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友棻（1885—1945），字心斋，高唐县城东南杜庄人。济南育英中学创办人，民国初年山东督学。
杜友棻祖父因赤贫过继给城里南街另一杜姓贫苦人家。该户主去世后，祖父因是外来户，常受本街读书人家的欺侮，激愤之下，乃送其子杜维章入私塾读书。杜维章长于书法，长大后到县衙做包收粮食的县吏，后提升为录事。杜友棻出生后即因生父的职业而吃了“百家粮”（即吃征收交剩的粮食）。在家境依然贫寒情况下，杜维章送长子杜友棻进入私塾读书，并让他每日回家后做一些农活，命次子杜友藻专门务农理家。
1905年，杜友棻21岁时，考中清朝末科秀才。但由于当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京师、各省设大学堂，府、直隶州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这样，杜友棻便享受官费被保送到山东最早的东昌府中学堂就读。当时除学《四书》《五经》外，开始初学理、化、史、地、数学和英文。
1910年，杜友棻以学业第一被保送到山东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成绩名列第二。这期间，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学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不顾父亲及亲友的劝阻，于辛亥革命前就毅然剪去发辫，秘密参加了同盟会组织，投身于民主革命的行列。后来还积极响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号召，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借兑换苏联退还的庚子赔款以充当教育经费的名义，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筹措过建党经费。
1913年秋，杜友棻于高等学堂毕业前夕，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联合同学李秉元、李允峰、朱建桂、刘清沂、张启昆、王克忠及教育界人士共13人，取得高等学堂前校长丁惟椽、现任校长孔祥柯的支持，又得到社会知名人士张公制、李和卿、邵晋蕃、曲卓新等人的赞助，经呈准选旧布政司衙署为校址，创办了山东育英中学。他毕业后，遂到该校任教务主任。育英中学的创办人既是教员又兼职员，甚至还干校役，杜友棻也是如此。在他及同仁的辛勤努力下，学校初具规模，为日后育英中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杜友棻除了与志同道合的友人联合创办育英中学外，还在故乡带领大家一块拉神破庙，亲自创办了山东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七年制三清观女子学校。校院广种桑树，为女生采桑提供方便，并寓有劳动建校之深意。杜友棻还协助县助学所，开办了文庙和书院小学（后改中学）。为了使离县立小学远的儿童能上学读书，他还把南关龙王庙和南街的杜氏家祠，改为龙王庙小学和尚志小学，自出薪金买书桌教具，从而使南街、南关儿童免费读书。
1915年，杜友棻被山东省教育厅聘为全省教育督学，并被选为第二届山东省议会的议员，曾一度兼任过高密中学校长。此后，他每次从外地回乡都到县城各校视察。杜友棻在高密任中学校长时，当地贫苦子弟杨逢春每日要饭之暇，坚持在教室外隔窗听课，杜友棻便将他招入教室内，以校工（负责打铃扫地）的名义免费供给食宿。此后，杨逢春加入了共产党，并到济南一师上学并工作。
在封建官僚充斥的北洋军阀时期，像杜友棻这样耿直廉洁、一心为民的进步学者与旧习惯势力格格不入，因而得了一个“杜别古”的绰号。杜友棻终因不屑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同流合污，而被排挤出旧教育界官场。所以，自此以后他就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
1928年5月3日，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酿成“五三惨案”。杜友棻不肯在日军占领下的济南过奴役般生活，于悲愤之际回到家乡高唐杜庄，躬耕务农。在此期间，他目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媚日反共、人民陷身水火的种种情景，感慨万端。当初革命理想，皆成泡影，唯有寄希望于下一代子女。他指导孩子们一面复习数理外文，传授古典文学，一面教孩子们参加农桑劳动，推车送粪下地。当时，家中田产已由清末时的30亩逐步发展到两顷多地，有2头牛和1头骡子，并雇用了3个长工和一位表亲帮忙。杜友棻常以家中仓囤内的粮食来周济困难亲友和长工。他反对二弟杜友藻坚持留侄子在家种地的主张，决意让其升学深造。因此杜友藻常呼杜友棻为“败家子”，并苛减子女上学生活费，时常引起纠纷，终于在1930年其母去世两年后分家。杜友棻坚持实行女子继承权，与其他四兄弟一样，分给其妹一份家产。女儿、侄儿分别进入济南省立女一中及模范小学读书。时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与蒋介石逐鹿中原，致爆发内战，济南地区战火纷飞，学潮频仍，为女儿、侄儿们的前途着想，杜友棻又鼓励他们到北平深造。