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1896—1982），字仙槎，乳名金鼎，菏泽城里人，原国民政府山东教育厅厅长。
何思源先祖为明代御史何尔键，官至大理寺丞。后家道中落，但仍不失为菏泽的名门世家。何思源的父亲何嵩山，承继先世家风，青年时代致力于读书仕进。光绪末年考中秀才，曾为私塾先生，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世风影响，兼习医学。进入民国后曾在菏泽县署供事，为人耿直，不善逢迎，后辞职家居，以教书、行医为生。何思源为何家独子，其父亲极力供其读书，希望他能光大门庭。
何思源6岁入私塾，接受传统经学教育。1910年考入新式高级小学。由于家学渊源，其又聪明好学，仅在高级小学学习半年，就考入了菏泽普通中学堂（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前身）。后因家庭生活困难，不得已中途停学，到济南作新闻记者以养家糊口。时任校长葛象一得知后，设法把他找回，除以“励志社”名义资助之外，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部分帮助何思源继续上学。何思源终生感念“恩师”对自己的帮助和提携，后就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时，特地把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800元寄给葛象一，以报答先生早年对他的关怀，而葛象一将800元钱全部捐给学校，作为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1914年冬，何思源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继任校长丛禾生得知后，每年资助其100元，加上每年100元的“助学贷金”，得以继续升学。
1915年，何思源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学习十分刻苦，平时除认真学习专业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攻读外语上，入学两年，不仅能翻译英文原著，还学习了法文。这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时期，残酷的现实激励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改革校风、引进人才，使北京大学迅速成为各种思想学说传播的中心。何思源曾回忆北大的学习生活：“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与《新青年》杂志呼应，组织了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何思源积极参加，并连续在《新潮》杂志1卷4号上发表《思潮的真意》、2卷1号上发表《近世哲学中新方法》，介绍西方的进步学说，抨击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和社会弊端。翌年，五四运动爆发，何思源积极参加游行、请愿、火烧赵家楼等活动，并成为骨干分子。
1919年7月，何思源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10月注册于芝加哥大学，1921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转赴美国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努力探求挽救中国危亡的途径。他在留学过程中，边刻苦学习，边利用课余时间到餐馆打工，挣钱维持自己的生活。
1921年7月，九国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其中包括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山东主权的要求，日本代表强烈反对，坚持要与中国会外单独协商，借以拖延谈判。日本的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22年春，山东学生会指定何思源为代表，联络留美学生，设法阻止中日会外协商，要求在大会上解决问题。何思源立即放下个人的一切事情，很快集合多人组成留学生代表团，游行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答应他们坚决收回山东主权的请求。中国代表团在全国人民、旅美华侨及留学生的压力和支持下，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迫使日本做出了一些让步，使谈判取得了有利于中国的结果。之后，何思源广泛搜集会议材料，撰写了《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寄回国内发表于《东方杂志》，让国内民众了解华盛顿会议的情况和内幕。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何思源返回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和研究政治与经济，同时开始学习德语。
1922年秋，何思源到了欧洲，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24年，又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经济，并结识了法国姑娘YvonneNatalieJammes（中文名字为项宜文，1928年5月在上海结婚，后加入中国籍）。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何思源利用学校图书馆有关经济方面的丰富资料，潜心研究，专心写作，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约四十万字《国际经济政策》（又名《中国对外经济之研究》）一书的写作。该书的基本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国际上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演变；二是中国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改革，制定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专心研究经济学是何思源实现其科学救国目标的重要实践。
1926年冬，何思源学成归国，受聘为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后又兼任经济系主任和训育部副主任。同年，经曾养甫介绍加入国民党。1928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即将进军山东之际，蒋介石让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物色一位山东籍人士，随军从事政治工作。戴季陶推荐了何思源。同年4月，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代主任；同年5月18日，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开始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
