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源（1815—1881），字本如，号鹤泉，胶州城关人。文学家、教育家。
匡源幼聪慧好学，才思敏捷，13岁考秀才，文采卓异。道光十九年（1839）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年（1840）会试中进士。同年五月，匡源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功底踏实、风度儒雅，深受朝中大臣杜受田的器重，不久又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匡源是一位有政治头脑和行政才能的封建官吏。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匡源以翰林院编修受钦命出任江西、山西的乡试主考官。这是他首次独当一面，为国选才。他虽然年轻，但虑事周全，处分适度，进退得宜，深得好评。道光二十七年（1847）再获重用，钦命任会试同考官，主持科举进士考试，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皇子奕詝入学，受杜受田荐举，道光帝派翰林院编修匡源入值上书房为奕詝讲经。次年，嗣母生父相继归天，匡源丁忧归里。
咸丰元年（1851），道光帝辞世，皇子奕登基，即咸丰帝。次年，匡源丁忧期满，奕不忘旧日情，降诏仍值上书房，并充日讲起居注官。咸丰三年（1853）再次着匡源出任会试同考官。次年，升任兵部右侍郎。时太平军起，义军向西、向北发展十分迅猛，八旗腐败，不堪战阵，而境外列强环伺，强权侵扰，关报不绝。匡源临危受命，部署调遣，选将运筹，一时颇为朝野倚重。咸丰五年（1855），匡源再受重任，改任吏部左侍郎，并代理礼部尚书，任经筵讲官，原兵部旧职荐举曾国藩接任。咸丰七年（1857），匡源升调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年，正式任军机处上行走，赐紫禁城骑马。短短6年，匡源即连升数级而进入中央权力中枢。同治元年（1862），匡源任职随称赞襄政务大臣。
匡源为官敬业清廉，严格自律。晚清政治腐败，贿赂公行，朝野奢靡，循私枉法，民怨沸腾。匡源痛恨腐败，立身清勤。他不置家产，不吸鸦片，不拉小圈子，“立朝无所攀附”，更不徇私枉法。一般朝臣总要为自己的家族谋一点利益，他们大都将亲属、族人、同乡、知交拉入朝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匡源在中央为官22年，匡氏家族没一人入仕，甚至连胶州同乡也没有人借他的关系入朝为官。按封建律例，枢臣要员可请封妻荫子，即使这样匡源也不贪占!咸丰帝对他的这种“密勿从公”的作风深表赞赏，亲书“三复白圭”匾额赐匡源以示嘉勉。
皇上曾依功按例封匡源长子匡寿林为三品荫生，据传当时匡大少爷已领旨登车，儿媳林氏（书法家林凤官之女）移步拜见公公，语及宦海险恶，丈夫为官难保清廉，一旦涉嫌，灾祸难免，不如免赴。匡源以为确论，自己正有此虑。于是临场弃官归第，飞章请辞，清廉守正之心可见一斑!
匡源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晚清国势积贫积弱十分痛心。他做过兵部、吏部、礼部行政长官，熟悉官场内情，为了扶危振纲，他写过很多针砭时弊的奏议，大胆提出打破种族界限、改革吏制、起用汉人、加强军备的建议，对“曾、左、胡”等汉族将领的任用也多有褒美之辞。
匡源也是一个守正不阿、关键时刻敢于拼死谏诤并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他身为汉人，立身满廷，本身就矮人一截，所以他立朝议事大多是参议而不争辩。他为人谦退，又学识渊博，谙熟官场，特别是任过吏部长官，对官员的各种情况比较熟悉，据传当时许多满族的中枢大臣，例如肃顺在起用汉人和处理满汉关系等问题上常常都要请教匡源，匡源也总能诚恳、客观地谈出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他一般不加争辩。但遇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史载他曾在朝廷上对当时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结党营私、误国害公进行弹劾。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大军压境，朝臣大多主逃，匡源居然力排众议，主张“固守安民，以待勤王。”皇帝依随众议否决了匡源的主张，他犹自一个人“泥首力争”，坚持停议“北狩”。咸丰帝逃热河，朝内的满汉大臣大都先自逃离。此时匡源系于圣上安危，“不及归第便驰骑以从。”史载“帝顾召左右，枢臣扈从只二三人，军机章京无一至者!”时朝中“政务军机皆失常度，行在安危系于一身。”匡源独立支撑危局，“军国擘划，章奏批答，皆出其手”，并“亲录档案，彻夜不眠。”从此咸丰帝更认清了这位老师的胆识、忠心和才能，对他更加信托，遂以“扈从文宗显皇帝北狩”赏戴花翎。军机处也于“北狩”后重组，由原六人减为四人，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匡源居军机第二位。英法议和，咸丰病危，临床把太子载淳托孤给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这8名当朝重臣，明令他们辅政这位幼子。
