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1838—1896），又名武七，或武乞，人戏称“武豆沫”，东昌府堂邑县柳林镇（今属冠县）人，清末行乞办学的著名义丐。
据民国时期《武氏世系》记载，武训祖上是山西文水县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移民来到山东堂邑近古寨，在此地传至八世，又迁至武训出生地——堂邑武庄。这里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清朝末年，官府腐败，河工废弛，灾害频仍，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武家世代务农，武训出生时，家境极为贫寒，上有两个哥哥3个姐姐。7岁那年，父亲武宗禹去世，武训从此跟随母亲开始乞讨生涯。两个哥哥给当地富户扛活，借以糊口，武母兼做零活，一家人以此艰难度日。幼年武训对读书识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据史料载，武训“见乡塾儿童就学，心慕之，辄尾其后，群儿颇厌辱之，则大戚”。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遭遇，对童年武训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于是武训发愿，“吾愿立义学数处，请名师，俾十数邑幼童皆来就学”“闻者莫不笑之。”武训童年渺茫的读书愿望及所受欺辱，终于变成了移山之志，最终以畸形的个人奋斗方式来实现。
武训幼年乞讨，稍长就到远房亲族家里当童工，十六七岁时，开始了正式的长工生活。他曾在馆陶县薛店村张姓地主家扛活数年，后又被馆陶县城北艾寨庄一个秀才觅去做长工几年。因他忠厚愚懦，接连遭受两家雇主同样的欺压：白干几年活，讨不到分文工钱，却找不到任何地方去评理，遂愤而决绝弃佣，开始了讨饭兴义学的痛苦过程。据《行乞兴学的武训先生》一文记载：“他郁郁然躺在磨房内，一连数日不言不食。”毅然“脱离了佣工的羁绊，开始流浪的乞丐生涯”。他说道：“扛活教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校。”
武训自从下定兴办义学的决心之后，便心无二用，一心一意扑在兴学上，如痴如醉，如癫似狂。以兴办义学为唯一生存目的的武训，从此永远告别了正常人的生活，留起不僧不俗的古怪发式，肩上背一个破布袋，手里拿一把破铜勺，嘴里念唱着自编的以兴义学为内容的歌谣，终年走街串巷，讨饭、表演杂技讨钱、出卖力气打短工，为他梦想中的义学苦苦筹款。武训筹措积累资金的途径有三：
一是乞讨。武训和有些乞丐一样，通过表演杂技节目，甚至不惜自我作践。如吞砖头瓦片儿，活吃蛇蝎以招徕观众，讨得看客们的一点点施舍。为了积累办学资金，他极力节衣缩食，将乞讨得来稍微干净、新鲜、完整一点的食物变卖成钱，和乞讨来的每一个铜板合在一起，积攒起来。据史料载：“武训自奉俭约。每乞于人，有所得，粗敝者自食自衣，美者价卖于人，集资修学。冬则衣敝袍一身，夏则短衫或长衫一件。饮食即至臭不可闻者，亦不肯弃置于人。”有时菜根芋尾也吃不上，他宁愿扎紧裤腰带，甚至吃树皮，也不动用积攒的一分钱。
二是打短工。自从扛长活屡次被骗，为提防雇主耍赖，武训就专寻能够当场付钱的短工零活。史料载：“凡挑担，拉车，推磨，拉吨，即极艰苦之事，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可。”“充饥则赖乞食，积财则赖佣工。”时堂邑知县金林向山东巡抚衙门呈送的《武训事实详文》说：“该善士其性最勤，繁肩挑背负，苟可以得钱文者，虽披星戴月，无间寒暑，所得工价，除供母外，即筹设义学不遗余力。该善士其性最俭，凡为人役使远出，往往乞食。”
三是放账生息。武训在长年“且佣且乞”中积攒下一些钱之后，自然就生出一个如何存放这笔钱的问题。贷款生息也就成了武训义学款的另一重要来源。但因武训是个乞丐，社会地位低贱，谁都可以欺负他，加上他不识字，看不懂账单、文契，受愚弄被欺骗的事确有发生。放账收不回来对武训的刺激极大，史料载：“积渐多，谋放母权子息。始为黠者所绐，愤极而病。”为使放账生息不被人赖账，只有找有身份地位的当地士绅作保。就如武训歌谣里所唱：“穷的使，富的保，修个义学错不了。”武训最初求请馆陶县武进士娄峻岭、文生娄松岭兄弟代为作保。据《武训先生年谱》记载：“娄先生本是有身份的缙绅，哪里肯为这有‘义学症’的叫花子存钱呢？当然是拒而不纳。他就在娄先生大门外，直跪着，足足跪了一天一夜。娄先生看他有此诚意，又受他磨耐不过，就收下这二百多串钱，并代存放生息。”由此可见一斑。
