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1901—1968），原名董淮，字渭川，以字行。邹县（今邹城）南关人。现代著名教育家。
董渭川出身于地主兼营小工商业的家庭。尽管他的家庭置有产业，但是他的祖父和父亲并不十分热心产业的经营，而是致力于开馆教学。受此影响，董渭川自幼便认为教书是最好的职业。在就读大学期间，他毅然放弃已研习了一年的法律专业，转而投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由此献身教育事业。
董渭川12岁时在山东邹县县立小学上学，后来又进入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读书。20岁时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法科一年，因有志于将来“教书授徒”，遂于次年8月复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部。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主动要求课余时间到高师附设的平民学校去教国文。他为能教会这些平民学生识字作文而兴奋异常。在后来发表的《北高的平民学校》一文中他介绍了学校的简况与自己的活动。这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此后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起了极大的作用。
1927年6月，董渭川国文研究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被分派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这年下半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区视察员，负责视察中等学校。时值学生闹学潮，董渭川此时由范文澜介绍加入一个进步组织，他在学潮中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利用“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身份，资助并安顿被开除的学潮领袖、南开中学学生林枫等人。
1927年秋，原设在灌云县板浦的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合并到设在东海县海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成立了东海中学，全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区立东海中学。1928年1月，时任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董渭川被任命为东海中学第一任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当时东海中学的管理者年轻有为，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作风。董渭川安排因闹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的郑伯乔任学校庶务，并积极支持其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还鼓励教师和学生勤于思考，大胆创新，东海中学的学生除了读书之外，还进行学术探讨和著书立说，如19岁的师范科学生朱智贤（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就在他的指导和关心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处女作《小学历史教学法》一书，轰动校内外。朱智贤在《我与教育》一文中写道：“尤其使我不忘的是我们将毕业那半年的实习。那时，校长是董渭川先生，他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育家。他在当时，不愿我们做‘告朔饩羊’徒具形式的附小实习，他要我们创校实习。”董渭川后来在《检讨我的旧教育批判》一文说：“我也有过成功的经验，就是在江苏办中学时，为了帮高中师范科的学生毕业，在其最后一个学期，把许多学不完的课程索性丢掉，让学生去恢复本城的小学（当地小学在大革命期间统统散了，连门窗都不易找到），而以读书和讨论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结果，那一班的学生成绩相当好。”由于他在校内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传播新思想，开展爱国宣讲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一年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随后到南京、安庆、河北等地谋职。
1929年的上半年，董渭川在江苏省南京民众教育馆当编辑主任，同时在女子中学兼教国文。下半年他又到了安徽安庆，在安徽省教育厅任督学及第一科科长，主管视察、指导省内中学的教学活动。1930年至1931年，他被河北大学聘为教授，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史学。
1931年初，董渭川被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邀请到济南，任山东教育厅督学，同年7月改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先是与同事在城内开展宣传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各类群众性活动，但是效果不佳，反响较小。后来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影响下，他又将民众教育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增强他们的体质。这一举动成效显著，很受农民的欢迎。
1934年至1935年，董渭川被派往欧洲考察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期一年。1935年底他考察结束归国，以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身份兼任山东省第一民众教育辅导区（该区包括鲁北17个县）主任，致力于乡村民众教育的实验。由于他在民众教育工作中的成效，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应邀参加了知名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任特聘理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济南，董渭川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到了四川，任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带领职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区宣传抗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9年到1941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并受聘为广西省教育厅顾问，常到教育厅参加会议，研究广西教育改进问题。1941年到1948年先后任国立广西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学院教授等职。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时，他因经常宣传教育革命、社会革命和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1947年苏州爆发了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为首的五二○学潮，董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保护学生。由于这个缘故，蒋经国于1947年5月10日签发密电，命令军警宪特对他“随时监视”“如发现有破坏治安等情事，即可权宜处置。”1948年，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发来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训导长的委任令和附带手枪子弹的飞往台湾的机票，参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和九三学社的活动，并被推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
1949年5月，董渭川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为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兼代教育学院院长，后又被聘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文法学院学制课程改革研究委员会教育组委员和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校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实习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渭川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学习委员会和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等职。
1957年，董渭川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0年10月1日摘去“右派”帽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反动权威”扫地出门，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1979年10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董渭川教授追悼会，取消对董渭川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并撤销一切处分，恢复名誉及原级别职称。
董渭川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其一生的教育活动大多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高等师范生的教育培养三个方面。对于这些方面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着精辟的见解，论著颇丰。这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互为表里，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
董渭川现存著述177篇，多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社会教育纲要》《欧洲民众教育概况》《中国文盲问题》《家庭、教育、社会》《中国教育民主化之路》《旧教育批判》《欧游印象记》等。
董渭川一生致力于教育普及，主张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提出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教育生活化、教育民主化的教育主张。他强调学习教育理论要联系教育实际，主张抓好师范生的教育实习，鼓励倡导教育研究，大胆进行教育改革。他不仅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社会活动家。早年致力于民众教育工作，进行普及教育实验，取得了众多成果。董渭川思想豁达、治学严谨，对学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具有一种为学生所崇敬的人格魅力。
（夏婷）
董渭川
