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霖（1852—1917），字少霑，号恫民，曲阜人，孔子七十五代孙，为孔府近支五府人，是正在向新时代转化中的旧官僚的代表，热心教育及公益事业。
孔祥霖的祖父曾任直隶交河县知县，在太平军破交河时，其祖父和其父亲皆战死，被清政府褒奖为“一门忠孝”。少年时代的孔祥霖虽然家道中落，但得益于母亲的教诲，所以，自幼刻苦读书，一心求取科举。科举考试是清代读书人做官的主要途径，光绪元年（1875），孔祥霖考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考中进士，因朝考优秀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光绪六年（1880）因散馆考试成绩优秀任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史馆协修。因做官忠勤谨慎，朝廷先后起用他为顺天府乡试同考官，甘肃主考官，顺天府乡试磨勘官。光绪十六年（1890）则任会试磨勘官。由于科考工作认真，光绪十七年（1891）被任命为湖北省提督学政。
在湖北督学任上，即提出了经、史、理、文分科取士的建议，说明他已经接受了新的学科理论，开始探讨新的科学知识和教育理论，但不久因其母亲去世，回乡守孝3年，辞官回籍。
19世纪中叶之后，面对着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侵入，有良知的封建士大夫越来越感到需要变革，教育变革是其重要的内容。各地先后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中开设了近代的一些新学科。在新教育的影响下，孔祥霖也彻底转变了教育观念。在家乡也办起了新教育，并且亲自参与到实业中去。光绪二十年（1894），他创办了曲阜算学馆、农桑局、工艺场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应山东巡抚周馥筹办山东学务以及实业之聘，赴济南，先后成立了山东学务公处、农工商务局。四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及实业。期间，将考察所得写成《东游条记》2卷。回国后，即筹建山东各地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在以读经书为主的曲阜四氏学的基础上，又主持建立了曲阜四氏中学堂和曲阜官立四氏师范学堂。曲阜官立四氏师范学堂即是曲阜师范学校的前身。
由于他办学和参与实业有功，光绪三十年（1904）兼任兖沂曹济道农桑会总办，并设立农桑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命署理河南省提学使。上任伊始，他就发布《告宾僚语》，在该文告中他指责了河南学务的一些弊端，认为必须“黜浮崇实”“屏除一切积习积弊”，为此，他表示决意“公而忘私，勤于治理，庶己寡我愆尤，稍补时局于万一。”他这种表白，充分显示了一位旧时期儒生所具有的“新政”气息，给“风气未开”的河南学界带来了一股难得的清新和震撼。
光绪三十年（1904），开封闹市区的双龙巷就创设了“中州阅报社”。孔祥霖到河南后，仍积极推广这个做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孔祥霖就亲自规划省垣开封官办阅报机构的布局，这样就使阅报机构由民间绅办变成了官府倡办，于是阅报社机构首先在开封推广起来。在省垣推广的举措，立即在周围各地产生反响。首先是郑州，接着一批官吏纷纷向阅报所捐报捐银，一些县的生员也“以乡间风气不开”为由，要求官府筹设阅报所，并“禀清学宪派发各报，以资补助”，于是孔祥霖以提学使的身份，“通饬各属一律设阅报所。”宣统元年（1909）四月，河南全省各地官倡的阅报机构已有百余所。孔祥霖不仅督促各地方官府设立阅报所，还借助学务公所派员视察各地学校的便利，发动中小学堂也开辟阅报场所。在孔祥霖的强力推行和积极鼓动下，一些学校先后设立了阅报室或阅书阅报室，有的还制定了阅览章程。
为了更好地开启民智，在倡导阅报的同时，孔祥霖又倡导创立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向河南巡抚林绍年呈报了《请创建图书馆并拟订章程文》。经过多方筹措，宣统元年（1909）二月，河南图书馆终于向民众开放，孔祥霖兼任总理。图书馆在当时是新生事物，一开放就得到大家的积极参与，“数月以来，规模略具，向学人士陆续往观。”图书馆红火了几个月，因借用的房产许公祠的产权被收回，不得不择地另建。在他向新任巡抚呼吁下，得到了支持。于是在省垣适中繁盛之区，择地另建了图书馆。在呼吁扩大图书馆的同时，他还开始了搜求图书的工作。他通饬府州县，“迅即查明所属地方如有本省人所著书籍，但关文教，无论专集、总集或刊本，或写本，以及古今金石、碑版、拓本等类”，规定限期“采取具详，呈送到司。”他还亲自整理书目送达学部，总计归拢“古今中外新旧图籍千二百余种，约卷轴五万六千有奇。”不久，孔祥霖奉旨调京另用，只好带着遗憾离开了河南。