匡源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仍能保持臣节，不失大体。咸丰十一年（1861）秋，咸丰帝病死于承德，6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由肃顺等8位大臣辅政。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想借皇帝年幼之机，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便指示亲信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结果被辅政大臣以“本朝无皇太后垂帘故事”驳回。这使她意识到帝党势力强大，顾命八大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要拔掉这道铁栅，物色一个反肃势力的合适人选。恰好这时恭亲王奕䜣到承德吊丧，奕䜣为咸丰之异母弟，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一直谋划立身朝纲。慈禧太后认为时机到来，立即单独召见，密谋除掉辅政大臣。奕䜣提出“办此事非还京城不可。”慈禧担心列强反对，奕䜣保证“外国无异议”，慈禧遂决定发动政变。她命奕䜣先回京准备，然后故意把护卫咸丰帝灵柩的重任交给辅政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而让另外七位辅政大臣随她一道回京。慈禧一到北京，即宣布任命奕䜣议政王，由奕䜣带领群臣拥护慈安、慈禧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慈禧立即以“力主北狩，致先帝归天”“于幼帝无礼”“专擅不法”为借口下令逮捕辅政大臣，并首先问斩肃顺，这就是有名的“祺祥之变”。
垂帘伊始，便捕杀先帝领班顾命大臣，满朝文武无不悚惧!接着就是剪除包括匡源在内其余的“顾命大臣”。端华为肃顺之兄，他和载垣二人都是王爷，政治影响大，赐死。匡源在顾命中虽名列偏后，但他是执行者，又参与决策，行政能力强，为先帝倚重，被认为是“帝党”中的骨干，特别是对两宫垂帘，公然以“受先帝殊遇”为借口不随众赞同!慈禧觉得此人必须处死，以“力主北狩，致先帝归天”的理由就足够了。紧急关头，匡源伏阙力辩：“臣原不赞北狩之议，力谏固守，帝身已起，臣犹伏御榻力争!”
慈禧为收揽人心，于是将匡源及其余诸“顾命大臣”交部议“遣戍”（充军发配新疆）。慈禧见主凶已除，大局已定，匡源既有此等情由，索性好人做到底，便以“凶焰方张，彼亦难与争衡”为由，特别开恩，下旨免罪罢官。
同治三年（1864），匡源为表明政治态度，解开前面的死结，晋京为慈禧太后祝寿。太后当然不会起用这位“宿敌”，但又不能不安抚以示仁惠，“遂降旨赏给三品卿衔”，却不具体授职，她不能让一个“帝党分子”留在自己身边说三道四。
匡源20年官场，10年辉煌，忽然又死里逃生，简直如同一场噩梦。此时匡源正是年富力强之时，政治上可以有一番作为，但是以当时的形势，东山再起已是不可能了，只能是“独善其身”，理家教子或者开馆授徒了。祸不单行，匡源免官第二天，北京的府第连续遭抢劫，他本来就不富裕，更是连回家的盘费也没有了。此时的北京是一个政治旋涡，他必须迅速离开!他以最快的速度辞谢亲友，变卖家产，往家乡赶路，可是勉强走到济南，路费已经告罄。幸而山东巡抚闫敬铭为匡源门生，听到老师来到他的辖区，立即郊迎盛请。闫敬铭理解匡源此时的感受，他正需要这样一个资深学富、通经明理、擅于仕途、精通科举的通才发展山东教育，立即诚聘匡源为“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两个学院的院长。
匡源不愧是教育家，他迅速延揽了一批高水平的名儒硕师任教，协助发展书院教育，他本人也亲自传道授业。匡源以丰富的从政阅历，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独到的教学方法和深入浅出的讲述才能，赢得了学子的深深拥戴。他首先按水平高低、闻道先后分别了传道、授业的层次，然后勉励门生求科第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得科第以经世致用、兼善天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他自己以身作则，要求学子们对经书义理必得“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居敬持志”，在他的指导下学子们进步很快。