武训自从将乞讨的钱放账生息后，资金积累速度加快，据光绪十四年（1888）《堂邑县知县郭春煦初次请奖详文》记载，二十余年间，武训积累的办学资金，“按照市价合银已在两千两以上。”武训从光绪五年（1879）就开始为置办义学校舍买房产，地址在馆陶县娄塔头，他希望请求该村士绅娄峻岭帮助把义学设在娄塔头，但娄峻岭不肯助成这桩好事。武训转而跪求堂邑县柳林镇士绅杨树坊，得到支持，杨树坊为他“综理其事。”光绪六年（1880），武训即在堂邑县大规模购置土地，作为“学田”，央求杨树坊为他招佃租种，以地租收入作为义塾持续办学经费的来源。光绪十三年（1887），柳林镇郭芬捐地一亩八分七厘，坐落在柳林镇东门外，成为武训第一所义学的校址。
校址选好后，武训把近十年来所典买之地两百三十余亩及历年所积2800吊钱，全部交给杨树坊等，土地做学田，钱做修建义塾之资，并把武庄、娄塔头两所（地基上的）房屋拆了，搬去柳林盖义学。鸠工饬材，约五六月，崇贤义塾乃成。其规模是“瓦厦二十间，二门、大门垣墙具备。”
崇贤义塾于光绪十四年（1888）初开学，聘请寿张县崔准任教师。崔为光绪二年（1876）举人，并为候选教习知事，有较高的身份与名气。当年招收“内课生童三十余人，外课生童二十余人”。一年后，又先后邀请一些鲁西北名流来义塾主讲，这些人不管到哪里教书，身边总跟着一群学生，造成了“数县学生，数十百里负笈来学”的盛况。这些塾师，据说是武训“跪求其门，务使应聘而来”请来的。义塾的学员，大部分并非贫寒子弟，这与武训“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初衷有差距。《武训历史调查记》总结：“在学生的成分方面，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尽管学堂盖好后，武训又到各穷人家叩头，请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但即使不收学费，挣扎在饥寒线上的赤贫人家也是不大可能有让孩子上学的念头。
在开学之日，武训“向塾师叩头，致敬维谨，次遍拜生童。具盛馔飨师，请邑绅为来宾陪之。己则立外屏息，以俟宴罢，而后啜其余沥，自以乞人不敢与塾师抗礼也”。开学之后，武训经常到塾中去，如发现师生教学读书懈怠，他就以长跪求塾师用心教书，跪求劝说学生勤学。
崇贤义塾教师的待遇是“延师束修一百金，薪水三十金。”“学中添置器用，统计支销杂款，共需钱一百余千”，其来源主要依仗武训所捐学田的地租，日用经费不足的部分，仍需武训从他照旧的乞讨、做短工、放债、磕头募捐所得中拿出部分填补。
崇贤义塾开学之后，杨树坊等人将武训乞讨兴学的情况向堂邑县署汇报，并为其请奖。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知县郭春煦接到杨树坊的报告几个月后，正式为武训呈请旌奖。山东巡抚张曜于当年九月向清廷奏请“准堂邑县民武七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以示旌奖”。光绪皇帝批示：“着照所请，礼部知道。”《清实录》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记载：“以捐款倡设义学。予山东堂邑县民武七建坊。”郭春煦只把“乐善好施”制成匾额，悬挂于崇贤义学，并未建坊。
武训一生参与修建义塾3处，就在筹建崇贤义塾的同时，他还捐助300吊钱，参与了杨二庄僧人创办的义塾。
武训兴办的第三处也是最后一处义学，是坐落在临清御史巷的义塾。兴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柳林和杨二庄两处义学建成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武训就来到临清，张道平的材料说，“临清书院训导王鼎和，招先生（武训）赴临清，垂询义学事，并力助先生劝募。”武训在临清办义塾，得到了当地士绅的极大赞助，他们态度积极，也肯在金钱上相助。临清御史巷义塾的筹建，有士绅们捐募给武训的几笔大宗银子相助。光绪二十二年（1896），临清御史巷义塾成立。建在乡下的崇贤义塾主要靠地租维持，为了维持临清义塾的开支，武训将乞募所得，购置了铺房和少量田屋，义塾所需费用主要靠放账和出租铺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去世，享年58岁。
武训忍受各种精神和肉体的凌辱与摧残，历尽千辛万苦，积得钱财，兴办免费学校，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乞丐兴办义务教育的神话。在他去世十几年后，清政府宣付国史馆为其立传，堪称“千古奇丐。”中华民国时期，武训受到普遍的颂扬，来自官方和民间各界的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四十多年持续不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江青主导形成的所谓《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1986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武训恢复名誉。
