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义（1855—1923），字有三，益都县（今青州市）人。
李敬义年轻时家世寒微，靠推小车贩运蚕丝维持生活，但他粗通文墨，聪明伶俐，不甘心锢于旧习生财。清光绪初年，他与同县人徐芳洲、临朐县人马紫封在益都县城东关丝市租了两间门头，开设裕厚堂丝局，经营蚕丝生意。当时有人嘲笑他们说：“你们做的买卖只够吃一年饼的。”但他们凭借当地蚕丝业日益发展的有利形势，齐心协力，苦心经营，资金越积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便在周村丝市街设立了分号。李敬义有着灵活的生意头脑，锐意生财。光绪末年，他看到小框丝销路好，利润高，便独自出资在周村开设鸿裕丝厂，设缫车100台，其中有半机械化缫丝框48支，雇工200人，生产小框丝，这是周村第一个半机械化缫丝厂 。
这一时期，整个周村的缫丝生产还比较落后。李敬义目睹丝业之落后，又于1909年亲往无锡、上海等地参观考察机器缫丝。回周村后，他与同县人徐方洲，临朐县人马文山合资4万两白银，在周村中正门外路南（现淄博丝绸印染厂地址）购地建房，开设新的缫丝厂。因为新厂为裕厚堂丝局所创办，又因李敬义总理厂务，故取名为义记裕厚堂丝厂。
裕厚堂的厂房为旧式建筑，黑油大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前院东西厢房做仓库，中间大厅各5间做柜房，后院楼房12间为缫丝房，再后边为茧库、伙房和工人宿舍，东边沿斜马路为锅炉房。整个建筑既古色古香，又不乏现代气息。丝厂初建时，采用人力机缫丝，1911年添设意大利产座缫机100台，中国制卧式三节锅炉1部，小型煤油发电机1台（供照明用），雇用工人200人。丝厂缫丝煮茧全用蒸汽，摆脱了手摇脚蹬的笨重体力劳动，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成为周村第一个近代化缫丝企业。当时丝厂年开工180天，产丝30余箱（每箱100斤），盈利远超传统手工丝坊 。周村民间有“周村街八大祥，不如一个裕厚堂”的说法，足见裕厚堂在周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在裕厚堂的带动下，周村的机器缫丝业迅速发展起来，到30年代已有8家缫丝工厂，成为近代山东机器缫丝工业中心，即使在全国也有一定地位。
裕厚堂建立之初，李敬义亲自主持厂务。其侄李盛基为总把头，管生产；李恩基为技师，管机器设备。全厂有工人180人，其中技工100人，徒工50人，锅炉工4人，勤杂工若干人。工人根据完成定额和产品质量情况，实行奖惩制度。奖金分一、二、三等，有时比工资还高。工人为了完成和超过定额，不得不拼命干，夏天从早到晚，冬天往往亮着灯干活。裕厚堂的生产工序为：收茧—烘茧—入库—煮茧—缫丝—检验—入账—打把—装箱。每年夏季“小满”过后，裕厚堂即招募工人收茧、烘茧。烘茧用5座烘炉，每炉八九层，每层烘几百斤，连烘3遍，烘毕入库。月余即开始缫丝，每台缫车有操作工人负责缫丝。每两台缫车有徒工1人，负责煮茧和送茧。工人完成定额后，即按编号将丝送理丝室，由检验员抽查质量，主要抽查条分粗细或有无沾污和断头现象。检验后划分等级过秤记账，再按每把5斤（旧制，每斤相当于1.25市斤），每箱20把，打把装箱，贴上商标，发往上海益丰长、恒升公等货栈，再经怡和、蓝天壁等洋行，销往欧洲或美国。质量差的销于国内。全厂每日产丝约60—70斤，每月20箱左右（每箱100斤）。全年生产6—9个月，产丝100—150箱，耗鲜茧20万斤左右。1927—1928年是该厂的黄金时代，每年可生产9个月以上，产丝200箱左右。每箱成本为700两白银，售价1600两，毛利900余两，全年销售毛利白银15万两左右 。
裕厚堂的收茧范围，南至王村，北至长山，西至邹平，东至孝妇河。这一地区的桑树叶质肥厚，生产的黄色茧所缫之丝，在上海市场称为“鲁黄”，信誉颇高。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调查实业时，称该厂“关心试验，毅力经营”，并以大总统的名义奖给该厂七等嘉禾章。1922年在上海物品展览会上，该厂产品又经过审查合格，被授予最优等奖章 。李敬义因兴办实业而名声大噪，成为周村的商界巨子和远近驰名的工厂主。