上任伊始，何思源广招贤才，组建了有文化、有朝气、高效精干的行政管理机构。任用的9名科级以上主要官员中，有6人留美、1人留英、1人留日、1人北师大毕业，平均年龄33岁。同时聘请教育界知名人士和专家成立了山东教育设计委员会，以规划山东教育的发展前景。1928年6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主要内容包括：一、明确教育宗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将教育办成进化的、均等的、实验的、生产的教育，以使民族自由平等，民族精神光大，以适应世界的发展，防止民族落后。二、大力发展各种各类的教育，男女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力，严格取缔私塾，限令私立学校注册，逐步收回教会的教育权。三、教育经费独立并扩充，实行经济公开，严防教育经费被贪污、挪用。四、特设奖学金以补助贫寒子弟求学。五、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素质，鼓励教育科研。六、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实行考核制度。七、组织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
此后，他又派出省教育厅人员视察各县教育现状，包括该县教育经费的使用，学校校舍、设备、教师、训育、民众教育活动，社会教育等情况。通过调查，得知山东教育经费“拖欠者有之，挪用者有之，各县小学经费竟有积欠至六个月之久者”。于是，何思源力争教育经费的独立和扩充。一方面向新成立的山东省政府建议将教育经费列入省教育专款，不作别用；另一方面对各县教育经费加以大力整顿，规定各县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田赋的教育附加税，另外还有契税附捐、学田租、教育基金和当地特产附加教育捐等。经过争取和整顿，1929年，山东省拨教育经费由过去的不足140万元增加到220万元；各县教育经费达到500万元以上，比上年增加一倍左右。
1930年9月，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就提出要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知道后，与韩复榘进行交涉，以即使不让干教育厅长，也绝不削减教育经费的明确态度，说服了韩复榘。在韩复榘担任省政府主席期间，他没有干预教育厅的工作，也没有拖欠过教育经费，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为确保教育经费得到合理使用，何思源又在省、市县各级建立了“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和“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在学校设立会计制度，规定了“教育经费使用公开办法”，并定期检查。至1935年底，山东省教育经费达到382万元，县教育经费488万元，分别占经费总数的13.68%和37.56%，居全国第二位。
在教育经费有所保障的情况下，何思源又在提高教师地位和扩大学校教育方面努力开拓。设立了教师检定委员会，对在职中小学教师分批进行检定，经检定合格者发给任职证书，不合格取消任教资格。为帮助教师达到检定合格成绩，省教育厅在每年的寒暑假举办补习班，对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何思源初任教育厅长时，各县教师薪金每月大约十五元，少的不足五元，还经常被拖欠，生活十分清苦。针对这种情况，何思源将公立小学教师工资提高到每月18—25元，高小教师每月30—40元不等，并按月发放。
为扩大学校教育，何思源首先解决各区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将全省划分为6个学区，分别以济南、济宁、聊城、益都、临沂、烟台为中心，将原有的几所省立中学分布于各学区，将省立八中由蓬莱迁至烟台，九中由掖县迁到平度，在学校较少的德州、诸城各增设1所省立中学。1929年，何思源又提议设立山东大学，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他自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聘请当时知名学者蔡元培、傅斯年、杨振声等人为筹备委员。经过一年努力，山东大学于1930年正式建立。1931年，在济南增设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一处，并先后在聊城、菏泽等7所中学增设了高中班，使省立中学由8所发展到13所。在各县均设立了县立初级中学。
何思源认为，教育不仅是为了读书识字，还为了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使人们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十分重视基础和社会教育，提出“扩充民众教育，要力谋学校与民众教育的联络，并利用学校的设备，为普及民众教育，使小学教育普及，实行强制教育思想，并要求男女教育机会均等；扩充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及民众教育、师范教育，以培养普及教育所急需的师资；加强职业教育，注意培养生活实用技能，以增强社会生产效率，补助贫寒子弟升学，以鼓励有志上进青年，打破教育权的种种束缚与限制，使学校普及到下层人民中。”基于这种思想，何思源非常重视小学教育的普及，除要求各县至少有1所以上完全小学外，还在全省108个县开办两千多处短期小学，推行义务教育，颁布《山东省各县市改良私塾办法》，要求凡有初级小学之地，私塾学生一律并入初小；凡无初小之地，其私塾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办理，称为改良私塾。对教会学校进行整顿，实行备案制度，收回学校的教育权，迫使教会学校取消宗教课，向科学办学转变；鼓励私人或团体办学，以增加学校数目，扩大儿童就学机会。为培养师资力量，积极兴办师范学校，在他任教育厅长期间，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由2所增加到8所，还设立了39所乡立师范讲习所，规定对师范生每月给予5元津贴，以鼓励优秀青年投身教育事业。在全省各地分设职业学校20所，其中重点学校13所，并根据当地特点设置专业科目，如临清为棉织，烟台为水产，周村为丝业，在济南设立了医学专科学校、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思源于1938年10月担任鲁北行署主任，驻惠民等地，执掌鲁北地区军政工作。由于没有部队，何思源凭其“老厅长”的声誉和威望，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辖区内的多股地方武装联络组织起来，加以整顿，到1938年底改编成5个旅、10个团、20多个县大队。他培训军政干部的宗旨是：“把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思想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我们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做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就有中国的抗战力量，就有中国的政权存在。”他还建立了秘密通讯网络，刺探敌人情报，袭扰日伪部队，牵扯了日军部分兵力。
