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后改今甫，曾用笔名希声。蓬莱水城镇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
杨振声少时先在镇里读私塾，后入蓬莱八中读书。蓬莱水城镇是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操练水师的地方，他小时常去看遗留的大铜炮，激起了他的爱国感情。水城镇濒临海边农村，渔民们的艰辛生活给了杨振声深刻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扎实的生活基础。
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受《新青年》和时代影响，他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种子”。1918年秋，他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一起组织筹备成立“新潮社”，1919年1月创办《新潮》杂志，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1919年3月开始，他陆续在《新潮》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渔家》（1919年3月）、《一个兵的家》（1919年4月）、《贞女》（1920年9月）、《磨面的老王》（1921年10月）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描写民间疾苦，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曾登上饭桌高喊“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五四那天，他参加了游行示威。在东交民巷受阻后，杨振声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与学生们冲破军警重围，涌向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戒备森严，大门紧闭。杨振声和另一个学生爬上铁门，跃进院子，打开了紧闭的铁门。愤怒的学生一拥而进，在痛打章宗祥后火烧了赵家楼。杨振声等32名来不及撤走的学生被捕入狱。1919年5月25日，释放没几天的杨振声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4名代表之一，到警察总署交涉，要求归还学生印发的被警察扣留的进步报纸《五七》日刊等宣传品，与警察总监吴炳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再次被捕并被关押了一个星期。
杨振声不但文采好，谈吐温文尔雅，长得也帅气，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中说：“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欣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他的婚姻虽然是包办的，却没有再娶的念头，妻子留在山东老家侍奉公婆。他在狱中的时候，正是他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多年以后，梁实秋还调侃他：五四时期，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地丢在家乡，自己很潇洒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未能免俗。
1919年夏，杨振声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官费赴美国留学。11月，他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同启程，12月10日抵达纽约。1920年春，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是年，担任《新潮》杂志旅美通讯记者，收转中国留美学生的投稿。1923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杨振声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1924年，杨振声从美国回到祖国，投身于教育事业，任武昌大学教授。
1925年2月，杨振声出版了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描写少女周玉君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一年内再版两次，影响十分深远。是年冬，杨振声到北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杨振声创作了小说《阿兰的母亲》，揭露北洋政府的暴行，4月与徐志摩合编《晨报副刊·诗刊》，8月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27年，杨振声到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后，杨振声创作了小说《济南城上》，歌颂了不畏强暴的热血青年。同年夏，到北京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教授。
1929年夏，杨振声与何思源、蔡元培等9人组成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到青岛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1930年上半年，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工作基本完成。经蔡元培推荐，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杨振声正式宣誓就任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国立青岛大学创立时正值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要在林立的大学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扬长避短，长远规划，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杨振声在开学典礼上开明宗义地提出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要在中国大学榜上“不仅增加其数量，更要增加其分量。”
杨振声对欧美教育制度和办学方法都很熟悉，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他始终坚持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创办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作为校长，杨振声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他的“教育四重法”，为学校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的“四重法”，即重师资、重设备、重质量、重人才。