（曹振华）
武训
武训（1838—1896），又名武七，或武乞，人戏称“武豆沫”，东昌府堂邑县柳林镇（今属冠县）人，清末行乞办学的著名义丐。
据民国时期《武氏世系》记载，武训祖上是山西文水县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移民来到山东堂邑近古寨，在此地传至八世，又迁至武训出生地——堂邑武庄。这里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清朝末年，官府腐败，河工废弛，灾害频仍，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武家世代务农，武训出生时，家境极为贫寒，上有两个哥哥3个姐姐。7岁那年，父亲武宗禹去世，武训从此跟随母亲开始乞讨生涯。两个哥哥给当地富户扛活，借以糊口，武母兼做零活，一家人以此艰难度日。幼年武训对读书识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望。据史料载，武训“见乡塾儿童就学，心慕之，辄尾其后，群儿颇厌辱之，则大戚”。这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遭遇，对童年武训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于是武训发愿，“吾愿立义学数处，请名师，俾十数邑幼童皆来就学”“闻者莫不笑之。”武训童年渺茫的读书愿望及所受欺辱，终于变成了移山之志，最终以畸形的个人奋斗方式来实现。
武训幼年乞讨，稍长就到远房亲族家里当童工，十六七岁时，开始了正式的长工生活。他曾在馆陶县薛店村张姓地主家扛活数年，后又被馆陶县城北艾寨庄一个秀才觅去做长工几年。因他忠厚愚懦，接连遭受两家雇主同样的欺压：白干几年活，讨不到分文工钱，却找不到任何地方去评理，遂愤而决绝弃佣，开始了讨饭兴义学的痛苦过程。据《行乞兴学的武训先生》一文记载：“他郁郁然躺在磨房内，一连数日不言不食。”毅然“脱离了佣工的羁绊，开始流浪的乞丐生涯”。他说道：“扛活教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校。”
武训自从下定兴办义学的决心之后，便心无二用，一心一意扑在兴学上，如痴如醉，如癫似狂。以兴办义学为唯一生存目的的武训，从此永远告别了正常人的生活，留起不僧不俗的古怪发式，肩上背一个破布袋，手里拿一把破铜勺，嘴里念唱着自编的以兴义学为内容的歌谣，终年走街串巷，讨饭、表演杂技讨钱、出卖力气打短工，为他梦想中的义学苦苦筹款。武训筹措积累资金的途径有三：
一是乞讨。武训和有些乞丐一样，通过表演杂技节目，甚至不惜自我作践。如吞砖头瓦片儿，活吃蛇蝎以招徕观众，讨得看客们的一点点施舍。为了积累办学资金，他极力节衣缩食，将乞讨得来稍微干净、新鲜、完整一点的食物变卖成钱，和乞讨来的每一个铜板合在一起，积攒起来。据史料载：“武训自奉俭约。每乞于人，有所得，粗敝者自食自衣，美者价卖于人，集资修学。冬则衣敝袍一身，夏则短衫或长衫一件。饮食即至臭不可闻者，亦不肯弃置于人。”有时菜根芋尾也吃不上，他宁愿扎紧裤腰带，甚至吃树皮，也不动用积攒的一分钱。
二是打短工。自从扛长活屡次被骗，为提防雇主耍赖，武训就专寻能够当场付钱的短工零活。史料载：“凡挑担，拉车，推磨，拉吨，即极艰苦之事，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可。”“充饥则赖乞食，积财则赖佣工。”时堂邑知县金林向山东巡抚衙门呈送的《武训事实详文》说：“该善士其性最勤，繁肩挑背负，苟可以得钱文者，虽披星戴月，无间寒暑，所得工价，除供母外，即筹设义学不遗余力。该善士其性最俭，凡为人役使远出，往往乞食。”
三是放账生息。武训在长年“且佣且乞”中积攒下一些钱之后，自然就生出一个如何存放这笔钱的问题。贷款生息也就成了武训义学款的另一重要来源。但因武训是个乞丐，社会地位低贱，谁都可以欺负他，加上他不识字，看不懂账单、文契，受愚弄被欺骗的事确有发生。放账收不回来对武训的刺激极大，史料载：“积渐多，谋放母权子息。始为黠者所绐，愤极而病。”为使放账生息不被人赖账，只有找有身份地位的当地士绅作保。就如武训歌谣里所唱：“穷的使，富的保，修个义学错不了。”武训最初求请馆陶县武进士娄峻岭、文生娄松岭兄弟代为作保。据《武训先生年谱》记载：“娄先生本是有身份的缙绅，哪里肯为这有‘义学症’的叫花子存钱呢？当然是拒而不纳。他就在娄先生大门外，直跪着，足足跪了一天一夜。娄先生看他有此诚意，又受他磨耐不过，就收下这二百多串钱，并代存放生息。”由此可见一斑。
