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笔名少白、一苇、榆民、慕刘、老兵等，祖籍陕西榆林，出生在山东邹平，为著名新闻记者、报刊主编、政论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一
张季鸾父亲张楚林，字翘轩，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先后在邹平等地任职。其母王氏，粗通文墨。在严父慈母的教诲下，张季鸾接受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张季鸾弟兄四人，他排行最小。1901年初，张父病殁于济南。张季鸾随母亲王氏偕两个妹妹，扶柩回陕西榆林祖籍，一家人窘困异常，“既至贫甚，几不能举火”（章太炎《清故宁阳县知县张君墓表》，转引自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2、823页）。张季鸾幼年体弱口吃，但秉性聪颖，勤奋好学，以擅长撰文著称。在榆林榆阳书院就读时，即熟谙“四书”“五经”等。延榆绥道陈兆璜颇为赏识他的文采，遂“召之入署，命与子共读”。（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民国丛书第二编77：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69页。）
1902年秋，陈兆璜资助张季鸾前往礼泉县九峻山下关学大师刘光蒉主持的“烟霞草堂”就学。刘光蒉是关中经学家领袖，他积极倡言维新，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遥相呼应，“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于右任《我的青年时期》，转引自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张季鸾在刘光蒉的亲自教导下，学业大有长进。他喜读《明鉴》《文献通考》，并抄读《通考序》《方舆纪要序》等典籍著作，“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其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固早有所受之也”，这为他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季鸾是“从古愚师诸同门中，年最少，学最勤，晚年所最得意之弟子”（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
1903年春，刘光蒉接受陕甘总督崧蕃的邀请，前往兰州就任甘肃省大学堂总教习之职，张季鸾遂转入陕西三原宏道学堂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于右任及后来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一大批陕西革命志士。1904年初，张季鸾回榆林料理母亲王氏丧事，又结交了陕西省提学使沈卫之侄沈钧儒。从此，张季鸾便与长他13岁的沈钧儒成为忘年之交。
二
1905年，张季鸾考取留学日本的官费生。到达日本后，张季鸾为提高日语水平进入东京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他的日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即能听讲、笔记，还能阅读福泽谕吉等人著作。不久，他又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研读政治经济学，遂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体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张季鸾开始注重社会政治活动，思想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06年秋，“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创建。张季鸾经人介绍，首批加入同盟会陕西分会，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行列。
1908年2月26日，同盟会陕西分会留日学生杨铭源、赵世钰创办革命刊物《夏声》月刊，张季鸾被推选为编辑。他以少白、一苇等笔名积极为《夏声》撰稿，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这是张季鸾从事新闻报刊工作的开端。《夏声》杂志先后历时一年七个月，在北方诸省留日学生所创办的刊物中，维持时间最长。《夏声》杂志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舆论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会在陕西的革命活动“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赵其襄、高又明遗稿《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动的片段》，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1年，第150页。）
与此同时，张季鸾还与其侄张阜生创办《陕北》杂志，自称“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
张季鸾还十分关心陕西教育事业，撰写了许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如《参观日本千代田小学校记并书后》《忠告陕西小学教育家》《日本教育发达史论》等，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民国初年，他曾根据自己留学日本的切身体会，建议陕西省政府专门设置资助学生的基金，使得陕西省的学生到北京及国外等地求学的人数遽然增加，进步风气日开。
1908年夏，张季鸾回国，与高芸轩结婚。逗留榆林期间，他曾应邀在榆林中学讲学。年底，他告别妻子和友人，再度赴日本攻读，继续编辑《夏声》杂志。
三
1911年初，张季鸾自日本回国，欣然接受老同学、同盟会员陕籍人士于右任的邀请，在上海协助编辑《民立报》，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于右任曾赋诗称，“新生翻法曲，大笔卫神州。君莫论民立，同人共白头”，高度赞誉了张季鸾在《民立报》工作时期的功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中山的秘书，亲自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张季鸾从南京发给上海《民立报》的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中国报纸之自由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这是张季鸾对于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开拓性的贡献。
1912年2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不久，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张季鸾便结束了他一生中极为短暂的政界生涯，回到上海，与于右任等人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
四
1913年初，张季鸾、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张季鸾任主笔，同时他还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通信记者。3月20日，袁世凯一手制造的“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张季鸾在北京《民立报》上，“为宋案慷慨执言，利动而威怵之者。举不为之移易”（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痛斥袁世凯的反革命野蛮暴行。