匡源主持两院讲学17年，从学弟子达3000人，科举金榜高中者四百余人，成果之盛在清朝历史上是少有的。外地慕名而求学的非常多，他自己也获得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极大乐趣。在他的门生中，知名度较高的亦不下百人，如潍县曹鸿勋，考中状元；济南张应麟，官至尚书；胶州杨际清、法伟堂，福山王懿荣等皆为翰林，而王懿荣又是中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创始人；黄钰，官至尚书；胶州柯劭忞，知名的史学家，以及王兰升等均学养兼优，功业显著。
匡源又是一位文学家。他治学谨严，不慕时尚，认真刻苦，造诣极深。他擅诗文，喜读欧阳永叔、刘梦得，书法初习欧、赵，晚习李百海，画私淑王麓基，交往的人极多，大多是有名的人物，其中有书画篆刻家赵之谦，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林凤官，著名考古学家陈介祺，著名画家张士保，货币专家李佐贤等。
光绪七年（1881），匡源病死于济南泺源书院，享年66岁，门生故吏争着出资为其办理丧事，为他送葬、牵引灵柩的达数百人，临歧祭钱者痛哭失声。殁后，门生曹鸿勋为其立教思碑于泺源书院，述其传道、授业、为国育才的丰功伟绩，俾以永垂不朽。
匡源生前著述较多，主要有《珠云仙馆诗文钞》《名山卧游录》《奏议存稿》《画学先资》《制艺卮言》《历代文选》《历代诗选》《唐宋元明绝句选》《胶州诗钞》12卷（与姬凤举合作）等。
（宋普）
匡源
匡源（1815—1881），字本如，号鹤泉，胶州城关人。文学家、教育家。
匡源幼聪慧好学，才思敏捷，13岁考秀才，文采卓异。道光十九年（1839）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年（1840）会试中进士。同年五月，匡源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功底踏实、风度儒雅，深受朝中大臣杜受田的器重，不久又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匡源是一位有政治头脑和行政才能的封建官吏。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匡源以翰林院编修受钦命出任江西、山西的乡试主考官。这是他首次独当一面，为国选才。他虽然年轻，但虑事周全，处分适度，进退得宜，深得好评。道光二十七年（1847）再获重用，钦命任会试同考官，主持科举进士考试，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月，皇子奕詝入学，受杜受田荐举，道光帝派翰林院编修匡源入值上书房为奕詝讲经。次年，嗣母生父相继归天，匡源丁忧归里。
咸丰元年（1851），道光帝辞世，皇子奕登基，即咸丰帝。次年，匡源丁忧期满，奕不忘旧日情，降诏仍值上书房，并充日讲起居注官。咸丰三年（1853）再次着匡源出任会试同考官。次年，升任兵部右侍郎。时太平军起，义军向西、向北发展十分迅猛，八旗腐败，不堪战阵，而境外列强环伺，强权侵扰，关报不绝。匡源临危受命，部署调遣，选将运筹，一时颇为朝野倚重。咸丰五年（1855），匡源再受重任，改任吏部左侍郎，并代理礼部尚书，任经筵讲官，原兵部旧职荐举曾国藩接任。咸丰七年（1857），匡源升调军机处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年，正式任军机处上行走，赐紫禁城骑马。短短6年，匡源即连升数级而进入中央权力中枢。同治元年（1862），匡源任职随称赞襄政务大臣。
匡源为官敬业清廉，严格自律。晚清政治腐败，贿赂公行，朝野奢靡，循私枉法，民怨沸腾。匡源痛恨腐败，立身清勤。他不置家产，不吸鸦片，不拉小圈子，“立朝无所攀附”，更不徇私枉法。一般朝臣总要为自己的家族谋一点利益，他们大都将亲属、族人、同乡、知交拉入朝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匡源在中央为官22年，匡氏家族没一人入仕，甚至连胶州同乡也没有人借他的关系入朝为官。按封建律例，枢臣要员可请封妻荫子，即使这样匡源也不贪占!咸丰帝对他的这种“密勿从公”的作风深表赞赏，亲书“三复白圭”匾额赐匡源以示嘉勉。
皇上曾依功按例封匡源长子匡寿林为三品荫生，据传当时匡大少爷已领旨登车，儿媳林氏（书法家林凤官之女）移步拜见公公，语及宦海险恶，丈夫为官难保清廉，一旦涉嫌，灾祸难免，不如免赴。匡源以为确论，自己正有此虑。于是临场弃官归第，飞章请辞，清廉守正之心可见一斑!