重师资，就是效法北大“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不管是哪一派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对教学有利，他都竭诚欢迎。他任人唯贤、求贤若渴，广泛网罗人才，邀聘了国内有学术水平、热爱教育事业的著名的一流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来校任教，任教的教授们大多有欧美留学的背景，使刚建校不久的青岛大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一文中说：“今甫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当时老舍、沈从文、黄敬思、游国恩、王淦昌等许多专家学者云集青岛大学，英华会聚，人才济济，灿若群星，其教师阵容之豪华，在全国的大学中屈指可数，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杨振声重视开展学术活动，他主张：“学校当多制造此种机会，正式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非正式的如牛津、剑桥大学之下午茶会等，使学生得到机会与刺激，去讨论学术，批评政治、文艺及各种社会问题。”他带头进行学术演讲，还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来校讲学。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人都曾到青岛大学演讲和讲学。学术空气空前浓厚，教学科研蒸蒸日上。青岛大学的地位与日俱增，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重设备，就是重视教学设备的配置。杨振声从实际出发，用节省经费的办法来补充设备，始终坚持“行政上多花一文是虚耗，基础上多花一文是建设”的理财原则，全力支持学校的设备建设。他任校长时期，主持建造了高水平的科学馆、图书馆，为国立青岛大学营造科学民主的优良学风提供了阵地和依托。杨振声一再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础的基础在图书。”建校之初，他即聘请梁实秋任图书馆长，对古籍珍本不遗余力地搜求，对山东先哲、先贤的著作抄本也努力征集。杨振声把图书、仪器、实验室一律列为设备。他认为“近代科学不由实验入手，犹之农夫不操耒而云能耕，木匠不亲绳墨而云能量，同是一样的荒唐。”在他看来，“实验室在大学与图书同其重要。”两年中节省办公经费45万元用于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购置，改善了办学条件。他还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认为体育锻炼是强身之本。虽然学校内多为山地和沟谷，“填沟不易，凿山尤难”，但在他任职的第一年就修建了操场。
重质量，就是重视办学质量。杨振声主张从严治校，主持制定了完备、严格的校规校章，使学校工作能够按部就班地有序进行。他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系科的设置宁缺毋滥也绝不凑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曾有设立历史系的计划，但因聘不到好的中国史教授而果断停办。坚持“学生在好不在多”的培养原则，注重学生的全面塑造。当时国立青岛大学招生采取“严进严出”的方式，学生首先必须通过标准极高的入学考试，其次必须经过新生委员会的筛选，防止作弊入选。杨振声曾给学生做过这样的“定位”：“不在图书馆，就在科学馆，不在科学馆，就在体育场。”告诫学生要以学为主，并强健体魄。同时，推出的“淘汰制”，作为对学习质量的检验。
重人才，就是重视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杨振声甘做“人梯”，善当“伯乐”，任人唯贤，不徇私情。
杨振声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学科设置以及以后的发展都作了全面考虑。他认为国立青岛大学要想后来居上，必须从以下两点寻求出路：一是文理两科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是青岛大学必须设立的。二是青岛大学“更应注意于其他大学所未设立之学系”，充分利用青岛大学所处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设计有发展希望和潜力的学系，形成自己的特色。杨振声在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做了认真的考察分析后，提出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将国立青岛大学建成海边生物学研究中心。他认为：“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独步国内。在“山大”基础上建立青岛海洋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至青岛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的中心，证实了杨振声的高瞻远瞩。
杨振声任职青岛大学校长之后，还发动了一场课程内容结构的革新。在当时的高等学府里，是不准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即使高举“科学”与“民主”五四新文化大旗的北京大学，直到抗日战争前夕也没有新文学史的地位。新文学在当时大学里不算学问，上不了讲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撼动不了由纯古典文学、汉语文字筑起来的堡垒。杨振声不辞辛苦，亲自带头开设了《小说作法》课，亲登讲台讲授，把新文学课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等相同的地位。他还鼓励师生建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文艺报刊。
杨振声为人坦率正直，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学校附近黄县路七号的杨振声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手中经常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时他驱车到汇泉坐坐，或是去崂山走走，或是到第一公园赏西府海棠、日本樱花之类。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他曾捐款数百元，支持学生南下请愿的爱国活动。
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反日爱国运动发展到罢课斗争，集体抢乘火车去南京游行请愿，规模越来越大。学生回青岛以后，蒋介石密令惩办、逮捕为首学生。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7月3日奉行政院令将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学生一律离校。9月，为维护教育独立，抵制国民党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干预，杨振声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大学校长职务。尽管南京和青岛都极力挽留，但杨振声还是决意辞职。
1933年，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在北平由朱自清、沈从文协助，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与沈从文合作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了研究儿童教育，他曾亲自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老师，态度谨严。1933年冬，杨振声和胡适等人应邀到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大公报》的记者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1934年，杨振声受国民党政府委托，担任1935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持人。杨振声认为可以借此向国外介绍中国悠久的文化，让西方人认识中国艺术，接受了委托。但当他得知文物展出后将用来换取军火打内战时，便立即辞去主持人职务。是年，胡适受《大公报》的委托组织知名学者撰写“星期论文”，杨振声是首批八位学者之一。