4月26日，袁世凯为筹措发动内战的经费，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在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这项“合同”，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2500万英镑并以中国的盐税等作为抵押和担保，为历届政府向外国银行举借外债之最。张季鸾通过采访得到《善后借款合同》全文后，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给予披露，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7月初，北京《民立报》被袁世凯查封。张季鸾、曹成甫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借款合同》内幕也遭到无理逮捕，曹成甫死于狱中。10月11日，张季鸾经好友康心孚等人多方周旋营救，得以释放出狱，恢复自由，南回上海。后来，他著有载于《雅言》月刊的《铁窗百日记》，以志其事。
张季鸾返回上海后，应留日同学胡政之的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翻译登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1914年，张季鸾与胡政之还一同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讲授日语和外交史。1915年，张季鸾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并担任总编辑。该报几乎每天都刊登由张季鸾、井勿幕撰文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的文章，坚持反袁、讨袁的政治立场。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再次来到北京，主持北京《中华新报》笔政，同时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通信记者。1918年9月24日，《中华新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方面举办满蒙、吉长、吉会、四郑四铁路及高徐、济顺二铁路大借款协定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徐树铮封闭，张季鸾再陷缧绁。后国会提出抗议，政学会张耀曾等人四处奔走，张季鸾始得以恢复自由。
1919年，张季鸾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张季鸾在《中华新报》上发表《列宁逝世》一文，高度赞扬列宁是“千古一人而已”。著名记者邵飘萍曾称誉这一段办报时期的张季鸾“头脑极为明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李瞻《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9期，第102页）。
1925年，张季鸾由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出任陇海铁路会办。未几，又复走京津，参与改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筹划工作。
五
1926年，张季鸾与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相逢于天津，时值“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停刊不久，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经过商议，决定接办《大公报》，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由张季鸾出任总编辑。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他曾力图使《大公报》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他在《大公报》创刊号的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中，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胡政之《文存季鸾》第1册，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30页），后来成为《大公报》的社训。办报初期，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社评），并和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相约：绝不接受外间金钱，三年内不许担任有俸给之公职等，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
张季鸾以“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八个字作为办报之秘诀。他曾多次指出：“报人之天职，曰忠，曰勇”，因此，时人称他“主张能忠贞不惑。发表亦少所禁忌。先生文章之影响大，感人深，胥由忠勇二字得来”（《敬悼季鸾先生》，1941年9月8日《大公报》（重庆版））。张季鸾接办《大公报》时，适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其报址正设于杀害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的军阀张宗昌统治下的天津，但他不畏强暴，怒斥军阀虐政，努力促进南北统一。这一时期，张季鸾用“榆民”笔名，在《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对北京公使团电令驻汉口各国领事在北伐战争中严守中立，予以赞扬；反对政府迫害杀戮青年学生；强烈谴责陕西地方军队横征暴敛、烧杀抢掠的反动暴行；抨击当局政府不能立即宣布废除期满的中比商约，呼吁民众共同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天津《益世报》称《大公报》为“坐北朝南的某大报”。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社评，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就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之事，他又在《大公报》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骂蒋宋婚事。文章指出：“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自由民主思想的报人兼政论家，张季鸾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他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不懈的斗争。张季鸾先后在《大公报》发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神行之”，“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主张实行言论自由的政策（梁由之《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载张立宪主编《读库0602》，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在张季鸾的这种新闻思想支配下，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曾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与“流寇”，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另外，从1935年11月起，《大公报》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正在进行中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了解。1937年4月，《大公报》还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使人民看到国家前途即将出现的曙光，激励了民族斗志。《大公报》的真实报道，使蒋介石恼羞成怒，竟至破口大骂张季鸾。而《大公报》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与日俱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陕西民国人物（二）》第2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张季鸾积极倡导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较客观地反映了公众的舆论。