虽然孔祥霖的图书馆事业并不顺利，但他的“博通闻见、灌输文明、先务之急，莫如筹设图书馆，以供众览”的观点，却对其同僚和部分知名士绅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的图书馆事业逐渐开展。孔祥霖是河南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他为开启民智确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孔祥霖在河南除了积极倡办阅报所和图书馆外，还重视办学。在任期间他大力兴办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女子小学以及体育、政法、农、蚕、工、医以至艺徒学堂等。虽然一些人呼他为“洋官”，办事多遇阻力，但他坚定指出：“国力之强弱，系乎教育之轻重；教育之轻重，系乎风气之通塞。”依然排除干扰，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
宣统二年（1910），孔祥霖被宪政编察馆任为一等谘议官。同年8月，晋升为河南布政使，因在河南治理黄河有功，又加赠二品官衔。民国二年（1913），辞职归里。回籍后，组织了“曲阜尚实社”，并在曲阜东南门外及其住宅后（龙虎街西首路北）开辟了桑园，以资开设实业课。同时他还独资筹办了尚志小学校，热心创办公益事业。民国三年（1914），被选为曲阜孔教总会总理。民国五年（1916），出任曲阜经学会会长。民国六年（1917），因病卒于家中，享年65岁。
孔祥霖著作颇丰，根据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的记载，现传于世者有诗集《强自宽斋遗稿》、目录学著作《曲阜清儒著述记》2卷、金石学著作《曲阜碑碣考》4卷等。有记载但现尚未见其书者有《经史孝说》2卷、《四书大义辑要》10卷及《四书实义丛抄》《东游条记》《强自宽斋杂著》等。此外还有续纂的孔令贻辑刊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圣门礼志》一卷，另一部是《乐志》一卷，是礼乐著作。
（党红星）
孔祥霖
孔祥霖（1852—1917），字少霑，号恫民，曲阜人，孔子七十五代孙，为孔府近支五府人，是正在向新时代转化中的旧官僚的代表，热心教育及公益事业。
孔祥霖的祖父曾任直隶交河县知县，在太平军破交河时，其祖父和其父亲皆战死，被清政府褒奖为“一门忠孝”。少年时代的孔祥霖虽然家道中落，但得益于母亲的教诲，所以，自幼刻苦读书，一心求取科举。科举考试是清代读书人做官的主要途径，光绪元年（1875），孔祥霖考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考中进士，因朝考优秀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光绪六年（1880）因散馆考试成绩优秀任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国史馆协修。因做官忠勤谨慎，朝廷先后起用他为顺天府乡试同考官，甘肃主考官，顺天府乡试磨勘官。光绪十六年（1890）则任会试磨勘官。由于科考工作认真，光绪十七年（1891）被任命为湖北省提督学政。
在湖北督学任上，即提出了经、史、理、文分科取士的建议，说明他已经接受了新的学科理论，开始探讨新的科学知识和教育理论，但不久因其母亲去世，回乡守孝3年，辞官回籍。
19世纪中叶之后，面对着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侵入，有良知的封建士大夫越来越感到需要变革，教育变革是其重要的内容。各地先后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中开设了近代的一些新学科。在新教育的影响下，孔祥霖也彻底转变了教育观念。在家乡也办起了新教育，并且亲自参与到实业中去。光绪二十年（1894），他创办了曲阜算学馆、农桑局、工艺场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应山东巡抚周馥筹办山东学务以及实业之聘，赴济南，先后成立了山东学务公处、农工商务局。四月，赴日本考察学务及实业。期间，将考察所得写成《东游条记》2卷。回国后，即筹建山东各地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在以读经书为主的曲阜四氏学的基础上，又主持建立了曲阜四氏中学堂和曲阜官立四氏师范学堂。曲阜官立四氏师范学堂即是曲阜师范学校的前身。