1937年初，为振兴新文学，杨振声与胡适等组织编辑《文学杂志》。抗战开始后，杨振声到南京，作为教育部的代表，致力于筹建长沙临时大学，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任。9月，到长沙，任临时大学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
1938年，杨振声到达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在中文系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简史与创作实习课》。为了壮大新文学的声势，杨振声请沈从文在联大师范学院开《中国新小说》课。李广田也是杨振声聘请到联大来的，他在中文系开《文学理论》，巧妙传播革命文化。
1940年，杨振声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1941年，由叙永返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主编《世界学生》杂志（1945年改名《世界文艺季刊》）。1943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聘请，到牛津大学讲学。
1944年5月4日，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邀请，杨振声出席“文艺壁报社”举办的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并作了演讲。同年秋，由西南联大派往美国讲学，讲授《中国诗歌》和《中国美术史》。
1945年8月，杨振声由美国经伦敦回国。10月19日，出席西南联大中文系迎新大会，并发表讲话。12月，由西南联大派往北平，接管北京大学。1946年1月，杨振声作为北京大学代表，到达北平，负责北京大学北迁复校工作，并担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至1948年，杨振声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并和沈从文、冯至合作编辑《现代文录》。1947年5月，支持学生运动，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宣言上签字。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多次要杨振声去南方，并替他买好机票，他不为所动，坚守岗位，以热切心情迎接解放。
1949年5月4日，杨振声发表了《五四与新文学》一文，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在同日发表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五四时代的文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振声仍于北京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1956年3月7月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献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杜庆余）
杨振声
杨振声（1890—1956），字金甫，后改今甫，曾用笔名希声。蓬莱水城镇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
杨振声少时先在镇里读私塾，后入蓬莱八中读书。蓬莱水城镇是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戚继光操练水师的地方，他小时常去看遗留的大铜炮，激起了他的爱国感情。水城镇濒临海边农村，渔民们的艰辛生活给了杨振声深刻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扎实的生活基础。
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新文化运动爆发后，受《新青年》和时代影响，他心中生出了“叛逆的种子”。1918年秋，他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一起组织筹备成立“新潮社”，1919年1月创办《新潮》杂志，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1919年3月开始，他陆续在《新潮》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渔家》（1919年3月）、《一个兵的家》（1919年4月）、《贞女》（1920年9月）、《磨面的老王》（1921年10月）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描写民间疾苦，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曾登上饭桌高喊“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口号。五四那天，他参加了游行示威。在东交民巷受阻后，杨振声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与学生们冲破军警重围，涌向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戒备森严，大门紧闭。杨振声和另一个学生爬上铁门，跃进院子，打开了紧闭的铁门。愤怒的学生一拥而进，在痛打章宗祥后火烧了赵家楼。杨振声等32名来不及撤走的学生被捕入狱。1919年5月25日，释放没几天的杨振声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4名代表之一，到警察总署交涉，要求归还学生印发的被警察扣留的进步报纸《五七》日刊等宣传品，与警察总监吴炳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再次被捕并被关押了一个星期。
杨振声不但文采好，谈吐温文尔雅，长得也帅气，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中说：“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欣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他的婚姻虽然是包办的，却没有再娶的念头，妻子留在山东老家侍奉公婆。他在狱中的时候，正是他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多年以后，梁实秋还调侃他：五四时期，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地丢在家乡，自己很潇洒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未能免俗。
1919年夏，杨振声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官费赴美国留学。11月，他与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同启程，12月10日抵达纽约。1920年春，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是年，担任《新潮》杂志旅美通讯记者，收转中国留美学生的投稿。1923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杨振声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1924年，杨振声从美国回到祖国，投身于教育事业，任武昌大学教授。