六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如何抵御日本武装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各爱国阶层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张季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早就有所认识。事变前夕，中日关系趋于紧张，《大公报》派出记者前往日本等地采访，张季鸾对这些采访报道作了深刻的评论。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其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肆兜销其过剩产品，“极大地摧残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扩张政策，势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张季鸾《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转引自胡政之编《季鸾文存》（第一册），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37页），从而明确无误地点明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
1932年1月28日，淞沪之战发生后，张季鸾指出：“中国一旦被迫自卫，则无论如何，必须抗拒至最后之日，非将中国自日本侵略征服主义完全解放，对日无和平之可求。此非主张也，事实如是也。”（张季鸾《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转引自胡政之编《季鸾文存》（第一册），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75页。）这些言论，充分表明了他的抗战信念。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张季鸾曾几度赴南京营救。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正式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张季鸾主编的《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鼓舞人心的文章。“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上海《大公报》断然拒绝日本帝国主义检查新闻稿件的非法“通告”，自动宣告停刊，表现了中国人的高尚气节（韩学儒、吴永涛《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张季鸾在1937年12月8日发表了蜚声一时的著名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文章指出：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力言和局之不可保，只有继续抗战之一途。这篇文章颇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使“空气澄清，群疑一扫”（《敬悼季鸾先生》，1941年9月8日《大公报》（重庆版））。
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后，张季鸾撰写了大量社评，控诉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在题为《中国青年》的社评中，他指出：“敌人不把我们当人！敌人在占领地的心理，是打猎!同时要牢记：敌军又残，又贪，又卑劣，纪律荡然，丧失人性！这也可以证明其精神的堕落，就可以反证中国胜利之不难。”同时，张季鸾还注意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格区分开来，希望日本人民“反侵略，反战争”，“从军阀压迫中解放出来”（韩学儒、吴永涛《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这一见解在当时的社会还是很深刻的。
对于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张季鸾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和乐观的态度。在1938年3月8日《大公报》社评《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中，他对敌我双方诸方面的因素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日本侵略力有限，而中国抵抗力无穷”，“侵略靠经济，侵略越久，经济越坏，最后必然崩溃”。“以无穷之抵抗，当有限之侵略，中国最后当然要胜利，当然能驱逐敌军出中国”这些分析，驳斥了当时中国社会关于抗日战争中国必亡必败的悲观论调，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志气。
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张季鸾还提出了中苏同盟的主张。1940年，蒋介石采纳了张季鸾提出的以邵力子为驻苏大使的建议。5月16日，《大公报》的重庆版刊载张季鸾撰写的社评《送邵大使赴苏》。社评中写道：“我们深信邵大使此行必能善尽其使命，而盼望其所成就者绝不止维持亲善之现状，而能以精神上代表中国民族之资格。对于巩固及发展两国未来之关系上有所解决。”
1941年7月7日，张季鸾在《大公报》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一文的结尾高呼：“祝中国最后胜利!祝世界反侵略友邦胜利！打倒企图征服中国的日寇!打倒企图瓜分世界的三国同盟！打倒日汪伪约！打倒汉奸汪精卫！罗斯福大总统、邱吉尔首相、斯大林主席万岁！”这是他一生中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充分表达了张季鸾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寄予的无限希望。
七
张季鸾从1908年在日本东京编辑《夏声》杂志到主持《大公报》笔政，在前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共撰写3000余篇文章。张季鸾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近代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在近代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于右任高度评价张季鸾的重大贡献，曾说；“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