1916年，吴大洲、薄子明以护国军名义占据周村，由于军纪不整，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丝厂停工停产达八九个月之久。李敬义先后避居西山白云涧和上海分庄，委其异母弟李敬升主持厂务。李敬升在工厂被包围的形势下逾垣外出，宴请和贿赂了驻军首领，结果工厂未受任何损失。生产虽然停止了，可是李敬义在避居上海期间，利用周村各丝厂停产之机，组织人员去新泰、泰安等地购买黄丝，运售上海，所获利润大大超过了往年。此后股东内部发生了析产纠纷，股东马紫封将大部资金抽走，裕厚堂被迫改组。李敬义连遭变故，心力交瘁，于1921年中风病倒。
祸不单行，这一年的8月，土匪孙百万部将李敬义之子李友三及次孙李治中从益都家中架走，并割掉李治中的左耳捎回，勒索巨额赎款。李敬义被迫用50000元的钞票将他们赎回。这次打击没有使裕厚堂在经济上受到致命损失。当时李友三曾说“不出一年就挣回来了”。但是，李敬义却在惊吓之余，于1923年5月去世。李敬义去世后，缫丝厂由李友三继续经营。
李友三原名李益基，1914年毕业于周村於陵法政学校。他原想跻身政界，改换门庭，但偌大个产业总要有人继承，故不得不弃学从商，帮助其父经营丝局和丝厂。李友三继承父业后，正值裕厚堂鼎盛时期。他和另外两家股东不是积极地改进技术设备，改善劳动条件，而是利用巨额收入在益都和临朐接收和新建了3家丝厂，还在家乡大量购置土地和城镇房产，其中仅李友三一家就购置了120间房屋和200多亩土地。由于裕厚堂设备陈旧，生产条件恶劣，致使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随时孕育着爆发工人运动的危机。1928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为争取工人群众支持，派方希五、毕普南、臧化年到周村秘密组织工会。裕厚堂的工人起而响应，组成了以陈德茂为首的工人分会，此后各种形式的工人斗争接连不断。1929年春，丝厂工人参加了缫丝业和丝织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生活待遇。结果，徒工工资增加到每月1元，技工增加到每月10元。但是，此时裕厚堂资方不是诚心诚意地改善工人待遇，调节劳资关系，而是想方设法破坏工人运动。1930年7月，厂方借阎锡山军队进驻周村之机，联合恒兴德、同丰公司、顺兴成等厂的资方，具文呈请山东省代理主席邓宪熙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同时在厂内强令解散工会，将陈德茂等工会领导人开除（后又在工人的压力下收回成命）。
裕厚堂的产品60%以上输出国外销售。1930年前后，欧美各国发生经济危机，蚕丝市场萧条，蚕丝销路顿减，丝价暴跌，每箱丝由1600两白银降至720两白银。在国内，由于日本人造丝通过走私途径源源不断地进入周村，大部分机坊改织人造丝产品，蚕丝销量亦骤形减少。而张店日资铃木丝厂的垄断和厂内工潮的爆发，又使产品成本不断提高，每箱丝由700余两白银增至930两白银。裕厚堂内外交困，亏损累累，诱发了早已存在于股东之间的内部纷争。在这种情况下，丝厂被迫实行改组。改组后的裕厚堂，取名新记，产品商标定为“厂图”。新记建立的第二年，海外蚕丝销路转旺，每箱可售洋1500元，因而丝厂尚能维持生产。这一年，该厂共有工人130人，耗茧十余万斤，产丝100箱 。
1932年，丝价再次下跌，新记被迫停工。1934年，山东省政府根据周村丝业工会主席李华峰和长山县长袁鸣谦的请求，在周村发行丝业救济券50000元，扶持各厂收茧缫丝，新记遂再开工。不料当年丝价再次狂跌，每箱丝落至550两白银，年终又落至370两白银。新记销路断绝，陈丝堆积上海，终于彻底破产。新记的全部资本只有6万元，不得不依靠上海益丰长货栈月息为8厘的押款。因为破产无力偿还押款和栈租，1935年益丰长货栈向山东省高等法院提起诉讼。高等法院将新记丝厂及其在上海的陈丝判给原告抵债。事后，李友三撤回益都，退守家园，名驰一时的裕厚堂就这样结束了 。
（庄维民）
李敬义
