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生卒年不详），字延世，西晋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晋代大儒，教育家。
刘兆虽为晋代大儒，但是有关他的事迹见于史籍的并不多。从《晋书·儒林传》的记载来看，讲到他“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刘兆应该是生活在晋武帝年间。
刘兆为西晋朝武帝时期的卓有影响的大儒，声望极高，受到众人的崇敬。他的学问渊博、道德高尚，他安贫乐道，不求富贵，传道解惑，培养人才。其道德文章在当时名闻遐迩，被人们称为“可谓近于道者”，也就是说，他被时人尊为圣贤。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刘兆博学广闻，却又温和忠厚，教书循循善诱，很受学生的喜爱。史料记载，他竟有学生数千人，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极度动荡，上层统治者经常会有大的变动，这对官学教育影响很大，时常会处于兴废无常的不稳定状态之中。这也使得私学得以悄然兴起。因为读书诵经、接受教育毕竟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跻身仕途、建功立业的最为重要的途径。所谓 “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王所嘉，下为国家名儒”。在社会动荡中，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立身扬名、守学传业的欲望，推动着当时的私学教育走向活跃与兴盛。《晋书·儒林传》中说，当时像刘兆这样的“青土隐逸之士，……皆务教授”。这些大儒开办的以讲授经学为主的私学，规模往往超过了官学，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景象。所以《晋书·王导传》中曾讲，儒学在魏晋私人教育中的影响远较官学广泛。刘兆之所以门生众多，既因其声望很高，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甚至可以说是那时的社会现实成就了刘兆的不朽声望。
在民间的私学教育中，讲授者不管是授《经》还是直接传授史传，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史著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刘兆用于私学教授的主要是《春秋》《左传》。当时在这方面他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地位，有着极深入的研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晋书·儒林传》讲，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从史书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兆研究《春秋》，不拘泥于一家，而是追求融会贯通，扬各家之长。在此之前的研究者往往视野较窄，经常是以一家见长而不见其他。刘兆综合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而通之，求同存异，真正合乎圣人所讲的中庸之道。他著有《春秋公羊传》《穀梁传》12卷，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典籍。
刘兆还长于《周易》的研究。史学家公认，两晋时期山东地区重要的易学家有刘兆、徐苗、栾肇、王赢、徐邋等人。刘兆研究《周易》，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以正动二体互”而通之，正为主卦，动为变卦，《系辞传》云“爻者，言乎变者也”，以变卦解易乃《周易》之通例，故《左传》《国语》筮例用之；互为互体，《系辞传》云“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中爻即互体。所以人们讲，刘兆以变卦、互体解易，可谓得圣贤之真传也。
沉心于学问中的刘兆对仕途不感兴趣。晋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而刘兆皆不就。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始终没有入仕做官，远离朝廷，安贫乐道，在自己的意愿中生活着。他安于自己的教书生活，乐于解惑传道，培养门生，潜心著述，读经解经，竟然能不出门庭数十年。
《晋书·儒林传》对刘兆的记载仅有短短四百多字，却用近一半的篇幅记载了一个刘兆见客的故事，很令人深思。当时刘兆声名远扬，青州人都很尊敬他，所以“无称其字者”，也就是没有直呼他的姓名的。但是有一次来了一个骑毛驴的客人，到了刘府后直呼刘兆的名字，惹得刘家的门人大怒，觉得他对自己的主人极为不敬。刘兆让门人把那人叫进来。那人进来后仍然毫不客气，坐到床上问刘兆说：“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刘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在这番交谈中，来人的确显示出了比刘兆更高的学识。否则不会“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而与客人的一问一答中，刘兆方知客人是世外高人，但是刘兆依然有些自恃才高。客人道别，已出门，刘兆欲留之，使人重呼还。客曰：“亲亲在此营葬，宜赴之，后当更来也。”客人走后，刘兆又派人到葬家查看，却没有找到那位客人。
这段记载很有意义，它告诉众人，尽管刘兆是德高望重之人，但有时还是会有些恃才自傲之心，所以失去了和高人进一步切磋、提高的机遇。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刘兆第一次没有亲自出来留客，第二次又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人去葬家寻找，葬家见刘兆没有亲自来，感受到了他的诚意不足，于是客人索性避而不见了。两次的高傲赶走了那位高人，也让刘兆后悔不已。
