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树勋（1854—1921），菏泽城东康庄村人。民国初年菏泽县议会议员，热心教育事业。
桑树勋父亲桑九河，长期在云南为官，晚年双目失明，告老还家度晚年。由于政声很好，所以在菏泽为官的云南籍官员，上任前都到康庄拜见桑九河，并说：桑老先生德高望重，是我们云南的父母官，我们不能忘本，不能不先来拜见！桑树勋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自幼刻苦攻读五经四书，文才超众，不久就取得廪生资格。
19世纪末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到中国，受新思想的影响，桑树勋积极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桑树勋尤其推崇严复的社会进化理论，他说：今天要胜过昨天，明天要胜过今天，世道就是这样的变化，不信，你就往后看。地方上的人士，对他的话不理解，还常常讥讽他。后来看到他的话果然应验，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对桑树勋称赞道：还是三爷（桑树勋行三）看得准，他就是有眼光。事实上，世道的变化比他想的还要大，可是那个时候，他的话就有不少人反对，还背着眼骂他呢！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改革科举并在全国普遍设立中小学堂的意见，44岁的桑树勋就积极响应。他把自己在菏泽城里的九间楼（即现在的东方红大街红旗影院处）和外乡的500亩土地卖掉，折合白银1.3万两，全部捐献出来办学。由桑树勋捐献创办的这所学校坐落在菏泽城内马神庙街，这所小学命名为菏泽私立桑氏小学。桑氏小学是一所初级和高级皆有的完全小学，既招收男生，也招收女生，桑树勋亲自担任校长。废科举、兴学堂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在当时阻力很大，不少有钱人家，宁愿让自己的子弟在村里上私塾，读四书，也不让到城里去上“洋学堂”，而贫穷人家的子弟能进学堂的也很少。
桑树勋办学，特别主张女子解放要从教育开始，他主张既要办男子学堂，也办女子学堂，应该让女子进学堂读书。有一次谈到剪辫子的事，他说：不光男子要剪辫子，女的还要剪发。他反对妇女缠足，说：妇女要放脚，要和男子一样顶天立地。办新学本来就遭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再主张让女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封建礼教和旧的习惯势力比较严重的菏泽城，就遭到了某些头面人物和权势之家的反对，甚至还故意造谣中伤，散布流言蜚语。桑树勋意志坚定，态度明确，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确保办好学校，他把自己在乡下康庄的住宅卖掉，在桑氏小学的前街路东买了一处房子（距桑氏小学五十多米），把全家搬到这里居住，桑树勋变卖家产，兴办学堂的感人事迹，终于被大家认可，并得到大家的赞赏，不仅在菏泽城，而且在鲁西南，甚至在全山东也有较大反响，被人民群众广为传颂。受桑树勋办学的影响，一个小小的菏泽城，竟办了两处中学和一处小学。
桑树勋为人正派，对自己要求严格，常说：老师要当学生的表率，当校长的既要当学生的表率，又要当老师的表率。在清末民初年间的旧中国，社会上层人物抽鸦片者甚多，而桑树勋却没有这个恶习。他不抽烟，不饮酒，清白一身，这作为从封建官宦家庭走出来的社会上层人物是不多见的。他胸怀开阔，性格爽朗，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同情社会地位低下的和家境贫苦的人，尽力给予周济和帮助，受到乡亲邻里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大家推选桑树勋担任菏泽县议事会的会长。
1921年夏天，桑树勋因病逝世，菏泽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深为悲痛。许多受过他周济的穷苦人都失声痛哭，服丧戴孝。菏泽各界人士和中小学校师生，以及亲朋邻里，纷纷前去吊唁，沉痛悼念这位为菏泽教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开明人士。桑树勋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他的丧礼却十分隆重。出殡那一天，部分官员和绅商学界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挽联写着“德贯桑梓”“开明人士”“功垂千古”等怀念之词。菏泽的县长和各界代表人物前来吊丧和送殡，军警护丧，乐队奏乐致哀。桑树勋的大门口竖着两杆大旗，旗面绣着斗大的“桑”字。出殡时，前面21人抬着桑树勋的灵柩，后面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从菏泽城东门出发，步行城东5里至桑氏祖茔安葬。隆重的葬礼告诉人们，桑树勋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和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
