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利津县城区庄科村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
李长之两岁随家移居济南。其父李泽培，清末秀才，母亲毕业于省立女子师范，爱好艺术。李长之幼年即接受新式教育。五四运动后，参加“救国十人团”，到药店检查日货。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山东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就读。
1925年初，李长之考入省立一中。后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1928年转入齐鲁大学附中理科，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转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习。期间目睹鲁西农村的凋敝景象，思想发生了变化，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
1929年，李长之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在北大学习期间，为北京《益世报》编辑副刊《前夜》，并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过《我所认识的中山先生者》一文，颂扬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民主革命精神。193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
1933年至1936年，任《文学季刊》编委、《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主编等。其间刊行第一部诗集《夜宴》，发表了文学评论集《鲁迅批判》等作品。1936年至1948年，他先后任清华大学华侨生、蒙藏生导师、京华美术学院教授、重庆中央大学助教、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职。主编过《时与潮》《和平日报》《北平时报》副刊。这时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他发表的作品有《苦雾集》《文学史学与文艺科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重要著述和译著二十余部。
1949年4月，李长之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翌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1951年，他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至1956年，又相继出版所著《龙伯国》《李白》《中国文学史略稿》一、二、三卷等作品多部。其中，《中国文学史略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1957年，李长之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作品遭禁。“文化大革命”中，他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身心都受到严酷的摧残与侮辱。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参加《红楼梦》的注释和《新华字典》的修订等工作。
李长之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也颇有影响。他撰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孔子的故事》《陶渊明传论》等先后被译为日文。日本河出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字典》、东京堂出版的《世界文艺辞典》，都收有他的条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李长之在学术上最活跃的时期。他鲜明地提倡“感情的批评主义”，采用独特的传记式批评方法，在学术界独树一帜。1933年，已负盛名的梁实秋是青岛大学教授，刚由清华毕业的李长之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梁实秋的《偏见集》的文章，时在清华的闻一多建议梁实秋读一读。李长之大致同意梁教授的见解，认为文学是人性的发扬，谈不上阶级斗争的说法。但同时，对《偏见集》也有中肯的指责，认为梁实秋“缺乏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文学批评的准绳”。梁实秋认为“很有见地”，他说：“经他这一指点，我以后思索了好几十年。虽然我的文学观至今未变，我却很感激他的批评。因为有此一段因缘，我以后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编译馆下属有一个翻译委员会，成员可以视个人兴趣翻译作品，但必须是学术典籍或文学名著。李长之自告奋勇，愿意翻译康德之三大批判，而且是从德语直接译出。这让饱学的梁实秋为之惊喜，李长之告诉他，自己清华毕业以后，曾师从北大德语教授杨丙辰学习德文，苦读二三年而有成，读德文哲学典籍可以略无滞碍。
1935年，李长之主编《益世报》副刊，他的《鲁迅批判》曾在该报副刊上连载。到1935年9月上旬，他将全书结稿。在赵景深大力支持下，该书在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批判》在鲁迅研究史上，是第一部成系统的专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李长之这部专著的出版，曾经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鲁迅亲自看过李长之的稿件，并订正其中著作时日。当年，北新书局接受书稿后，25岁左右的毛头小伙李长之，径直写信给鲁迅索要相片。鲁迅接信后，便毫不迟疑地从自己的相册上揭下一张标准像寄去，还写了回信。李长之收到鲁迅的信和照片后，感到很珍贵，就叮嘱赵景深将鲁迅相片按原尺寸置于封面左上方，再用插页重印一次置于卷首，还将鲁迅书信第一页手迹原件寄去，让制锌版后放在插页相片之后。赵景深对他的要求，一一照办。在该书初版本的目录上就刊有“鲁迅先生近影”“鲁迅先生手迹”等字样。
可惜，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一味从经济效益考虑，担心到时候这本书不好销，会亏本，为此尽量节省成本，印出的《鲁迅批判》省去了该用重磅铜版纸印制的相片插页和手迹，仅仅是在封面上按照了作者要求付印。《鲁迅批判》于1935年写成，1936年1月初版，同年6月第二版出版。
李长之出版《鲁迅批判》之后，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也曾遭受到严厉批判。1957年，李长之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是迄今为止，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也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亲自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可是，这样一部有着重大价值的理论著作，从出书伊始，就历尽磨难曲折。
