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传典（1875—1930），字徽五，原名宋化忠，生于益都县（今青州市）莲花盆乡宋旺庄，民国时期山东著名实业家。其父宋光旭幼时父母双亡，由大伯父抚养成人。宋光旭育有三男二女，长子宋传典，次子宋化恕，三子宋化宽。宋光旭后以93岁高龄逝于天津。
宋传典幼年时，其母上树采摘榆树叶充饥，不幸坠地身亡，一家人靠父亲宋光旭耕作卖柴为生，家境贫寒。1887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到青州传教，宋光旭到城里卖山草时认识了库寿宁。在库寿宁的引导下，宋光旭于1891年加入了基督教。入教后，他先后在培真书院当伙夫做饭和看守大门。宋传典作为教徒之子，先在教会在魏南庄所建的乡塾读书，后来由库寿宁资助到中学程度的住宿学校广德书院读书，并取“传播耶稣经典”之意，将其原名“化忠”改为“传典”。
广德书院虽是英国人办的学校，却没有英语课，只是由库寿宁聘请的一名贡生张少堂讲授地理、历史、算术、几何等课。宋传典聪明好学，深得库寿宁牧师夫妇的喜欢，夫妇二人常利用课余时间在家中教宋传典学习英语，为宋传典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
宋传典在广德书院毕业后，考入了教会在潍县设立的广文大学。毕业后，广文大学并入了齐鲁大学，原校址改办为广文中学。经库寿宁推荐，宋传典到广文中学教书。19世纪末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学校停办，他和外国传教士一起转往烟台，在那里同另一英籍传教士卜道成翻译并编辑宗教诗歌。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宋传典随传教士回到了青州。此时中国在“以洋人之技而制夷”的思潮影响下，正处于向西方学习、兴办新式教育的浪潮之中，因此教会学校培养的教师宋传典格外吃香，身价倍增。1901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1902年，青州北城的都统严守清在驻防营办了个“海岱书院”，特请宋传典教英语和算术 。同年，青州知府冯汝骙将松林书院旧址改建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聘请宋传典兼任官立青州中学堂英文教习，他由此成为学堂内第一位教授英文的教师。宋传典不但担任海岱书院的英文教习和广德书院的理化和英文教习，还先后担任益都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县教育会会长，并于其间编著了一册讲授外国历史的教材《古国述要》。他所翻译的《化学详要》一书，也成为当时胶东各校普遍采用的教材。
宋传典23岁时与虔诚的基督教徒聂德馨女士成婚。
库寿宁是19世纪末英国基督教浸礼会派往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的传教士，除了以教育作为传教手段外，还兴办慈善事业，以扩大传教的影响。他们兴办的花边、发网编织业即是如此。库寿宁夫妇经营花边庄始于1894年前后甚至更早些，最初规模很小，资本仅50吊钱（约合银元20元）。库寿宁从英国购来原材料，在教会的空闲房屋中组织教友编织，教友织成花边后再邮寄出口到英国。织花边的技术由库寿宁之妻传教，她先教给教友，作为教会福利，之后教友再传给教会以外的人。参加花边编织的贫穷教民熟练掌握技术后，不需投资便可获得一定的收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活收入。
