建立了银钱来往制度，铁工厂需用款项，可随时开内部支票到染厂暂借，这样一方面减少了铁工厂大量筹措资金和银钱来住的繁杂工作，另一方面染厂可以统筹运用资金，避免资金的闲置和呆滞 。铁工厂的主要业务是为染厂制造染色机器，同时还承担了染厂的全部机修工作，并承担制造一部分机器的任务。铁工厂在染坊扩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铁工厂随着染坊的扩建也得到相应发展。
1934年以前，铁工厂的业务主要是为染厂扩建而生产染色机器和一些零星部件。1934—1935年生产了15马力、35马力两种型号的柴油机，行销于河北高阳一带，以后又生产了榨油机、轧花机，行销山东北部的产棉区，深受用户好评。
西迁济南之前和迁济初期，东元盛所染白布，由色洋布行提供和市场购买两部分组成。1918年后从棉布商贩手中购买粗标和粗布，并购进河北高阳生产的标布和进口漂布。1924年后从青岛买回纱线，到桓台加工成布，此时从市面直接购买的布只限于进口漂白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35年。1936年东元盛设立织布车间，有2台打穗机，1台打轴机，2台整经机，4台日本上野式织布机，26台仿造的上野式织布机，工人60名左右，专门生产线哔叽和提花呢一类 。织布车间主要是为了创织新花样而设立的，染厂所用白斜纹布，日需千匹，仍靠“撒机”和从市场购进。
1917—1928年，东元盛染布采用土法蒸汽，将布捲成捆排在锅内密闭好，利用沸水蒸气固色，所需燃煤从私人炭栈购进。购买锅炉后燃煤需求量增加，染坊从桓台同乡罗义亭在北关火车站附近开设的炭栈购买煤炭。1933年扩建后，电力由济南电灯公司供给，由于该公司发电量不多，供电不足，电价又贵，只能满足东元盛一部分用电，有些设备的动力仍需用柴油机带动，于是染厂1935年从日本购进250kVA煤气发电机1部安装使用。此后，电灯公司从英国购得3000kVA发电机，电价大幅度降低，企业遂全部由电灯公司供给电力。
抗战前东元盛未设专门劳动管理机构，有关招工、人员安排、工资分配等事宜，均由张启垣任命有关人员处理。1936年以前，东元盛财务管理简单，企业资产由资方日点月结，年终盘算，立账保管。1935年东元盛设置了账房，从此企业的资产增减，购进销出数目统由账房掌管。
东元盛创办之初，系为商业加工代染丝线色布，不管销售。1916年自染自销后，由二掌柜陈瑞亭和两名伙计负责销售产品，每天推着布车上街卖货。1930年，东元盛在锦缠街设立营业部，办公场所为二层楼建筑，占地916平方米，楼内18间房约442平方米，另有数十间平房，有会计、营业员、仓库管理员9人，另有伙计40余人。企业经理在这里接待顾主，洽谈生意。营业部还是染厂产品的集散地，储存全部产品。
东元盛创办时日产量约100余匹。1935年建成机器染厂之后，生产能力虽达到日产1000匹，但实际产量却在700匹左右。东元盛早期获利有限，迁到济南后开始好转。1917年获利10000吊，是开业以来盈利最多的一年。1924、1925、1926年分别盈余6000、9000、10000余元，1930—1931年20多万元。1935年新染厂开业后获利更多。
东元盛工人每天劳动12个小时，生产旺季时多达18个小时。1917年“莱芜染”极为畅销，工人每天劳动20个小时。1933年新厂投产后，实行12个小时两班倒，但是工人下班后，还要做抬碱水、运煤渣等杂活，往往也是两三个小时。工人平时没有休息日，每年只歇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四个节日，其余时间都要干活。下班以后，不准工人离厂外出，违者轻则训斥，重者开除。工人大都居住在厂内单身宿舍，房屋狭窄，睡通铺，没有防寒降温设施，卫生条件差，冬寒夏热，蚊叮虫咬。厂里没有医疗卫生机构，甚至连必需药品也很匮乏。由于工人长期接触染化料，手被腐蚀的粗糙皲裂，冬天只好用鸡蛋清和石灰糊在裂口上，用灯头焙干治愈。