桑树勋去世以后，他年仅26岁的妻子段氏，便改姓桑，取名桑绍勋，继任其丈夫办教育的事业。桑绍勋生于1898年，出生在菏泽市马岭岗镇段庄村的一个贫困人家，17岁嫁给桑树勋。由于桑树勋的培养和影响，她粗通文字，明白一些社会进步的道理，再加上她自己聪明勤快，又长于珠算计账，跟着丈夫学到了一些办事的能力。在桑树勋逝世之后，她料理完丧事，很快接任了桑氏小学的校长。由于桑树勋的声望和功绩，桑绍勋得到了当时菏泽县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她在学校，与教职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对学校的行政事务她认真负责，特别关心师生的生活。她常说：“校长是老师的服务员。”“办学校，首先要有好的教师，离开好的老师，学校是办不好的。”桑绍勋虽然名为校长，薪俸却不高于一般教师。她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常常把省下来的钱接济困难的教师和学生。在当地，不论是桑氏小学的教师学生，还是康庄的家族邻居，有许多人吃过桑绍勋的饭。1921年到1948年，她一直担任桑氏小学的校长和校董。她为人善良，品德高尚，勤劳朴素，热心教育事业，有志气，有骨气，受到人民群众和学校师生员工的爱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菏泽，有人要桑绍勋领取菏泽汉奸政府的津贴，她断然拒绝说：“我不当汉奸。”所以桑氏小学一度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桑氏小学恢复，桑绍勋将校长职务让给别人，自己改任校董，仍坚持上班，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直到1948年学校停办。
桑氏小学从创办到发展，经历了三十多个春秋。学校规模曾一度发展为13个班六百多名学生，办学很有特色。桑绍勋为菏泽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桑绍勋在康庄生产队劳动，人们对她很尊敬。许多人尊称她“老三奶奶”。1964年夏天，慈祥宽厚、品德高尚的桑绍勋老人离开了人间。
（党红星）
桑树勋
桑树勋（1854—1921），菏泽城东康庄村人。民国初年菏泽县议会议员，热心教育事业。
桑树勋父亲桑九河，长期在云南为官，晚年双目失明，告老还家度晚年。由于政声很好，所以在菏泽为官的云南籍官员，上任前都到康庄拜见桑九河，并说：桑老先生德高望重，是我们云南的父母官，我们不能忘本，不能不先来拜见！桑树勋在父亲的精心培养下，自幼刻苦攻读五经四书，文才超众，不久就取得廪生资格。
19世纪末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传播到中国，受新思想的影响，桑树勋积极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桑树勋尤其推崇严复的社会进化理论，他说：今天要胜过昨天，明天要胜过今天，世道就是这样的变化，不信，你就往后看。地方上的人士，对他的话不理解，还常常讥讽他。后来看到他的话果然应验，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对桑树勋称赞道：还是三爷（桑树勋行三）看得准，他就是有眼光。事实上，世道的变化比他想的还要大，可是那个时候，他的话就有不少人反对，还背着眼骂他呢！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改革科举并在全国普遍设立中小学堂的意见，44岁的桑树勋就积极响应。他把自己在菏泽城里的九间楼（即现在的东方红大街红旗影院处）和外乡的500亩土地卖掉，折合白银1.3万两，全部捐献出来办学。由桑树勋捐献创办的这所学校坐落在菏泽城内马神庙街，这所小学命名为菏泽私立桑氏小学。桑氏小学是一所初级和高级皆有的完全小学，既招收男生，也招收女生，桑树勋亲自担任校长。废科举、兴学堂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在当时阻力很大，不少有钱人家，宁愿让自己的子弟在村里上私塾，读四书，也不让到城里去上“洋学堂”，而贫穷人家的子弟能进学堂的也很少。