宋传典在担任益都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时，就已开始协助库寿宁夫妇经营花边事业，所以具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教会经营的花边业，开创了后来被称为“抽纱之王”的青州花边品牌，成为出口欧美的特色商品。当时，花边每月出口数量虽不大，却可赚二三百美元，有着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1908年秋季，库寿宁夫妇因不愿与美国长老会合办广文大学，辞职离开益都，应邀到上海基督教浸礼会工作。他们在离开益都前，希望自己经营多年的花边事业有可信任的人接手料理，使其不致半途而废，于是便将花边庄的房产铺面交给宋传典，由他来接办花边业务。后来宋传典辞掉教职，与贾星垣、苑松芳、孙思吉3人集资2000吊钱（其中宋传典800吊钱，其余3人各400吊钱），成立“德昌花边庄”，全力投入到花边庄的经营。1912年，德昌花边庄改为“德昌洋行”，兼营进出口贸易，花边庄对国外业务时称“宋传典商行”。针对库寿宁夫妇花边庄生意主要局限于教友、半慈善救济性质的局面，宋传典对花边庄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改革：改变经营机制，实行彻底的商业化运作；把花边生产扩大到以益都为中心的胶东农村，组织人力去传授编织技术，发放原料，定点检验和收购成品。改革使得花边庄迅速发展，资本由起初的铜元2000吊增至1918年的银元五六千元。
1917年以后，花边在西欧滞销，但发网在欧洲市场需求量骤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发网的出口。发网是当时欧洲妇女的常用物品，少女用来保护头发，孕妇要把发网垂到眉毛，而寡妇则需要用发网把整个脸遮住。为适应市场的变化，宋传典遂将经营重心转向发网生产与销售。初期，宋传典从国外进口染色头发；后来，中国农村男人剪辫子者日趋增多，而女子留短发亦成为时尚，国内原料充足。宋传典经过多次试验，掌握了头发着色技术，遂改进口发为中国发。他在许多省份设专人收购头发，并在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烟台等地设立了分行。
1919年春，宋传典开办“德昌号”，除经营花边外，兼营发网，还经营汇兑。企业的教会气息逐渐淡化，原有的宗教关系被用来为企业经营服务。宋传典办发网庄也是先以教会的教友为基础，再逐步向外扩充。他在山东、上海、河北等处设分庄，都是靠当地教会介绍支持。1921年宋传典之子宋棐卿从美国留学归来，带回了新式梳发、染发工具和图样，实现了头发的自制，大大降低了成本，德昌发网庄进入黄金发展期。当时，为德昌号编织发网的农民不下15000户，此外尚有十余县的广大劳动妇女，盛时发网庄仅检验发网的工人就有300余名 。
宋传典在城里万寿宫街建立了德昌大楼。1924年最盛时，“除房产、货品之外，拥有现金四五十万元”。至1927年，苑松芳、孙思吉、贾星垣3人相继退出了“德昌花边庄”的股份，“德昌花边庄”为宋氏家族所独有 。为了企业的更大发展，宋传典在济南、上海、天津、烟台、青岛、潍县、高密等地设立了分厂分号，在济南还设立了一个地毯厂，从德国购买了纺毛机器两架，自制各种毛线；在青州相继办起了东益火柴公司、德昌肥皂公司、德茂花栈等商号。那时，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宋传典还在济南开办德昌洋行，经营汽车、自行车以及土产等进出口贸易，并拓地天津，成立天津德昌贸易公司。当时的山东省长沈铭昌为了缓和内外矛盾，想拉拢工商界人士帮助其稳定政局，便提请北洋政府嘉奖山东一些知名工商界人士，宋传典得到了一枚六等嘉禾章、一块“通商惠工”的匾额，山东省也嘉奖他一块“实业勋荣”的匾额。自此，随着财富和声望的增长，宋传典成了山东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当上了益都县县议员，1922年又花钱当上了山东省议员。1923年，山东省议会举行第三届议长选举，宋传典在青州同乡李慎五、李习五等人的支持下参加了议长竞选。宋传典作为英美教会支持的势力，是中间力量，最后他击败了另一个商人候选人陈鸾书，当选为省议会议长。
出任议长后，宋传典举家迁至济南，将德昌洋行设在商埠经六路纬七路一带，开始了亦官亦商的生涯。济南德昌洋行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有厂房、办公室、女工宿舍等。到济南不久，宋传典又在洋行内创办了德昌地毯厂，以机器和手工操作相结合织造地毯，成为济南开埠后最大的地毯厂。1925年，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宋传典带头拥护，张宗昌也投桃报李，委以宋传典山东赎路督办的要职，并且不准议会改选，宋传典的议长位子得以保留。