武训自从将乞讨的钱放账生息后，资金积累速度加快，据光绪十四年（1888）《堂邑县知县郭春煦初次请奖详文》记载，二十余年间，武训积累的办学资金，“按照市价合银已在两千两以上。”武训从光绪五年（1879）就开始为置办义学校舍买房产，地址在馆陶县娄塔头，他希望请求该村士绅娄峻岭帮助把义学设在娄塔头，但娄峻岭不肯助成这桩好事。武训转而跪求堂邑县柳林镇士绅杨树坊，得到支持，杨树坊为他“综理其事。”光绪六年（1880），武训即在堂邑县大规模购置土地，作为“学田”，央求杨树坊为他招佃租种，以地租收入作为义塾持续办学经费的来源。光绪十三年（1887），柳林镇郭芬捐地一亩八分七厘，坐落在柳林镇东门外，成为武训第一所义学的校址。
校址选好后，武训把近十年来所典买之地两百三十余亩及历年所积2800吊钱，全部交给杨树坊等，土地做学田，钱做修建义塾之资，并把武庄、娄塔头两所（地基上的）房屋拆了，搬去柳林盖义学。鸠工饬材，约五六月，崇贤义塾乃成。其规模是“瓦厦二十间，二门、大门垣墙具备。”
崇贤义塾于光绪十四年（1888）初开学，聘请寿张县崔准任教师。崔为光绪二年（1876）举人，并为候选教习知事，有较高的身份与名气。当年招收“内课生童三十余人，外课生童二十余人”。一年后，又先后邀请一些鲁西北名流来义塾主讲，这些人不管到哪里教书，身边总跟着一群学生，造成了“数县学生，数十百里负笈来学”的盛况。这些塾师，据说是武训“跪求其门，务使应聘而来”请来的。义塾的学员，大部分并非贫寒子弟，这与武训“修个义学为贫寒”的初衷有差距。《武训历史调查记》总结：“在学生的成分方面，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尽管学堂盖好后，武训又到各穷人家叩头，请他们的孩子去上学，但即使不收学费，挣扎在饥寒线上的赤贫人家也是不大可能有让孩子上学的念头。
在开学之日，武训“向塾师叩头，致敬维谨，次遍拜生童。具盛馔飨师，请邑绅为来宾陪之。己则立外屏息，以俟宴罢，而后啜其余沥，自以乞人不敢与塾师抗礼也”。开学之后，武训经常到塾中去，如发现师生教学读书懈怠，他就以长跪求塾师用心教书，跪求劝说学生勤学。
崇贤义塾教师的待遇是“延师束修一百金，薪水三十金。”“学中添置器用，统计支销杂款，共需钱一百余千”，其来源主要依仗武训所捐学田的地租，日用经费不足的部分，仍需武训从他照旧的乞讨、做短工、放债、磕头募捐所得中拿出部分填补。
崇贤义塾开学之后，杨树坊等人将武训乞讨兴学的情况向堂邑县署汇报，并为其请奖。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知县郭春煦接到杨树坊的报告几个月后，正式为武训呈请旌奖。山东巡抚张曜于当年九月向清廷奏请“准堂邑县民武七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以示旌奖”。光绪皇帝批示：“着照所请，礼部知道。”《清实录》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记载：“以捐款倡设义学。予山东堂邑县民武七建坊。”郭春煦只把“乐善好施”制成匾额，悬挂于崇贤义学，并未建坊。
武训一生参与修建义塾3处，就在筹建崇贤义塾的同时，他还捐助300吊钱，参与了杨二庄僧人创办的义塾。
武训兴办的第三处也是最后一处义学，是坐落在临清御史巷的义塾。兴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柳林和杨二庄两处义学建成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武训就来到临清，张道平的材料说，“临清书院训导王鼎和，招先生（武训）赴临清，垂询义学事，并力助先生劝募。”武训在临清办义塾，得到了当地士绅的极大赞助，他们态度积极，也肯在金钱上相助。临清御史巷义塾的筹建，有士绅们捐募给武训的几笔大宗银子相助。光绪二十二年（1896），临清御史巷义塾成立。建在乡下的崇贤义塾主要靠地租维持，为了维持临清义塾的开支，武训将乞募所得，购置了铺房和少量田屋，义塾所需费用主要靠放账和出租铺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去世，享年58岁。
武训忍受各种精神和肉体的凌辱与摧残，历尽千辛万苦，积得钱财，兴办免费学校，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乞丐兴办义务教育的神话。在他去世十几年后，清政府宣付国史馆为其立传，堪称“千古奇丐。”中华民国时期，武训受到普遍的颂扬，来自官方和民间各界的各种宣传纪念活动四十多年持续不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江青主导形成的所谓《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1986年5月，国务院批复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武训恢复名誉。
（曹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