1925年2月，杨振声出版了代表作中篇小说《玉君》，描写少女周玉君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一年内再版两次，影响十分深远。是年冬，杨振声到北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杨振声创作了小说《阿兰的母亲》，揭露北洋政府的暴行，4月与徐志摩合编《晨报副刊·诗刊》，8月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27年，杨振声到广州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后，杨振声创作了小说《济南城上》，歌颂了不畏强暴的热血青年。同年夏，到北京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教授。
1929年夏，杨振声与何思源、蔡元培等9人组成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到青岛参加筹备委员会会议。1930年上半年，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工作基本完成。经蔡元培推荐，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杨振声正式宣誓就任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国立青岛大学创立时正值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要在林立的大学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扬长避短，长远规划，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杨振声在开学典礼上开明宗义地提出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要在中国大学榜上“不仅增加其数量，更要增加其分量。”
杨振声对欧美教育制度和办学方法都很熟悉，对大学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他始终坚持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创办有中国特色的大学。作为校长，杨振声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他的“教育四重法”，为学校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谓的“四重法”，即重师资、重设备、重质量、重人才。
重师资，就是效法北大“各派兼容并包，学术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不管是哪一派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对教学有利，他都竭诚欢迎。他任人唯贤、求贤若渴，广泛网罗人才，邀聘了国内有学术水平、热爱教育事业的著名的一流文学家、教育家、科学家来校任教，任教的教授们大多有欧美留学的背景，使刚建校不久的青岛大学拥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一文中说：“今甫奉命筹备国立青岛大学，到上海物色教师，他从容不迫地对闻一多和我说：上海不是适宜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这‘先尝后买’的办法实在太诱人了，于是我和一多就去了青岛，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不可抵拒的力量。”当时老舍、沈从文、黄敬思、游国恩、王淦昌等许多专家学者云集青岛大学，英华会聚，人才济济，灿若群星，其教师阵容之豪华，在全国的大学中屈指可数，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杨振声重视开展学术活动，他主张：“学校当多制造此种机会，正式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非正式的如牛津、剑桥大学之下午茶会等，使学生得到机会与刺激，去讨论学术，批评政治、文艺及各种社会问题。”他带头进行学术演讲，还经常邀请著名学者来校讲学。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人都曾到青岛大学演讲和讲学。学术空气空前浓厚，教学科研蒸蒸日上。青岛大学的地位与日俱增，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重设备，就是重视教学设备的配置。杨振声从实际出发，用节省经费的办法来补充设备，始终坚持“行政上多花一文是虚耗，基础上多花一文是建设”的理财原则，全力支持学校的设备建设。他任校长时期，主持建造了高水平的科学馆、图书馆，为国立青岛大学营造科学民主的优良学风提供了阵地和依托。杨振声一再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基础的基础在图书。”建校之初，他即聘请梁实秋任图书馆长，对古籍珍本不遗余力地搜求，对山东先哲、先贤的著作抄本也努力征集。杨振声把图书、仪器、实验室一律列为设备。他认为“近代科学不由实验入手，犹之农夫不操耒而云能耕，木匠不亲绳墨而云能量，同是一样的荒唐。”在他看来，“实验室在大学与图书同其重要。”两年中节省办公经费45万元用于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购置，改善了办学条件。他还非常重视体育活动，认为体育锻炼是强身之本。虽然学校内多为山地和沟谷，“填沟不易，凿山尤难”，但在他任职的第一年就修建了操场。
重质量，就是重视办学质量。杨振声主张从严治校，主持制定了完备、严格的校规校章，使学校工作能够按部就班地有序进行。他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系科的设置宁缺毋滥也绝不凑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曾有设立历史系的计划，但因聘不到好的中国史教授而果断停办。坚持“学生在好不在多”的培养原则，注重学生的全面塑造。当时国立青岛大学招生采取“严进严出”的方式，学生首先必须通过标准极高的入学考试，其次必须经过新生委员会的筛选，防止作弊入选。杨振声曾给学生做过这样的“定位”：“不在图书馆，就在科学馆，不在科学馆，就在体育场。”告诫学生要以学为主，并强健体魄。同时，推出的“淘汰制”，作为对学习质量的检验。
重人才，就是重视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杨振声甘做“人梯”，善当“伯乐”，任人唯贤，不徇私情。
杨振声对学校的办学方向、学科设置以及以后的发展都作了全面考虑。他认为国立青岛大学要想后来居上，必须从以下两点寻求出路：一是文理两科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是青岛大学必须设立的。二是青岛大学“更应注意于其他大学所未设立之学系”，充分利用青岛大学所处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设计有发展希望和潜力的学系，形成自己的特色。杨振声在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做了认真的考察分析后，提出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将国立青岛大学建成海边生物学研究中心。他认为：“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独步国内。在“山大”基础上建立青岛海洋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至青岛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的中心，证实了杨振声的高瞻远瞩。
