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祝晨（1882—1967），原名王世栋，曾用名王东乙，绰号“王大牛”，生于齐河县楼王庄，被誉为民国山东教育事业的先驱，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
1890年，王祝晨在家乡读私塾，父亲王又光是他的第一位老师。父亲对其一生道德品质、处世原则、学术根基、教育思想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30岁时的一篇小传中说：“我是为先父而生存的，老父遗教为我一生之根底。”1902年，王祝晨参加科试，成绩为一等第二名，补廪生。
此后，王祝晨常以同音异义字“柱臣”“麈尘”“助宸”等更换名字。自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于是改为“祝晨”，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演变。1903年5月，他考入济南书院，城市的环境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接触了梁启超、严复的思想。
1904年，王祝晨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在师范学堂，王祝晨广泛吸收程朱理学、明儒学案、曾国藩、梁启超等的笔风，加上自幼喜欢桐城派文风，逐步形成了自己清顺流畅、简明达意、条理清晰、雅俗共赏的特点。这一时期，外界《民报》与《新民从报》的争论波及校内，同学之间逐渐产生分化，而他则是同情革命的。他与班上同盟会会员广泛接触，并探讨革命理论。学校的生活使他逐渐萌发了爱国、民主的思想。后来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方案无不贯穿着爱国、民主这两大精神。师范学堂可说是他一生中的一次转折。他晚年评价这一契机时说：“这是生命之始。”正是在此时，他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教育事业，也正是在此时，他开始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关注社会现实，接触各种新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在新旧思想的相互比较中逐渐批判和改造自己，可以说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发生由旧趋新、由封建而民主的转变。
1910年，王祝晨师范学堂毕业，先后任济宁师范教员、临清中学监督、山东提学使司科员、山东《教育报》经理、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11年3月，经北京学部复试，因成绩优异，清廷奖给他师范科举人，为七品京官。
1913年秋，王祝晨与刘冠三、鞠思敏、于明信等，在济南大明湖畔创办私立正谊中学，并任义务教员。1914年3月，他与于明信自费赴日本参观教育五个月，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学法、教材、教育设施等一系列与教育教学有关的问题。这次考察对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年8月至1915年6月，王祝晨先后担任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心理学与国文教员。面对山东教育的落后面貌，1915年3月初，他与鞠思敏自费赴江苏、浙江、北京、保定、天津参观教育。回省后共同拟定了关于扩充留学生名额、多聘外省教员、整顿教师队伍、严肃学生纪律等的“山东教育改良计划”，向省府与教育部门呼吁推荐。该建议得到教育部的肯定和社会的赞扬。教育部的部刊《教育公报》认为此举“引起山东教育界之觉醒。”
1915年7月，王祝晨担任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聊城地处鲁西北，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二中校址狭小、设备简陋、管理松懈、学科不全。面对这一烂摊子，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严肃纪律、整顿秩序；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和学习风尚；改善学校硬件、软件设施，建立有利于学习的各项机制。王祝晨对教育满腔热忱，他建立了雷打不动的校长家访制度；对愿升学的贫苦学生，总是解囊相助，这成为他终生的一贯作风；他唯才是用，高薪聘请优秀教员。二中由此成为人才辈出的学校。
担任二中校长期间，王祝晨的教育思想日臻完善。他的教育方法偏重“环境刺激说”，即创造环境逼学生学习；他主张教育应包括民俗学，规定学生放假回家一定要进行乡土调查；他主张学生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爱国主义为基点，使学生成长为“中华的脊梁”。他总结了校长的职能：“校长要有例行公事的常识，要有研究与钻研问题的精神，要有社会哲学的眼光，顶重要的是要全心全意使教职员奉献他的知识与热诚。”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对当地政府官员来说却是对牛弹琴，因此，教育改革的力度越大阻力也越大，在治校方法上，他不断受到攻讦，最后被迫辞职回乡。