李敬义（1855—1923），字有三，益都县（今青州市）人。
李敬义年轻时家世寒微，靠推小车贩运蚕丝维持生活，但他粗通文墨，聪明伶俐，不甘心锢于旧习生财。清光绪初年，他与同县人徐芳洲、临朐县人马紫封在益都县城东关丝市租了两间门头，开设裕厚堂丝局，经营蚕丝生意。当时有人嘲笑他们说：“你们做的买卖只够吃一年饼的。”但他们凭借当地蚕丝业日益发展的有利形势，齐心协力，苦心经营，资金越积越多，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便在周村丝市街设立了分号。李敬义有着灵活的生意头脑，锐意生财。光绪末年，他看到小框丝销路好，利润高，便独自出资在周村开设鸿裕丝厂，设缫车100台，其中有半机械化缫丝框48支，雇工200人，生产小框丝，这是周村第一个半机械化缫丝厂 。
这一时期，整个周村的缫丝生产还比较落后。李敬义目睹丝业之落后，又于1909年亲往无锡、上海等地参观考察机器缫丝。回周村后，他与同县人徐方洲，临朐县人马文山合资4万两白银，在周村中正门外路南（现淄博丝绸印染厂地址）购地建房，开设新的缫丝厂。因为新厂为裕厚堂丝局所创办，又因李敬义总理厂务，故取名为义记裕厚堂丝厂。
裕厚堂的厂房为旧式建筑，黑油大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前院东西厢房做仓库，中间大厅各5间做柜房，后院楼房12间为缫丝房，再后边为茧库、伙房和工人宿舍，东边沿斜马路为锅炉房。整个建筑既古色古香，又不乏现代气息。丝厂初建时，采用人力机缫丝，1911年添设意大利产座缫机100台，中国制卧式三节锅炉1部，小型煤油发电机1台（供照明用），雇用工人200人。丝厂缫丝煮茧全用蒸汽，摆脱了手摇脚蹬的笨重体力劳动，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成为周村第一个近代化缫丝企业。当时丝厂年开工180天，产丝30余箱（每箱100斤），盈利远超传统手工丝坊 。周村民间有“周村街八大祥，不如一个裕厚堂”的说法，足见裕厚堂在周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在裕厚堂的带动下，周村的机器缫丝业迅速发展起来，到30年代已有8家缫丝工厂，成为近代山东机器缫丝工业中心，即使在全国也有一定地位。
裕厚堂建立之初，李敬义亲自主持厂务。其侄李盛基为总把头，管生产；李恩基为技师，管机器设备。全厂有工人180人，其中技工100人，徒工50人，锅炉工4人，勤杂工若干人。工人根据完成定额和产品质量情况，实行奖惩制度。奖金分一、二、三等，有时比工资还高。工人为了完成和超过定额，不得不拼命干，夏天从早到晚，冬天往往亮着灯干活。裕厚堂的生产工序为：收茧—烘茧—入库—煮茧—缫丝—检验—入账—打把—装箱。每年夏季“小满”过后，裕厚堂即招募工人收茧、烘茧。烘茧用5座烘炉，每炉八九层，每层烘几百斤，连烘3遍，烘毕入库。月余即开始缫丝，每台缫车有操作工人负责缫丝。每两台缫车有徒工1人，负责煮茧和送茧。工人完成定额后，即按编号将丝送理丝室，由检验员抽查质量，主要抽查条分粗细或有无沾污和断头现象。检验后划分等级过秤记账，再按每把5斤（旧制，每斤相当于1.25市斤），每箱20把，打把装箱，贴上商标，发往上海益丰长、恒升公等货栈，再经怡和、蓝天壁等洋行，销往欧洲或美国。质量差的销于国内。全厂每日产丝约60—70斤，每月20箱左右（每箱100斤）。全年生产6—9个月，产丝100—150箱，耗鲜茧20万斤左右。1927—1928年是该厂的黄金时代，每年可生产9个月以上，产丝200箱左右。每箱成本为700两白银，售价1600两，毛利900余两，全年销售毛利白银15万两左右 。
裕厚堂的收茧范围，南至王村，北至长山，西至邹平，东至孝妇河。这一地区的桑树叶质肥厚，生产的黄色茧所缫之丝，在上海市场称为“鲁黄”，信誉颇高。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农商部调查实业时，称该厂“关心试验，毅力经营”，并以大总统的名义奖给该厂七等嘉禾章。1922年在上海物品展览会上，该厂产品又经过审查合格，被授予最优等奖章 。李敬义因兴办实业而名声大噪，成为周村的商界巨子和远近驰名的工厂主。