1937年至1945年抗战时期，是李长之撰写书评最活跃，产量也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在李长之负责《时与潮文艺》的《书评副刊》时期，从3卷1期至5卷5期，他连续写了四十余篇书评，几乎占其一生所写书评的一半。李长之所评范围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文艺理论、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可以说抗战后方出版的重要书籍，李长之都进行了评论，他跟踪之快，反映之迅速，非常惊人。比如书评副刊4卷2期所评沙汀《淘金记》出版于1944年5月，胡风《看云人的手记》出版于7月，胡秋原的《民族文学论》出版于8月，而李长之的书评则皆作于1944年10月。有些在中国文化史上颇为重要的著作，如郭沫若《今昔集》《青铜时代》《屈原》《棠棣之花》，曹禺《北京人》，老舍《贫血集》《火葬》，巴金《憩园》，臧克家《泥土的歌》，姚雪垠《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田间《给战斗者》，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沙汀《淘金记》，胡风《看云人手记》，等等，李长之的书评多为其最早的评论，有些则是唯一的评论。由于书评和作品的年代贴近，也由于时代背景等其他原因，无疑是研究这些著作的宝贵资料。由于勤勉辛苦，李长之得了肺病，当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给他送去了药品，使他非常感动。
1945年至1949年，是李长之书评风貌发生蜕变的阶段，此时他的书评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书籍；其二，以鲁迅为榜样，明显关注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战斗色彩。前者反映了李长之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国文化重建复兴的期待；后者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前者的书评如《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大学教育》以及《评新理学》《评新事论和新事训》《评新人生观》；后者则有《批评的课题》《和汉二十四孝图说》《评李广田创作引力》等。这一时期的书评反映了李长之思想上的转变，其中有热烈的期待，有痛苦的幻灭，有沉重的反思，也有选择后的豁然开朗。
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始，李长之开始接触马克思文艺理论，其批评体系逐渐完成了由德国古典文艺美学向马克思文艺美学的转变。1951年李长之受挫于关于武训传的批评，但后来他仍然写了《读文学论稿》《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并逐渐比较偏重于古典文学方面的书评，写了《评“东周列国志”新编》《新版的镜花缘》等。1957年反右前不久，他曾应老舍、茅盾、邵荃麟的邀约在翠华楼吃饭，席间老舍提出请他办书评刊物，李长之自感大劫难逃，予以婉拒。1958年，他果然补入另册，被迫中止了他的书评撰写。
李长之的书评，视野广袤开阔，批评的范围长于哲学、文学，文学之中又偏重于文学理论、诗歌、戏剧、小说作品，均与李长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理念及其兴趣爱好有关。
李长之晚年身残多病，但仍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对《中国文学史略稿》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修订工作。1978年12月13日病逝于北京。
（李丹）
李长之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利津县城区庄科村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
李长之两岁随家移居济南。其父李泽培，清末秀才，母亲毕业于省立女子师范，爱好艺术。李长之幼年即接受新式教育。五四运动后，参加“救国十人团”，到药店检查日货。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山东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就读。
1925年初，李长之考入省立一中。后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1928年转入齐鲁大学附中理科，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转入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学习。期间目睹鲁西农村的凋敝景象，思想发生了变化，不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
1929年，李长之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在北大学习期间，为北京《益世报》编辑副刊《前夜》，并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过《我所认识的中山先生者》一文，颂扬孙中山的为人及其民主革命精神。193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入哲学系。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到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
1933年至1936年，任《文学季刊》编委、《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主编等。其间刊行第一部诗集《夜宴》，发表了文学评论集《鲁迅批判》等作品。1936年至1948年，他先后任清华大学华侨生、蒙藏生导师、京华美术学院教授、重庆中央大学助教、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职。主编过《时与潮》《和平日报》《北平时报》副刊。这时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他发表的作品有《苦雾集》《文学史学与文艺科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重要著述和译著二十余部。
1949年4月，李长之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翌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1951年，他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至1956年，又相继出版所著《龙伯国》《李白》《中国文学史略稿》一、二、三卷等作品多部。其中，《中国文学史略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文学史的著作，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1957年，李长之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作品遭禁。“文化大革命”中，他更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受迫害，身心都受到严酷的摧残与侮辱。这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参加《红楼梦》的注释和《新华字典》的修订等工作。