匡源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对晚清国势积贫积弱十分痛心。他做过兵部、吏部、礼部行政长官，熟悉官场内情，为了扶危振纲，他写过很多针砭时弊的奏议，大胆提出打破种族界限、改革吏制、起用汉人、加强军备的建议，对“曾、左、胡”等汉族将领的任用也多有褒美之辞。
匡源也是一个守正不阿、关键时刻敢于拼死谏诤并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他身为汉人，立身满廷，本身就矮人一截，所以他立朝议事大多是参议而不争辩。他为人谦退，又学识渊博，谙熟官场，特别是任过吏部长官，对官员的各种情况比较熟悉，据传当时许多满族的中枢大臣，例如肃顺在起用汉人和处理满汉关系等问题上常常都要请教匡源，匡源也总能诚恳、客观地谈出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他一般不加争辩。但遇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敢于坚持正确意见，史载他曾在朝廷上对当时权臣户部尚书肃顺结党营私、误国害公进行弹劾。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大军压境，朝臣大多主逃，匡源居然力排众议，主张“固守安民，以待勤王。”皇帝依随众议否决了匡源的主张，他犹自一个人“泥首力争”，坚持停议“北狩”。咸丰帝逃热河，朝内的满汉大臣大都先自逃离。此时匡源系于圣上安危，“不及归第便驰骑以从。”史载“帝顾召左右，枢臣扈从只二三人，军机章京无一至者!”时朝中“政务军机皆失常度，行在安危系于一身。”匡源独立支撑危局，“军国擘划，章奏批答，皆出其手”，并“亲录档案，彻夜不眠。”从此咸丰帝更认清了这位老师的胆识、忠心和才能，对他更加信托，遂以“扈从文宗显皇帝北狩”赏戴花翎。军机处也于“北狩”后重组，由原六人减为四人，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匡源居军机第二位。英法议和，咸丰病危，临床把太子载淳托孤给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这8名当朝重臣，明令他们辅政这位幼子。
匡源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仍能保持臣节，不失大体。咸丰十一年（1861）秋，咸丰帝病死于承德，6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由肃顺等8位大臣辅政。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想借皇帝年幼之机，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便指示亲信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结果被辅政大臣以“本朝无皇太后垂帘故事”驳回。这使她意识到帝党势力强大，顾命八大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要拔掉这道铁栅，物色一个反肃势力的合适人选。恰好这时恭亲王奕䜣到承德吊丧，奕䜣为咸丰之异母弟，长期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一直谋划立身朝纲。慈禧太后认为时机到来，立即单独召见，密谋除掉辅政大臣。奕䜣提出“办此事非还京城不可。”慈禧担心列强反对，奕䜣保证“外国无异议”，慈禧遂决定发动政变。她命奕䜣先回京准备，然后故意把护卫咸丰帝灵柩的重任交给辅政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而让另外七位辅政大臣随她一道回京。慈禧一到北京，即宣布任命奕䜣议政王，由奕䜣带领群臣拥护慈安、慈禧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慈禧立即以“力主北狩，致先帝归天”“于幼帝无礼”“专擅不法”为借口下令逮捕辅政大臣，并首先问斩肃顺，这就是有名的“祺祥之变”。
垂帘伊始，便捕杀先帝领班顾命大臣，满朝文武无不悚惧!接着就是剪除包括匡源在内其余的“顾命大臣”。端华为肃顺之兄，他和载垣二人都是王爷，政治影响大，赐死。匡源在顾命中虽名列偏后，但他是执行者，又参与决策，行政能力强，为先帝倚重，被认为是“帝党”中的骨干，特别是对两宫垂帘，公然以“受先帝殊遇”为借口不随众赞同!慈禧觉得此人必须处死，以“力主北狩，致先帝归天”的理由就足够了。紧急关头，匡源伏阙力辩：“臣原不赞北狩之议，力谏固守，帝身已起，臣犹伏御榻力争!”
