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近代史学家、教育家。
傅斯年出生于一个举人之家。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好学，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经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
1909年，傅斯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与沈雁冰、顾颉刚等人是同学，3年预科主要以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内容为主。
1916年秋，傅斯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深造。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倡学术自由风气。胡适回国后，出任北大教授，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文学革命，许多青年人团结到了他们的周围，其中就有傅斯年。在新旧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傅斯年不盲从、不迷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阵营。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北大“文学会”（后改为“雄辩会”），而且崭露头角。由于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对国学的弊病也看得更为清楚，并能真正理解提倡白话文、进行文化革命对于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意义。为此，他连续撰写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
1918年夏，傅斯年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新潮》完全用白话文写作，大部分文章出自大学生之手，所以它一经问世，即深受新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傅斯年是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新潮》的主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仅1919年这一年他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首）之多。《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一经刊行，就销售一光，并再版了3次，销售量达到1.3万多册。其后的销售量也常在1.5万册左右，可见其影响之巨。《新潮》出版时，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并且以更加激进的姿态与《新青年》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同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便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涉猎极广。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治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诸学科亦无所不学，无所不涉。傅斯年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在他心目中，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而且通过自然科学不但可以学到“可靠的知识”，也可以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因此，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很深的领悟，再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遂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下，到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并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出任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办、成立和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经过9次大的搬迁。然而在动荡的年代里，傅斯年和同仁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却令世人瞩目。傅斯年聘请到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流的学者，开“集团研究”之先河，还组织了安阳殷墟发掘、明清档案整理、各地方言调查等大量研究工作，并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以史学著称的“史料学派”，为中国现代的学术发展树立了丰碑。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斯年在主持研究所日常事务的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开始在北大任课。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态度。他首先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并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文章，宣传抗日。同年，他的《东北史纲》出版，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史为证，证明东北属于中国，以驳斥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
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平津危急，北大教授马衡等人发起北平为中立“文化城”的运动，傅斯年力阻无效后，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表示反对，称：“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1933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表反对。当他得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保全华北的重要》，并赞成华北停战时，大为愤怒，当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恩怨的问题上，即使对自己的恩师挚友，也不能有一点儿含糊，表明了傅斯年的爱国热忱。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亲日分子、冀察政务委员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座谈，实际是为日本招降，企图劝说他们就范。傅斯年挺身而起，当面陈词，大骂萧为汉奸，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在亲日派横行、日本特务活动猖獗的北平，傅斯年这种舍生取义、伸张正气的精神，使得当时混沌惶惑的空气为之一变。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直到七七事变前，傅斯年一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不改英雄本色。同时和胡适一起，协助蒋梦麟处理校务，在筹款和聘请教授上，为北大中兴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北方几所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令南迁。傅斯年向教育部建议，将其中最主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一所联合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这就是后来迁至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傅斯年一直在西南联大兼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近乎逃难的日子里，不遗余力地维系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1938年，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
1943年，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针对孔祥熙利用职权购买储蓄券中饱私囊之事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对此事提出弹劾时，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希望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此事一拖再拖，后经过傅斯年等人的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傅斯年发表了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抨击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1948年，傅斯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出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治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他还非常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另有《傅孟真先生集》6册。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在台湾大学讲台，终年54岁。
（戚海莹）
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近代史学家、教育家。
傅斯年出生于一个举人之家。史籍称其家族为鲁西望族，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天资聪颖好学，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1岁时就已经通读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
1909年，傅斯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与沈雁冰、顾颉刚等人是同学，3年预科主要以经学、词章等传统国学内容为主。
1916年秋，傅斯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深造。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倡学术自由风气。胡适回国后，出任北大教授，与陈独秀一起倡导文学革命，许多青年人团结到了他们的周围，其中就有傅斯年。在新旧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傅斯年不盲从、不迷信，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毅然投身新文化运动的阵营。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他参加了北大“文学会”（后改为“雄辩会”），而且崭露头角。由于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深厚，因而对国学的弊病也看得更为清楚，并能真正理解提倡白话文、进行文化革命对于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意义。为此，他连续撰写了《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倡导文学革命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
1918年夏，傅斯年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新潮》完全用白话文写作，大部分文章出自大学生之手，所以它一经问世，即深受新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它的宗旨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词。”傅斯年是新潮社的主要发起人，也是《新潮》的主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仅1919年这一年他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首）之多。《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一经刊行，就销售一光，并再版了3次，销售量达到1.3万多册。其后的销售量也常在1.5万册左右，可见其影响之巨。《新潮》出版时，正当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并且以更加激进的姿态与《新青年》相呼应，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同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便考取了山东官费留学，在欧洲游学7年，所学涉猎极广。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治实验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学科，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诸学科亦无所不学，无所不涉。傅斯年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在他心目中，治科学是治哲学的基础，而且通过自然科学不但可以学到“可靠的知识”，也可以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因此，他对西方自然科学的精神有很深的领悟，再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遂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下，到中山大学任教，担任文学院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由傅斯年担任所长，并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出任主编。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办、成立和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先后经过9次大的搬迁。然而在动荡的年代里，傅斯年和同仁们取得的学术成就却令世人瞩目。傅斯年聘请到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流的学者，开“集团研究”之先河，还组织了安阳殷墟发掘、明清档案整理、各地方言调查等大量研究工作，并且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以史学著称的“史料学派”，为中国现代的学术发展树立了丰碑。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斯年在主持研究所日常事务的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开始在北大任课。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态度。他首先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并与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创办了《独立评论》，撰著了大量文章，宣传抗日。同年，他的《东北史纲》出版，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以史为证，证明东北属于中国，以驳斥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
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平津危急，北大教授马衡等人发起北平为中立“文化城”的运动，傅斯年力阻无效后，上书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表示反对，称：“斯年实为中国读书人惭愧!”1933年，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傅斯年极表反对。当他得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保全华北的重要》，并赞成华北停战时，大为愤怒，当即要求退出独立评论社。在民族大义与个人恩怨的问题上，即使对自己的恩师挚友，也不能有一点儿含糊，表明了傅斯年的爱国热忱。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亲日分子、冀察政务委员萧振瀛邀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座谈，实际是为日本招降，企图劝说他们就范。傅斯年挺身而起，当面陈词，大骂萧为汉奸，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在亲日派横行、日本特务活动猖獗的北平，傅斯年这种舍生取义、伸张正气的精神，使得当时混沌惶惑的空气为之一变。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直到七七事变前，傅斯年一直坚持在北大史学系授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不改英雄本色。同时和胡适一起，协助蒋梦麟处理校务，在筹款和聘请教授上，为北大中兴做出了贡献。七七事变后，北方几所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令南迁。傅斯年向教育部建议，将其中最主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组成一所联合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这就是后来迁至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傅斯年一直在西南联大兼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近乎逃难的日子里，不遗余力地维系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1938年，傅斯年以社会名流的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强敌入侵，国难方殷，然而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和黑暗已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傅斯年以学者的良知和勇士的果敢，直言国民党政治上的失败，数次揭露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腐败无能，由此而得“傅大炮”之名。
1943年，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针对孔祥熙利用职权购买储蓄券中饱私囊之事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对此事提出弹劾时，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希望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此事一拖再拖，后经过傅斯年等人的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傅斯年发表了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抨击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最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1948年，傅斯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出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治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他还非常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另有《傅孟真先生集》6册。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在台湾大学讲台，终年54岁。
（戚海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