李长之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也颇有影响。他撰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孔子的故事》《陶渊明传论》等先后被译为日文。日本河出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字典》、东京堂出版的《世界文艺辞典》，都收有他的条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李长之在学术上最活跃的时期。他鲜明地提倡“感情的批评主义”，采用独特的传记式批评方法，在学术界独树一帜。1933年，已负盛名的梁实秋是青岛大学教授，刚由清华毕业的李长之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梁实秋的《偏见集》的文章，时在清华的闻一多建议梁实秋读一读。李长之大致同意梁教授的见解，认为文学是人性的发扬，谈不上阶级斗争的说法。但同时，对《偏见集》也有中肯的指责，认为梁实秋“缺乏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作为文学批评的准绳”。梁实秋认为“很有见地”，他说：“经他这一指点，我以后思索了好几十年。虽然我的文学观至今未变，我却很感激他的批评。因为有此一段因缘，我以后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
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编译馆下属有一个翻译委员会，成员可以视个人兴趣翻译作品，但必须是学术典籍或文学名著。李长之自告奋勇，愿意翻译康德之三大批判，而且是从德语直接译出。这让饱学的梁实秋为之惊喜，李长之告诉他，自己清华毕业以后，曾师从北大德语教授杨丙辰学习德文，苦读二三年而有成，读德文哲学典籍可以略无滞碍。
1935年，李长之主编《益世报》副刊，他的《鲁迅批判》曾在该报副刊上连载。到1935年9月上旬，他将全书结稿。在赵景深大力支持下，该书在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批判》在鲁迅研究史上，是第一部成系统的专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李长之这部专著的出版，曾经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鲁迅亲自看过李长之的稿件，并订正其中著作时日。当年，北新书局接受书稿后，25岁左右的毛头小伙李长之，径直写信给鲁迅索要相片。鲁迅接信后，便毫不迟疑地从自己的相册上揭下一张标准像寄去，还写了回信。李长之收到鲁迅的信和照片后，感到很珍贵，就叮嘱赵景深将鲁迅相片按原尺寸置于封面左上方，再用插页重印一次置于卷首，还将鲁迅书信第一页手迹原件寄去，让制锌版后放在插页相片之后。赵景深对他的要求，一一照办。在该书初版本的目录上就刊有“鲁迅先生近影”“鲁迅先生手迹”等字样。
可惜，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一味从经济效益考虑，担心到时候这本书不好销，会亏本，为此尽量节省成本，印出的《鲁迅批判》省去了该用重磅铜版纸印制的相片插页和手迹，仅仅是在封面上按照了作者要求付印。《鲁迅批判》于1935年写成，1936年1月初版，同年6月第二版出版。
李长之出版《鲁迅批判》之后，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也曾遭受到严厉批判。1957年，李长之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是迄今为止，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也是唯一一本经过鲁迅亲自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可是，这样一部有着重大价值的理论著作，从出书伊始，就历尽磨难曲折。
1937年至1945年抗战时期，是李长之撰写书评最活跃，产量也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在李长之负责《时与潮文艺》的《书评副刊》时期，从3卷1期至5卷5期，他连续写了四十余篇书评，几乎占其一生所写书评的一半。李长之所评范围既有学术著作，也有文艺理论、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可以说抗战后方出版的重要书籍，李长之都进行了评论，他跟踪之快，反映之迅速，非常惊人。比如书评副刊4卷2期所评沙汀《淘金记》出版于1944年5月，胡风《看云人的手记》出版于7月，胡秋原的《民族文学论》出版于8月，而李长之的书评则皆作于1944年10月。有些在中国文化史上颇为重要的著作，如郭沫若《今昔集》《青铜时代》《屈原》《棠棣之花》，曹禺《北京人》，老舍《贫血集》《火葬》，巴金《憩园》，臧克家《泥土的歌》，姚雪垠《新苗》《春暖花开的时候》，田间《给战斗者》，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沙汀《淘金记》，胡风《看云人手记》，等等，李长之的书评多为其最早的评论，有些则是唯一的评论。由于书评和作品的年代贴近，也由于时代背景等其他原因，无疑是研究这些著作的宝贵资料。由于勤勉辛苦，李长之得了肺病，当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给他送去了药品，使他非常感动。
1945年至1949年，是李长之书评风貌发生蜕变的阶段，此时他的书评表现出两个特点：其一，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书籍；其二，以鲁迅为榜样，明显关注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战斗色彩。前者反映了李长之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国文化重建复兴的期待；后者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日本侵略者的仇视。前者的书评如《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大学教育》以及《评新理学》《评新事论和新事训》《评新人生观》；后者则有《批评的课题》《和汉二十四孝图说》《评李广田创作引力》等。这一时期的书评反映了李长之思想上的转变，其中有热烈的期待，有痛苦的幻灭，有沉重的反思，也有选择后的豁然开朗。
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始，李长之开始接触马克思文艺理论，其批评体系逐渐完成了由德国古典文艺美学向马克思文艺美学的转变。1951年李长之受挫于关于武训传的批评，但后来他仍然写了《读文学论稿》《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并逐渐比较偏重于古典文学方面的书评，写了《评“东周列国志”新编》《新版的镜花缘》等。1957年反右前不久，他曾应老舍、茅盾、邵荃麟的邀约在翠华楼吃饭，席间老舍提出请他办书评刊物，李长之自感大劫难逃，予以婉拒。1958年，他果然补入另册，被迫中止了他的书评撰写。
李长之的书评，视野广袤开阔，批评的范围长于哲学、文学，文学之中又偏重于文学理论、诗歌、戏剧、小说作品，均与李长之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理念及其兴趣爱好有关。
李长之晚年身残多病，但仍积极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对《中国文学史略稿》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修订工作。1978年12月13日病逝于北京。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