因功课基础好，分别考入北平四中、北大女附中等重点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杜友棻对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放弃东北大片河山极为愤慨，以在家养蜂酿蜜所得及家存制钱共两千余吊，通过《大公报》捐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之后，杜友棻目睹时局，深感国事日危，一度对“航空救国”抱有幻想，因此乃鼓励侄子报考国民党空军。杜友棻还时常教育青年和子女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女儿由保定医学院毕业后，考入中央医院，在父亲杜友棻进步思想的感染下，她积极接近革命组织，在其同学、共产党员张文杰的影响下，1938年后曾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终因障碍重重未能成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友棻积极鼓励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在家乡沦陷后，杜友棻为逃避敌伪利用他的名望诱逼他出仕而离家出走。离家前，打开粮仓和房门，呼唤左邻右舍：“国家亡了，无国何以有家!”遂让邻居们把屋里能拿的东西都拿走，以免资敌。自己只带些必需的粮食衣物，躲避于侯庄、李棉庄等远近亲友家，所到之处教育友朋子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誓死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
1943年，故乡大旱，加上日伪勒索，国民党杂牌军抢劫，民众困苦不堪。当时的地主豪绅乘民之危，放高利贷，逼得穷人饿殍载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而杜友棻将家中勉强糊口的粮食，乘夜投入断炊的邻居家，并收养行将在路旁倒毙的孤儿多人，送给衣食加以教育，到新粮下来后才送他们回家。
八年抗战期间，杜友棻时刻不忘抗日救国，鼓励孩子们、弟子们誓死抗日，隐藏和救护八路军游击队伤病员。为了不使日伪获得物资，他带头不种棉花，不穿洋布，不点洋油灯，不用洋火，而代以火纸、火镰以示抗日，并于1942年卖了5亩地买了一头牛，送给八路军游击队作为慰劳品。因日伪中学推行奴化教育，他不让孩子们升县立中学。日本顾问带翻译去聘他教课，他托病拒绝。从此以后，他把家庭教学工作转入地下，教材都藏了起来。1945年9月，杜友棻病逝于家中。
（党红星）
杜友棻
杜友棻（1885—1945），字心斋，高唐县城东南杜庄人。济南育英中学创办人，民国初年山东督学。
杜友棻祖父因赤贫过继给城里南街另一杜姓贫苦人家。该户主去世后，祖父因是外来户，常受本街读书人家的欺侮，激愤之下，乃送其子杜维章入私塾读书。杜维章长于书法，长大后到县衙做包收粮食的县吏，后提升为录事。杜友棻出生后即因生父的职业而吃了“百家粮”（即吃征收交剩的粮食）。在家境依然贫寒情况下，杜维章送长子杜友棻进入私塾读书，并让他每日回家后做一些农活，命次子杜友藻专门务农理家。
1905年，杜友棻21岁时，考中清朝末科秀才。但由于当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京师、各省设大学堂，府、直隶州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这样，杜友棻便享受官费被保送到山东最早的东昌府中学堂就读。当时除学《四书》《五经》外，开始初学理、化、史、地、数学和英文。
1910年，杜友棻以学业第一被保送到山东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成绩名列第二。这期间，他接受了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学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不顾父亲及亲友的劝阻，于辛亥革命前就毅然剪去发辫，秘密参加了同盟会组织，投身于民主革命的行列。后来还积极响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号召，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借兑换苏联退还的庚子赔款以充当教育经费的名义，为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筹措过建党经费。
1913年秋，杜友棻于高等学堂毕业前夕，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联合同学李秉元、李允峰、朱建桂、刘清沂、张启昆、王克忠及教育界人士共13人，取得高等学堂前校长丁惟椽、现任校长孔祥柯的支持，又得到社会知名人士张公制、李和卿、邵晋蕃、曲卓新等人的赞助，经呈准选旧布政司衙署为校址，创办了山东育英中学。他毕业后，遂到该校任教务主任。育英中学的创办人既是教员又兼职员，甚至还干校役，杜友棻也是如此。在他及同仁的辛勤努力下，学校初具规模，为日后育英中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杜友棻除了与志同道合的友人联合创办育英中学外，还在故乡带领大家一块拉神破庙，亲自创办了山东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六年级的七年制三清观女子学校。校院广种桑树，为女生采桑提供方便，并寓有劳动建校之深意。杜友棻还协助县助学所，开办了文庙和书院小学（后改中学）。为了使离县立小学远的儿童能上学读书，他还把南关龙王庙和南街的杜氏家祠，改为龙王庙小学和尚志小学，自出薪金买书桌教具，从而使南街、南关儿童免费读书。