何思源在鲁北抗战三年，日军反复“扫荡”不能消灭鲁北行署，便于1941年12月31日在天津意大利租界逮捕了何思源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胁迫他投降。何思源利用给一个抗战阵亡的营长开追悼会的机会，把送劝降信的人押至会场，并当众撕碎了日军的劝降信，表明了抗日到底的决心。同时，他扣押了在鲁北的七十余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作为“反人质”，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施加压力，在各方面的斡旋下和压力下，日军只好于1942年1月26日将其夫人及子女释放。
1942年4月15日，何思源离开鲁北行署改任民政厅长。1944年11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兼保安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1日何思源率部进入济南，接受伪省政府和“敌伪财产”。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8年6月被免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何思源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因此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1月18日凌晨，何思源的寓所被炸，一家六口有5人受伤，小女儿被炸死。但他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同到前线与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泽东说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
1950年，何思源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任人民出版社编辑；1954年12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二届一次会议，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1957年调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后改任全国政协会刊编辑部主任；1960年，因患动脉硬化症回家休养。
1982年4月28日，何思源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戚海莹）
何思源
何思源（1896—1982），字仙槎，乳名金鼎，菏泽城里人，原国民政府山东教育厅厅长。
何思源先祖为明代御史何尔键，官至大理寺丞。后家道中落，但仍不失为菏泽的名门世家。何思源的父亲何嵩山，承继先世家风，青年时代致力于读书仕进。光绪末年考中秀才，曾为私塾先生，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世风影响，兼习医学。进入民国后曾在菏泽县署供事，为人耿直，不善逢迎，后辞职家居，以教书、行医为生。何思源为何家独子，其父亲极力供其读书，希望他能光大门庭。
何思源6岁入私塾，接受传统经学教育。1910年考入新式高级小学。由于家学渊源，其又聪明好学，仅在高级小学学习半年，就考入了菏泽普通中学堂（山东省立第六中学前身）。后因家庭生活困难，不得已中途停学，到济南作新闻记者以养家糊口。时任校长葛象一得知后，设法把他找回，除以“励志社”名义资助之外，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部分帮助何思源继续上学。何思源终生感念“恩师”对自己的帮助和提携，后就任山东省教育厅长时，特地把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800元寄给葛象一，以报答先生早年对他的关怀，而葛象一将800元钱全部捐给学校，作为贫困学生的生活补助。1914年冬，何思源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困，继任校长丛禾生得知后，每年资助其100元，加上每年100元的“助学贷金”，得以继续升学。
1915年，何思源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他学习十分刻苦，平时除认真学习专业课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攻读外语上，入学两年，不仅能翻译英文原著，还学习了法文。这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严重时期，残酷的现实激励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寻求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改革校风、引进人才，使北京大学迅速成为各种思想学说传播的中心。何思源曾回忆北大的学习生活：“我既听过李大钊、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也听过胡适的实用主义；既听过刘师培、黄侃的‘国故’，也听过梁漱溟的佛学和孔学。但我既不主张共产，也不赞成复古，对佛学更无兴趣。我只是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考虑祖国富强的问题。”1918年12月，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与《新青年》杂志呼应，组织了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何思源积极参加，并连续在《新潮》杂志1卷4号上发表《思潮的真意》、2卷1号上发表《近世哲学中新方法》，介绍西方的进步学说，抨击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和社会弊端。翌年，五四运动爆发，何思源积极参加游行、请愿、火烧赵家楼等活动，并成为骨干分子。