张季鸾具有高尚的新闻职业道德和情操，他从未把办报视为向上攀援的政治阶梯和营利机关。他经常以“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勉励报社同人，并身体力行，作为办报忠实信条（牛济《论坛楷模一代宗师》，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24辑陕西民国人物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张季鸾对自己的文字从不自珍，既不留底稿，也无意搜集。他殁世后，胡政之编选《季鸾文存》时，颇费周折和气力。张季鸾深感办报使命重大，后继乏人，尤以奖掖青年后进为乐。他甘当人梯，对后进多有提携，注重培养锻炼，为他们创造和铺设各种便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担负起时代的重任（李云祯《一代报人张季鸾》。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市委员会编《李云祯文稿集》，榆林报社印刷厂印刷，1997年，第50页）。周恩来曾赞许《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
张季鸾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担任《大公报》总编辑。这期间，除坚持承办天津《大公报》外，还组织发行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等一系列地方版。最初，《大公报》发行量不足2000份，后来达到97000余份，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周恩来如是评价道：“作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韩学儒、吴永涛《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1941年5月，《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1940年最佳外国报纸，并颁发荣誉奖章。在获奖推荐辞中称：“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所取得的成就与荣誉同时也成为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最辉煌的顶峰，这与张季鸾的全力奉献是密不可分的。
张季鸾的工作相当繁重，他每夜工作到翌日凌晨两三点钟，遇有重大问题，甚至熬到天明。他“治业废寝忘食，故年甫五十，即发白体羸”（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辛亥革命事略·先烈纪传》（中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1934年春，张季鸾初患肺病，医生嘱咐他长期休养，他“不忍恝置所业，仍以弱体支持本报笔政”。抗战爆发后，他知道上海必定陷落，决定增出汉口版《大公报》。“八一三事变”后的第四天，张季鸾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仅协同报社两位同人“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终于在9月18口创刊发行汉口版《大公报》，并独力主持笔政。1938年冬，张季鸾赴重庆后，病情时发时愈，但仍往返渝港之间，指导两版言论。1939年夏，张季鸾肺疾益剧，遂往汪山静养，而仍念念不忘国事。
1941年夏，张季鸾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言不及私，惟谆谆以“敬慎将事，努力弗懈”（《敬悼季鸾先生》，1941年9月8日《大公报》（重庆版）），勉励报社同人。9月6日，张季鸾终因操劳过度，在重庆病逝。9月26日，中国新闻学会、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在嘉陵宾馆举行张季鸾公祭大会，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也亲临吊祭。翌年9月6日，全国新闻界、陕西省各界在西安城南竹林寺墓地举行张季鸾公葬仪式。
张季鸾逝世后，于右任发起设立了季鸾新闻学奖学金，表彰他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1944年，张季鸾的著述《季鸾文存》在重庆出版。
（李丹）
张季鸾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笔名少白、一苇、榆民、慕刘、老兵等，祖籍陕西榆林，出生在山东邹平，为著名新闻记者、报刊主编、政论家、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一
张季鸾父亲张楚林，字翘轩，光绪三年（1877）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先后在邹平等地任职。其母王氏，粗通文墨。在严父慈母的教诲下，张季鸾接受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张季鸾弟兄四人，他排行最小。1901年初，张父病殁于济南。张季鸾随母亲王氏偕两个妹妹，扶柩回陕西榆林祖籍，一家人窘困异常，“既至贫甚，几不能举火”（章太炎《清故宁阳县知县张君墓表》，转引自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2、823页）。张季鸾幼年体弱口吃，但秉性聪颖，勤奋好学，以擅长撰文著称。在榆林榆阳书院就读时，即熟谙“四书”“五经”等。延榆绥道陈兆璜颇为赏识他的文采，遂“召之入署，命与子共读”。（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民国丛书第二编77：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69页。）
1902年秋，陈兆璜资助张季鸾前往礼泉县九峻山下关学大师刘光蒉主持的“烟霞草堂”就学。刘光蒉是关中经学家领袖，他积极倡言维新，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遥相呼应，“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于右任《我的青年时期》，转引自傅德华编《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页）。张季鸾在刘光蒉的亲自教导下，学业大有长进。他喜读《明鉴》《文献通考》，并抄读《通考序》《方舆纪要序》等典籍著作，“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其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固早有所受之也”，这为他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季鸾是“从古愚师诸同门中，年最少，学最勤，晚年所最得意之弟子”（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
1903年春，刘光蒉接受陕甘总督崧蕃的邀请，前往兰州就任甘肃省大学堂总教习之职，张季鸾遂转入陕西三原宏道学堂学习。在这里，他结识于右任及后来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一大批陕西革命志士。1904年初，张季鸾回榆林料理母亲王氏丧事，又结交了陕西省提学使沈卫之侄沈钧儒。从此，张季鸾便与长他13岁的沈钧儒成为忘年之交。
二
1905年，张季鸾考取留学日本的官费生。到达日本后，张季鸾为提高日语水平进入东京经纬学堂补习日语。他的日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即能听讲、笔记，还能阅读福泽谕吉等人著作。不久，他又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研读政治经济学，遂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体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5年8月20日，在孙中山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张季鸾开始注重社会政治活动，思想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906年秋，“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创建。张季鸾经人介绍，首批加入同盟会陕西分会，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行列。