1916年，吴大洲、薄子明以护国军名义占据周村，由于军纪不整，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丝厂停工停产达八九个月之久。李敬义先后避居西山白云涧和上海分庄，委其异母弟李敬升主持厂务。李敬升在工厂被包围的形势下逾垣外出，宴请和贿赂了驻军首领，结果工厂未受任何损失。生产虽然停止了，可是李敬义在避居上海期间，利用周村各丝厂停产之机，组织人员去新泰、泰安等地购买黄丝，运售上海，所获利润大大超过了往年。此后股东内部发生了析产纠纷，股东马紫封将大部资金抽走，裕厚堂被迫改组。李敬义连遭变故，心力交瘁，于1921年中风病倒。
祸不单行，这一年的8月，土匪孙百万部将李敬义之子李友三及次孙李治中从益都家中架走，并割掉李治中的左耳捎回，勒索巨额赎款。李敬义被迫用50000元的钞票将他们赎回。这次打击没有使裕厚堂在经济上受到致命损失。当时李友三曾说“不出一年就挣回来了”。但是，李敬义却在惊吓之余，于1923年5月去世。李敬义去世后，缫丝厂由李友三继续经营。
李友三原名李益基，1914年毕业于周村於陵法政学校。他原想跻身政界，改换门庭，但偌大个产业总要有人继承，故不得不弃学从商，帮助其父经营丝局和丝厂。李友三继承父业后，正值裕厚堂鼎盛时期。他和另外两家股东不是积极地改进技术设备，改善劳动条件，而是利用巨额收入在益都和临朐接收和新建了3家丝厂，还在家乡大量购置土地和城镇房产，其中仅李友三一家就购置了120间房屋和200多亩土地。由于裕厚堂设备陈旧，生产条件恶劣，致使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随时孕育着爆发工人运动的危机。1928年2月，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为争取工人群众支持，派方希五、毕普南、臧化年到周村秘密组织工会。裕厚堂的工人起而响应，组成了以陈德茂为首的工人分会，此后各种形式的工人斗争接连不断。1929年春，丝厂工人参加了缫丝业和丝织业工人的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生活待遇。结果，徒工工资增加到每月1元，技工增加到每月10元。但是，此时裕厚堂资方不是诚心诚意地改善工人待遇，调节劳资关系，而是想方设法破坏工人运动。1930年7月，厂方借阎锡山军队进驻周村之机，联合恒兴德、同丰公司、顺兴成等厂的资方，具文呈请山东省代理主席邓宪熙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同时在厂内强令解散工会，将陈德茂等工会领导人开除（后又在工人的压力下收回成命）。
裕厚堂的产品60%以上输出国外销售。1930年前后，欧美各国发生经济危机，蚕丝市场萧条，蚕丝销路顿减，丝价暴跌，每箱丝由1600两白银降至720两白银。在国内，由于日本人造丝通过走私途径源源不断地进入周村，大部分机坊改织人造丝产品，蚕丝销量亦骤形减少。而张店日资铃木丝厂的垄断和厂内工潮的爆发，又使产品成本不断提高，每箱丝由700余两白银增至930两白银。裕厚堂内外交困，亏损累累，诱发了早已存在于股东之间的内部纷争。在这种情况下，丝厂被迫实行改组。改组后的裕厚堂，取名新记，产品商标定为“厂图”。新记建立的第二年，海外蚕丝销路转旺，每箱可售洋1500元，因而丝厂尚能维持生产。这一年，该厂共有工人130人，耗茧十余万斤，产丝100箱 。
1932年，丝价再次下跌，新记被迫停工。1934年，山东省政府根据周村丝业工会主席李华峰和长山县长袁鸣谦的请求，在周村发行丝业救济券50000元，扶持各厂收茧缫丝，新记遂再开工。不料当年丝价再次狂跌，每箱丝落至550两白银，年终又落至370两白银。新记销路断绝，陈丝堆积上海，终于彻底破产。新记的全部资本只有6万元，不得不依靠上海益丰长货栈月息为8厘的押款。因为破产无力偿还押款和栈租，1935年益丰长货栈向山东省高等法院提起诉讼。高等法院将新记丝厂及其在上海的陈丝判给原告抵债。事后，李友三撤回益都，退守家园，名驰一时的裕厚堂就这样结束了 。
（庄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