宋传典当上议长以后，便自己出资５万元，又从议员中募集了10万元，共计15万元，开办了由东昌府（今聊城市）到武定府（今惠民县）的汽车公司。汽车总公司设在禹城，每天有车去聊城，中经高唐、博平；由高唐还有一条支路去临清，从聊城有一条支路去阳谷，也有车由禹城往东经临邑、商河到惠民。由禹城到聊城100公里，每人票价4元，由禹城到惠民120公里，票价4.8元，平均每5公里车费2角。当时宋传典由美国购进“道奇”牌中型轿车6辆，“飞得禄”牌大型公共汽车9辆。“道奇”车是软席座位，车内两排可以乘坐8人，如果与司机同排坐，可以坐9人，专供包车用，只要有人出36元，即可以由禹城开到聊城一次。当时商旅很多，这几部小轿车时常供不应求。“飞得禄”公共汽车可以坐21人，每日按时对开。公司在沿途设有招待所，供旅客休息、吃饭。所以汽车公司效益很好，每星期都有专人把款解到济南总管账，一般可达五六千元，有时甚至上万元。后来，张宗昌因打仗需要，将公司的汽车和司机强行调用，最后只剩下了7辆破车可以行驶，由省政府改组为鲁北汽车公司。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宋传典看到山东的经营不好做，便逐渐把资金转到了天津，在天津成立了“德昌贸易公司”，经营汽车贸易。
宋传典在做官和经商的同时，还涉足教育界，先后担任过益都守善中学董事长和齐鲁大学董事。1924年，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创办了私立青岛大学，宋传典曾一度担任过校长。
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张宗昌闻风而逃。国民政府视宋传典为张宗昌同党，将他在济南的全部资产予以查封并下了通缉令。
宋传典先逃往天津，后又跑到上海，在基督教青年会内藏匿。1930年年初，经蒋介石老乡、外交部长王正廷出面说项，国民政府取消了通缉令。宋传典得到消息后，因欣喜过度而突发脑出血，不治身亡。
（庄维民）
宋传典
宋传典（1875—1930），字徽五，原名宋化忠，生于益都县（今青州市）莲花盆乡宋旺庄，民国时期山东著名实业家。其父宋光旭幼时父母双亡，由大伯父抚养成人。宋光旭育有三男二女，长子宋传典，次子宋化恕，三子宋化宽。宋光旭后以93岁高龄逝于天津。
宋传典幼年时，其母上树采摘榆树叶充饥，不幸坠地身亡，一家人靠父亲宋光旭耕作卖柴为生，家境贫寒。1887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库寿宁到青州传教，宋光旭到城里卖山草时认识了库寿宁。在库寿宁的引导下，宋光旭于1891年加入了基督教。入教后，他先后在培真书院当伙夫做饭和看守大门。宋传典作为教徒之子，先在教会在魏南庄所建的乡塾读书，后来由库寿宁资助到中学程度的住宿学校广德书院读书，并取“传播耶稣经典”之意，将其原名“化忠”改为“传典”。
广德书院虽是英国人办的学校，却没有英语课，只是由库寿宁聘请的一名贡生张少堂讲授地理、历史、算术、几何等课。宋传典聪明好学，深得库寿宁牧师夫妇的喜欢，夫妇二人常利用课余时间在家中教宋传典学习英语，为宋传典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
宋传典在广德书院毕业后，考入了教会在潍县设立的广文大学。毕业后，广文大学并入了齐鲁大学，原校址改办为广文中学。经库寿宁推荐，宋传典到广文中学教书。19世纪末山东义和团运动兴起，学校停办，他和外国传教士一起转往烟台，在那里同另一英籍传教士卜道成翻译并编辑宗教诗歌。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宋传典随传教士回到了青州。此时中国在“以洋人之技而制夷”的思潮影响下，正处于向西方学习、兴办新式教育的浪潮之中，因此教会学校培养的教师宋传典格外吃香，身价倍增。