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明信（1882—1948），字丹绂，临淄齐都人。民国初年著名教育家。
于明信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于春阳虽不识字，却偏偏崇尚读书，唯一的愿望就是盼望儿孙学成名就。他勤俭刻苦，省吃俭用，将所有的积蓄全力供儿子求学。这对于明信来讲是影响终生的事。
于明信18岁举生员补廪生。1904年，考入山东大学堂师范馆，与后来亦列山东四大教育家的鞠思敏、王祝晨成为同班同学。当时，鞠思敏年龄最长，33岁，于明信22岁。
当时的社会十分黑暗，面对清王朝的腐败，同学们时常指责时弊，议论革命，向往民主共和制。于明信与王祝晨尤为激烈，遂被班上同学分别昵称为“大国民”“二国民”。1910年，于明信从山东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前身）史地科毕业后，晋京复试及格，他被授七品衔师范科举人，回省又被任命为青州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这年于明信28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于明信积极参与同盟会会员贾振琨、王长庆等人策划的诸城独立活动。后来事情失败，于明信逃避到青岛，在那里被德国军警逮捕，正准备移交给清朝地方政府，恰值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封建帝制结束，于明信因而得以获释。
1913年，于明信与同盟会会员刘冠三、蒋洗凡、鞠承颖、王祝晨等人创办济南正谊中学。这所学校后来名扬济南。不久，于明信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16年归国，出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与友人在济南创立“尚学会”，宣扬新文化。1923年春，受命去日本赈济震区灾民并留任山东省留日学生经理员。
1928年归国后，因不满山东军阀韩复榘的统治，又遭到官僚绅士的诽谤和攻击，被免除了职务，赋闲在济南七家村。此间曾先后应聘撰修《齐河县志》任教于曲阜师范、济南齐鲁中学。
1937年抗战爆发，济南沦陷后，于明信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济南，只得留在家中。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为了抵制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和保护校产，1938年春天，他又与鞠思敏等人筹划正谊中学复课，被推主持校务，代理校长职务。于明信先生多次凭借游学东洋熟悉日本情况的有利条件与日军周旋，守护学校。
因为于明信在山东教育界的影响力，日伪当局曾多次诱劝他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日伪当局又公布以“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名衔，迫其出席会议。于明信与会签名时，直书“汉奸于明信”5字，终席不发一言。此后，他故作嬉笑怒骂，以惑视听。日伪官员无奈，只好以“于先生精神失常”自解，被迫放弃了对他的威逼利诱。在抗日时期，于明信为掩护抗日群众，还被日伪政权逮捕过，几经周折才被他的学生营救出来。
为了拒不和日伪合作，1940年，他匿居北平西郊嵩祝庵，避脱纠缠。身披袈裟，诵经念佛，天天披袈裟吹泡泡以自娱。后来，于明信又回到故乡——山东临淄，布衣淡饭，躬耕田亩，自食其力，不为日伪做事。直至日本投降，于明信始终保持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忠贞不渝、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1948年，于明信病逝于济南七家村。他病逝时，子女不在身边，是友人帮忙操办了丧事。6个子女都远在他方。长子于道泉在伦敦大学执教，长女于式玉也在英国，次子于道源已经牺牲在沂蒙山区，其他3个女儿也都在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的情况下，音讯难达，子女们都没能回到老人的身前，见他最后一面。
于明信被称为民国初期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他曾经讲：“家庭教育，是有为而治，越严越好，越不讲理越好，否则娇生惯养的子女们，哪能有成就的希望呢？学校教育，是无为而治，越不管事越好，风波不激不起，激不起风潮的学校，就是成绩。”他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学校里，他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他每到一校之后，不出布告晓谕学生，不召集学生训话，也不宣布任何教育主张，完全是一副放任自流的态度，让学生在自由自在的环境里成长。
在家庭里，他确实对子女出奇的严格。他在家里实行“瞽叟”式的教育方法。对儿子的教育严格到不通情理的地步，而于明信却认为这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为此他和孩子们之间还产生了许多矛盾，甚至影响到了彼此的感情。但是在他的言行的影响下，子女们都陆续成长起来，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的长子于道泉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新中国藏学奠基人；次子于道源，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工作，解放战争中牺牲；女儿于若木是中国营养学专家，是陈云同志夫人；小女于陆琳在北京军事学院工作，都成长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和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于明信一家，被后人称为“教育世家”。
于明信独立特行，看似与群不合，实则尽显本真。他性格刚直，言行一致，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生活俭朴，洁身自好。
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为此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对于教育工作，他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因自己的努力影响了众多的人。