1918年8月，王祝晨自出经费，在本庄创办齐河县私立强恕小学校。1919年11月学校正式落成开学，后逐步发展成为完整小学。该校最初实行半工半读和学生自我管理的制度，这也是他乡间教育的设想，后与现实逐渐产生矛盾，只好放弃。
1918年11月至1919年7月，王祝晨任山东省国民议会议员。3月，他利用议员这一职务，与鞠思敏、聂湘溪议员联合提出“增加留学生名额”的提案，把留美公费生由16名增加到34名，内有女生4名，并增加留学欧美补助生100名。
在王祝晨担任议员期间，五四运动爆发。他称五四运动是他的“换血运动”。5月7日，山东62个团体召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王祝晨与鞠思敏、于明信、田象孚等人和学生一起进行演讲和查封日货活动，成为学生们的坚强后盾。9月，王祝晨与鞠思敏、于明信发起成立“尚学会”，创办《尚学月刊》，任编辑股股长。遗憾的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稿子编好后最终没能出版。1920年，他又主编《文化新介绍》，先后刊出“文学号”“哲学号”“教育号”。刊物选取社会上的新思潮，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上海文化出版社要求出版，改名《新文学评论》，发行全国。这些书刊的出版，对新思潮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0年9月3日，王祝晨任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小一部主任，力主学校延聘女教师，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同班，废除经学课程，改教白话文。在当时封建观念强大的背景下，引来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平民日报》《通俗日报》《齐鲁公报》上一片谩骂之声，而他却泰然处之。朋友们见他如此执拗，以“大牛”呼之。从此，“大牛”绰号不胫而走。
当时济南的印刷厂从未印过白话文，更未用过标点符号，王祝晨与印刷厂一同研究购进标点符号，并教会工人如何运用。从此，山东小学课本有了标点符号。他还在附小推行“国语”教学，并向全省示范和呼吁用国语授课。他又试行自编印刷的活页教材，开创了统一教材与地方教材并行的先例。
1922年，王祝晨奉教育厅之命，代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到任后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第一，任用有才能的新派人物，裁汰无才无德的教员，严肃处理捣乱的学生。第二，革除陈规陋习，大胆进行体制与学科改革，实行前师三年、后师三年的制度，使师范教育向阶段性、正规化方向发展。为了服务社会，增设音乐、体育、艺术、农业、数理、英语、国文专修科。第三，为贯彻他的“环境刺激说”，对学生采用大包围的办法，使学生于耳濡目染之中获益。学校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优良的学风。
他高薪聘请潘家洵、郭绍虞、范予遂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同时，邀请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国内的胡适、梁漱溟、周作人、黄炎培、陶行知等来校讲学。他组织成立以介绍新潮图书为宗旨的“书报介绍社”，与当时王乐平组织的“齐鲁书店”并称为“山东传播新文化的两大火炬。”他创办的“一师周刊”，成为指导地方教育、加强校际联系、学校与社会联系的重要场所。
王祝晨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推进校务，以爱国主义激励自己，教育他人，使得一师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著名诗人臧克家、著名作家李广田、著名教授邓广铭等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民族的脊梁。一师也成为省内新文化的重要传播地、进步力量和科学民主精神的堡垒。王祝晨在山东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被誉为“山东的胡适之。”
省立一师的进步思潮引起了顽固势力的仇视。1925年12月25日，王祝晨在云南反袁护国起义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抨击军阀的演讲，触犯了省政当局。次年3月，督鲁的军阀张宗昌以“拥护过激、宣传赤化”的罪名，撤销王祝晨的校长职务，同年10月又对他下达通缉令。11月，王祝晨南逃广州，先入黄埔军校参观学习，后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询问和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国民革命的走向等问题。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等中共部分领导人。
1927年元旦，王祝晨折道北上武汉。1月15日，他进入武昌“党义训练所”学习，聆听了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李达等有关“工农运动”“唯物历史观”及“马列主义”的讲课。他因受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影响，于1927年3月加入国民党。不久参加北伐，充任农运促进会会员。5月，又被派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临时委员会委员。