工人工资始终采用年工资加年终“送钱”（馈送）制度，不按月发薪。所谓年工资，就是到年终一次发给年定工资。年工资数额，一般工龄长多，工龄短少。新工人没有年工资，习惯是学徒3年谢师，1年后定年工资。在支付年工资时，资方参照本行业工资发放情况来定数目。染坊初期，染色师傅年薪约20吊制钱，学徒工年终仅得1吊制钱作为鞋袜钱。年终“馈送”，名曰给工人“送钱”，实际上是变相的年工资。每临农历年末，资方要给工人“馈送”。“馈送”数目是在上年“馈送”额上，依据企业盈余情况而定。一般来说，盈余多就多“馈送”一点，盈余少就少“馈送”一些。有时企业盈余较多，但资方用来购置设备后，给工人的“馈送”也不会增加。在资金周转困难时，资方先找老工人商量方案，借他们的威信，说服全体工人接受“馈送”方案。年工资加年终“馈送”，是每个工人一年的总收入。通常情况下，年工资约占全部工资的三分之一，年终“馈送”约占三分之二 。据1936年调查，东元盛男工每月标准工资为10元，利民染厂和鸿生东分别为28元和1—10元。加上年终“送钱”，东元盛工人工资大体处在济南染坊的平均水平 。
三
1937年8月，玉符河决口，大水淹没济南北郊，胶济铁路以北一片汪洋，洛口至济南车站水深数尺。东元盛职工在张东木带领下，紧急将北园边家庄工厂存储的棉布、化工染料全部运进城内，同时把各车间的电机拆卸下来置于高处。所以，虽然厂内水深2尺，到处行舟，但由于全体职工彻夜搬运抢救，企业未受太大损失 。
大水消退之后，日军已到黄河北岸，不时炮击黄台至北关一线胶济铁路，东元盛附近落弹多枚。此时已是人心惶惶，无心经营生产。济南沦陷之后，企业生产基本停顿。
济南沦陷前夕，张启垣一家避乱潍县。走之前，厂里将易于损坏或丢失的机器如拉宽机、丝光机等拆卸，部件埋于地下，车间只剩下不能搬动的骨架。潍县沦陷后，张启垣等人又返回济南。日军占领济南后，局势逐渐稳定下来。1938年春天，农村商贩不断进城买货，于是东元盛把埋在地下的机器挖出安装，开工生产。此时其他染厂尚未开工，东元盛生意火爆，所产各种色布如蓝细布、红布、线哔叽等非常畅销，到年底仅几个月就获利10万多元 。
日军侵占济南后，颜色鲜艳的染布减少，各种深色细布逐渐增多，而东元盛各色细布没有畅销品种，如不迅速提高细布质量，将会导致产品滞销、营业萎缩。是年秋季，东元盛集中力量，经过4个月的研究和试染，细布终于超过利民染厂的丝光布，赶上“人寿年丰”牌的190号阴丹士林布。1939年春，东元盛青布异常畅销，当时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名驹”青布颜色深浓晶亮，质量远远超过其他青布。“名驹”牌青布畅销后，也带动了“双鱼”牌深蓝布的畅销，从此形成了染厂的两大名牌产品。
1939—1942年，东元盛的经营情况很好，每年均有较多盈余。据粗略统计，1942年存储的棉布、棉纱和存款，约值白细布4万匹，存储的染化料按年产量56万匹计算，超过一年以上的用量。
然而，短暂的复兴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东元盛时刻面临被日军掠夺的危险。日军占领济南后，对纱厂、面粉厂等各大企业，先是实行“军管”，继而实行所谓“合办”，极尽掠夺之能事。东元盛是济南最大的机器染厂，也是济南较大企业之一，设备齐全，产品畅销，更为日军所觊觎。从1938到1942年，先后有东棉洋行、三井洋行、三菱公司和其他株式会社向东元盛提出“合作”。日商向东元盛提出的合作条件是日股占51％，华股占49％，还许诺“合作”之后，每年的红利一定比不合作时多，并给以华股董事长的名义，每月让其领取干薪，不必到工厂上班；还说合作了便是亲善，可保平安，又允诺在合作成功之后，从总资金中提取5％左右的现款，给予主持合作的华股代表，以示酬劳。
面对日军的威胁利诱，东元盛始终坚持不合作原则。张启垣多次召集各部门经理人开会，商讨如何对待日商要求“合作”的问题。他们认为，如与日军合作，一则属于不爱国举动，有“汉奸”嫌疑；二则即使“合作”，到时分劈红利不仅靠不住，而且企业还有可能被日商抢夺。所以东元盛的对策是：让开工就开工，不让开工就不开工，坚决不与日商“合办”染厂。