1908年2月26日，同盟会陕西分会留日学生杨铭源、赵世钰创办革命刊物《夏声》月刊，张季鸾被推选为编辑。他以少白、一苇等笔名积极为《夏声》撰稿，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这是张季鸾从事新闻报刊工作的开端。《夏声》杂志先后历时一年七个月，在北方诸省留日学生所创办的刊物中，维持时间最长。《夏声》杂志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舆论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会在陕西的革命活动“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赵其襄、高又明遗稿《井勿幕辛亥前革命活动的片段》，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1年，第150页。）
与此同时，张季鸾还与其侄张阜生创办《陕北》杂志，自称“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
张季鸾还十分关心陕西教育事业，撰写了许多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如《参观日本千代田小学校记并书后》《忠告陕西小学教育家》《日本教育发达史论》等，反映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民国初年，他曾根据自己留学日本的切身体会，建议陕西省政府专门设置资助学生的基金，使得陕西省的学生到北京及国外等地求学的人数遽然增加，进步风气日开。
1908年夏，张季鸾回国，与高芸轩结婚。逗留榆林期间，他曾应邀在榆林中学讲学。年底，他告别妻子和友人，再度赴日本攻读，继续编辑《夏声》杂志。
三
1911年初，张季鸾自日本回国，欣然接受老同学、同盟会员陕籍人士于右任的邀请，在上海协助编辑《民立报》，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于右任曾赋诗称，“新生翻法曲，大笔卫神州。君莫论民立，同人共白头”，高度赞誉了张季鸾在《民立报》工作时期的功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右任推荐张季鸾任孙中山的秘书，亲自参与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张季鸾从南京发给上海《民立报》的关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中国报纸之自由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这是张季鸾对于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开拓性的贡献。
1912年2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不久，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张季鸾便结束了他一生中极为短暂的政界生涯，回到上海，与于右任等人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
四
1913年初，张季鸾、曹成甫在北京创办《民立报》，张季鸾任主笔，同时他还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通信记者。3月20日，袁世凯一手制造的“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张季鸾在北京《民立报》上，“为宋案慷慨执言，利动而威怵之者。举不为之移易”（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痛斥袁世凯的反革命野蛮暴行。
4月26日，袁世凯为筹措发动内战的经费，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在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这项“合同”，以出卖中国主权换取2500万英镑并以中国的盐税等作为抵押和担保，为历届政府向外国银行举借外债之最。张季鸾通过采访得到《善后借款合同》全文后，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给予披露，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7月初，北京《民立报》被袁世凯查封。张季鸾、曹成甫因披露袁世凯《善后借款合同》内幕也遭到无理逮捕，曹成甫死于狱中。10月11日，张季鸾经好友康心孚等人多方周旋营救，得以释放出狱，恢复自由，南回上海。后来，他著有载于《雅言》月刊的《铁窗百日记》，以志其事。
张季鸾返回上海后，应留日同学胡政之的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翻译登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1914年，张季鸾与胡政之还一同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讲授日语和外交史。1915年，张季鸾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并担任总编辑。该报几乎每天都刊登由张季鸾、井勿幕撰文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的文章，坚持反袁、讨袁的政治立场。
1916年，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再次来到北京，主持北京《中华新报》笔政，同时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通信记者。1918年9月24日，《中华新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出卖中国主权，向日本方面举办满蒙、吉长、吉会、四郑四铁路及高徐、济顺二铁路大借款协定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徐树铮封闭，张季鸾再陷缧绁。后国会提出抗议，政学会张耀曾等人四处奔走，张季鸾始得以恢复自由。
1919年，张季鸾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编辑。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张季鸾在《中华新报》上发表《列宁逝世》一文，高度赞扬列宁是“千古一人而已”。著名记者邵飘萍曾称誉这一段办报时期的张季鸾“头脑极为明晰，评论亦多中肯，勤勤恳恳，忠于其职。不失为贤明之记者，且自身殊少党派之偏见”（李瞻《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9期，第102页）。
1925年，张季鸾由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出任陇海铁路会办。未几，又复走京津，参与改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的筹划工作。
五
1926年，张季鸾与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相逢于天津，时值“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停刊不久，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经过商议，决定接办《大公报》，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由张季鸾出任总编辑。