杨振声任职青岛大学校长之后，还发动了一场课程内容结构的革新。在当时的高等学府里，是不准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即使高举“科学”与“民主”五四新文化大旗的北京大学，直到抗日战争前夕也没有新文学史的地位。新文学在当时大学里不算学问，上不了讲台。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撼动不了由纯古典文学、汉语文字筑起来的堡垒。杨振声不辞辛苦，亲自带头开设了《小说作法》课，亲登讲台讲授，把新文学课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等相同的地位。他还鼓励师生建立学术社团，创办学术文艺报刊。
杨振声为人坦率正直，性格豪爽，平易近人。在国立青岛大学教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学校附近黄县路七号的杨振声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手中经常拿着一个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杨振声豪于酒，他和梁实秋、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等人被人称为“酒中八仙”，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时他驱车到汇泉坐坐，或是去崂山走走，或是到第一公园赏西府海棠、日本樱花之类。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时，他曾捐款数百元，支持学生南下请愿的爱国活动。
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学生为了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反日爱国运动发展到罢课斗争，集体抢乘火车去南京游行请愿，规模越来越大。学生回青岛以后，蒋介石密令惩办、逮捕为首学生。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7月3日奉行政院令将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学生一律离校。9月，为维护教育独立，抵制国民党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干预，杨振声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大学校长职务。尽管南京和青岛都极力挽留，但杨振声还是决意辞职。
1933年，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在北平由朱自清、沈从文协助，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与沈从文合作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了研究儿童教育，他曾亲自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过老师，态度谨严。1933年冬，杨振声和胡适等人应邀到武汉大学演讲。有一天，东道主似乎要考考几位学者运用“大众语”的水平，安排他们与小学校和幼稚园的孩子们见面。胡适说，尽管他在国内是“久经大敌的老将”，在国外也博得好评，然而在这次“考试”中却不幸落第。在他看来，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他所讲的故事，却不大明白其中含义，相比之下，“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大公报》的记者感慨地说：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1934年，杨振声受国民党政府委托，担任1935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持人。杨振声认为可以借此向国外介绍中国悠久的文化，让西方人认识中国艺术，接受了委托。但当他得知文物展出后将用来换取军火打内战时，便立即辞去主持人职务。是年，胡适受《大公报》的委托组织知名学者撰写“星期论文”，杨振声是首批八位学者之一。
1937年初，为振兴新文学，杨振声与胡适等组织编辑《文学杂志》。抗战开始后，杨振声到南京，作为教育部的代表，致力于筹建长沙临时大学，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主任。9月，到长沙，任临时大学教授、校务委员兼秘书长。
1938年，杨振声到达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在中文系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简史与创作实习课》。为了壮大新文学的声势，杨振声请沈从文在联大师范学院开《中国新小说》课。李广田也是杨振声聘请到联大来的，他在中文系开《文学理论》，巧妙传播革命文化。
1940年，杨振声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1941年，由叙永返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1942年起，主编《世界学生》杂志（1945年改名《世界文艺季刊》）。1943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聘请，到牛津大学讲学。
1944年5月4日，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邀请，杨振声出席“文艺壁报社”举办的纪念“五四”文艺晚会，并作了演讲。同年秋，由西南联大派往美国讲学，讲授《中国诗歌》和《中国美术史》。
1945年8月，杨振声由美国经伦敦回国。10月19日，出席西南联大中文系迎新大会，并发表讲话。12月，由西南联大派往北平，接管北京大学。1946年1月，杨振声作为北京大学代表，到达北平，负责北京大学北迁复校工作，并担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至1948年，杨振声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和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并和沈从文、冯至合作编辑《现代文录》。1947年5月，支持学生运动，在反内战反饥饿运动宣言上签字。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多次要杨振声去南方，并替他买好机票，他不为所动，坚守岗位，以热切心情迎接解放。
1949年5月4日，杨振声发表了《五四与新文学》一文，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在同日发表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五四时代的文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振声仍于北京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1956年3月7月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献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杜庆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