东元盛决意不与日商合作，自然招来了麻烦。例如1942年的一个秋夜，日军宪兵和数十个汉奸特务乘汽车来到营业部和张启垣的长子张伯萱家中，搜查两个小时，不分老幼殴打张家数十人，然后又遍翻抽屉衣橱、梳妆台，将贵重物品全部拿走。虽然没有搜出任何“罪证”，但他们还是拿出了预先伪造的国民政府的委任状，诬以通匪之罪名逮走张伯萱。1942年，日军实行经济统制，凡不与日本人合作的工厂都被列入批发商，不承认是生产单位，只能搞批发出售业务，不能购料生产。因为东元盛染厂未与日商合作，必须将存货全部售罄，否则便犯了“囤积居奇”和“惜售”之罪。为此东元盛忍痛将所存棉布、棉纱约四万余匹，按“官价”出售一空，企业遭受重大损失。尽管如此，日军宪兵队仍然以行贿的罪名，逮捕了副经理张让青。同时，伪市警察局以暴利为名，逮捕销售负责人蔡润卿，后被罚款1万余元，始被释放。染厂存有汽油数十桶，是用以烧毛用的，日军却以私存军用物资为由，进厂逮捕厂长张东木，恰值张东木外出，日军逮走了职员张振东和张树棠，并将汽油拉走，后经商会会长苗兰亭到宪兵队解释说情，始被释放 。
在日军威逼压迫下，东元盛生存困难。65岁的张启垣本来就身体不好，加之愤于日军压榨，1942年冬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张启垣喃喃自语：“日人必败，中国必胜。决不同日人合作。诸子好自为之。” 张启垣去世后，长子张伯萱继任总经理，次子张让青担任厂长。1943—1945年，日本侵略者又进行“强化治安”，东元盛被迫停工，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政有关部门以“抗战功臣”姿态进入济南。刚开始，他们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会向工商业者摊派。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给商会的手谕说“军政机关不得向商会摊派任何款项，违者可由商会扭送省府究办”；市长王崇五说“要根除过去商会为政府附属金库的弊病”，“政府决不妄用商会一文钱”。但是，事实证明，何、王的许诺全是空头支票。随后各种摊派名目繁多，诸如戡乱建国费、义务警察费、劳军费、棺木补助费、飞机跑道费等等，多达数十种，仅1945年各种摊派就达3亿元，可买20万袋面粉。从国民党接收济南到1946年6月，全市工商界和居民共垫支军事费22亿余元。
在这种形势下，每日应酬国民党军政人员，筹措捐款，成了东元盛的主要活动。例如1947年3月2日，省建设厅向济南工商界发出通知，募集慰劳捐款，22家企业共捐3.84亿元，东元盛2000余万元。又如同年8月12日，商会理事长马伯声率领理监事十余人到省党部请愿，要求减免1946年的所得税，适逢省慰劳总会召开“戡乱劳军会议”，要求工商业者“慨解义囊，自动捐献”。凡参加请愿的人为了换取批准提出的要求，都忍痛认捐，总计捐款1.16亿元，东元盛捐款2000万元，张伯萱个人捐款500万元 。
在国民党的掠夺下，环境虽然十分恶劣，但是东元盛还是勉强复业了。1948年后企业尤其困难，是年夏天，国民党军队以修筑军事要塞为名要拆除工厂，张东木只好行贿才得免除。解放前夕，济南已经成为孤城，陆运中断，东元盛所需白布需从青岛空运济南。由于燃料缺乏，张东木雇车到章丘买煤换电，后来买煤也困难，只能烧木柴。再因青岛、上海采购的染料无法运回济南，生产经常停顿，最后完全停产。
四
1948年9月，济南解放，10月29日东元盛复工。此后，东元盛的生产一直呈上升势。由于复工较早，名牌产品“名驹”青布、“双鱼”蓝布和盐基性蓝布均为市场所急需，颇为畅销，所以1948年的后3个月企业就有盈余。1949年，全国各大城市和广大农村相继解放，来济南购货者日渐增多，业务繁忙，盈余也随之增多。1950年6月，东元盛在上海购进1台八色印花机，这是济南市第一台印花机，染厂生产水平自此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1954年4月20日，经济南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查，正式批准东元盛公私合营，委派3名国家干部进厂，同时投资28万元。东元盛染厂是济南市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大企业。1966年12月1日，东元盛印染厂改为国营济南第二印染厂。
（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