慈禧为收揽人心，于是将匡源及其余诸“顾命大臣”交部议“遣戍”（充军发配新疆）。慈禧见主凶已除，大局已定，匡源既有此等情由，索性好人做到底，便以“凶焰方张，彼亦难与争衡”为由，特别开恩，下旨免罪罢官。
同治三年（1864），匡源为表明政治态度，解开前面的死结，晋京为慈禧太后祝寿。太后当然不会起用这位“宿敌”，但又不能不安抚以示仁惠，“遂降旨赏给三品卿衔”，却不具体授职，她不能让一个“帝党分子”留在自己身边说三道四。
匡源20年官场，10年辉煌，忽然又死里逃生，简直如同一场噩梦。此时匡源正是年富力强之时，政治上可以有一番作为，但是以当时的形势，东山再起已是不可能了，只能是“独善其身”，理家教子或者开馆授徒了。祸不单行，匡源免官第二天，北京的府第连续遭抢劫，他本来就不富裕，更是连回家的盘费也没有了。此时的北京是一个政治旋涡，他必须迅速离开!他以最快的速度辞谢亲友，变卖家产，往家乡赶路，可是勉强走到济南，路费已经告罄。幸而山东巡抚闫敬铭为匡源门生，听到老师来到他的辖区，立即郊迎盛请。闫敬铭理解匡源此时的感受，他正需要这样一个资深学富、通经明理、擅于仕途、精通科举的通才发展山东教育，立即诚聘匡源为“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两个学院的院长。
匡源不愧是教育家，他迅速延揽了一批高水平的名儒硕师任教，协助发展书院教育，他本人也亲自传道授业。匡源以丰富的从政阅历，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独到的教学方法和深入浅出的讲述才能，赢得了学子的深深拥戴。他首先按水平高低、闻道先后分别了传道、授业的层次，然后勉励门生求科第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得科第以经世致用、兼善天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他自己以身作则，要求学子们对经书义理必得“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居敬持志”，在他的指导下学子们进步很快。
匡源主持两院讲学17年，从学弟子达3000人，科举金榜高中者四百余人，成果之盛在清朝历史上是少有的。外地慕名而求学的非常多，他自己也获得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极大乐趣。在他的门生中，知名度较高的亦不下百人，如潍县曹鸿勋，考中状元；济南张应麟，官至尚书；胶州杨际清、法伟堂，福山王懿荣等皆为翰林，而王懿荣又是中国著名的甲骨文研究创始人；黄钰，官至尚书；胶州柯劭忞，知名的史学家，以及王兰升等均学养兼优，功业显著。
匡源又是一位文学家。他治学谨严，不慕时尚，认真刻苦，造诣极深。他擅诗文，喜读欧阳永叔、刘梦得，书法初习欧、赵，晚习李百海，画私淑王麓基，交往的人极多，大多是有名的人物，其中有书画篆刻家赵之谦，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林凤官，著名考古学家陈介祺，著名画家张士保，货币专家李佐贤等。
光绪七年（1881），匡源病死于济南泺源书院，享年66岁，门生故吏争着出资为其办理丧事，为他送葬、牵引灵柩的达数百人，临歧祭钱者痛哭失声。殁后，门生曹鸿勋为其立教思碑于泺源书院，述其传道、授业、为国育才的丰功伟绩，俾以永垂不朽。
匡源生前著述较多，主要有《珠云仙馆诗文钞》《名山卧游录》《奏议存稿》《画学先资》《制艺卮言》《历代文选》《历代诗选》《唐宋元明绝句选》《胶州诗钞》12卷（与姬凤举合作）等。
（宋普）