1919年7月，何思源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生，10月注册于芝加哥大学，1921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后转赴美国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努力探求挽救中国危亡的途径。他在留学过程中，边刻苦学习，边利用课余时间到餐馆打工，挣钱维持自己的生活。
1921年7月，九国太平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其中包括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山东主权的要求，日本代表强烈反对，坚持要与中国会外单独协商，借以拖延谈判。日本的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22年春，山东学生会指定何思源为代表，联络留美学生，设法阻止中日会外协商，要求在大会上解决问题。何思源立即放下个人的一切事情，很快集合多人组成留学生代表团，游行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答应他们坚决收回山东主权的请求。中国代表团在全国人民、旅美华侨及留学生的压力和支持下，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迫使日本做出了一些让步，使谈判取得了有利于中国的结果。之后，何思源广泛搜集会议材料，撰写了《华盛顿会议中山东问题之经过》，寄回国内发表于《东方杂志》，让国内民众了解华盛顿会议的情况和内幕。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何思源返回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和研究政治与经济，同时开始学习德语。
1922年秋，何思源到了欧洲，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24年，又进入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经济，并结识了法国姑娘YvonneNatalieJammes（中文名字为项宜文，1928年5月在上海结婚，后加入中国籍）。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何思源利用学校图书馆有关经济方面的丰富资料，潜心研究，专心写作，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约四十万字《国际经济政策》（又名《中国对外经济之研究》）一书的写作。该书的基本内容分两大部分：一是国际上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的演变；二是中国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改革，制定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专心研究经济学是何思源实现其科学救国目标的重要实践。
1926年冬，何思源学成归国，受聘为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后又兼任经济系主任和训育部副主任。同年，经曾养甫介绍加入国民党。1928年2月，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北伐，在国民革命军即将进军山东之际，蒋介石让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物色一位山东籍人士，随军从事政治工作。戴季陶推荐了何思源。同年4月，他被任命为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代主任；同年5月18日，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开始其“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
上任伊始，何思源广招贤才，组建了有文化、有朝气、高效精干的行政管理机构。任用的9名科级以上主要官员中，有6人留美、1人留英、1人留日、1人北师大毕业，平均年龄33岁。同时聘请教育界知名人士和专家成立了山东教育设计委员会，以规划山东教育的发展前景。1928年6月，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行政纲要》，主要内容包括：一、明确教育宗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将教育办成进化的、均等的、实验的、生产的教育，以使民族自由平等，民族精神光大，以适应世界的发展，防止民族落后。二、大力发展各种各类的教育，男女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力，严格取缔私塾，限令私立学校注册，逐步收回教会的教育权。三、教育经费独立并扩充，实行经济公开，严防教育经费被贪污、挪用。四、特设奖学金以补助贫寒子弟求学。五、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不断提高教师素质，鼓励教育科研。六、对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实行考核制度。七、组织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
此后，他又派出省教育厅人员视察各县教育现状，包括该县教育经费的使用，学校校舍、设备、教师、训育、民众教育活动，社会教育等情况。通过调查，得知山东教育经费“拖欠者有之，挪用者有之，各县小学经费竟有积欠至六个月之久者”。于是，何思源力争教育经费的独立和扩充。一方面向新成立的山东省政府建议将教育经费列入省教育专款，不作别用；另一方面对各县教育经费加以大力整顿，规定各县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田赋的教育附加税，另外还有契税附捐、学田租、教育基金和当地特产附加教育捐等。经过争取和整顿，1929年，山东省拨教育经费由过去的不足140万元增加到220万元；各县教育经费达到500万元以上，比上年增加一倍左右。
1930年9月，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就提出要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知道后，与韩复榘进行交涉，以即使不让干教育厅长，也绝不削减教育经费的明确态度，说服了韩复榘。在韩复榘担任省政府主席期间，他没有干预教育厅的工作，也没有拖欠过教育经费，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为确保教育经费得到合理使用，何思源又在省、市县各级建立了“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和“教育经费稽核委员会”；在学校设立会计制度，规定了“教育经费使用公开办法”，并定期检查。至1935年底，山东省教育经费达到382万元，县教育经费488万元，分别占经费总数的13.68%和37.56%，居全国第二位。