广州、武汉的经历，王祝晨自认为是一生的转折点。他在1927年《我的思考》中这样说：“我有幸认识了共产党，懂得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就思想方法而论，这是由儒家思想而形成论理论学而实验论理学、而由辩证法唯物论形成唯物史观。”
1928年10月，王祝晨任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小主任。1929年6月，二师学生在曲阜演出林语堂新编独幕话剧《子见南子》，他是支持者之一。事后，王祝晨迫于政治压力，离开了省立二师。
1929年8月至1930年1月，王祝晨任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30年2月，任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因在教育界屡受排挤和国民党抓捕进步力量，一年后他愤而辞职回乡。这一时期大片国土沦丧，山东新军阀当道，大肆捕杀进步力量，自己报国无门，教育计划得不到施展，因此，这是他“最苦闷的时期。”
1933年2月，王祝晨任济南中学教员。其间一师多次邀请他出任教务主任，都被他谢绝。现实环境已经不允许他施展自己的教育计划。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李俊民先生自费到胶济和津浦路沿线宣讲抗日意义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足足讲了50天。
1937年11月，日军轰炸济南。王祝晨带领流亡学生徒步南迁，经河南、湖北，进入陕西，继而到达四川。其间，他曾先后任武汉、成都战区教师服务团委员、主任等职。1943年2月，他被聘任为国立第六中学（驻四川绵阳）中国历史教员。
1946年10月，王祝晨由中国共产党派人一路护送返回山东。1947年2月，他担任济南中学及私立齐鲁中学教员。因在课堂宣讲毛泽东著作和在社会各界集会上批评国民党时政，被特务告密，遂被山东省军统局列入暗杀名单。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慑其威望，未予批复，暗杀未遂。之后，他在国民党中统、军统严密监视的情况下，积极奔走，营救中共地下党员王馨华。他又自筹资金，购买盘尼西林等贵重药品，运往解放区，以救治伤员。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他积极忙于学校复课工作，仍被委任为济南一中校长。1949年8月，王祝晨应董必武的邀请，进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热情邀请他主持全国教育工作，他以年事已高婉辞。
（张东东）
王祝晨
王祝晨（1882—1967），原名王世栋，曾用名王东乙，绰号“王大牛”，生于齐河县楼王庄，被誉为民国山东教育事业的先驱，民国“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
1890年，王祝晨在家乡读私塾，父亲王又光是他的第一位老师。父亲对其一生道德品质、处世原则、学术根基、教育思想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30岁时的一篇小传中说：“我是为先父而生存的，老父遗教为我一生之根底。”1902年，王祝晨参加科试，成绩为一等第二名，补廪生。
此后，王祝晨常以同音异义字“柱臣”“麈尘”“助宸”等更换名字。自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于是改为“祝晨”，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演变。1903年5月，他考入济南书院，城市的环境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接触了梁启超、严复的思想。
1904年，王祝晨考入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在师范学堂，王祝晨广泛吸收程朱理学、明儒学案、曾国藩、梁启超等的笔风，加上自幼喜欢桐城派文风，逐步形成了自己清顺流畅、简明达意、条理清晰、雅俗共赏的特点。这一时期，外界《民报》与《新民从报》的争论波及校内，同学之间逐渐产生分化，而他则是同情革命的。他与班上同盟会会员广泛接触，并探讨革命理论。学校的生活使他逐渐萌发了爱国、民主的思想。后来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方案无不贯穿着爱国、民主这两大精神。师范学堂可说是他一生中的一次转折。他晚年评价这一契机时说：“这是生命之始。”正是在此时，他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奉献一生的教育事业，也正是在此时，他开始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关注社会现实，接触各种新的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在新旧思想的相互比较中逐渐批判和改造自己，可以说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发生由旧趋新、由封建而民主的转变。
1910年，王祝晨师范学堂毕业，先后任济宁师范教员、临清中学监督、山东提学使司科员、山东《教育报》经理、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11年3月，经北京学部复试，因成绩优异，清廷奖给他师范科举人，为七品京官。