张季鸾是中国新闻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倡导者，他曾力图使《大公报》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喉舌。他在《大公报》创刊号的社评——《本社同人之志趣》一文中，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胡政之《文存季鸾》第1册，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30页），后来成为《大公报》的社训。办报初期，他即“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张季鸾《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社评），并和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相约：绝不接受外间金钱，三年内不许担任有俸给之公职等，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
张季鸾以“不望成功，准备失败”八个字作为办报之秘诀。他曾多次指出：“报人之天职，曰忠，曰勇”，因此，时人称他“主张能忠贞不惑。发表亦少所禁忌。先生文章之影响大，感人深，胥由忠勇二字得来”（《敬悼季鸾先生》，1941年9月8日《大公报》（重庆版））。张季鸾接办《大公报》时，适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其报址正设于杀害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的军阀张宗昌统治下的天津，但他不畏强暴，怒斥军阀虐政，努力促进南北统一。这一时期，张季鸾用“榆民”笔名，在《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对北京公使团电令驻汉口各国领事在北伐战争中严守中立，予以赞扬；反对政府迫害杀戮青年学生；强烈谴责陕西地方军队横征暴敛、烧杀抢掠的反动暴行；抨击当局政府不能立即宣布废除期满的中比商约，呼吁民众共同努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天津《益世报》称《大公报》为“坐北朝南的某大报”。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社评，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就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之事，他又在《大公报》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骂蒋宋婚事。文章指出：“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浓厚自由民主思想的报人兼政论家，张季鸾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他对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新闻制度，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不懈的斗争。张季鸾先后在《大公报》发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多篇社评，疾呼统治当局新闻检查机构对于各界言论和新闻舆论，应“力采宽大主义”，“充分尊重人们权利之精神行之”，“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主张实行言论自由的政策（梁由之《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载张立宪主编《读库0602》，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在张季鸾的这种新闻思想支配下，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曾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与“流寇”，在当时引起极大震动。另外，从1935年11月起，《大公报》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正在进行中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了解。1937年4月，《大公报》还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使人民看到国家前途即将出现的曙光，激励了民族斗志。《大公报》的真实报道，使蒋介石恼羞成怒，竟至破口大骂张季鸾。而《大公报》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与日俱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陕西民国人物（二）》第2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张季鸾积极倡导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较客观地反映了公众的舆论。
六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如何抵御日本武装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各爱国阶层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张季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早就有所认识。事变前夕，中日关系趋于紧张，《大公报》派出记者前往日本等地采访，张季鸾对这些采访报道作了深刻的评论。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其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肆兜销其过剩产品，“极大地摧残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扩张政策，势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张季鸾《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转引自胡政之编《季鸾文存》（第一册），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37页），从而明确无误地点明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
1932年1月28日，淞沪之战发生后，张季鸾指出：“中国一旦被迫自卫，则无论如何，必须抗拒至最后之日，非将中国自日本侵略征服主义完全解放，对日无和平之可求。此非主张也，事实如是也。”（张季鸾《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转引自胡政之编《季鸾文存》（第一册），大公报馆1944年版，第75页。）这些言论，充分表明了他的抗战信念。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张季鸾曾几度赴南京营救。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正式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张季鸾主编的《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鼓舞人心的文章。“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上海《大公报》断然拒绝日本帝国主义检查新闻稿件的非法“通告”，自动宣告停刊，表现了中国人的高尚气节（韩学儒、吴永涛《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张季鸾在1937年12月8日发表了蜚声一时的著名社评《最低调的和战论》。文章指出：只要大家“不分党派，同心奋斗”，“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力言和局之不可保，只有继续抗战之一途。这篇文章颇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使“空气澄清，群疑一扫”（《敬悼季鸾先生》，1941年9月8日《大公报》（重庆版））。