1901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1902年，青州北城的都统严守清在驻防营办了个“海岱书院”，特请宋传典教英语和算术 。同年，青州知府冯汝骙将松林书院旧址改建为青州府官立中学堂，聘请宋传典兼任官立青州中学堂英文教习，他由此成为学堂内第一位教授英文的教师。宋传典不但担任海岱书院的英文教习和广德书院的理化和英文教习，还先后担任益都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县教育会会长，并于其间编著了一册讲授外国历史的教材《古国述要》。他所翻译的《化学详要》一书，也成为当时胶东各校普遍采用的教材。
宋传典23岁时与虔诚的基督教徒聂德馨女士成婚。
库寿宁是19世纪末英国基督教浸礼会派往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的传教士，除了以教育作为传教手段外，还兴办慈善事业，以扩大传教的影响。他们兴办的花边、发网编织业即是如此。库寿宁夫妇经营花边庄始于1894年前后甚至更早些，最初规模很小，资本仅50吊钱（约合银元20元）。库寿宁从英国购来原材料，在教会的空闲房屋中组织教友编织，教友织成花边后再邮寄出口到英国。织花边的技术由库寿宁之妻传教，她先教给教友，作为教会福利，之后教友再传给教会以外的人。参加花边编织的贫穷教民熟练掌握技术后，不需投资便可获得一定的收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生活收入。
宋传典在担任益都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时，就已开始协助库寿宁夫妇经营花边事业，所以具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经验。教会经营的花边业，开创了后来被称为“抽纱之王”的青州花边品牌，成为出口欧美的特色商品。当时，花边每月出口数量虽不大，却可赚二三百美元，有着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1908年秋季，库寿宁夫妇因不愿与美国长老会合办广文大学，辞职离开益都，应邀到上海基督教浸礼会工作。他们在离开益都前，希望自己经营多年的花边事业有可信任的人接手料理，使其不致半途而废，于是便将花边庄的房产铺面交给宋传典，由他来接办花边业务。后来宋传典辞掉教职，与贾星垣、苑松芳、孙思吉3人集资2000吊钱（其中宋传典800吊钱，其余3人各400吊钱），成立“德昌花边庄”，全力投入到花边庄的经营。1912年，德昌花边庄改为“德昌洋行”，兼营进出口贸易，花边庄对国外业务时称“宋传典商行”。针对库寿宁夫妇花边庄生意主要局限于教友、半慈善救济性质的局面，宋传典对花边庄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改革：改变经营机制，实行彻底的商业化运作；把花边生产扩大到以益都为中心的胶东农村，组织人力去传授编织技术，发放原料，定点检验和收购成品。改革使得花边庄迅速发展，资本由起初的铜元2000吊增至1918年的银元五六千元。
1917年以后，花边在西欧滞销，但发网在欧洲市场需求量骤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发网的出口。发网是当时欧洲妇女的常用物品，少女用来保护头发，孕妇要把发网垂到眉毛，而寡妇则需要用发网把整个脸遮住。为适应市场的变化，宋传典遂将经营重心转向发网生产与销售。初期，宋传典从国外进口染色头发；后来，中国农村男人剪辫子者日趋增多，而女子留短发亦成为时尚，国内原料充足。宋传典经过多次试验，掌握了头发着色技术，遂改进口发为中国发。他在许多省份设专人收购头发，并在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烟台等地设立了分行。
1919年春，宋传典开办“德昌号”，除经营花边外，兼营发网，还经营汇兑。企业的教会气息逐渐淡化，原有的宗教关系被用来为企业经营服务。宋传典办发网庄也是先以教会的教友为基础，再逐步向外扩充。他在山东、上海、河北等处设分庄，都是靠当地教会介绍支持。1921年宋传典之子宋棐卿从美国留学归来，带回了新式梳发、染发工具和图样，实现了头发的自制，大大降低了成本，德昌发网庄进入黄金发展期。当时，为德昌号编织发网的农民不下15000户，此外尚有十余县的广大劳动妇女，盛时发网庄仅检验发网的工人就有300余名 。