1913年秋，王祝晨与刘冠三、鞠思敏、于明信等，在济南大明湖畔创办私立正谊中学，并任义务教员。1914年3月，他与于明信自费赴日本参观教育五个月，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制度、教学法、教材、教育设施等一系列与教育教学有关的问题。这次考察对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年8月至1915年6月，王祝晨先后担任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心理学与国文教员。面对山东教育的落后面貌，1915年3月初，他与鞠思敏自费赴江苏、浙江、北京、保定、天津参观教育。回省后共同拟定了关于扩充留学生名额、多聘外省教员、整顿教师队伍、严肃学生纪律等的“山东教育改良计划”，向省府与教育部门呼吁推荐。该建议得到教育部的肯定和社会的赞扬。教育部的部刊《教育公报》认为此举“引起山东教育界之觉醒。”
1915年7月，王祝晨担任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聊城地处鲁西北，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二中校址狭小、设备简陋、管理松懈、学科不全。面对这一烂摊子，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严肃纪律、整顿秩序；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和学习风尚；改善学校硬件、软件设施，建立有利于学习的各项机制。王祝晨对教育满腔热忱，他建立了雷打不动的校长家访制度；对愿升学的贫苦学生，总是解囊相助，这成为他终生的一贯作风；他唯才是用，高薪聘请优秀教员。二中由此成为人才辈出的学校。
担任二中校长期间，王祝晨的教育思想日臻完善。他的教育方法偏重“环境刺激说”，即创造环境逼学生学习；他主张教育应包括民俗学，规定学生放假回家一定要进行乡土调查；他主张学生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以爱国主义为基点，使学生成长为“中华的脊梁”。他总结了校长的职能：“校长要有例行公事的常识，要有研究与钻研问题的精神，要有社会哲学的眼光，顶重要的是要全心全意使教职员奉献他的知识与热诚。”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对当地政府官员来说却是对牛弹琴，因此，教育改革的力度越大阻力也越大，在治校方法上，他不断受到攻讦，最后被迫辞职回乡。
1918年8月，王祝晨自出经费，在本庄创办齐河县私立强恕小学校。1919年11月学校正式落成开学，后逐步发展成为完整小学。该校最初实行半工半读和学生自我管理的制度，这也是他乡间教育的设想，后与现实逐渐产生矛盾，只好放弃。
1918年11月至1919年7月，王祝晨任山东省国民议会议员。3月，他利用议员这一职务，与鞠思敏、聂湘溪议员联合提出“增加留学生名额”的提案，把留美公费生由16名增加到34名，内有女生4名，并增加留学欧美补助生100名。
在王祝晨担任议员期间，五四运动爆发。他称五四运动是他的“换血运动”。5月7日，山东62个团体召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王祝晨与鞠思敏、于明信、田象孚等人和学生一起进行演讲和查封日货活动，成为学生们的坚强后盾。9月，王祝晨与鞠思敏、于明信发起成立“尚学会”，创办《尚学月刊》，任编辑股股长。遗憾的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稿子编好后最终没能出版。1920年，他又主编《文化新介绍》，先后刊出“文学号”“哲学号”“教育号”。刊物选取社会上的新思潮，受到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上海文化出版社要求出版，改名《新文学评论》，发行全国。这些书刊的出版，对新思潮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0年9月3日，王祝晨任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小一部主任，力主学校延聘女教师，招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校同班，废除经学课程，改教白话文。在当时封建观念强大的背景下，引来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平民日报》《通俗日报》《齐鲁公报》上一片谩骂之声，而他却泰然处之。朋友们见他如此执拗，以“大牛”呼之。从此，“大牛”绰号不胫而走。
当时济南的印刷厂从未印过白话文，更未用过标点符号，王祝晨与印刷厂一同研究购进标点符号，并教会工人如何运用。从此，山东小学课本有了标点符号。他还在附小推行“国语”教学，并向全省示范和呼吁用国语授课。他又试行自编印刷的活页教材，开创了统一教材与地方教材并行的先例。
1922年，王祝晨奉教育厅之命，代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到任后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第一，任用有才能的新派人物，裁汰无才无德的教员，严肃处理捣乱的学生。第二，革除陈规陋习，大胆进行体制与学科改革，实行前师三年、后师三年的制度，使师范教育向阶段性、正规化方向发展。为了服务社会，增设音乐、体育、艺术、农业、数理、英语、国文专修科。第三，为贯彻他的“环境刺激说”，对学生采用大包围的办法，使学生于耳濡目染之中获益。学校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优良的学风。