（朱亚楠）
刘兆
刘兆（生卒年不详），字延世，西晋济南东平人，汉广川惠王之后。晋代大儒，教育家。
刘兆虽为晋代大儒，但是有关他的事迹见于史籍的并不多。从《晋书·儒林传》的记载来看，讲到他“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皆不就”，刘兆应该是生活在晋武帝年间。
刘兆为西晋朝武帝时期的卓有影响的大儒，声望极高，受到众人的崇敬。他的学问渊博、道德高尚，他安贫乐道，不求富贵，传道解惑，培养人才。其道德文章在当时名闻遐迩，被人们称为“可谓近于道者”，也就是说，他被时人尊为圣贤。
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刘兆博学广闻，却又温和忠厚，教书循循善诱，很受学生的喜爱。史料记载，他竟有学生数千人，可谓桃李满天下。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极度动荡，上层统治者经常会有大的变动，这对官学教育影响很大，时常会处于兴废无常的不稳定状态之中。这也使得私学得以悄然兴起。因为读书诵经、接受教育毕竟是当时所有知识分子跻身仕途、建功立业的最为重要的途径。所谓 “但以守学不辍，乃上为帝王所嘉，下为国家名儒”。在社会动荡中，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立身扬名、守学传业的欲望，推动着当时的私学教育走向活跃与兴盛。《晋书·儒林传》中说，当时像刘兆这样的“青土隐逸之士，……皆务教授”。这些大儒开办的以讲授经学为主的私学，规模往往超过了官学，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景象。所以《晋书·王导传》中曾讲，儒学在魏晋私人教育中的影响远较官学广泛。刘兆之所以门生众多，既因其声望很高，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甚至可以说是那时的社会现实成就了刘兆的不朽声望。
在民间的私学教育中，讲授者不管是授《经》还是直接传授史传，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史著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刘兆用于私学教授的主要是《春秋》《左传》。当时在这方面他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地位，有着极深入的研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晋书·儒林传》讲，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从史书记载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兆研究《春秋》，不拘泥于一家，而是追求融会贯通，扬各家之长。在此之前的研究者往往视野较窄，经常是以一家见长而不见其他。刘兆综合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而通之，求同存异，真正合乎圣人所讲的中庸之道。他著有《春秋公羊传》《穀梁传》12卷，成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典籍。
刘兆还长于《周易》的研究。史学家公认，两晋时期山东地区重要的易学家有刘兆、徐苗、栾肇、王赢、徐邋等人。刘兆研究《周易》，撰《周易训注》，以正动二体互通其文。凡所赞述百余万言。“以正动二体互”而通之，正为主卦，动为变卦，《系辞传》云“爻者，言乎变者也”，以变卦解易乃《周易》之通例，故《左传》《国语》筮例用之；互为互体，《系辞传》云“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中爻即互体。所以人们讲，刘兆以变卦、互体解易，可谓得圣贤之真传也。
沉心于学问中的刘兆对仕途不感兴趣。晋武帝时五辟公府，三征博士，而刘兆皆不就。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始终没有入仕做官，远离朝廷，安贫乐道，在自己的意愿中生活着。他安于自己的教书生活，乐于解惑传道，培养门生，潜心著述，读经解经，竟然能不出门庭数十年。
《晋书·儒林传》对刘兆的记载仅有短短四百多字，却用近一半的篇幅记载了一个刘兆见客的故事，很令人深思。当时刘兆声名远扬，青州人都很尊敬他，所以“无称其字者”，也就是没有直呼他的姓名的。但是有一次来了一个骑毛驴的客人，到了刘府后直呼刘兆的名字，惹得刘家的门人大怒，觉得他对自己的主人极为不敬。刘兆让门人把那人叫进来。那人进来后仍然毫不客气，坐到床上问刘兆说：“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刘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在这番交谈中，来人的确显示出了比刘兆更高的学识。否则不会“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而与客人的一问一答中，刘兆方知客人是世外高人，但是刘兆依然有些自恃才高。客人道别，已出门，刘兆欲留之，使人重呼还。客曰：“亲亲在此营葬，宜赴之，后当更来也。”客人走后，刘兆又派人到葬家查看，却没有找到那位客人。
这段记载很有意义，它告诉众人，尽管刘兆是德高望重之人，但有时还是会有些恃才自傲之心，所以失去了和高人进一步切磋、提高的机遇。从这段记载可以知道，刘兆第一次没有亲自出来留客，第二次又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人去葬家寻找，葬家见刘兆没有亲自来，感受到了他的诚意不足，于是客人索性避而不见了。两次的高傲赶走了那位高人，也让刘兆后悔不已。
（朱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