宋传典在城里万寿宫街建立了德昌大楼。1924年最盛时，“除房产、货品之外，拥有现金四五十万元”。至1927年，苑松芳、孙思吉、贾星垣3人相继退出了“德昌花边庄”的股份，“德昌花边庄”为宋氏家族所独有 。为了企业的更大发展，宋传典在济南、上海、天津、烟台、青岛、潍县、高密等地设立了分厂分号，在济南还设立了一个地毯厂，从德国购买了纺毛机器两架，自制各种毛线；在青州相继办起了东益火柴公司、德昌肥皂公司、德茂花栈等商号。那时，他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宋传典还在济南开办德昌洋行，经营汽车、自行车以及土产等进出口贸易，并拓地天津，成立天津德昌贸易公司。当时的山东省长沈铭昌为了缓和内外矛盾，想拉拢工商界人士帮助其稳定政局，便提请北洋政府嘉奖山东一些知名工商界人士，宋传典得到了一枚六等嘉禾章、一块“通商惠工”的匾额，山东省也嘉奖他一块“实业勋荣”的匾额。自此，随着财富和声望的增长，宋传典成了山东工商界的知名人物，当上了益都县县议员，1922年又花钱当上了山东省议员。1923年，山东省议会举行第三届议长选举，宋传典在青州同乡李慎五、李习五等人的支持下参加了议长竞选。宋传典作为英美教会支持的势力，是中间力量，最后他击败了另一个商人候选人陈鸾书，当选为省议会议长。
出任议长后，宋传典举家迁至济南，将德昌洋行设在商埠经六路纬七路一带，开始了亦官亦商的生涯。济南德昌洋行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建有厂房、办公室、女工宿舍等。到济南不久，宋传典又在洋行内创办了德昌地毯厂，以机器和手工操作相结合织造地毯，成为济南开埠后最大的地毯厂。1925年，军阀张宗昌主政山东，宋传典带头拥护，张宗昌也投桃报李，委以宋传典山东赎路督办的要职，并且不准议会改选，宋传典的议长位子得以保留。
宋传典当上议长以后，便自己出资５万元，又从议员中募集了10万元，共计15万元，开办了由东昌府（今聊城市）到武定府（今惠民县）的汽车公司。汽车总公司设在禹城，每天有车去聊城，中经高唐、博平；由高唐还有一条支路去临清，从聊城有一条支路去阳谷，也有车由禹城往东经临邑、商河到惠民。由禹城到聊城100公里，每人票价4元，由禹城到惠民120公里，票价4.8元，平均每5公里车费2角。当时宋传典由美国购进“道奇”牌中型轿车6辆，“飞得禄”牌大型公共汽车9辆。“道奇”车是软席座位，车内两排可以乘坐8人，如果与司机同排坐，可以坐9人，专供包车用，只要有人出36元，即可以由禹城开到聊城一次。当时商旅很多，这几部小轿车时常供不应求。“飞得禄”公共汽车可以坐21人，每日按时对开。公司在沿途设有招待所，供旅客休息、吃饭。所以汽车公司效益很好，每星期都有专人把款解到济南总管账，一般可达五六千元，有时甚至上万元。后来，张宗昌因打仗需要，将公司的汽车和司机强行调用，最后只剩下了7辆破车可以行驶，由省政府改组为鲁北汽车公司。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宋传典看到山东的经营不好做，便逐渐把资金转到了天津，在天津成立了“德昌贸易公司”，经营汽车贸易。
宋传典在做官和经商的同时，还涉足教育界，先后担任过益都守善中学董事长和齐鲁大学董事。1924年，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创办了私立青岛大学，宋传典曾一度担任过校长。
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张宗昌闻风而逃。国民政府视宋传典为张宗昌同党，将他在济南的全部资产予以查封并下了通缉令。
宋传典先逃往天津，后又跑到上海，在基督教青年会内藏匿。1930年年初，经蒋介石老乡、外交部长王正廷出面说项，国民政府取消了通缉令。宋传典得到消息后，因欣喜过度而突发脑出血，不治身亡。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