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中国后，张季鸾撰写了大量社评，控诉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在题为《中国青年》的社评中，他指出：“敌人不把我们当人！敌人在占领地的心理，是打猎!同时要牢记：敌军又残，又贪，又卑劣，纪律荡然，丧失人性！这也可以证明其精神的堕落，就可以反证中国胜利之不难。”同时，张季鸾还注意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格区分开来，希望日本人民“反侵略，反战争”，“从军阀压迫中解放出来”（韩学儒、吴永涛《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这一见解在当时的社会还是很深刻的。
对于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张季鸾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心和乐观的态度。在1938年3月8日《大公报》社评《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中，他对敌我双方诸方面的因素作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日本侵略力有限，而中国抵抗力无穷”，“侵略靠经济，侵略越久，经济越坏，最后必然崩溃”。“以无穷之抵抗，当有限之侵略，中国最后当然要胜利，当然能驱逐敌军出中国”这些分析，驳斥了当时中国社会关于抗日战争中国必亡必败的悲观论调，极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志气。
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取得胜利，张季鸾还提出了中苏同盟的主张。1940年，蒋介石采纳了张季鸾提出的以邵力子为驻苏大使的建议。5月16日，《大公报》的重庆版刊载张季鸾撰写的社评《送邵大使赴苏》。社评中写道：“我们深信邵大使此行必能善尽其使命，而盼望其所成就者绝不止维持亲善之现状，而能以精神上代表中国民族之资格。对于巩固及发展两国未来之关系上有所解决。”
1941年7月7日，张季鸾在《大公报》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一文的结尾高呼：“祝中国最后胜利!祝世界反侵略友邦胜利！打倒企图征服中国的日寇!打倒企图瓜分世界的三国同盟！打倒日汪伪约！打倒汉奸汪精卫！罗斯福大总统、邱吉尔首相、斯大林主席万岁！”这是他一生中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充分表达了张季鸾对中国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寄予的无限希望。
七
张季鸾从1908年在日本东京编辑《夏声》杂志到主持《大公报》笔政，在前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共撰写3000余篇文章。张季鸾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无私奉献给了近代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在近代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于右任高度评价张季鸾的重大贡献，曾说；“先生积三十年之奋斗，对国家有大贡献，对时代有大影响，其言论地位，在国家，在世界，并皆崇高。”（于右任《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7日《大公报》（重庆版）。）
张季鸾具有高尚的新闻职业道德和情操，他从未把办报视为向上攀援的政治阶梯和营利机关。他经常以“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勉励报社同人，并身体力行，作为办报忠实信条（牛济《论坛楷模一代宗师》，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24辑陕西民国人物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张季鸾对自己的文字从不自珍，既不留底稿，也无意搜集。他殁世后，胡政之编选《季鸾文存》时，颇费周折和气力。张季鸾深感办报使命重大，后继乏人，尤以奖掖青年后进为乐。他甘当人梯，对后进多有提携，注重培养锻炼，为他们创造和铺设各种便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担负起时代的重任（李云祯《一代报人张季鸾》。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榆林市委员会编《李云祯文稿集》，榆林报社印刷厂印刷，1997年，第50页）。周恩来曾赞许《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
张季鸾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担任《大公报》总编辑。这期间，除坚持承办天津《大公报》外，还组织发行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等一系列地方版。最初，《大公报》发行量不足2000份，后来达到97000余份，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周恩来如是评价道：“作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韩学儒、吴永涛《三秦近代名人评传（初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1941年5月，《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为1940年最佳外国报纸，并颁发荣誉奖章。在获奖推荐辞中称：“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所取得的成就与荣誉同时也成为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最辉煌的顶峰，这与张季鸾的全力奉献是密不可分的。
张季鸾的工作相当繁重，他每夜工作到翌日凌晨两三点钟，遇有重大问题，甚至熬到天明。他“治业废寝忘食，故年甫五十，即发白体羸”（陕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员会编《西北辛亥革命事略·先烈纪传》（中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1934年春，张季鸾初患肺病，医生嘱咐他长期休养，他“不忍恝置所业，仍以弱体支持本报笔政”。抗战爆发后，他知道上海必定陷落，决定增出汉口版《大公报》。“八一三事变”后的第四天，张季鸾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仅协同报社两位同人“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终于在9月18口创刊发行汉口版《大公报》，并独力主持笔政。1938年冬，张季鸾赴重庆后，病情时发时愈，但仍往返渝港之间，指导两版言论。1939年夏，张季鸾肺疾益剧，遂往汪山静养，而仍念念不忘国事。
1941年夏，张季鸾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言不及私，惟谆谆以“敬慎将事，努力弗懈”（《敬悼季鸾先生》，1941年9月8日《大公报》（重庆版）），勉励报社同人。9月6日，张季鸾终因操劳过度，在重庆病逝。9月26日，中国新闻学会、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在嘉陵宾馆举行张季鸾公祭大会，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也亲临吊祭。翌年9月6日，全国新闻界、陕西省各界在西安城南竹林寺墓地举行张季鸾公葬仪式。
张季鸾逝世后，于右任发起设立了季鸾新闻学奖学金，表彰他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1944年，张季鸾的著述《季鸾文存》在重庆出版。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