1915年，杜友棻被山东省教育厅聘为全省教育督学，并被选为第二届山东省议会的议员，曾一度兼任过高密中学校长。此后，他每次从外地回乡都到县城各校视察。杜友棻在高密任中学校长时，当地贫苦子弟杨逢春每日要饭之暇，坚持在教室外隔窗听课，杜友棻便将他招入教室内，以校工（负责打铃扫地）的名义免费供给食宿。此后，杨逢春加入了共产党，并到济南一师上学并工作。
在封建官僚充斥的北洋军阀时期，像杜友棻这样耿直廉洁、一心为民的进步学者与旧习惯势力格格不入，因而得了一个“杜别古”的绰号。杜友棻终因不屑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同流合污，而被排挤出旧教育界官场。所以，自此以后他就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
1928年5月3日，日军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酿成“五三惨案”。杜友棻不肯在日军占领下的济南过奴役般生活，于悲愤之际回到家乡高唐杜庄，躬耕务农。在此期间，他目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媚日反共、人民陷身水火的种种情景，感慨万端。当初革命理想，皆成泡影，唯有寄希望于下一代子女。他指导孩子们一面复习数理外文，传授古典文学，一面教孩子们参加农桑劳动，推车送粪下地。当时，家中田产已由清末时的30亩逐步发展到两顷多地，有2头牛和1头骡子，并雇用了3个长工和一位表亲帮忙。杜友棻常以家中仓囤内的粮食来周济困难亲友和长工。他反对二弟杜友藻坚持留侄子在家种地的主张，决意让其升学深造。因此杜友藻常呼杜友棻为“败家子”，并苛减子女上学生活费，时常引起纠纷，终于在1930年其母去世两年后分家。杜友棻坚持实行女子继承权，与其他四兄弟一样，分给其妹一份家产。女儿、侄儿分别进入济南省立女一中及模范小学读书。时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与蒋介石逐鹿中原，致爆发内战，济南地区战火纷飞，学潮频仍，为女儿、侄儿们的前途着想，杜友棻又鼓励他们到北平深造。因功课基础好，分别考入北平四中、北大女附中等重点学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杜友棻对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而放弃东北大片河山极为愤慨，以在家养蜂酿蜜所得及家存制钱共两千余吊，通过《大公报》捐献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之后，杜友棻目睹时局，深感国事日危，一度对“航空救国”抱有幻想，因此乃鼓励侄子报考国民党空军。杜友棻还时常教育青年和子女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女儿由保定医学院毕业后，考入中央医院，在父亲杜友棻进步思想的感染下，她积极接近革命组织，在其同学、共产党员张文杰的影响下，1938年后曾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终因障碍重重未能成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友棻积极鼓励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在家乡沦陷后，杜友棻为逃避敌伪利用他的名望诱逼他出仕而离家出走。离家前，打开粮仓和房门，呼唤左邻右舍：“国家亡了，无国何以有家!”遂让邻居们把屋里能拿的东西都拿走，以免资敌。自己只带些必需的粮食衣物，躲避于侯庄、李棉庄等远近亲友家，所到之处教育友朋子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誓死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
1943年，故乡大旱，加上日伪勒索，国民党杂牌军抢劫，民众困苦不堪。当时的地主豪绅乘民之危，放高利贷，逼得穷人饿殍载道，卖儿鬻女，家破人亡。而杜友棻将家中勉强糊口的粮食，乘夜投入断炊的邻居家，并收养行将在路旁倒毙的孤儿多人，送给衣食加以教育，到新粮下来后才送他们回家。
八年抗战期间，杜友棻时刻不忘抗日救国，鼓励孩子们、弟子们誓死抗日，隐藏和救护八路军游击队伤病员。为了不使日伪获得物资，他带头不种棉花，不穿洋布，不点洋油灯，不用洋火，而代以火纸、火镰以示抗日，并于1942年卖了5亩地买了一头牛，送给八路军游击队作为慰劳品。因日伪中学推行奴化教育，他不让孩子们升县立中学。日本顾问带翻译去聘他教课，他托病拒绝。从此以后，他把家庭教学工作转入地下，教材都藏了起来。1945年9月，杜友棻病逝于家中。
（党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