他高薪聘请潘家洵、郭绍虞、范予遂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同时，邀请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国内的胡适、梁漱溟、周作人、黄炎培、陶行知等来校讲学。他组织成立以介绍新潮图书为宗旨的“书报介绍社”，与当时王乐平组织的“齐鲁书店”并称为“山东传播新文化的两大火炬。”他创办的“一师周刊”，成为指导地方教育、加强校际联系、学校与社会联系的重要场所。
王祝晨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推进校务，以爱国主义激励自己，教育他人，使得一师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王尽美、著名诗人臧克家、著名作家李广田、著名教授邓广铭等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成为民族的脊梁。一师也成为省内新文化的重要传播地、进步力量和科学民主精神的堡垒。王祝晨在山东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被誉为“山东的胡适之。”
省立一师的进步思潮引起了顽固势力的仇视。1925年12月25日，王祝晨在云南反袁护国起义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抨击军阀的演讲，触犯了省政当局。次年3月，督鲁的军阀张宗昌以“拥护过激、宣传赤化”的罪名，撤销王祝晨的校长职务，同年10月又对他下达通缉令。11月，王祝晨南逃广州，先入黄埔军校参观学习，后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询问和探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国民革命的走向等问题。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等中共部分领导人。
1927年元旦，王祝晨折道北上武汉。1月15日，他进入武昌“党义训练所”学习，聆听了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李达等有关“工农运动”“唯物历史观”及“马列主义”的讲课。他因受到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影响，于1927年3月加入国民党。不久参加北伐，充任农运促进会会员。5月，又被派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临时委员会委员。
广州、武汉的经历，王祝晨自认为是一生的转折点。他在1927年《我的思考》中这样说：“我有幸认识了共产党，懂得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就思想方法而论，这是由儒家思想而形成论理论学而实验论理学、而由辩证法唯物论形成唯物史观。”
1928年10月，王祝晨任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小主任。1929年6月，二师学生在曲阜演出林语堂新编独幕话剧《子见南子》，他是支持者之一。事后，王祝晨迫于政治压力，离开了省立二师。
1929年8月至1930年1月，王祝晨任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30年2月，任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因在教育界屡受排挤和国民党抓捕进步力量，一年后他愤而辞职回乡。这一时期大片国土沦丧，山东新军阀当道，大肆捕杀进步力量，自己报国无门，教育计划得不到施展，因此，这是他“最苦闷的时期。”
1933年2月，王祝晨任济南中学教员。其间一师多次邀请他出任教务主任，都被他谢绝。现实环境已经不允许他施展自己的教育计划。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李俊民先生自费到胶济和津浦路沿线宣讲抗日意义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足足讲了50天。
1937年11月，日军轰炸济南。王祝晨带领流亡学生徒步南迁，经河南、湖北，进入陕西，继而到达四川。其间，他曾先后任武汉、成都战区教师服务团委员、主任等职。1943年2月，他被聘任为国立第六中学（驻四川绵阳）中国历史教员。
1946年10月，王祝晨由中国共产党派人一路护送返回山东。1947年2月，他担任济南中学及私立齐鲁中学教员。因在课堂宣讲毛泽东著作和在社会各界集会上批评国民党时政，被特务告密，遂被山东省军统局列入暗杀名单。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慑其威望，未予批复，暗杀未遂。之后，他在国民党中统、军统严密监视的情况下，积极奔走，营救中共地下党员王馨华。他又自筹资金，购买盘尼西林等贵重药品，运往解放区，以救治伤员。
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他积极忙于学校复课工作，仍被委任为济南一中校长。1949年8月，王祝晨应董必武的邀请，进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热情邀请他主持全国教育工作，他以年事已高婉辞。
（张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