桑树勋办学，特别主张女子解放要从教育开始，他主张既要办男子学堂，也办女子学堂，应该让女子进学堂读书。有一次谈到剪辫子的事，他说：不光男子要剪辫子，女的还要剪发。他反对妇女缠足，说：妇女要放脚，要和男子一样顶天立地。办新学本来就遭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再主张让女子受教育，这在当时封建礼教和旧的习惯势力比较严重的菏泽城，就遭到了某些头面人物和权势之家的反对，甚至还故意造谣中伤，散布流言蜚语。桑树勋意志坚定，态度明确，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确保办好学校，他把自己在乡下康庄的住宅卖掉，在桑氏小学的前街路东买了一处房子（距桑氏小学五十多米），把全家搬到这里居住，桑树勋变卖家产，兴办学堂的感人事迹，终于被大家认可，并得到大家的赞赏，不仅在菏泽城，而且在鲁西南，甚至在全山东也有较大反响，被人民群众广为传颂。受桑树勋办学的影响，一个小小的菏泽城，竟办了两处中学和一处小学。
桑树勋为人正派，对自己要求严格，常说：老师要当学生的表率，当校长的既要当学生的表率，又要当老师的表率。在清末民初年间的旧中国，社会上层人物抽鸦片者甚多，而桑树勋却没有这个恶习。他不抽烟，不饮酒，清白一身，这作为从封建官宦家庭走出来的社会上层人物是不多见的。他胸怀开阔，性格爽朗，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同情社会地位低下的和家境贫苦的人，尽力给予周济和帮助，受到乡亲邻里的尊敬和爱戴。因此大家推选桑树勋担任菏泽县议事会的会长。
1921年夏天，桑树勋因病逝世，菏泽各界，特别是教育界深为悲痛。许多受过他周济的穷苦人都失声痛哭，服丧戴孝。菏泽各界人士和中小学校师生，以及亲朋邻里，纷纷前去吊唁，沉痛悼念这位为菏泽教育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开明人士。桑树勋没有亲生子女，但是，他的丧礼却十分隆重。出殡那一天，部分官员和绅商学界人士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挽联写着“德贯桑梓”“开明人士”“功垂千古”等怀念之词。菏泽的县长和各界代表人物前来吊丧和送殡，军警护丧，乐队奏乐致哀。桑树勋的大门口竖着两杆大旗，旗面绣着斗大的“桑”字。出殡时，前面21人抬着桑树勋的灵柩，后面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从菏泽城东门出发，步行城东5里至桑氏祖茔安葬。隆重的葬礼告诉人们，桑树勋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和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
桑树勋去世以后，他年仅26岁的妻子段氏，便改姓桑，取名桑绍勋，继任其丈夫办教育的事业。桑绍勋生于1898年，出生在菏泽市马岭岗镇段庄村的一个贫困人家，17岁嫁给桑树勋。由于桑树勋的培养和影响，她粗通文字，明白一些社会进步的道理，再加上她自己聪明勤快，又长于珠算计账，跟着丈夫学到了一些办事的能力。在桑树勋逝世之后，她料理完丧事，很快接任了桑氏小学的校长。由于桑树勋的声望和功绩，桑绍勋得到了当时菏泽县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她在学校，与教职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对学校的行政事务她认真负责，特别关心师生的生活。她常说：“校长是老师的服务员。”“办学校，首先要有好的教师，离开好的老师，学校是办不好的。”桑绍勋虽然名为校长，薪俸却不高于一般教师。她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常常把省下来的钱接济困难的教师和学生。在当地，不论是桑氏小学的教师学生，还是康庄的家族邻居，有许多人吃过桑绍勋的饭。1921年到1948年，她一直担任桑氏小学的校长和校董。她为人善良，品德高尚，勤劳朴素，热心教育事业，有志气，有骨气，受到人民群众和学校师生员工的爱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菏泽，有人要桑绍勋领取菏泽汉奸政府的津贴，她断然拒绝说：“我不当汉奸。”所以桑氏小学一度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桑氏小学恢复，桑绍勋将校长职务让给别人，自己改任校董，仍坚持上班，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直到1948年学校停办。
桑氏小学从创办到发展，经历了三十多个春秋。学校规模曾一度发展为13个班六百多名学生，办学很有特色。桑绍勋为菏泽教育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桑绍勋在康庄生产队劳动，人们对她很尊敬。许多人尊称她“老三奶奶”。1964年夏天，慈祥宽厚、品德高尚的桑绍勋老人离开了人间。
（党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