（夏婷）
于明信
于明信（1882—1948），字丹绂，临淄齐都人。民国初年著名教育家。
于明信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于春阳虽不识字，却偏偏崇尚读书，唯一的愿望就是盼望儿孙学成名就。他勤俭刻苦，省吃俭用，将所有的积蓄全力供儿子求学。这对于明信来讲是影响终生的事。
于明信18岁举生员补廪生。1904年，考入山东大学堂师范馆，与后来亦列山东四大教育家的鞠思敏、王祝晨成为同班同学。当时，鞠思敏年龄最长，33岁，于明信22岁。
当时的社会十分黑暗，面对清王朝的腐败，同学们时常指责时弊，议论革命，向往民主共和制。于明信与王祝晨尤为激烈，遂被班上同学分别昵称为“大国民”“二国民”。1910年，于明信从山东大学堂师范馆（优级师范前身）史地科毕业后，晋京复试及格，他被授七品衔师范科举人，回省又被任命为青州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这年于明信28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于明信积极参与同盟会会员贾振琨、王长庆等人策划的诸城独立活动。后来事情失败，于明信逃避到青岛，在那里被德国军警逮捕，正准备移交给清朝地方政府，恰值清帝溥仪宣布退位，封建帝制结束，于明信因而得以获释。
1913年，于明信与同盟会会员刘冠三、蒋洗凡、鞠承颖、王祝晨等人创办济南正谊中学。这所学校后来名扬济南。不久，于明信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16年归国，出任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与友人在济南创立“尚学会”，宣扬新文化。1923年春，受命去日本赈济震区灾民并留任山东省留日学生经理员。
1928年归国后，因不满山东军阀韩复榘的统治，又遭到官僚绅士的诽谤和攻击，被免除了职务，赋闲在济南七家村。此间曾先后应聘撰修《齐河县志》任教于曲阜师范、济南齐鲁中学。
1937年抗战爆发，济南沦陷后，于明信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济南，只得留在家中。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为了抵制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和保护校产，1938年春天，他又与鞠思敏等人筹划正谊中学复课，被推主持校务，代理校长职务。于明信先生多次凭借游学东洋熟悉日本情况的有利条件与日军周旋，守护学校。
因为于明信在山东教育界的影响力，日伪当局曾多次诱劝他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日伪当局又公布以“教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名衔，迫其出席会议。于明信与会签名时，直书“汉奸于明信”5字，终席不发一言。此后，他故作嬉笑怒骂，以惑视听。日伪官员无奈，只好以“于先生精神失常”自解，被迫放弃了对他的威逼利诱。在抗日时期，于明信为掩护抗日群众，还被日伪政权逮捕过，几经周折才被他的学生营救出来。
为了拒不和日伪合作，1940年，他匿居北平西郊嵩祝庵，避脱纠缠。身披袈裟，诵经念佛，天天披袈裟吹泡泡以自娱。后来，于明信又回到故乡——山东临淄，布衣淡饭，躬耕田亩，自食其力，不为日伪做事。直至日本投降，于明信始终保持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忠贞不渝、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1948年，于明信病逝于济南七家村。他病逝时，子女不在身边，是友人帮忙操办了丧事。6个子女都远在他方。长子于道泉在伦敦大学执教，长女于式玉也在英国，次子于道源已经牺牲在沂蒙山区，其他3个女儿也都在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的情况下，音讯难达，子女们都没能回到老人的身前，见他最后一面。
于明信被称为民国初期山东四大教育家之一，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他曾经讲：“家庭教育，是有为而治，越严越好，越不讲理越好，否则娇生惯养的子女们，哪能有成就的希望呢？学校教育，是无为而治，越不管事越好，风波不激不起，激不起风潮的学校，就是成绩。”他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学校里，他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他每到一校之后，不出布告晓谕学生，不召集学生训话，也不宣布任何教育主张，完全是一副放任自流的态度，让学生在自由自在的环境里成长。
在家庭里，他确实对子女出奇的严格。他在家里实行“瞽叟”式的教育方法。对儿子的教育严格到不通情理的地步，而于明信却认为这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为此他和孩子们之间还产生了许多矛盾，甚至影响到了彼此的感情。但是在他的言行的影响下，子女们都陆续成长起来，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他的长子于道泉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新中国藏学奠基人；次子于道源，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工作，解放战争中牺牲；女儿于若木是中国营养学专家，是陈云同志夫人；小女于陆琳在北京军事学院工作，都成长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和共产党的优秀干部。于明信一家，被后人称为“教育世家”。
于明信独立特行，看似与群不合，实则尽显本真。他性格刚直，言行一致，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生活俭朴，洁身自好。
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为此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对于教育工作，他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并因自己的努力影响了众多的人。
（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