在教育经费有所保障的情况下，何思源又在提高教师地位和扩大学校教育方面努力开拓。设立了教师检定委员会，对在职中小学教师分批进行检定，经检定合格者发给任职证书，不合格取消任教资格。为帮助教师达到检定合格成绩，省教育厅在每年的寒暑假举办补习班，对教师进行培训，提高其业务能力。何思源初任教育厅长时，各县教师薪金每月大约十五元，少的不足五元，还经常被拖欠，生活十分清苦。针对这种情况，何思源将公立小学教师工资提高到每月18—25元，高小教师每月30—40元不等，并按月发放。
为扩大学校教育，何思源首先解决各区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将全省划分为6个学区，分别以济南、济宁、聊城、益都、临沂、烟台为中心，将原有的几所省立中学分布于各学区，将省立八中由蓬莱迁至烟台，九中由掖县迁到平度，在学校较少的德州、诸城各增设1所省立中学。1929年，何思源又提议设立山东大学，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他自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聘请当时知名学者蔡元培、傅斯年、杨振声等人为筹备委员。经过一年努力，山东大学于1930年正式建立。1931年，在济南增设山东省立高级中学一处，并先后在聊城、菏泽等7所中学增设了高中班，使省立中学由8所发展到13所。在各县均设立了县立初级中学。
何思源认为，教育不仅是为了读书识字，还为了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使人们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他十分重视基础和社会教育，提出“扩充民众教育，要力谋学校与民众教育的联络，并利用学校的设备，为普及民众教育，使小学教育普及，实行强制教育思想，并要求男女教育机会均等；扩充幼稚师范、乡村师范及民众教育、师范教育，以培养普及教育所急需的师资；加强职业教育，注意培养生活实用技能，以增强社会生产效率，补助贫寒子弟升学，以鼓励有志上进青年，打破教育权的种种束缚与限制，使学校普及到下层人民中。”基于这种思想，何思源非常重视小学教育的普及，除要求各县至少有1所以上完全小学外，还在全省108个县开办两千多处短期小学，推行义务教育，颁布《山东省各县市改良私塾办法》，要求凡有初级小学之地，私塾学生一律并入初小；凡无初小之地，其私塾一律依照短期小学或普通小学办理，称为改良私塾。对教会学校进行整顿，实行备案制度，收回学校的教育权，迫使教会学校取消宗教课，向科学办学转变；鼓励私人或团体办学，以增加学校数目，扩大儿童就学机会。为培养师资力量，积极兴办师范学校，在他任教育厅长期间，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由2所增加到8所，还设立了39所乡立师范讲习所，规定对师范生每月给予5元津贴，以鼓励优秀青年投身教育事业。在全省各地分设职业学校20所，其中重点学校13所，并根据当地特点设置专业科目，如临清为棉织，烟台为水产，周村为丝业，在济南设立了医学专科学校、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何思源于1938年10月担任鲁北行署主任，驻惠民等地，执掌鲁北地区军政工作。由于没有部队，何思源凭其“老厅长”的声誉和威望，在很短时间内就把辖区内的多股地方武装联络组织起来，加以整顿，到1938年底改编成5个旅、10个团、20多个县大队。他培训军政干部的宗旨是：“把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思想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我们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做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就有中国的抗战力量，就有中国的政权存在。”他还建立了秘密通讯网络，刺探敌人情报，袭扰日伪部队，牵扯了日军部分兵力。
何思源在鲁北抗战三年，日军反复“扫荡”不能消灭鲁北行署，便于1941年12月31日在天津意大利租界逮捕了何思源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胁迫他投降。何思源利用给一个抗战阵亡的营长开追悼会的机会，把送劝降信的人押至会场，并当众撕碎了日军的劝降信，表明了抗日到底的决心。同时，他扣押了在鲁北的七十余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作为“反人质”，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施加压力，在各方面的斡旋下和压力下，日军只好于1942年1月26日将其夫人及子女释放。
1942年4月15日，何思源离开鲁北行署改任民政厅长。1944年11月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兼保安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1日何思源率部进入济南，接受伪省政府和“敌伪财产”。1946年10月调任北平市市长，1948年6月被免职。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何思源是北平市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因此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1月18日凌晨，何思源的寓所被炸，一家六口有5人受伤，小女儿被炸死。但他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同到前线与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泽东说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
1950年，何思源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任人民出版社编辑；1954年12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二届一次会议，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职；1957年调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后改任全国政协会刊编辑部主任；1960年，因患动脉硬化症回家休养。
1982年4月28日，何思源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
（戚海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