董渭川（1901—1968），原名董淮，字渭川，以字行。邹县（今邹城）南关人。现代著名教育家。
董渭川出身于地主兼营小工商业的家庭。尽管他的家庭置有产业，但是他的祖父和父亲并不十分热心产业的经营，而是致力于开馆教学。受此影响，董渭川自幼便认为教书是最好的职业。在就读大学期间，他毅然放弃已研习了一年的法律专业，转而投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由此献身教育事业。
董渭川12岁时在山东邹县县立小学上学，后来又进入山东省立第七中学读书。20岁时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法科一年，因有志于将来“教书授徒”，遂于次年8月复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国文部。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主动要求课余时间到高师附设的平民学校去教国文。他为能教会这些平民学生识字作文而兴奋异常。在后来发表的《北高的平民学校》一文中他介绍了学校的简况与自己的活动。这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此后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起了极大的作用。
1927年6月，董渭川国文研究科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被分派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这年下半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央大学区视察员，负责视察中等学校。时值学生闹学潮，董渭川此时由范文澜介绍加入一个进步组织，他在学潮中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利用“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身份，资助并安顿被开除的学潮领袖、南开中学学生林枫等人。
1927年秋，原设在灌云县板浦的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合并到设在东海县海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成立了东海中学，全名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区立东海中学。1928年1月，时任中央大学区视察员的董渭川被任命为东海中学第一任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当时东海中学的管理者年轻有为，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作风。董渭川安排因闹学潮被南开中学开除的郑伯乔任学校庶务，并积极支持其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还鼓励教师和学生勤于思考，大胆创新，东海中学的学生除了读书之外，还进行学术探讨和著书立说，如19岁的师范科学生朱智贤（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就在他的指导和关心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处女作《小学历史教学法》一书，轰动校内外。朱智贤在《我与教育》一文中写道：“尤其使我不忘的是我们将毕业那半年的实习。那时，校长是董渭川先生，他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教育家。他在当时，不愿我们做‘告朔饩羊’徒具形式的附小实习，他要我们创校实习。”董渭川后来在《检讨我的旧教育批判》一文说：“我也有过成功的经验，就是在江苏办中学时，为了帮高中师范科的学生毕业，在其最后一个学期，把许多学不完的课程索性丢掉，让学生去恢复本城的小学（当地小学在大革命期间统统散了，连门窗都不易找到），而以读书和讨论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结果，那一班的学生成绩相当好。”由于他在校内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传播新思想，开展爱国宣讲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一年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随后到南京、安庆、河北等地谋职。
1929年的上半年，董渭川在江苏省南京民众教育馆当编辑主任，同时在女子中学兼教国文。下半年他又到了安徽安庆，在安徽省教育厅任督学及第一科科长，主管视察、指导省内中学的教学活动。1930年至1931年，他被河北大学聘为教授，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文史学。
1931年初，董渭川被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邀请到济南，任山东教育厅督学，同年7月改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他先是与同事在城内开展宣传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各类群众性活动，但是效果不佳，反响较小。后来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影响下，他又将民众教育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进行乡村教育实验，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增强他们的体质。这一举动成效显著，很受农民的欢迎。
1934年至1935年，董渭川被派往欧洲考察民众教育和社会教育，为期一年。1935年底他考察结束归国，以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长身份兼任山东省第一民众教育辅导区（该区包括鲁北17个县）主任，致力于乡村民众教育的实验。由于他在民众教育工作中的成效，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应邀参加了知名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发起组织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教育社”，任特聘理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济南，董渭川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到了四川，任四川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带领职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区宣传抗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9年到1941年，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并受聘为广西省教育厅顾问，常到教育厅参加会议，研究广西教育改进问题。1941年到1948年先后任国立广西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学院教授等职。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和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时，他因经常宣传教育革命、社会革命和支持“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1947年苏州爆发了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生为首的五二○学潮，董始终与学生站在一起，保护学生。由于这个缘故，蒋经国于1947年5月10日签发密电，命令军警宪特对他“随时监视”“如发现有破坏治安等情事，即可权宜处置。”1948年，他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发来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训导长的委任令和附带手枪子弹的飞往台湾的机票，参加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和九三学社的活动，并被推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
1949年5月，董渭川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任为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兼代教育学院院长，后又被聘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文法学院学制课程改革研究委员会教育组委员和北平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教育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兼校实习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实习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渭川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宣传学习委员会和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校委会委员、教育学院院长、副教务长等职。
1957年，董渭川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60年10月1日摘去“右派”帽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当作“反动权威”扫地出门，受到错误批判。196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1979年10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董渭川教授追悼会，取消对董渭川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并撤销一切处分，恢复名誉及原级别职称。
董渭川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其一生的教育活动大多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高等师范生的教育培养三个方面。对于这些方面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着精辟的见解，论著颇丰。这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互为表里，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
董渭川现存著述177篇，多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出版的专著主要有《社会教育纲要》《欧洲民众教育概况》《中国文盲问题》《家庭、教育、社会》《中国教育民主化之路》《旧教育批判》《欧游印象记》等。
董渭川一生致力于教育普及，主张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提出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教育生活化、教育民主化的教育主张。他强调学习教育理论要联系教育实际，主张抓好师范生的教育实习，鼓励倡导教育研究，大胆进行教育改革。他不仅是教育理论家，也是教育实践家、社会活动家。早年致力于民众教育工作，进行普及教育实验，取得了众多成果。董渭川思想豁达、治学严谨，对学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具有一种为学生所崇敬的人格魅力。
（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