由于他办学和参与实业有功，光绪三十年（1904）兼任兖沂曹济道农桑会总办，并设立农桑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奉命署理河南省提学使。上任伊始，他就发布《告宾僚语》，在该文告中他指责了河南学务的一些弊端，认为必须“黜浮崇实”“屏除一切积习积弊”，为此，他表示决意“公而忘私，勤于治理，庶己寡我愆尤，稍补时局于万一。”他这种表白，充分显示了一位旧时期儒生所具有的“新政”气息，给“风气未开”的河南学界带来了一股难得的清新和震撼。
光绪三十年（1904），开封闹市区的双龙巷就创设了“中州阅报社”。孔祥霖到河南后，仍积极推广这个做法。光绪三十三年（1907），孔祥霖就亲自规划省垣开封官办阅报机构的布局，这样就使阅报机构由民间绅办变成了官府倡办，于是阅报社机构首先在开封推广起来。在省垣推广的举措，立即在周围各地产生反响。首先是郑州，接着一批官吏纷纷向阅报所捐报捐银，一些县的生员也“以乡间风气不开”为由，要求官府筹设阅报所，并“禀清学宪派发各报，以资补助”，于是孔祥霖以提学使的身份，“通饬各属一律设阅报所。”宣统元年（1909）四月，河南全省各地官倡的阅报机构已有百余所。孔祥霖不仅督促各地方官府设立阅报所，还借助学务公所派员视察各地学校的便利，发动中小学堂也开辟阅报场所。在孔祥霖的强力推行和积极鼓动下，一些学校先后设立了阅报室或阅书阅报室，有的还制定了阅览章程。
为了更好地开启民智，在倡导阅报的同时，孔祥霖又倡导创立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向河南巡抚林绍年呈报了《请创建图书馆并拟订章程文》。经过多方筹措，宣统元年（1909）二月，河南图书馆终于向民众开放，孔祥霖兼任总理。图书馆在当时是新生事物，一开放就得到大家的积极参与，“数月以来，规模略具，向学人士陆续往观。”图书馆红火了几个月，因借用的房产许公祠的产权被收回，不得不择地另建。在他向新任巡抚呼吁下，得到了支持。于是在省垣适中繁盛之区，择地另建了图书馆。在呼吁扩大图书馆的同时，他还开始了搜求图书的工作。他通饬府州县，“迅即查明所属地方如有本省人所著书籍，但关文教，无论专集、总集或刊本，或写本，以及古今金石、碑版、拓本等类”，规定限期“采取具详，呈送到司。”他还亲自整理书目送达学部，总计归拢“古今中外新旧图籍千二百余种，约卷轴五万六千有奇。”不久，孔祥霖奉旨调京另用，只好带着遗憾离开了河南。
虽然孔祥霖的图书馆事业并不顺利，但他的“博通闻见、灌输文明、先务之急，莫如筹设图书馆，以供众览”的观点，却对其同僚和部分知名士绅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地方的图书馆事业逐渐开展。孔祥霖是河南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他为开启民智确实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孔祥霖在河南除了积极倡办阅报所和图书馆外，还重视办学。在任期间他大力兴办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女子小学以及体育、政法、农、蚕、工、医以至艺徒学堂等。虽然一些人呼他为“洋官”，办事多遇阻力，但他坚定指出：“国力之强弱，系乎教育之轻重；教育之轻重，系乎风气之通塞。”依然排除干扰，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
宣统二年（1910），孔祥霖被宪政编察馆任为一等谘议官。同年8月，晋升为河南布政使，因在河南治理黄河有功，又加赠二品官衔。民国二年（1913），辞职归里。回籍后，组织了“曲阜尚实社”，并在曲阜东南门外及其住宅后（龙虎街西首路北）开辟了桑园，以资开设实业课。同时他还独资筹办了尚志小学校，热心创办公益事业。民国三年（1914），被选为曲阜孔教总会总理。民国五年（1916），出任曲阜经学会会长。民国六年（1917），因病卒于家中，享年65岁。
孔祥霖著作颇丰，根据周洪才《孔子故里著述考》的记载，现传于世者有诗集《强自宽斋遗稿》、目录学著作《曲阜清儒著述记》2卷、金石学著作《曲阜碑碣考》4卷等。有记载但现尚未见其书者有《经史孝说》2卷、《四书大义辑要》10卷及《四书实义丛抄》《东游条记》《强自宽斋杂著》等。此外还有续纂的孔令贻辑刊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圣门礼志》一卷，另一部是《乐志》一卷，是礼乐著作。
（党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